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众多手稿是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分析和批判，那么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关注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状况，在《大纲》创作150多年后的今天，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更多地建立在空间殖民化基础上。更加关键的是，资产阶级凭借生产过程在空间的分散、在地理上瓦解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得“劳动力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³⁶⁾从而难以组织统一的工人运动。这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要求我们在思考方式上进行彻底的转变——努力将空间作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植入辩证法思想体系中，建构一种能够包含对各种规模层面的剥削和压迫与反抗形式进行整体分析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以回应资本的地理策略和地缘政治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大纲》只是初步展开了资本主义空间关系的概念框架，也难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地理复杂的不平衡发展及其规模政治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正确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生产辩证法与空间辩证法、历史解放与空间解放的关系，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境，建构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空间理论，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做一系列基础理论工作，我们要去廓清一些基本概念，如生产、消费、需求、分工，要去构建一些理论框架，发现一些基本的视角。现有学者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还处于初创阶段，学者们只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的综合和阐释，需要学界作进一步的历史梳理，也需要发现一些新的视角。《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思想启示我们从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角去讨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空间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启示与意义。

西方学者把历史和地理空间结合起来，主张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框架，我们这里不去讨论其合法性和意义，想表达的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地理空间的视角去看待日益发展的中国社会，去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特”在我们的理论、制度，“特”在我们的文化。如果从历史地理学视角看，中国特色“特”在这是在东方、在中国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前党中央的治国理政思想，立足的是当代中国的地理／空间实际，是为推动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治理矛盾和问题而生发的地方智慧。“五大发展理念”和“中国方案”等都从空间视域彰显了治国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的方法论意义。以“五大发展理念”之“协调发展”为例。发展不协调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一个突出弊端，一些国家普遍出现发展的可持续性下降、社会矛盾频发等问题，这正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所导致的。就国内而言，帝国主义入侵使得近代中国成为政治经济极不平衡的国家，这是近代中国基本的国情，也使得“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中存活下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实现了“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为了改变中国地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一系列平衡发展的政策主张，展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空间经济辩证法。到了邓小平时期，为了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两个大局思想”试图扭转过渡平衡的状态，沿海和内地之间又有了一种新的不平衡。以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注重区域发展，试图通过一系列统筹措施，减轻东西部之间的不平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要求协调发展，既是对以往政策的延续，也提出了新要求，致力于实现一种符合空间正义的社会经济发展。

解决发展问题的“中国方案”，也是一个典型的地理／空间话语。他说：“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方案”表明的是我们得出的是一个地方性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模式），这种方案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的融合，源于我们自身对中国发展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的自信。我们所说的“空间”，不仅是单纯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概念，而且是一种社会空间及关系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及其结果。即列斐伏尔提出的不是在空间中的生产，而是空间的生产本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空间”这个主题理论化的过程中，除了列斐伏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和哈维、卡茨尼尔森等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者试图通过“城市”“地方”和身体等不同规模的空间概念再度回应资本主义幸存秘密这个议题。在他们的理论进路中，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变迁链接、反映并调节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资本积累、资本循环、集体消费和劳动力再生产等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息息相关。资本主义的存在活力或者说幸存的秘密，是资本在用时间消灭地域性的自然空间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有利于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空间。资本积累在通过市场交换实现空间均质化的同时，又生产着空间的差异性、地理上的不平衡性以维持自身的存在。

实际上，早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积累展开空间化批判，而且落脚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空间革命），实现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全面变革。换言之，作为描述人类经验的基本维度，空间与传统的时间视角一样，始终内含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叙事、政治经济学批判成果以及其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中，为我们今天讨论空间政治问题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所以利用空间、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空间思想，以及现代空间实践去讨论，对于我们“从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城市治理和空间关系布局能力是一步一步提升的。从充满经验和教训的路径走来，今天需要在前无古人的超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空间关系布局和建设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有一个生态良好、环境宜居宜业的家的梦想，迅速从单纯实践探索到全盘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实施，考验着执政党和国家的空间治理能力。这是“强国梦”必须要回应的重大课题。空间关系与人居环境的重大转变，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道路，迫切需要执政党全面提升总体治理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的城镇化率，到2015年历史性地跨越到57%，“乡村中国”正在转变为“都市中国”。城乡空间关系的大变动，考验着国家的空间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