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用时间消灭空间”：空间的资本逻辑批判

对于现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而言，资本无疑是最有效的发展方式，它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使人摆脱了政治的、地域（空间）的人身束缚，通过交换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¹⁵⁾。正是资本本性——“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¹⁶⁾，最终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使得人的交往活动范围扩展到全球层面，交往关系也因此高度地丰富化和社会化。

然而，资本的本性在于最大限度地占有剩余价值，实现自身的增殖。这种本质的历史狭隘性，使得资本主义社会下交往空间的扩展及其交往关系的丰富化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是有限的，因为交往更多地表现为受物的力量支配下的人的联系。这种“物役性”力量当然也包括空间。人们用双手生产出来空间，却往往被空间抛到场外，“现实的人”的发展呈现出“单向地被社会空间决定”的状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乡空间对立的描述在一定意义上表达了空间隔离与异化的意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论住宅问题》等文本中，也批判了城市空间内部的异化、排斥及其对人的尊严的践踏。作为工人阶级营造出来的城市空间，那些位置优越、环境适宜、交通便利之地理往往是资产阶级居住的空间，自身则被排斥在城市的中心之外。实质上，资本逻辑最终建构了城市空间的区域和功能划分，创造了一个等级化的居住空间。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要想破解空间的秘密，必须深入到对资本关系的批判性考察中。

《大纲》中，马克思基于空间视角对资本关系展开批判，最为直接的表述就是“用时间消灭空间”这个命题。在考察资本流通过程的时候，马克思指出，流通本身表现为包含在生产过程内的过程。流通时间表现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为了实现更大的增殖空间，“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¹⁷⁾，即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¹⁸⁾。并且，为了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资本必须不断生产“时间消灭空间”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正像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需要的一切劳动一样，交通运输工具是需要加以克服的限制。哈维用“时空压缩”一词十分深刻地描述了当代空间的特征，他说：“我将经常提及‘时空压缩’的概念。……我使用‘压缩’这个词语是因为可以提出有力的事例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征，而同时又克服了空间上的各种障碍，以至世界有时显得是内在地朝着我们崩溃了”⁽¹⁹⁾。事实上，空间障碍日益被消除，花费在跨越空间上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空压缩”现象在马克思当年已经出现了，地球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村落，资本生产和流通更加便利，增殖的速度成倍增长，这是“时间消灭空间”最直接的后果。

“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二是，空间在资本生产中逐渐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时间消灭空间”并不意味着空间的消弭，相反，空间越来越重要，资本正是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与延续。马克思说：“不仅人口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住宅需要的增大，而且固定资本的发展（这种固定资本或者合并在土地中，或者扎根在土地中，建立在土地上，如所有工业建筑物、铁路、货栈、工厂建筑物、船坞等），都必然会提高建筑地段的地租。……在这里，要考察两个要素：一方面，土地为了再生产或采掘的目的而被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从这两个方面，土地所有权都要求得到它的贡赋。对建筑地段的需求，会提高土地作为空间和地基的价值，而对地体的各种当作建筑材料用的要素的需求，同时也会因此增加。”⁽²⁰⁾这里马克思想表达的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及其存续主要是来自“历时性”的积累。而现代资本则把不断突破空间壁垒、征服和占有空间作为实现价值增殖的重要方式和克服内在积累危机的重要途径。确实，“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系统的功能了”。⁽²¹⁾

“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三是，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成为“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相比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塑造了一个同质化的全球空间，它使得卷入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一切元素，无论是土地／空间、矿产等自然物质资源还是劳动主体本身，都作为资本而存在。并且一旦这些领域被资本的同一性力量所吸纳，面临的就是永不休止的破碎和重组。18世纪产业革命带来人口向城市的空间集聚，其背后正是资本的力量，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因此获得了大量人口和生产资料的空间聚集。不仅如此，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便利，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²²⁾。总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²³⁾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化和全球化、世界历史都是同质的概念，都是资本打破地域界限在空间层面的拓展。正如哈维所指出的，城市空间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人造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资本本身的发展需要创建一种适应其生产目的的人文物质景观的后果”。⁽²⁴⁾而“‘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²⁵⁾。

“时间消灭空间”的后果之四是，资本在塑造同质化全球空间的同时，也使整个空间充满了对立和矛盾，即不平衡地理发展构成了资本全球积累的前提、结果和重要机制。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更多地依靠城市对乡村、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暴力掠夺，而现代资本更多地借助于国家、区域、部门的不平衡发展来实现。这种不平衡性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出城市空间内部两级化的空间构型、一定区域内的城乡分裂（一部分人变成了城市动物，另一部分人则变成了乡村动物）；又在全球空间范围内生产出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断裂性（“中心—边缘”）结构的空间性体系。马克思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²⁶⁾尽管由于资本的流动特质，“中心—边缘”的结构体系常常处于变动之中：一旦资本从中心流出，中心很快就蜕变成边缘；一旦资本汇聚郊区，边缘瞬间就可以成为新的中心。但可以确定的是，欠发达国家在“中心—边缘”结构的边缘地位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并不会有所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伊曼纽尔（Arghirl Emmanuel）、阿明（Samir Amin）的“不平等交换”以及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和弗兰克（Andre G. Frank）的“依附理论”都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