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词论》全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避免以辞害志、郢书燕解的偏颇，但要想更好地理解、评判李清照所论，我们还必须将其置于北宋中期词学背景下予以考察。

上文曾提到晁补之评北宋词和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学界普遍认为，这两篇词评与李清照《词论》存在密切关系，为便于比较分析，全文抄录于下：

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晁无咎《评本朝乐章》）⁽¹⁶⁾

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唐人但以诗句而用和声抑扬以就之，若今之歌《阳关》词是也。至唐末，遂因其声之长短，句而以意填之，始一变以成音律。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然多小阕。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较之《花间》所集，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谛味研究，字字皆有据，而其妙见于卒章，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情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师道覃思精诣，专以《花间》所集为准，其自得处，未易咫尺可论，苟辅之以晏、欧阳、宋，而取舍于张、柳，其进也，将不可得而御矣。（李之仪《跋吴师道小词》）⁽¹⁷⁾

就笔者所见，最早将这两篇词评与李清照《词论》并置加以讨论的，或为罗根泽先生之《两宋文学批评史》。该书第十一章“诗话、词话、文话、诗文评点”为词论单列一节，然言之甚略，只是将宋代词论分为“偏于以文学的观点立论”和“偏于以音乐的观点立论”两派，晁补之属于前者，李之仪与李清照属于后者，并未涉及相互间的关系。⁽¹⁸⁾80年代以后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关注《词论》思想渊源，如成复旺、黄保真、蔡仲翔合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认为晁补之所论“开了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先声”⁽¹⁹⁾，顾易生、蒋凡、刘明今合著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认为李之仪文对李清照写作《词论》“当有其影响”⁽²⁰⁾。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学者对此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抉，如郭锋发表于2006年的《李清照〈词论〉新解》一文注意到，晁评与李清照《词论》在评价词人范围、观点上大体相近，李跋的见解对李清照也有很大影响。郭文进而指出：“李清照《词论》不出苏门论词的畛域，不仅所讨论的问题一致，就连词学观点也有一定的承传关系。其中以晁补之、李之仪对李清照的影响较为显著”。⁽²¹⁾

与先前泛言晁评、李跋对李清照有所影响不同，郭文的确触及到李清照《词论》研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李清照《词论》的写作与苏门论词的关系，可惜只是点到，未作深究，故所论便不免于笼统。

首先澄清一个事实。大概是因为李之仪（1048—1117）长李清照三十多岁，又与李格非同为苏轼门人，故学界普遍相信，李之仪这篇《跋吴思道小词》，清照必曾见之。但事实上，《跋吴思道小词》乃李之仪晚年之作。是跋虽不署作于何时，但《姑溪居士前集》卷四十该跋之前的《跋吴思道诗》却明言“政和五年二月十四日”。又云：“吴君诗咄咄逼近，时人未易接武。余虽未识其面，呻吟所传，感叹不已。”据此，二跋之作，当是应吴思道之请而成于同一时段。我们且不说《姑溪居士前集》的编刻已是南宋乾道丁亥年（1167），即以政和五年（1115）论，李清照在写作《词论》之前，恐亦未必得见。⁽²²⁾所以，如果不能确证《词论》写作时间，也就难以断言李跋“下开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之说”⁽²³⁾。

其次，对比晁评、李跋及《词论》，可谓同异互见。我们先看其评论对象。晁补之评论对象大体以年代先后为序，先柳永，其次欧阳修、苏轼，再次黄庭坚、晏几道⁽²⁴⁾、张先、秦观。李跋评说北宋词人，只提到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宋祁，未及苏轼，黄庭坚等苏门词人亦不在评论之列。对比李清照《词论》所评，显然更近于晁补之。再看行文。晁评止于词人词作评点，随意性较强；而李跋则隐然有梳理词史之意，其论词人着眼大处，并不涉及具体作品，思理亦明显较晁评严密。从这个角度来看，《词论》又近于李之仪。至于观点之比较，我们留待后文，这里暂且搁置。

说到评论对象，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词论》不提周邦彦，这被视为《词论》研究中的一大难题。然而，很少有人追问，为何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四人会进入李清照评论的视野？若是因其苏氏门人的身份，又为何遗漏了同出苏门且以词见称的陈师道、晁补之？概而言之，李清照在选择评论对象时究竟据于何种考量？由此切入，我们或可探寻李清照《词论》写作之动机，进而还原历史之真相。

还得从苏门评词说起。

苏门评词之风始于苏轼本人。在熙宁八年（1075）给鲜于子骏的信中，苏轼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²⁵⁾话语不多，却很能代表苏轼对词的看法，后来苏门的词评词论，大多发端于此。至元祐（1086—1094）年间，尤其是元祐前期，苏轼与其门人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之仪等均在京城汴京，闲暇相聚，自然免不了评词论词。我们看宋人所记：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王直方诗话》）

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俞文豹《吹剑续录》）

以上两条所记，应该就是元祐前期的事，也最能见出苏门评词之旨趣、风格。其可关注者，略有如下数端：1. 对柳永、苏轼二人不同词风的认识、评价，既是苏门评词之起始，也是争论的焦点所在；2. 由此引发有关词、诗是否有别，二者属何关系的讨论，进而拓展到词之起源与流变等问题，评价词人的范围也相应扩大；3. 对于苏轼以诗为词，“自是一家”的创作路向，苏门后学多持保留态度，晁、张之对答已隐含此意，陈师道《后山诗话》更比之为“教坊雷大使舞”，谓“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4. 苏门评词，各陈己见，用语虽然有别，意见决不苟同。

之所以要从苏门评词说起，是因为这实际上构成了李清照《词论》的写作背景，为之提供了特定的写作氛围。当然，元祐中期，李清照不过六七岁，是否居于京师亦难确认，但其父李格非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其时亦在京师为官，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等颇有往来，故上述评词之事，理当有所闻见。元符二年（1099）以后，李清照已随父居于汴京，且诗词创作小有所成，此时从父辈言谈中得知一些昔日苏门评词掌故，进而结合自己的阅读、写作有所思考，亦在情理之中。不过，苏门评词毕竟只是李清照《词论》的写作背景，虽然重要，却难以解释《词论》究竟缘何而作，作于何时。

朱弁《风月堂诗话》所记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结合王灼《碧鸡漫志》清照“自少年便有诗名”之言，可知清照早年以诗见称，故晁补之对士大夫称誉事当在清照早年。⁽²⁶⁾晁补之既能对士大夫称赞李清照诗，其与清照必有所接识，以晁补之与李格非二人的交谊，晁补之知晓早年李清照的诗才并不足奇，关键是何时知晓。据刘乃昌、杨庆存所编《晁补之年谱》，从元祐六年到元符三年（1091—1100），晁补之或任职外地，或守丧故里，仅元祐七年十一月至绍圣元年五月在京师任职。⁽²⁷⁾即便此时李清照随父居于京师，亦不过十来岁，不会以其诗作得到晁补之的关注。所以，李清照若以诗见称于晁补之，只可能发生在元符三年年末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期间。其时晁补之被召回京师，任职吏部，而李清照年方十八，尚未嫁入赵家。以常理推测，晁补之回到汴京后，必会拜访京城故旧。此时党争稍缓，劫后相聚，难免不抚今追昔，重提元祐旧事；而清照于作词一事当不乏心得，若趁便向晁补之请益，得其评词之大概，即为写作《词论》之诱因。

如果上述推论无误，那么李清照《词论》的写作，应该就在靖国元年上半年，至迟不会晚于八月。而朱弁所言“晁无咎多对士大夫称之”，应该也就在此时。本年清照婚嫁，不在春季，即在秋季，后者可能性更大。又，本年八月，苏轼卒于常州，晁补之九月接到讣告，当即“扁舟东下，道哭公丧”⁽²⁸⁾。是年冬，晁补之出知河中府，次年罢官归里，此后直至大观四年（1110）病故，其活动范围基本上不出缗城、济州。所以，从晁补之这条线索来看，虽然大观年间，屏居青州的李清照夫妇或有可能拜访闲居缗城的晁补之⁽²⁹⁾，但考虑到党争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黄庭坚（1045—1105）、晏叔原（1038—1106）等人先后辞世，写作《词论》之外部环境与契机已不复存在。退一步说，如果《词论》真是作于大观或政和年间，那断然不会是现在这样一种口吻。

将《词论》的写作置于苏门评词的背景之下，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对比李清照《词论》不难看出，其基本主张与苏门并无二致，或采苏轼之说，如评柳永；或用晁评之论，如评苏轼；或将其潜在的观点明朗化，如综合晁、张“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之言，以及陈师道之本色论，归纳引申出词“别是一家”。就是一些细微之处，也多少带有苏门评词的痕迹。如陈师道《后山诗话》引“世语云”：“曾子固短于韵语”，或为《词论》“不可读也”之所出；⁽³⁰⁾张耒《东山词序》称贺铸词“妖冶如揽嫱、施之袪”，未必不是《词论》“贺少典重”之依据。再如晁评“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两句，当与《词论》评价张先、宋祁等人“破碎何足名家”不无关联。至于《词论》历评晏、贺、秦、黄而不及周邦彦，恐怕只能归因于周邦彦并未进入苏门评词的视野，与周邦彦是否提举大晟、李清照是否识周了不相干；同理，被陈师道称为“当代词手”的秦观、黄庭坚早已是苏门评词的对象，而晏几道、贺方回虽非苏门弟子，却与苏门中人交谊颇深，黄庭坚、张耒分别为小晏与贺铸词作序，李之仪于贺词多有题跋。所以，与其将《词论》置于苏轼词学主张的对立面，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异，倒不如将其视作苏门评词的流风余绪，或更近史实。

由此反观晁评、李跋之于《词论》，其间因缘，亦可得而言之。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据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所言，肯定晁补之《评本朝乐章》作于元祐年间，其说可从。如此，则说李清照因晁评而作《词论》，应该不违史实。需要指出的是，晁评之于《词论》，其启发、诱导作用更大于观点的影响，《词论》并非简单沿袭晁评，而是在整合苏门评词各家之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较之晁评，《词论》更富于历史意识，视野更趋开阔，思理也更趋明晰。若究其原因，则不能不归之于李格非的影响。格非长于经史之学，故少年李清照于史籍多有涉猎，论事颇具历史眼光，其咏史之作多有表现，论词自然也不例外。⁽³¹⁾但自另一方面看，清照对各家词作的了解却有浮泛之嫌，作为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家闺秀，其身份、教养都决定了她有限的阅读范围，从而导致《词论》对历代词人的评价难免有失全面。⁽³²⁾再看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虽然没有材料表明李之仪看到或听说过李清照《词论》，但此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与《词论》相比，李之仪所论更为细密，且多是《词论》粗略处。如开篇便道词“自有一种风格”，继而细述唐代歌诗向词的演变，标举《花间词》为宗等，都能弥补《词论》之不足；再如下文称誉柳永、张先，以及晏殊、欧阳修、宋祁等，似亦针对清照之言而发。至于不提苏、黄等人，实在是因为自崇宁二年以后，苏、黄等人著述已明令查禁，李跋作于政和五年，自然不会主动招惹是非。这不仅说明李跋之作后于《词论》，同时也为《词论》不可能作于崇宁之后提供了旁证。⁽³³⁾

如果我们的考察视野再开阔一些，将背景拓展到南宋，便会发现此时风气大不同于先前。苏门对柳词有保留的肯定，苏门后学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质疑，已然不见踪影，代之而起的是对柳词的全面否定，和对苏词“自是一家”的极度赞誉。如胡寅即表示：“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题酒边词》）王灼更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碧鸡漫志》）而所以如此，原因不外两条：一是中原板荡，无复北宋歌舞升平、浅斟低唱之环境；二是词谱散佚，导致词之可歌性名存实亡。故南宋以降，诗词“岂当分异”（王灼）、“诗词只是一理”（王若虚）遂成共识，而强调“别是一家”的《词论》不为南宋、金元之人所重，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词论》的影响仍在。上文曾提到，李之仪的《跋吴思道小词》隐然有梳理词史之意，或许便是延续了《词论》的思路；而王灼之《碧鸡漫志》更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其卷一论“歌曲之起”、“歌词之变”、“唐绝句定为歌曲”等，卷二评“各家词短长”，卷三以下考述词调，繁富细密，远过李跋，然基本框架仍不出《词论》之范围。故若论词史构建，其肇始之功，非李清照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