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词论》的流布也还有必要再作讨论。
事实上，《词论》作于李清照早年的观点早有学者提出，并非笔者的发明。20世纪50年代末，黄盛璋先生即表示：“这篇《词论》写作时间可能相当地早……写作时间属于北宋应该可以肯定。”(34)这与夏承焘先生“疑心是早日遭乱以前之作”(35)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黄文提到：“夏瞿禅师曾面告作者，他以为这是她少年的作品，后来看法可能有改变，所以没有遵照这个标准。”显然，夏、黄二位相信《词论》可能作于李清照“少年”时期，只是苦于缺少证据，故系于北宋。1990年，周桂峰先生发表《李清照〈词论〉作于早年说》，结合《苕溪渔隐丛话》的编排及晁补之与李格非的交谊进行论证，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李清照《词论》的写作时间不晚于1110年，其年李清照二十七岁，早则可能在1101年左右，其时李清照十七八岁”。同时表示：“从《词论》的虎虎生气又不无偏颇的情况看，写于十八九岁是极有可能的”；“李清照的《词论》极有可能是经晁无咎之手传出的”。(36)周文关于《词论》作于李清照十七八岁时的观点虽未被学界接受，但他指出的李清照与晁无咎的关系、胡仔对《词论》的特殊处理等意见，则对后来的李清照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词论》如何“经晁无咎之手传出”呢？周文是这样解释的：“晁氏在称道其文学才能的同时，也就把这篇充满锐气的《词论》作为‘新奇可喜’之论挂在口头，传之他人了。”周文此说忽略了一点，即《词论》作为一篇有一定篇幅，且相对完备、整饬的文字，不可能得自口传。即便晁补之向他人称道《词论》，也只会是述其大概，方合常情。
周文称胡仔所得《词论》属“闻见之既得者”，亦须再作分析。胡仔《丛话前集序》说得很清楚：“余今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又因以余旧所闻见，为说以附益之。”(37)据此，《丛话》主要采自元祐以来各种诗话及史传小说，而胡仔本人“旧所闻见”应该在诗话、史传、小说之外。也就是说，如果《词论》得自胡仔“旧所闻见”，那么不外两种情况：一是胡仔与人接谈所得，二是胡仔看过李清照文集。既然《词论》不可能得自口传，我们又能否证实，《词论》乃胡仔录自李清照文集？
我们知道，《丛话》前集卷六十“丽人杂记”条以“苕溪渔隐曰”的形式提到李清照，称“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并引李词《如梦令》（昨夜风疏雨骤）全文及《醉花阴》末两句“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为例。此外，胡仔还提到李清照晚年再嫁张汝舟事，谓李文《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所言“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但这并不能证实胡仔看过李清照文集。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亦记李清照事，道：“李氏自号易安居士，赵明诚德夫之室，李文叔女，有才思，文章落纸，人争传之。小词多脍炙人口，已版行于世，他文少有见者。”继而抄录《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全文。赵书后于胡纂五十余年，犹言清照文章少见，可知胡仔其时，包含诗、词、文在内的李清照文集刊刻行世，可能性微乎其微。(38)也正因为胡仔并未得睹李清照文集，故《丛话》后集卷四十“丽人杂记”涉及李清照者，只有得自《诗说隽永》和《四六谈麈》两条，胡仔本人并无补充。
《词论》既非胡仔“旧所闻见”，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即录自胡仔编纂《丛话》后集时新得之书。《丛话后集序》对此亦有交待：“及归苕溪，又获数书，其间多评诗句，不忍弃之，遂再采摭，因而捃收群书，旧有遗者，及就余闻见有继得者，各附益之，离为四十卷。”看来，胡仔新得到的几种“多评诗句”之书，极有可能就是《词论》的来源。
《丛话》引书仅见于后集且“多评诗句”者，略有《诗说隽永》、《许彦周诗话》、《艺苑雌黄》、《复斋漫录》数种，其中《诗说隽永》提到李清照：“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建炎初从秘阁守建康，作诗云：‘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此条为《丛话》后集卷四十“丽人杂记”所录。但《诗说隽永》只说诗而不及词，故《词论》不可能出自该书。余下三种中可能性最大的，应该还是载有“晁无咎评本朝乐章”的《复斋漫录》。
《复斋漫录》即《能改斋漫录》。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能改斋漫录》出版说明，《能改斋漫录》编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154—1157）间，隆兴初年（1163）禁毁，绍熙元年（1190）重刻，然多有删削，已非原貌。《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编于乾道初年（1165），正值《能改斋漫录》毁版之后，故所引均称引自《复斋漫录》。“疑当时传本，用《复斋漫录》之名以避耳目”。(39)《能改斋漫录》不但论诗及事、论诗及辞的内容远远超过《诗说隽永》等书，更有“乐府”两卷，专收词话部分，“晁无咎评本朝乐章”即见于该书第十六卷“乐府”卷首。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据上海古籍版《能改斋漫录》点校者辑录，重刻本所无而为他书征引的还有不少，其中如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沈括《梦溪笔谈》所说“善歌者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等大段文字，皆载于《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十四“歌舞部”，注明引自《能改斋漫录》。大概这类文字并不涉及具体作品，故遭删削，而“晁无咎评本朝乐章”所以能保留下来，或许就因为论及具体词作。比照此例，李清照《词论》为《能改斋漫录》初刻所收，不是没有可能。
由此想到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录自《复斋漫录》的“晁无咎评本朝乐章”，其内容已先见于赵令畤之《侯鲭录》，是书《丛话》前集颇有征引，却偏偏遗漏了这部分材料。以下为《侯鲭录》所记：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晁无咎言：晏叔原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自是一家。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自可知此人不生在三家村中也。（以上卷七）
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阳楼外出秋千。”此翁语甚妙绝，只一“出”字，是后人著意道不到处。
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无咎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人以为子野不及耆卿富，而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
无咎云：比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也。
黄鲁直间为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行家语，乃著腔子唱好诗也。（以上卷八）(40)
对比“晁无咎评本朝乐章”，几可谓如出一辙。除排列顺序、作者归属及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外，主要内容完全相同。对于《丛话》前集不录上述文字的原因，我们固然可以归结为胡仔所见版本异于后出，但若联系当时风气，则未必不是编纂者之旨趣趋向使然。确实，若论“发明诗句”或“增益见闻”，则考辨作品之本事，探寻文字之出处，无疑较此类泛评更具价值。所以，即便胡仔编纂《丛话》前集时看到这几条材料而不予收录，也难说就是一时的疏忽。
《丛话》前后集有关苏门评词材料的不同处理也很耐人寻味。前集卷四十二东坡五引《王直方诗话》：“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陈无己云：‘荆公晚年诗伤工，鲁直晚年诗伤奇。’余戏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间邪？’”此条胡仔既无附益，也未予置评。前集卷四十九山谷下引《后山诗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同样没有附益。然而，后集卷二十六东坡一却以“苕溪渔隐曰”的形式再引陈师道此语，加以反驳：
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
编纂《丛话》后集时的胡仔为何要对陈师道之言表示不满？苏轼以诗为词，这个先前苏门并无异议的问题，为何此时必须为之辩护？胡仔此处所言，与胡寅、王灼对苏词的称誉颇为相似，其中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当然不会忽视共同的社会背景，但除此之外，是否还另有原因？比如说，是否与胡仔编纂《丛话》后集时接触到的材料相关？
我们不妨再检视一下胡文、王著的写作时间。
胡寅《题酒边词》原作《向芗林〈酒边集〉后序》，见其《斐然集》卷十九。向芗林即向子諲（1085—1152），《酒边词》是其词集，从序文中说“余得其全集于公之外孙汶上刘荀子卿”来看，此序当作于向子諲去世之后，但不会晚于1156年（胡寅卒年）。王灼《碧鸡漫志》据其自序，乙丑年（1145）以后动笔写作，己巳年（1149）三月编排成书。也就是说，胡寅为《酒边集》作序，和王灼撰写《碧鸡漫志》时间相去不远，都在绍兴中后期，1146—1155年之间。
如上所述，《能改斋漫录》编于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亦即1154—1157年间，大约与胡寅写作《题酒边词》同时。
上节提到王灼称李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此语见于《碧鸡漫志》卷二“易安居士词”条，而在同卷“东坡指出向上一路”条下，王灼这样写道：“东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虽可笑，亦毋用笑也。”王灼此语显然针对认为苏词不协音律者而发，那么，这里说的“少年”，是泛指，还是有其特定的批评对象呢？从“易安居士词”条提到清照晚年境况来看，王灼应该不会用“今少年”暗指李清照；然而，王灼所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或曰‘长短句中诗也’(41)”，就已知材料而言，只有《词论》之言“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最为接近。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进行推测，王灼在撰写《碧鸡漫志》时对《词论》内容已有所耳闻？当然，王灼并未看到《词论》原文，他只是从传言中得知有一“少年”妄评苏词，谓其不协词律，不过是“长短句中诗”而已。至于这“少年”为谁，王灼并不清楚。
如果上述推测属实，那就意味着此时《词论》已然流向社会，在更大范围内被人知晓。而《词论》作者若为“少年”，则最有可能将其传出的，无疑是晁无咎。
晁无咎曾撰有《骫骳说》二卷。是书之名首见于朱弁《续骫骳说序》：
予居东里，或有示予晁无咎《骫骳说》二卷，其大概多论乐府歌词，皆近世人所为也。予不自揆，亦述所见闻以贻好事，名之曰《续骫骳说》。
朱弁此序作于壬戌年亦即绍兴十二年（1142）六月，其时朱弁仍为金人所拘。序中所说“东里”在今河南新郑，乃朱弁建炎二年（1128）自请使金前所居之处。朱弁所以能看到晁无咎的《骫骳说》，与其特殊身份相关。《宋史》本传记：朱弁少颖悟，入太学，“晁说之见其诗，奇之，与归新郑，妻以兄女”。晁说之（1059—1129）字以道，北宋晁氏族中以文章见称者，与晁补之同属之字辈，为补之族弟。据王兆鹏教授考证，自政和末（1117）至宣和末（1125），晁说之致仕后一直居于新郑东里，而朱弁其时亦在焉。“作为晁氏的女婿，与晁氏诸兄弟及其子侄又过从甚密，因而朱弁能在政、宣间晁补之去世后不久见到世间罕传的晁补之《骫骳说》”。(42)大概晁著《骫骳说》并未刊刻，朱弁所见实为抄本，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晁书未见”。朱著《续骫骳说》后亦散佚，所幸陶宗仪《说郛》收入包括朱序在内的数条，使后人得以窥其一斑。
由于朱弁称《骫骳说》内容“多论乐府歌词”，且谈论对象“皆近世人”，故学界大多相信《能改斋漫录》所收“晁无咎评本朝乐章”出自《骫骳说》。那么，晁无咎是否会将李清照作《词论》事写入该书呢？吴熊和、王兆鹏二位均认为《骫骳说》作于元祐年间，恐非是。“评本朝乐章”作于元祐年间，并不意味着《骫骳说》就一定成书于元祐年间。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云：“晁无咎晚年，因评小晏并黄鲁直、秦少游词曲，尝曰……”如果说这是《骫骳说》中的内容(43)，则《骫骳说》自当作于晁无咎晚年，而元祐年间晁无咎还不到四十岁，难称晚年。以朱弁与晁氏兄弟的关系，兼亲睹《骫骳说》一书，不当有此失误。故所谓“晚年”，应该是指崇宁初晁无咎罢官归里至去世前闲居缗城期间，这也与宋人致仕后撰写笔记杂录的风气相符。倘是如此，则晚年晁无咎在追忆往事，整理旧稿的基础上编成《骫骳说》一书，并将李清照《词论》原文附于己评之后，亦在情理之中。
如果《骫骳说》作于元祐年间，以彼时苏门过从之密，聚谈之频，晁无咎此书不至无人知晓。
再看赵令畤《侯鲭录》所记，应该与吴曾所录同一来源，但两相比较，前者似更近本来面目。如称评柳词《八声甘州》语出自东坡，较之出自晁无咎更近情理，盖以东坡胸次词境，发为此语实属必然，而晁无咎恪守传统词体，不大可能有此认识。再如同是七条，《侯鲭录》分条排列，不依年代先后，且散见于七、八两卷，而《能改斋漫录》所录则予以整合，却又将晏叔原误为晏元献，其抄自传本的可能性更大。赵令畤本为苏门中人，与晁补之、晁说之均有交往，其或得见《骫骳说》抄本，亦未可知。
既然身处新郑的朱弁能看到由晁氏族人携来的《骫骳说》抄本，揆以常情，其他与晁补之过从较密的亲朋故旧也有可能获得，时间或在晁补之晚年，或其去世之后。大概北宋末年，党禁虽松，影响仍在，故党籍中人著述难以刊刻，(44)《骫骳说》也只能以抄本形式流传，且范围止于亲故。靖康之后，本居中原的晁氏族人多有南下避乱，后定居南方者，如蜀中之晁公武，江西之晁谦之，皆是。虽然他们未必会将补之所作带往南方，但口传其中某些内容却不无可能，而在宋、金签署绍兴和议，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之后，原先存于故居，劫后犹在的晁氏藏书或能传至南方。如此，则居于成都之王灼对《词论》内容有所耳闻，身处江西的吴曾看到《骫骳说》之传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晁公武为晁冲之次子。冲之字叔用，与补之、说之俱擅文名，而补之、冲之兼以词称世。据张剑《晁冲之年谱》、《晁说之年谱》(45)，建中靖国元年，冲之亦居汴京，如此则清照作《词论》事或有所耳闻。冲之政和五年（1115）末卜居新郑东里，此后三年均居于是。说之于政和六年（1116）自鄜州任罢归新郑东里，则政和六、七两年二人均在东里。如果朱弁得见《骫骳说》在此数年间，冲之亦不当错过。无论是补之家人所遗，抑或请人抄录，以冲之对词的兴趣，必将《骫骳说》宝而藏之。倘是如此，则晁公武应该知晓此书，所以不入《郡斋读书志》者，或已毁于战乱（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云：“故家多书”，“及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宋室南渡后，公武兄弟先是去往江南，绍兴初辗转入蜀，投奔居于涪州的姑丈孙仁宅。公武绍兴二年进士，至迟于绍兴十四年出任四川转运副使井度的属官。南宋时四川转运使官署在遂宁府，府治在小溪县，而王灼籍贯即为遂宁小溪。据岳珍《王灼行年考》(46)，绍兴十四年后，王灼回到故乡遂宁，次年冬即客居成都，开始写作《碧鸡漫志》。那么，此一年间，王灼是否可能结识晁公武，或间接得知李清照作《词论》之事呢？
晁谦之（？—1154）字恭道，属东眷晁氏，补之从弟。原居山东巨野，南渡后迁居信州（今江西上饶）。绍兴七年（1137），时任福建路转运判官的晁谦之完成了晁补之《鸡肋集》七十卷的编辑，刊于建阳。绍兴十四年至十五年，晁谦之知抚州。吴曾本抚州崇仁人，其时亦在抚州任职，有《南湖诗上晁侍郎》，称誉晁谦之治理抚州南湖。其序云：“南湖之废二十年，自晁待制谦之守是邦，因复兴之，夹岸皆桃李。”(47)可知此一年间吴曾与晁谦之多有接触。晁谦之所编《鸡肋集》不含晁无咎评本朝乐章，故《能改斋漫录》称“不载诸集”，(48)或彼时晁谦之所存补之文稿没有《骫骳说》。不过，《鸡肋集》刊刻之后，以晁氏家族重视存文之传统，晁谦之必会尽其所能将《鸡肋集》分送晁氏各支，而家族中人亦会将所存补之未刊文稿荟萃谦之。如此则谦之知抚州时，或已得到《骫骳说》传本，而吴曾亦由此得见。曾子吴复所作《能改斋漫录后序》转述吴曾语：“予自少至壮，奔走四方，从贤士大夫游，所得多矣。”其与晁谦之接谈当属“所得”之一。
以上所论，虽多测度之语，却非无根之谈。在肯定《词论》作于李清照早年这一前提之下，我们姑且做一个大胆的推测：从行文来看，《词论》不类序跋，更有可能是一通书信。《词论》之作既因晁评而起，自当求教于晁，故《词论》写就之后，即以信札的形式呈交晁补之，《词论》文稿也因此而存于晁补之处。《词论》本为信札，初不欲公之于世，故放言无忌，加之李清照年龄、个性及苏门评词风气的浸染，持论难免有失偏颇，而晁补之亦不以为过。晁补之阅后是否回复，已不得而知，但自崇宁元年以后，两人可能再未相见，所以《词论》并非从清照手中流出，晁补之将其刊布于世的可能性更大。综合本节所论，李清照写作《词论》的次年亦即崇宁元年，晁补之罢官归里，闲居缗城长达八年，《骫骳说》之作即在此一时期。是书多记宋初以来词人词作词评，李清照作《词论》事亦在其中，只是清照原作已经晁补之裁去首尾，仅存其正文了。朱弁《风月堂诗话》所记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王灼《碧鸡漫志》称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未必不是出自此书。(49)补之晚年或辞世之后，家人将其抄写数份以遗亲友，故朱弁等人得以见之。绍兴中后期，《词论》内容或经口传，或以抄本流布于世，渐为人知，吴曾《能改斋漫录》初刻始予以收录，附于“乐府”卷“晁无咎评本朝乐章”条后，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依吴书抄录，置于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
九百多年前，当十八岁的李清照一时兴起，写下这篇被后人题为“词论”的短文时，她绝不会想到此事竟然会惹出这么大的风波；她也不会想到，这篇率意而为的习作，竟然使她在词学史上占据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而当胡仔将其收入《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置于“晁无咎评本朝乐章”条后时，其动机或许只是将其当作一个批评的对象，一个反面教材。胡仔也不会想到，这则被冠以“李易安云”的材料，其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到的关注，远超《苕溪渔隐丛话》所收他人（也包括胡仔本人在内）的任何文字。仿佛是股市上杀出的一匹黑马，市值一路飙升，令无数学人为之折腰，时至今日仍呈上升态势。
平心而论，这篇出自一个十八岁女孩的文字并不以知识完备或理论深刻见长，其对五代以来词人的评论也多有可议，但它的确在前人相关见解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就是说，尽管《词论》的主要观点多祖述前人，却使之集中化、明朗化、条理化。经由李清照的整合，一些先前分散的、明而未融的问题得以聚焦，得以凸显，如指出词与歌的血缘关系，将北宋词人以知词与否为标准分为两类，强调词别是一家等，从而使得后人在讨论这些问题时首先着眼于《词论》，那些更早提出的相关见解反倒被推向后台，成为背景。此外，得益于刘勰讨论乐府的思路，清照对词史的梳理虽然疏略，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几个重要节点的确立亦具界标意义，较之元缜《乐府古题序》、欧阳炯《花间集序》所论，堪称后来居上。是否可以说，《词论》之所以成为今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主要原因其实并非李清照个人的观点，而毋宁说是其中所涉及的问题，这些问题为今人讨论词体、词史、词派，以及研究宋词准备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一个超越于具体词人词作之上的宏观视角。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词论》在当今词学史书写中的特殊位置，也决定了我们在考察《词论》时必须具备一种总揽全局的意识。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1)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晁无咎”条下收录“李易安云”近六百字，不著出处，后人遂以“词论”为题。又及：本文所引李清照《词论》语皆据此书，不再逐一出注。
(2) 柏文原话：“由于学界对首句中‘乐府声诗’所述及的内容没有正确的理解，所以将‘乐府’误解为宫廷音乐机构、‘曲子词’或是乐府诗，将‘声诗’误解为入乐表演的歌诗之泛称，从而对‘声诗’与‘词’之关系产生了诸种的争论。”
(3) 郭绍虞先生主编之《中国历代文论选》将此数句单置一段，后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之《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金元卷）亦同此分段，当与其将“声诗”解作“入乐演唱的五、七言诗”，进而将首句断为“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关。
(4) 黄墨谷：《对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说的理解》，引文据黄墨谷辑校：《重辑李清照集》，中华书局，2009，第70页。
(5) 《词论》后文“乃知别是一家”，清沈谨《漱玉词》钞本作“乃知词别是一家”，但《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及《诗人玉屑》本所录并无“词”字，故不以为据。
(6)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第102~103页。下引《文心雕龙》均据此版本，不再出注。
(7) 李定广教授注意到《文心雕龙·乐府》之“诗声俱郑”，但仅止于考证唐前“声诗”二字的使用，未能就刘勰所论与《词论》进行比较，殊为可惜。此外，李文在考辨唐人所说“乐府”三种含义时，提到“二是指太常寺尤其是教坊和梨园所唱的歌曲”，却将关注重心放在“文人歌诗及曲子词”，亦属憾事。
(8) 余恕诚先生引白居易诗“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辞”（《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认为“乐府待新辞”“即指音乐方面包括音乐机构和音乐场所对诗歌的需求”，似将“乐府”解作音乐机构。柏红秀教授给出的第二种解释则表示：“‘乐府’指宫廷音乐机构”，但实际上还是作为“声”、“诗”的修饰语。就笔者所见，真正明确将“乐府”解作音乐机构的，是周桂峰先生的《李清照〈词论〉三解》（《淮阴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一文。周文认为李清照所说“乐府”“乃是沿用秦汉以来的本义，指执掌音乐的政府机构”，“声诗”即“乐歌”，包括“乐谱”、“文辞”两部分。“全句之意为：音乐部门既重视乐谱的大量创作，又创作和收集了大量的歌词，以唐代为最突出”。
(9) 《南唐书·冯延巳传》记：“元宗（李璟）乐府词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元宗悦。”
(10) 李清照对南唐李氏君臣词作的评价，或可作为《词论》作于李清照早年的一个佐证。如果《词论》真是作于宋室南渡之后，经历国破家亡之痛的李清照重拾南唐二主词，怎可能轻飘飘地来一句“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11) 顾易生《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文载《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认为：“李清照对南唐二主及冯延巳词的评价极高，既崇之为‘独’‘尚文雅’，又赞美他们的词语‘奇甚’。至谓之‘亡国之音哀以思’，其辞若有所憾，其实则深许之……李清照以《诗大序》所以论《诗经》篇章者喻南唐君臣之词，它在她心目中地位之高可想而知。”按：“亡国之音哀以思”虽亦见诸《诗大序》，但《词论》所言却出自《乐记》，与“《诗经》篇章”并无关涉。“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其转折扬抑之意至为显明，怎可解作称许？
(12)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各家词短长”条有云：“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有佳句，就中雅言又绝出。然六人者，源流从柳氏来，病於无韵。”此语当有助于理解李清照为何继柳永之后评点张先等人，称其“虽时有妙语，然破碎何足名家”。
(13) 用“又”字领起，表明“不协音律”是“句逗不葺之诗”以外的另一问题；而“往往”则意味着李清照并不认为晏殊等人词作全都不协音律。
(14) 与说晏殊等三人词作为“句读不葺之诗”不同，对于王安石和曾巩，李清照只是假设——倘若王、曾二位涉足歌词，很可能不伦不类，既非词体，亦非古文，故云“人必绝倒”。而称其“不可读也”，表明在李清照心目中，以文为词较以诗为词更下一等，“读”尚不可，遑论协律。至于梁启超谓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颉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也”，只可佐证王词在文学上的成就，未必就能否定清照之评。
(15) 关于词之格律化、文学化问题，拙文《李清照〈词论〉的再评价》（文载《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夏之卷）已有申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16) 引文据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253页。下文凡引《苕溪渔隐丛话》皆据此，不再出注。
(17) 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 罗著初版于1961年，但实际作于40年代后期。朱东润先生出版于1944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将晁补之、李清照、黄昇单列一章，抄录晁补之评本朝乐章语和李清照《词论》部分文字，未及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也未就晁补之、李清照二人所论作比较分析。
(19) 成复旺、黄保真、蔡仲翔：《中国文学理论史》（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第513页。
(20) 顾易生、蒋凡、刘明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592页。
(21) 郭锋：《李清照〈词论〉新解》，《光明日报》，2006年7月28日。
(22) 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写作时间，学界多以为当在宋室南渡之前，其中给出具体时段的，如黄墨谷《易安居士年谱》系于政和四年（1114年），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认为作于政和三年（1113），陈祖美《李清照评传》认为作于大观年间（1107—1110），均早于政和五年。
(23) 见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第294页。吴著对苏门评词之风有很好的梳理，但对李之仪此跋的分析却存在疏漏。吴思道（可）生卒年虽不可考，然既知其为大观三年（1109）进士，揆以常情，其求序跋于李之仪自当晚于此时；而下文称李清照《词论》“反映了崇宁、大观间的词风趋向”，似认为《词论》作于大观年间，则与“下开”之说，岂不自相抵牾？
(24) 晁评原作“晏元献”，当属讹误。所引“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乃小晏之词（《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胡仔已作订正。又朱弁《风月堂诗话》称：“晁无咎晚年，因评小晏并黄鲁直、秦少游词曲。”可知晁评确为小晏。
(25) ［宋］苏轼撰，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1560页。
(26) 清照早年（婚前）非无词作，然闺阁之作，多不外传，故少为人知。朱弁下文还引李诗为证：“如‘诗情如夜鹊，三绕未能安’，‘少陵也自可怜人，更待来年试春草’之句，颇脍炙人口。”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认为，“此二断句当作于北宋时期”。
(27) 参看刘乃昌、杨庆存校注：《晁氏琴趣外编、晁叔用词》所附《晁补之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315~318页。
(28) 晁补之：《祭端明尚书文》，参见易朝志《晁补之年谱简编》，《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
(29)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写道：“在赵、李屏居青州的最初四、五年，晁补之恰在缗城（今山东金乡）守母丧，这正是李清照向自己心目中的长者请益的大好机会……此时，晁补之因材施教，将其旧作出示清照一阅。她不阅则罢，一阅则不甘示弱、跃跃欲试，从而写了这篇名副其实‘压倒须眉’和‘前辈’的词学新著——《词论》。”见该书第64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晁、李大观年间是否见面姑置不论，但晁补之丁母忧乃绍圣四年（1097）岁末至元符二年（1099）年中之事，怎可能十年之后再守母丧？另据陈书所附李清照年谱，大观元年（1107）年末或二年年初，李清照、赵明诚始归青州，而晁补之卒于大观四年（1110），若依陈说，则清照所见晁氏，已非生人矣。
(30) 严有翼《艺苑雌黄》云：“东坡尝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亦可为《词论》评王安石、曾巩作一注脚。
(31) 如李八郎竞歌事见于唐李肇之《国史补》，江南李氏君臣事见于《南唐书》。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今存《南唐书》两种，撰者分别为北宋马令和南宋陆游。陆游之作固不必言，马令之作成于徽宗崇宁四年，亦非清照所据。马、陆之前，尚有胡恢所撰之《南唐书》，已佚。《词论》所言李氏君臣事或得自胡撰，当然也可能是其他杂书，如杨绘《本事曲》之类。
(32) 彭国忠教授《李清照〈词论〉价值重衡》（文载《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一文指出，“《词论》不但在许多方面对前人都有师承、资取，而且整体立论显得不够审慎，一些观点也存在不足或错误”，故有必要对《词论》价值“重新衡估”。彭文所论虽不无疏失，但指出的问题的确存在，这恰好表明《词论》作于李清照早期。
(33) 朱崇才教授《李清照〈词论〉写作年代辨》（文载《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6期）认为《词论》作于北宋说难以成立，主张作于南宋，“而以作于其过世前数年的可能性为最大”。理由之一即“北宋崇宁以后，在严禁苏黄文字的特殊氛围中，李清照写作《词论》的可能性不大”。此说良是。但朱文认为出嫁前的李清照不可能“写出居高临下指点词坛的《词论》”，显然认为《词论》具有较高的水平，若与彭国忠教授文章对读，互为矛盾，或可予人启迪。
(34) 黄盛璋：《李清照与其思想》，《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
(35) 夏承焘：《评李清照的〈词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61期，1959年5月24日。
(36) 周桂峰：《李清照〈词论〉作于早年说》，《淮阴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除此文外，周桂峰先生还有《李清照〈词论〉“托名伪作”说尚难成立》（《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李清照与东京汴梁》（《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李清照师事晁补之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7期）等文，亦可参看。
(37)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页。
(38)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别集类下著录“《李易安集》十二卷”，未说是否包含诗、词、文在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歌词类则云：“《漱玉集》一卷，易安居士李氏清照撰”，“别本分五卷”，明言只见清照词集。
(39) 参看吴曾撰：《能改斋漫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3~4页。又，该书第538~539页，“苕溪渔隐丛话所引逸文”条下有点校者按语，考辨更详。
(40) 赵令畴著，孔凡礼点校：《侯鲭录》卷七、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183~184、205~206页。
(41) 其实苏轼本人对以诗为词多有肯定，其《与蔡景繁书》便道：“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继勉之。”《与陈季常书》也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耳。”
(42) 王兆鹏：《晁无咎词话〈骫骳说〉与朱弁〈续骫骳说〉考》，高雄：《宋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8期。王文对晁、朱二书名称、性质、版本及朱弁与晁说之关系等考辨甚详，纠正了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中的某些失误，唯据祝穆之言“元祐间晁无咎作《乐章评》”断定《骫骳说》亦当作于同时，还可商榷。
(43)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第六章第四节讨论“词话”，认为“晃无咎晚年评晏几道并黄鲁直、秦少游词曲，当即是《骫骳说》二卷中的内容”。见该书第376页。
(44) 晁谦之作于绍兴七年的《鸡肋集后跋》称：晁补之元祐末在馆阁时已写就《鸡肋集序》，然“宣和以前莫敢传”，即透露出此中消息。
(45) 张剑《晁冲之年谱》刊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晁说之年谱》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46) 岳珍：《王灼行年考》，原载《词学》第十四辑，后收入《碧鸡漫志校证》，巴蜀书社，2000年版。
(47) 参看孙赫男《吴曾生平仕履考补》之“年谱简编”，《历史教学》，2003年第4期。
(48)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一晁无咎条道：“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则胡仔编纂《丛话》前集时已见此书，但未引述晁补之评词语。
(49) 王兆鹏教授据《说郛》所存五则朱弁《续骫骳说》内容，推定晁补之《骫骳说》并非全是词话，亦不当以“晁无咎词话”名之。其说可从。骫骳者，俚俗、嬉戏也。清胡文英《吴下方言考》：“骫骳，嬉戏也。吴谚谓好戏为骫骳。”陈师道《后山诗话》：“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晁补之既以之为书名，则其书之内容必与之吻合，亦杂记、丛谈之类也。朱弁《续骫骳说》序谓己作“岂可仿佛前辈施诸尊俎，只可为掀髯捧腹之具”，可证其书内容驳杂，且多玩笑之语。如此，则《骫骳说》记述李清照作《词论》之始末，兼评少年清照诗词创作，并非不可能。朱弁《风月堂诗话》所引清照诗似为早期之作，王灼所谓“作长短句，能曲折尽人意，轻巧尖新，姿态百出”，亦不类清照后期词作之风格。据此，若说朱、王二人之言本自《骫骳说》，应非捕风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