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这一章开头曾经引用的王国维评论李煜的那一则词话上来。周煦良说王国维“偏爱李煜、推崇李煜”的确是事实，我们不妨来看另一则词话：“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57)正如有学者曾经指出，王国维这里对周济的批评是缺乏根据的。周济的确对三家之词作过一番比较。《介存斋论词杂著》中写道：“李后主词，如生马驹，不受控捉。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58)显然，周济对三家之词并没有褒贬之意。在他看来，三家词皆可比喻为“天下美妇人”，只是风格不同而已。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是指李煜词的风格更近于“自然”。那么王国维为什么会做出如此激烈的反应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三家词是有高下之别的。他在另一则词话中明确写道：“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59)所谓“句秀”是指温庭筠的词语言婉丽，具有形式之美。这与他对温词“精艳绝人”的评价是一致的。而李煜的“神秀”则显然包括了作品的“精神内容”。如果以“精神内容”为衡，只有“句秀”的温庭筠和李煜自然不可相提并论。
作为一位亡国之君，前人对李煜词思想内容的评价并不高，至多说他写出了“亡国之音哀以思”（黄昇《花庵词选》）。王国维为何给予李煜词如此崇高的精神评价呢？这显然不是个人的“偏爱”和“推崇”就可以完全解释的。在王国维这种评价背后，暗含着一种独特的人生哲学。据王国维自述，在青年时期曾有一段“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而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中，最吸引他的就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在王国维的文学评论中，有两处最为集中地体现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影响。一处是早期的《红楼梦评论》，再一处就是《人间词话》中这一段关于李煜的论述。
叔本华的美学是从属于这种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叔本华认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本体是所谓“意志”。这种意志在客体化过程中，转化为一种“生活之欲”。王国维转述其观点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60)生活的本质是痛苦，而艺术的功能就是帮助人类暂时地摆脱这种痛苦。用王国维的话说：“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侪冯生之徒，于此桎梏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61)正是叔本华这种以欲望和痛苦为生活本质的人生观和以痛苦的暂时解脱为目的的艺术观，构成了王国维评价李煜词的阐释基础。下面我们将尝试逐一指出隐藏在这则词话背后的叔本华思想来源。
其一，王国维这则词话的第一句引用了尼采的话，“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62)佛雏指出，王国维对尼采的引用“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因为“尼采所要求的‘以血书者’，指的是写出‘勇敢’、‘刚强’、‘总有着疯狂’的‘战士’或者‘硕大而崇高’的人之心声或‘大笑’，指的是‘权力意志’的艺术地外现”。这与李煜词中表现的思想情感是完全不符的。(63)佛雏的观察是正确的。叔本华曾指出，作为取消生命意志的手段，人类只有在痛苦中才能认识生活的内在本质，但这种痛苦的体验的深度并不是一致的。叔本华说：“一个人越富于智慧，他的认识越明确，就越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64)王国维在这里并不是在尼采原来的意义上采用这个概念，他只是借用尼采“血书”的说法，来说明李煜所体验痛苦的深度，即所谓“泪尽继之以血”，其思想背景依然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其二，如果和下面一段话联系起来，这一思想脉络就更加清晰了。王国维接下来写道：“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这段话的理论基础，是叔本华对天才与常人两种痛苦的性质的区分。叔本华认为，前者的痛苦是普遍的，后者的痛苦则只有个别的意义。他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写道：“这个忍受痛苦的人若要真正是我们所敬重的，那就必须是这样：即是说在他把他的生平当作一连串的痛苦来回顾时，或是在为一个巨大的、无法得到慰藉的创痛而悲伤时，他所看到的并不是陷他一生于悲苦的一系列情境。并不止于他个人遭受的个别的重大不幸——因为如果只是这样来看，则他的认识还是服从于根据律的，还是胶着在个别现象上的。他还是一贯地要活命，不过是不想在他遭遇的这些条件下活命而已——而是他的眼光已从个别人上升到一般，他已经把自己的痛苦看作整个痛苦的一个特例，而是当他在伦理方面成为天才时已把自己的痛苦只算作千百种痛苦中的一个情况。因而这人生的全部既被理解为本质上的痛苦，已使他达到无欲无求的境界。”(65)叔本华在这里描述的差异就是王国维在宋徽宗与李煜之间作出的区分。在叔本华看来，遭遇和忍受巨大的痛苦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解脱。如果不能在痛苦中从个别上升为一般，上升为对生命本质的认识，那么这种痛苦仍然是囿于根据律的生命的困扰。王国维说“道君皇帝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而李煜作为一个艺术天才，他所传达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本质的痛苦。用叔本华的话说，天才“意识到一切生命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王国维会说，两者“其大小固不同矣”。
最后，我们就接触到了使周煦良和许多研究者感到困惑不解的那个问题。王国维为什么说李煜的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呢？其实答案同样隐伏在叔本华的著作中。西方哲学原本与其基督教传统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叔本华曾直接借助宗教的原罪和救赎观念来阐述其“生命意志”学说。他认为创世纪中人类的祖先亚当触犯了戒律，因此亚当便是“生命意志的肯定的象征。亚当传给我们的原罪使我们一切人都得分受痛苦和永久的死亡”。人身上的原罪使其不能通过现实的行动来获得解脱，而只能依赖于哲学与宗教的信仰来使自己获得救赎。如果说亚当是人类原罪的象征，那么耶稣就被叔本华视为人类救赎的象征。叔本华下面这段话值得给予充分的注意：“我们一切人既是由于人的第一祖先已陷于罪，都分有其罪，都逃不脱死亡和灾害。那么我们一切人也只能由于天惠和神性的居间人——耶稣承担了我们无量的罪恶才能得救。”(66)叔本华这段论述一定给王国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早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就大胆地采用了当时对于一般中国知识分子还颇为陌生的“原罪”观念来解释《红楼梦》的思想意义。他在文章中写道：“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谬误。”(67)又说，“夫人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夫吾人之同胞，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谬误，反覆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则夫绝弃人伦如宝玉其人者，自普通之道德言之，固无所辞其不忠不孝之罪；若开天眼而观之，则彼固可谓干父之蛊者也。”(68)
如果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主要是借助“原罪”观念来为贾宝玉“悬崖撒手”的行为辩解，那么在《人间词话》中，他发挥的主要是与之相联系的“救赎”的观念。王国维认为：“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罗门教及佛教，希伯来之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69)在他看来，李煜的词同样具有这样一种救赎的功能。作为一个艺术天才，李煜在词中所表现的痛苦，不是一己的痛苦，而是全人类普遍的痛苦，就此而言，他的词所表现的精神意义与佛教、基督教的教义是完全一致的。所以王国维称其“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现在，如果再回头把常州词派对温庭筠与王国维对李煜的评论作一概略的比较，我们就会不期而然地发现，两种不同的文学阐释，恰好具体地折射出中西文化之间一种深刻的思想差异。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两位学者曾经指出的那样，以孔子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的内在宇宙论并不诉诸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原理。而西方思想传统却一直以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原理作为世界的本原。例如在叔本华的哲学里，这种形而上学的原理就是“意志”，这种形而上学的原理是先于一切现象而独立存在的，它决定着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而各种具体事物却不能反过来决定它。(70)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可知生活之欲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71)如果追根溯源，这种形而上学原理与西方宗教中上帝的观念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它与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同样的超验性质，它们都代表着一种普遍的、永恒的、本体性的存在。而与那些个别的、变化的、现象性的具体事物构成一种基础性的二元对立，并由此建构出王国维心目中的“宇宙人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王国维可以在叔本华哲学与宗教传统之间作一种轻易的切换。这种切换在西方思想和文学的“阐释共同体”内部是为若干心照不宣的文化预设共同地予以认可和确证的。
在历史上，王国维是第一个自觉地走出中国古代诗学这个“阐释共同体”，而进入另一个与之迥然有别的西方诗学“阐释共同体”的学者。但是，在这一果断的跨越背后，我们也能发现在他的许多同时代知识分子身上同样反映出来的犹豫、动摇、矛盾，甚至是回归。下面一则词话值得我们留意，因为它揭示了王国维不同时期思想中发生的一些深刻和隐秘的变化。《人间词话》手稿第七十则云：“宋直方《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谭复堂《蝶恋花》‘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可谓寄兴深微。”(72)这则词话开始并未受到作者的重视，因而没有出现在1908年发表的那一批词话中，但在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避乱寓居日本期间，他却特地选出这则词话，不仅将其编入《人间词话》自选本，而且在开头加上“国朝词人，余最爱”一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时此刻的王国维为什么会对这两首词流露出特殊的喜爱呢？
清初词人宋徵舆（字直方）的《蝶恋花》原词为：
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 偏是断肠花不落，人苦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只今霜夜思量著。(73)
另一首谭献的《蝶恋花》原词如下：
帐里迷离香似雾，不烬炉灰，酒醒闻余语。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 莲子青青心独苦，一唱将离，日日风兼雨。豆蔻香残杨柳暮，当时人面无寻处。(74)
这两首词采用的都是典型的“比兴寄托”的写法。即所谓“托志帷房，眷怀君国”。前一首词表现了宋徵舆降清后对故国的眷恋和“曾误当初青女约”的悔恨。这种复杂的心理是借一位女子“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的行动暗示出来的。在后一首词中，谭献用“莲子青青心独苦”来寄托对国势衰微的忧虑和哀伤，用“豆蔻香残杨柳暮，当时人面无寻处”来象喻政治理想的破灭。王国维说这两首词“寄兴深微”，说明他不仅读懂了这两首词背后的政治寄托，而且对其采用的比兴寄托方式十分称许。王国维态度的转变应当与他当时的政治立场与处境有关。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避走东瀛，这两首词中所寄托的情感与他当时的内心体验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使他对这两首词独有会心。如果仅就这则词话来看，王国维可以说已经完全站在常州词派的诗学立场上了。令人感慨的是，促使王国维发生这一转变的，不是别的，正是被他在理论上一度唾弃的历史本身。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1)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第510页。
(2) 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609页。
(3) 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3、1614页。
(4)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5~466页。
(5) 周煦良：《〈人间词话〉评述》，《书林》，1980年第1期。
(6) E.D.Hirsh.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5.
(7) 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1.
(8) Ibid.p.335.
(9) 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7页。
(10) 施蛰存：《历代词选集叙录》，《词学》，第6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6页。
(11) 朱自清：《诗言志辨》，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53页。
(12) F.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98.
(13) 白居易：《与元九书》，《白居易文集校注》，谢思炜校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323页。
(14) 《毛诗正义》卷一，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71页。
(15)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页。
(16) 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631页。
(17) 周济：《存审轩词》，光绪十八年（1893）周恭寿刻本，卷首自序。
(18) 魏源：《序》，陈沅《诗比兴笺》，北京，中华书局，1959，第1页。
(19) J.B.Henderson. 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Chinese Cosm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
(20)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1.
(21) ［法］弗朗索瓦·于连：《迂回与进入》，杜小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71页。
(22) 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3册，第2689页。
(23) 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3页。
(24) 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2页。
(25)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30页。
(26)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43页。
(27) 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987页。
(28) 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987页。
(29) 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993页。
(30) 张惠言：《张惠言论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17页。
(31)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31页。
(32)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4页。
(33)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8页。
(34)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45页。
(35)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26页。
(36)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30页。
(37) 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567页。
(38) 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23页。
(39) 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4003页。
(40)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797页。
(41)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77~478页。
(42)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19、520页。
(43)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375页。引用时作者对译文有修改。
(44)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99页。
(45)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78页。
(46) 卢善庆：《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第435页。
(47) 关于王国维的“诗人之境”与“常人之境”更细致的分析，详见拙文《眼睛的符号学取向——王国维“境界说”探源之一》，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4期。
(48) 王国维：《〈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91页。
(49) 关于王国维与谷鲁斯“内摹仿说”的关系，详见拙文《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王国维“境界说”探源之三》，载于《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50)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71页。
(51)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70页。
(52)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65页。
(53)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第271页。
(54) 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第17页。
(55) 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4册，第3990页。
(56)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7—468页。
(57)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5页。
(58)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2册，第1633页。
(59)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464页。
(60)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5页。
(6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63~64页。
(62) 王国维：《人间词话》，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465页。
(63)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17页。
(64)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第425页。作者对译文有修改。
(65)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第542~543页。
(66)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第558页。作者对译文有修改。
(67)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70页。
(68)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71页。
(69)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72页。
(70) 参见［美］郝大维、安乐哲著：《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内在宇宙论》一节，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14~17页。
(71)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61页。
(72)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卷，第510页。
(73) 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6页。
(74) 谭献辑：《清词一千首》，杭州，西泠印社，2007，第360~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