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级斗争与解放政治的空间维度

《大纲》表明资本积累本身具有完整的时空意义。实质上，作为“时间消灭空间”结果之同质化全球化空间与不平衡地理发展现象的背后是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资本的秘密在于它既有流动性，更需要一种自我固定化。固定性是资本总得附着于某一地域空间，而流动性却具有“去地域化”的创造性破坏力量，这构成了资本的深层悖论。正是在资本的空间性矛盾中，马克思看到了解放的希望。资本主义城市化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得到了空间的聚集，无产阶级恰恰在这种聚合的城市空间里意识到了共同利益，而现代交通体系则把地方性的阶级斗争汇聚成全国性的斗争。并且，生产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建立，逐步消灭着“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革命口号。在确切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本身蕴涵着空间／地理维度。

在当代语境下，空间与政治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在空间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维系自身统治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并且更多地经由对日常生活、微观身体等领域的“殖民”施行着一种隐形的、非暴力的统治，“逃避批判视线，并不断地生产出地理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²⁷⁾列斐伏尔、哈维等左翼空间学者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空间既是压迫的重灾区，也是弱者抵抗的武器。谁要想扩大自身力量，就必须夺取空间的控制权，即支配空间的优势开始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革命，任何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左翼激进学者们对马克思的资本空间批判精神的继承以及剖析现实空间问题上彰显出来的理论竞争力，“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和发掘马克思资本批判思路中被长久压抑的空间视域，释放历史唯物主义与生俱来的空间批判与研究的潜能”，⁽²⁸⁾这是我们讨论《大纲》空间思想的一个主旨。但同时，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对空间维度的过度诠释。如福柯认为，空间关系已经取代了时间关系成为把握人类现实的核心范畴；列斐伏尔试图用“空间生产”替换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声张一种空间辩证法，以及索亚的“第三空间”及其后现代地理学理论，都过分地夸大了空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基础性与总体性意义。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更具有了本体论的内涵。事实上，“空间生产”的凸显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只是意味着当代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逻辑表现形式的调整。以列斐伏尔为例，其“空间的生产”理论所推崇的“生产”，更多的是一种梅洛庞蒂和尼采式的“身体化、生命化的生产”。这种身体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资本积累策略的身体，而是一种剩余能量与激情的表现。在列氏看来，只有剩余的能量才具有创造力，才能让生命从苟延残喘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才能导致新空间的诞生。这无疑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产”和“空间”理论图式的越界式阐释。

左翼空间学者认为，阶级斗争在今天发生了“空间的转向”。斗争主体由传统的劳资双方日益转向为被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压迫和边缘化的人群——“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等”⁽²⁹⁾。斗争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更多地围绕“城市空间”展开，即以争夺“城市权”和对日常生活的支配权为焦点，而非以传统的工资和利润为中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用时间消灭空间的限制”，而从“后马克思哲学”视角看来，所谓“消灭空间的限制”其实就是“创造出新的空间”。列斐伏尔的“差异性日常生活空间”、德塞图（de Certeau）的“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以及哈维2010年的新著《反抗的城市》（The Rebellion City）中提出的“空间正义”口号，都是试图从权力以及权力范围的空隙处，谋求一种新的解放政治。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空间革命表达的是对边缘立场的偏好，是一种基于新文化政治背景以激进姿态反抗霸权的边缘空间想象。左翼坚信，在边缘立场中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中心地位和永久的全局性地位，但事实上采用边缘空间作为斗争的落脚点，并不能实现解放政治的诉求，因为革命的基本动力仍然来自于物质生产环节，而不是发挥边缘作为一个地点的决定性力量。并且，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给予了空间自主性的结构力量，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产物。

就《大纲》而言，空间与历史似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视角，但两者之中历史无疑是更为重要的维度。正如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德布拉·萨茨（Debra Satz）所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社会理论的硬核。不是马克思关于市场、哲学方法、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观点，而是历史唯物论将马克思的观点与政治哲学中的其他传统区别开来。”⁽³⁰⁾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才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属性，以至于他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³¹⁾。《大纲》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方法论来看，首先是把它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来把握，强调它的各种经济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次才是把它作为空间性的存在，研究其中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历史辩证法强调一切事物都在流动，一切都是历史的结果，任何存在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对于空间的认识也当如此。“空间既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又随历史的演变重新结构和转化。”⁽³²⁾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等直观的唯物主义在社会空间生成的问题上缺乏历史敏感性，他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³³⁾。“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³⁴⁾

马克思的历史性主要指涉的是现实的生产与生活关系，他多次强调，构成其理论出发点的是特定生产方式主导下的物质生产，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之谜都必须在对特定生产方式主导的生产关系的研究中去寻找答案。“现实的人”的解放也只有在社会关系的变革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提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³⁵⁾“自由人的联合体”既代表了一种社会制度，也代表了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人不再受物（包括空间）的奴役，而是重新驾驭了物的力量，人与人的关系不再表现为各自独立、相互利用，而表现为相互联合、共同发展。这种要求从社会制度本身消除异化的社会现实的历史解放理论，既不同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永恒正义论，也不同于现代哲学内在自由平等体验式的“无知之幕”，更不同于后现代解放政治非理性的“草根”情怀，它体现着马克思解放政治独特的理论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