第六章　《鬼神之明》与东周的“多元鬼神观”——以‘天常’、‘天礼’和‘天神’为中心的考察

上博馆藏楚竹书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再次引出了孔子对宗教祭祀究竟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扩展为孔子到底信不信或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超验性天命和神意的存在。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从‘三代’的宗教传统出发，或者相反立足与这个传统完全断裂的立场，来观察孔子是如何面对宗教的，那就容易作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注：有关‘三代’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与东周子学的关系，请参阅〔美〕克里斯蒂安·乔基姆氏的《中国的宗教精神》（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余敦康氏的《宗教·哲学·伦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三代’宗教与东周哲学，不能看成是单一性的和直线式的前后转变关系。）春秋以降兴起的子学及其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和交涉，既造就了哲学理性昂扬的趋势，亦使宗教得以转化并呈现出多元的局面。上博简第五册的《鬼神之明》和《三德》（注：有关《三德》的编联和释文问题，参阅马承源氏主編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陈剑氏的《〈三德〉竹简编联的一处补正》（简帛网，2006年4月1日）；曹峰氏的《〈三德〉的编联与分章》（见《上博楚简思想研究》，台北：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等。），是另外两篇有关宗教和超验力量言论的异常珍贵文献。《鬼神之明》恐怕不属于墨家的作品（注：整理者认为是《墨子》的佚文，但实际上它不能代表墨子的思想，更准确地说它与墨子有着冲突的一面。参阅本书有关《鬼神之明》讨论的章节。），《三德》也许可以列到儒家的范畴中（注：曹峰氏认为它与《黄帝四经》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参阅曹峰氏的《〈三德〉与〈黄帝四经〉对比研究》，见《上博楚简思想研究》，台北：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但《三德》明显具有儒家的倾向特别是儒家‘礼’方面的特质，也很注重‘农时’的观念。它没有明显融合道家什么东西，更没有融合法家的东西，因此，整体上它也许可以列为儒家。至于它与《黄帝四经》之间的类似性，是《三德》受了《黄帝四经》的影响，还是相反，这牵涉到这两个文献的先后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不管如何，因这些新文献使东周子学显示出过去未曾看到的宗教新场景，确实令人有始料未及之感。《鬼神之明》对‘鬼神’监护天下能力承认又怀疑的二重性，是与墨子无保留地深信‘鬼神’在世间的赏罚能力有所不同的另一种“鬼神观”（不是与此对立的“无鬼论”）。一般来说主要是融合了道、法、儒的黄老学，固然拥有天道和自然理性的观念，但并没有明显的以‘上帝’、‘天神’等为中心的宗教形态。《三德》在保持着儒家自然理性和天道观的同时，还特别为孔子之后的儒家增添了宗教的画面，许多宗教符号和观念都汇集于此，诸如‘天’、‘天神’、‘皇天’、‘上帝’、‘天礼’、‘天命’、‘鬼神’、‘天灾’、‘上天’和‘祭祀’，等等；而且其中还出现了作为“灾异论”先声的‘天’降‘灾’和降‘异’的说法。《三德》的神意论宗教意识关心的主要不是个人的自救和解脱，而是天下和国家的生存、秩序及安宁的整体前景，这是一个天道与人道彼此作用、天意与人意相互感通和共鸣的天上—人间息息相关的连体、连动结构。这种既有区别又有密切关涉的综合体，是宗教的，同时又是政治的和道德的；是政治的和伦理的，同时也是宗教的；是“神道设教”和“神道设政”，又是“祭政一致”和“神政一体”。从孔子到孟子特别是到荀子，越来越人文理性化和自然化的儒家，因《三德》又展现出了一套强烈的“神意论”风貌，确实需要对此另眼相看。下面我们就来具体探讨一下《三德》的自然理性、天道观和与之并存的神意论，看看自然理性与宗教意识集于一身的二重构造。（注：有关《三德》思想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其中有汤浅邦弘氏的《上博楚简〈三德〉的天人相关思想》（《会议论文集（上博简卷）》，打印稿）；福田一也氏的《上博简五〈三德〉篇中‘天’的观念》（载同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