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城市历史文化特色与价值

一 岭南文明重要起源地、发展地

东莞有5000多年文明史、近1700年建县史、1250多年建城史。东莞发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史前人类聚落，是岭南文明重要起源地。秦汉以来，东莞借助毗邻广州、扼守珠江出海口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航道上的重要节点。东莞管辖地域广阔，又是岭南海防重镇和海盐生产中心，商贸发达，文化兴盛，不断丰富和发展岭南文化的内涵，成为岭南文明的重要发展地，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影响重大的城市。

（一）东江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

东江是珠江水系的三大干流之一，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桠髻钵山，经东莞境段全长40余公里。在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东莞东江沿岸岗地就有人类居住、繁衍，创造了东江史前文化。据考古调查，东莞东江沿岸至今仍分布有古遗址20多处，其中南城蚝岗、企石万福庵、石排龙眼岗、虎门村头等9处进行了考古发掘，年代跨越从距今5000多年至2500年，构建了广东东江流域完整的史前文化序列，对研究岭南史前文明起源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东莞已发掘的史前及先秦遗址中，蚝岗贝丘遗址和村头村遗址较具代表性。

1．“珠江三角洲第一村”——蚝岗贝丘遗址

蚝岗贝丘遗址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胜和社区蚝岗大园坊，距今5000多年，是东莞境内已知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在岭南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2013年5月，蚝岗贝丘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广东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聚落遗存。在蚝岗贝丘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灰坑、墓葬、排水沟、房址、红烧土活动面等遗迹，人类定居要素保存完整，是广东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人类聚落遗存，被考古学家麦英豪誉为“珠三角第一村”。墓葬中出土两具距今5000多年的人类遗骸，是目前珠三角地区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人类骨架，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史前人类体质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2）蚝岗贝丘遗址是珠江三角洲为数不多的出土彩陶的贝丘遗址。广东彩陶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中出现的特色陶器。因其烧造温度不高，加上岭南地区气候湿热，酸性土壤为主，腐蚀性大，器表彩绘易脱落，珠江三角洲迄今所发现的彩陶遗存不多，且大多为沙丘遗址，出土彩陶的贝丘遗址只有4处，距今5000年左右，东莞占2处，其中蚝岗贝丘遗址出土了彩陶圈足盘残片，年代也相对较早，是研究岭南地区彩陶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3）蚝岗遗址博物馆是全省首座在城市中心区建成的史前遗址博物馆。蚝岗贝丘遗址所在位置，距离今东莞行政文化中心广场不到2公里。直接在遗址原址上规划建设的蚝岗遗址博物馆，完整保存了遗址考古发掘面，作为陈列展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未发掘部分进行了科学处理。蚝岗遗址博物馆作为广东省首座、全国为数不多的在城市中心区建成的史前遗址博物馆，是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的典范，现已成为研究和展示岭南史前文明的重要基地。

2．珠江三角洲先秦聚落遗存的典型代表——村头村遗址

村头村遗址位于东莞市虎门镇村头村，地处古代珠江入海口东岸，为先秦时期的聚落遗存，距今3650—3000年。村头村遗址的发掘，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先秦早期文化考古的重要突破，对构建该地区先秦文化序列有重要意义。1989年村头村遗址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村头村遗址是具有初步规划的先秦村落。1989年、1993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共发掘面积约10000平方米，清理商时期房屋遗迹24座、灰坑220个、壕沟9条、墓葬5座。村头村遗址相关遗迹分布显示，当时的居住区主要分布在东北部，中部为公共活动场所，南部是垃圾区，非成年人墓葬区在居住区外东北部（成人墓葬区在两次发掘中尚未发现），周围以壕沟作为防御，是各类定居要素齐全、功能区规划合理、规模较大的先秦时期人类聚落。

（2）村头居民发展了商时期岭南最早的猪饲养业。在村头村遗址的商中期（约3000年前）文化层中，发现大量猪骨骼遗存，经鉴定，可完整拼对辨别的最少有89头。根据猪的牙齿磨蚀和线性釉质发育程度判定，其中相当部分为人工饲养。除村头外，岭南至今未发现其他饲养猪的商时期文化遗址。可以说，村头村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饲养猪的商时期文化遗存。

（3）村头村遗址出土大量磨制精致的兵器、礼器。村头村遗址除了一般的陶器、石器外，同时出土了石戈、石戚、石矛、石镞等兵器，以及众多磨制精致的骨璋、角璋、石璋、石环、石璜、骨环、水晶玦等礼器，其中各类璋器为目前广东所有出土璋器中年代最早。礼器是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重要特征。大量礼器的出现，表明当时村头已步入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

（二）珠江三角洲影响重大的城市

东莞于东晋咸和六年（331）立县，初名宝安。唐至德二年（757）更名东莞，县治移至到涌（今莞城）。1988年1月东莞升为地级市。县级建制时间长达1600多年。

古代东莞是珠江三角洲影响重大的城市。自秦汉以来，古代东莞管辖地域广阔，深圳、香港、中山、澳门、珠海甚至粤东潮汕一带都曾为古代东莞的辖区；古代东莞又是岭南重要的海防重镇，在保障南海海上丝绸之路通畅、促进商贸往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古代东莞还是岭南海盐生产中心和供应基地，海盐产量和销售范围在珠三角首屈一指，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古代经济发展中影响重大。

1．东莞历代建置

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3世纪），东莞属“百粤”地。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属南海郡番禺县地。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属南越国地。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十月，属南海郡。西南属番禺县地，东北属博罗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

三国吴黄武（222—228）中，分增城另立东官郡。吴甘露元年（265），在莞地置司盐都尉于东官场。

晋初，废东官郡，其地分属番禺、增城。

东晋咸和六年（331），分南海郡地立东官郡，置宝安县，此为东莞立县之始。东官郡领宝安、安怀、兴宁、海丰、海安（今惠来县地）、欣乐（今惠阳县地）六县，郡治在芜城（今深圳宝安南头）。

东晋义熙九年（413），析东官郡东部地区设义安郡（今潮州、梅州一带）。

南朝齐时（479—502），东官郡徙郡治于安怀（今东莞大朗镇东），辖宝安、安怀、兴宁、海安、欣乐、海丰、齐昌、陆安八县。

南朝梁天监二年（503），设梁化郡，兴宁、海丰等县析出。

南朝梁天监六年（507），改东官郡为东莞郡。南朝陈祯明二年（588），复改东莞郡为东官郡。

隋统一后，废东官郡，其地隶属南海郡。

隋开皇十年（590），废郡置州，宝安县隶广州。

唐武德四年（621），置广州总管府，宝安属之。

唐至德二年（757）九月，将宝安改名东莞，县治移至到涌（今东莞莞城）。因境内盛产莞草，又在广州之东而以东莞为县名。

唐乾元元年（758），南海郡复归广州，东莞属之。

唐咸通三年（862），分岭南为东、西道，赐岭南东道为清海军节度使。唐末，东莞县隶清海军节度。

五代越乾亨元年（917），以广州为兴王府，东莞属之。

北宋开宝五年（972），改兴王府为广州中都督府，废东莞县入增城县，隶广州中都督府。北宋开宝六年（973），复置东莞县。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分东莞香山镇立香山县（含今中山、珠海、澳门）。

元代设广州路总管府，东莞属之。

明洪武元年（1368），置广州府，东莞属之。洪武十四年（1381）八月，于东莞置守御千户所。万历元年（1573），将东莞守御千户所编户五十六里立新安县（1914年改称宝安县），今深圳、香港从东莞分出。

清沿明制，东莞县仍隶广州府。

民国2年（1913），东莞县隶广东省粤海道。民国14年（1925），东莞县隶粤中行政区。民国21年（1932），东莞县属中区绥靖公署。民国25年（1936），东莞县属第一行政督察区。抗日战争期间（1938—1945），东莞县属第四行政督察区。民国34年（1945），又归属第一行政督察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莞属东江行政区管辖，后属珠江区专员公署。1952年12月，撤销珠江专区，东莞县属粤中行政区。1956年2月，撤粤中行政区，东莞县属惠阳专区。1958年11月，东莞县属广州市。1959年1月，撤惠阳专区，东莞县划归佛山专区。1963年6月，复置惠阳专区，东莞县属之。1985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仍属惠阳地区管辖。1988年1月7日，国务院批复，东莞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辖。

2．古代东莞辖境广阔

古代东莞行政管辖范围几经变化，主要以今东莞、深圳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为核心，一度涵括今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山、珠海、惠州部分、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粤东潮汕一带，辖境广阔。东莞作为一个县级单位，析分出若干后来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行政区划，并最终形成今天珠江三角洲城市分布格局，在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和发展进程中影响重大。

东晋时期，东官郡（郡治在今深圳宝安南头）是粤东南地区最早增设的郡之一。在设置初期，一度“肩背罗浮，门户海澳，要据惠潮，以接漳闽”，直至413年义安郡、503年梁化郡的设立，粤东一带、惠州析出。

隋废东官郡后，东莞作为县级行政建置隶广州，至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以前，其辖地包括今东莞、深圳、中山、珠海、广州南沙，以及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明万历元年（1573），今深圳、香港分出，东莞行政管辖范围基本稳定。

可以说，古代东莞无论是作为郡的建置，还是县的建置，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管辖范围十分广阔，是古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特别是珠江口东岸重要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对深圳、香港、中山、珠海、澳门等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孕育和发展影响重大。

3．古代东莞的发展

（1）秦至南朝古代东莞初步开发

先秦时期，东莞居民为古越人，以渔猎、捕捞为生。秦至南朝800多年间，中原移民不断迁入珠江三角洲地区，推动了东莞的早期开发，制盐业、草织业发展颇具规模，南越文化与先进的中原文化不断融合。佛教从海路传入岭南，开始在东莞传播。

北方移民促进了古代东莞的早期开发。秦始皇平定南越后，除派驻军队外，还把中原“罪徒”强制迁徙岭南。两汉时期，由于留戍、流放、避乱等原因，中原人渐次定居珠江三角洲地区。两晋之交直至南朝，北方战乱频繁，岭南地区相对安定，为逃避战乱，中原人民纷纷自发南迁。中原移民的迁入，不但充实了人口，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思想文化，促进了东莞的早期开发。

制盐业、草织业具备相当规模。东莞为江海交汇之地，沿海地区海水资源丰富，咸淡水交接地带盛产莞草。东莞先民很早就利用海水生产盐。汉初，东莞制盐业发展到相当规模。为管理盐业、征收盐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设南海郡番禺盐官，其治所就在东莞境内；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在东莞地置司盐都尉，管理沿海盐场。东莞以莞草编织成席，在南朝已为岭南官府钟爱。

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带动商贸发展。随着汉代以来粤东海道开辟，广州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始发港，经东莞到广州贸易的海舶大增，带动了东莞地区贸易发展和商品流通。东城柏洲边东汉墓出土的琉璃耳铛，证明东莞参与了海上丝绸之路早期的商品贸易活动。虎门丫帽山东汉墓葬中出土的汉（新莽）货泉铜钱，则表明当时已从物物交换发展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

文化开始初步融合。秦汉以来，东莞的南越原住民通过与中原移民通婚、杂居等方式，开始逐步接受中原先进的文化，开启了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进程。东莞已发掘出土的西汉以来的墓葬表明，在文化融合程度较高的上层社会，其墓葬葬式同时具有中原和南越的习俗与风格，随葬品中也往往配有效法中原的礼器，成为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初步融合的见证。

佛教早期传播活动。佛教在东汉时已传入中国。东晋时，东官郡青山（今香港九龙）已有番僧活动。南朝宋元嘉五年（428），西域杯渡禅师云游江南后隐居东莞，开展佛教文化传播活动。

重要文物遗存

东莞考古发现10余座秦至南朝时期的墓葬，主要分布在莞城、东城、南城以及虎门、茶山等镇（街）。这些墓葬的发现，证实了两汉时期东莞就已有一定规模的居民聚居。墓葬规模、形制和丰富的随葬品，反映了当时东莞经济社会发展已达到一定的高度，同时也为研究南越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东城桑园西汉木椁墓，墓穴长4.20、宽2.80、残高2.90米，木椁长3.30、高1.03米，糅合了中原木椁墓和南越独木棺两种不同的葬俗，以木榫套合构椁室，椁内独木舟木棺，棺椁结构复杂、材料珍贵、制作精良，并出土了铸造精致的铜鼎、铜勺以及丝织品、木俑等。其中，木棺椁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南城牛草岭东汉墓，为砖室墓，形制较大，南北长8.5、东西残长3.6米，出土罐、碗、灶、灯、井、屋、熏炉等30件釉陶器随葬品。

虎门丫帽山东汉墓，为砖室墓，出土随葬品21件，有罐、钵、缸、盂、奁、案、器盖、井盖、饲槽及屋、仓、羊等陶质明器17件；铜刀、铜矛、银指环和铁钱等金属器及钱币4件。

（2）隋唐五代古代东莞持续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东莞隶属广州总管府。唐至德二年（757）九月，将宝安改名东莞，县治移至到涌（今东莞莞城），东莞成为珠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该时期，东莞成为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对外交往频繁，文化融合进程加快，佛教文化传播活跃。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隋开始，粤东沿海交通渐趋活跃，广州逐渐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枢纽，崛起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大港，商贸活动更为频繁。东莞扼珠江口交通要冲，境内的屯门为天然避风良港。唐代，外国商舶来广州贸易，必先集屯门，再经南头、虎门取道珠江，进入广州；从广州出发的中国商船也必经东莞进入南海。唐德宗时期宰相、地理学家贾耽在其所著《皇华四达记》中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发，由屯门进入南海，再驶往东南亚、南亚和波斯湾。东莞因此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广州的重要门户。据《唐书·地理志》载，北方商人常乘船到达东莞县城，以至将东莞的黄岭称为“岭南第一山”。为保护出入广州的商舶，开元十四年（721），唐朝政府在东莞设屯门镇，驻兵2000名，由岭南节度使直接统领，屯门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站。

文化加速融合。唐宰相张九龄开辟大庾岭新道，改善了广东与中原的陆上交通，促进了物资与人口的流动。唐以来，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中原人民大批南迁，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口大量增加，包括东莞在内的广州府人口从天宝元年（742）的4.2万户增至元和元年（806）的7.4万户，其中北方移民占相当比重，不同族群居民接触交流更加频繁，加快了文化融合步伐。

佛教文化逐渐普及。隋唐五代时期，朝廷大力宣扬佛教，带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唐睿宗时，休咎禅师在东莞西北一带建庙传法。南汉时期，佛教文化昌盛，兴王府是佛教传播的中心。受此影响，东莞寺院不断增加，其中县治到涌修建了修慧院和资福寺等。大宝五年（962），禹余宫使邵廷琄在资福寺前建镇象塔，聚埋野象，镇象魂魄。

重要文物遗存

东莞目前发现的隋唐五代时期文物遗存不多，除了个别唐墓外，仅存五代南汉时期的镇象塔。

镇象塔，又称石经幢，现藏于东莞市博物馆。南汉禹余宫使邵廷琄于大宝五年（962）用红砂岩石建造，八角形，八面，高3.4米，每面宽0.2米，上端刻佛像，其下第一面刻邵廷琄造镇象塔记，其余七面刻陀罗尼经。据史料记载，时有野象群走入东莞，践害庄稼，邵廷琄奉南汉主命捕杀野象，将象骨聚埋，上建石塔以镇之，俗称镇象塔。该幢反映了南汉时期东莞地区较现今更为温热的气候环境，对研究当时社会状况和宗教思想也具有重要价值。

（3）宋元古代东莞加速发展

宋元两代，东莞县隶属广州。宋代以来，粤北南雄珠玑巷氏族大批南迁，文化融合加速。至南宋时期，东莞地区的南越文化已与中原文化高度融合，特别是在上层社会中，已是“衣冠礼度，并同中州”。人口增加，文教肇兴，使东莞进入经济开发加速、文化人才勃兴的崭新发展阶段。

珠玑巷移民加速开发。入宋以来，北方常年战乱，而珠江三角洲相对安定，又有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大量中原和江南士民，通过南雄珠玑巷涌入珠江三角洲，东莞成为移民主要聚居地之一。据统计，宋元期间，通过珠玑巷迁入东莞的至少有41族。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移民带来了大量人口，宋时“户至三千为上县”，至乾德元年（963）东莞已是“户逾三万，县称上第”。移民带来先进的水利技术、耕作经验、手工技术和科学文化，与当地居民一起，开垦荒芜、筑堤修桥、培育人才，促进东莞的迅速开发。

兴修水利促进发展。随着北人大批南迁，东莞人口增加，极需新开农田，增辟村落。东江横贯东莞县境，田地多资灌溉，但同时又多受浸泛，带来潦害之苦；县东南则濒海，海潮倒灌，咸水害稼。为“障东江之冲突”，防止洪涝灾害，北宋元祐年间，东莞县令李岩修东江堤15590丈，是当时东江流域最长的江堤，护田地9800余顷；为“护咸潮之泛浸”，在县东南沿海筑咸潮堤4130丈，是广东境内最早的海堤，护田地千余顷。此后，又新修牛过蓢堤和西湖堤等。建设和完善堤围，保障了农业生产，加速了东莞的开发，新增了大量村落。

制盐业达到鼎盛。宋代，东莞有靖康、大宁、东莞三大盐场及海南、黄田、归德三个盐栅，占当时广东17个盐场（栅）的35.3%，是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盐场、盐栅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入宋以来，东莞盐产量大幅增加，从宋初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煮24000余石，到天圣以后东西海盐场岁鬻513686石，增长了20多倍。莞盐销售范围更广，“广东全省不食莞盐者，高雷廉琼四府而已，而又兼给广西北境、江西南境”。宋时靖康盐场已是声名在外，苏轼贬居惠州期间，曾到盐场附近观看“靖康海市”奇景。

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宋代推行鼓励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广州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第一大港，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航。东莞参与海上丝绸贸易活动也更趋活跃，屯门已成为广州海上丝绸之路通道上的重要中转站，从广州出发，“东南海路四百里至屯门山……从屯门山……西南到大食、佛、师子、天竺诸国”。元代，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140多个，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发展，东莞成为重要的货物加工与集散地。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发展，刺激了东莞地区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如翟氏由珠玑巷初至东莞，就带领家人开池养鱼，围地种橘，修畦植桑麻，不出数年，家益赡饶。翟氏所生产的产品，除少量满足自身需要外，大多作为商品出售。另据元大德《南海志》卷七《物产》记载，莞香“其价旧与银等，今东莞县地茶园，人盛种之，客旅多贩焉”。同时，其他工商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东莞商税及酒、醋、酵等课税总额，居广州所辖各县前列。

文教肇兴人才蔚起。宋代以来，公、私兴学，促进了教育发展。宋仁宗下令州县立学，神宗颁布《学令》，徽宗一度设诸路提举学事司，大力倡导教育。在朝廷倡导下，东莞建立了学宫，并在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迁址重建，从原来的“县治南二里许”，迁到“县东黎氏地”，扩大了规模，增拨了学田，扩充了人员，成为“东莞最高学府”。南迁来莞的书香望族也纷纷办学，如北宋徽宗崇宁间邓符创办力瀛书院；南宋淳熙年间，进士翟杰“构桂华书院，集四方英杰，相与讲学穷经”；梁文奎“建迎翠楼，讲学其中”，引来四方从学之士；元初，翟龛创立聚秀书院，“延士讲集其间”。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了东莞文化的发展，并在多方面取得成就。

科举人才涌现。宋元两代进士41人、举人83人，其中翟、赵、梁族出现了四代进士、父子进士、叔侄进士的盛况。

理学研究名震岭南。宋末元初，东莞人在理学研究与推广上贡献颇多，产生了一批名震岭南的大家。如南宋末年的李用，钻研周程理学近30年，深得精髓，并传授生徒。广东名士、番禺探花李昴英专程拜访，进书朝廷。宋理宗特赐手书“竹隐精舍”匾额，以表彰其安贫乐道、潜心研究的精神，并将其所著《论语解》印行全国。其子李春叟居家授徒，岭南名士多出其门，朝廷赐号“梅外处士”。

诗词艺术独领风骚。南宋宗室后裔赵必著有《覆瓿集》五卷（后收入《四库全书》），陈纪有词集《秋江欸乃》，宋代广东有词集存世四家，东莞占其二。赵必与李春叟等人成立了有诗可证的岭南首家诗社，实开岭南诗派之源，在陈永正主编的《岭南文学史》中，南宋时期东莞有近20人入选，并专辟“东莞籍诸诗人”一节，充分说明东莞在促进岭南诗派形成和发展中占有较重要一席。

佛教、道教文化传播广泛。宋代，寺院兴建蔚然成风，东莞新建了觉华寺、白马庵、圆明寺、庆林寺、真乘寺、圆应寺、法华寺、法性寺等，资福寺、修慧寺也得到了扩建和重建。其中资福寺具有相当知名度和影响力，据崇祯《东莞县志》记载，苏轼被贬惠州经过东莞时，曾在资福寺驻憩；居惠州期间，曾乘船往来资福寺、觉华寺；资福寺增建罗汉阁时，苏轼又捐赠佛舍利及古玉璧，作《资福寺舍利塔铭》，并在《资福寺罗汉阁记》中赞罗汉阁“壮丽之极，实冠南越”。元至正年间，波斯商人、僧侣捐石投铸铜钟送资福寺，铜钟也因此成为西亚阿拉伯国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商贸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同时期，道教文化也有发展。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东莞知县杨建上清观。

重要文物遗存

北宋封氏墓，原位于今东莞市南城街道胜和社区元岭村，为北宋政和年间朝奉大夫封德清夫妇墓。1972年清理发掘，出土有陶坛、陶炉、瓷碗、建窑黑釉盏、赭黄釉三足炉、素身菱花铜镜、手镯、银钗、铜钱等随葬品。其中陶坛上塑有12个供养人造像，反映了当时东莞佛教文化盛行的状况。

黎氏大宗祠，位于东莞市中堂镇潢涌村，始建于南宋乾道九年（1173），是珠江三角洲现存始建年代最早的祠堂。布局取形于龟，占地面积2360平方米，建筑面积1337平方米，是东莞规模最大的宗祠之一，现存明代重刻宋、元、明三代李春叟等六名贤为该祠撰文石碑2通。2002年黎氏大宗祠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宋皇姑赵氏墓，位于东莞市东城街道石井社区狮子山，为宋宗室之女赵氏之墓，建于南宋淳祐六年（1246），明、清重修。据邓氏《师俭堂家谱》记载，南宋初，宋室南渡，皇室离散，赵氏流落民间，被起兵勤王的东莞人邓铣收留，后许配其子邓惟汲。宋光宗即位后，赵氏得认皇姑，邓惟汲被封为“税院郡马”。1989年宋皇姑赵氏墓被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至正大铜钟，原置于资福寺内，元至正六年（1316）以铜、金、银、等原料铸成，其中为往来东莞的波斯（今伊朗）商人、僧客所赠，是中外友好贸易的结晶。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4）明清古代东莞臻于鼎盛

明清两代，东莞属广州府管辖。该时期，东莞人口激增，推动了东莞的开发，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手工业和商贸业发达，墟镇勃兴，海外贸易繁荣，文化人才辈出，处于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人口、土地激增促进农业发展。进入明代以来，社会恢复稳定，东莞人口也逐渐增长。洪武二十四年（1391）东莞县户24968、口76364，至嘉靖元年（1522）已增到户25099、口142471。清康熙时，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诏令，实施“摊丁入地”政策，更是刺激了人口增长。至嘉庆元年（1796），东莞县有人口465570，较明初增长了六倍。人口增长加速经济开发。围垦沙坦、开辟荒地，迅速增加东莞耕地面积（田地、山塘从明初11911顷增加到鸦片战争前14285顷，另明万历元年割新安县2910顷），水稻等粮食产量极大提升，为改变农业产品结构、促进其他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农业的发展，使明清时期东莞的村落大量增加，原有村落也得到较大发展。

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明清时期，东莞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农业生产迅猛发展，出现明显区域分工。据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东莞茶山一带向来产香，为“岭南香国”，其中石涌、牛眠石、马蹄冈、金钗脑、金桔岭等乡，“人多以种香为业，富者千树，贫者亦数百树”；石龙则有“千树荔，千亩潮蔗，橘、柚、蕉、柑如之”；篁村、河田一带盛产薯、蔗，“动连千顷”。由于蔗糖之利甚厚，东莞种蔗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十分之四，蔗田几与禾田相等，成为广东产糖大县。东莞塘鱼养殖业也迅猛发展，至万历九年（1581），有税鱼塘32659亩。

加工业、手工业与造船业发达。明代，东莞制盐业仍保持在岭南的重要地位，靖康盐场为广东29个盐场之一，规模大，从业人员多。据史载当时东莞“沿海一带，额设盐场二十七所；远近盐船，大约不下数千；各船水手，大约不下数万人”。明人陈琏以“煮海竟烧烟万灶，收盐多积雪千堆”来形容莞盐生产的盛况。由于盐产量大、利税多，东莞盐场食盐课税直属广东盐课税提举司管辖。莞香在明代也已“重于世”，“度岭而北”，远销江南一带，“岁售逾万金”。东莞人用莞草编织的莞席、草绳畅销省内外，明崇祯《东莞县志》载有《莞草》诗“宜之为席，资民衣食”。东莞也是广东有名的造船中心，所造乌尾船可载三四千石，所产米艇享誉珠三角，极大便利了海外贸易与交往。

清代，东莞手工业出现了区域分工，“邑之东北隅，多工纺绩，黄家山布鬻给广、惠两郡；西南则捆莞为席，辫麦为帽，穿绒为伞”。

墟市与城镇迅速发展。商品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东莞墟市发展和城镇兴起。明初东莞墟市仅9处；天顺年间增加到16处；嘉靖年间发展到29处；崇祯年间有墟30处，市10处。清康熙年间墟市进一步繁荣，发展到37墟12市；至清末民初则达68墟27市。其中东莞章村墟的管理，在清初享有盛誉，屈大均赞“粤之墟，立法惟章村最善”。东莞香市与广州花市、罗浮药市、合浦珠市并称“广东四大市”，“凡莞香生熟诸品皆聚焉”。石龙在明嘉靖年间开墟，借助水陆交通便利的优势，至清乾隆年间已发展成为东江流域粮食、木材等物资主要集散地，是“惠、潮、嘉三府商贾总汇，货财方集之地”，成为岭南新兴的城镇，以活跃的商贸驰名省港，与广州、佛山、顺德陈村并称广东四大名镇。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兴盛。明初，郑和下西洋，把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交往活动推上了新的高峰。海禁解除后，东莞的鸡栖、屯门、虎门是海舶贸易的主要泊口，与波斯、暹罗（泰国）、安南等国关系更为密切。东莞出产的“洋糖”远销至国外“东西二洋”，莞席等为波斯人所钟爱，从波斯运入的“安息香”也被莞人视为珍品。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暹罗商人柰治鸦看为颂扬番禺县令李恺廉政之举而立的却金亭碑，碑文记载了当时东莞与泰国友好通商、公平贸易的史实。

清代，特别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粤海关成为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口岸海关，东莞虎门、镇口、石龙是粤海关的税口。东莞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主要出口商品有爆竹、蚕丝、水草、凉粉草、腐竹、大头菜、荔枝干、黄麻、油鸭、腊味等。光绪十三年（1887）东莞爆竹出口额达100余万两白银，远销东南亚、欧洲、美洲、澳洲和非洲。草织品更是驰誉海外，其中花席“年售出口约500万张，以美国为最”。

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经济繁荣带动了文化兴盛。明清两代，东莞崇文重教之风兴盛，书院、社学（义学）达60余所，各类文化人才辈出。明代，东莞有进士81名、举人550名，居广东前列，甚至出现一县一科同榜五进士、一村同榜两进士的盛况，被著名学者邱濬誉为“岭南人才最盛之处”。清代，东莞中进士57人，举人495人。明清时期，东莞涌现了文学家陈琏、诗人邓云霄、哲学家林光、史学家陈建及袁昌祚、科学家刘杰、画家张穆等一批闪耀岭南的文化名人，展现了东莞人在多个文化领域的杰出成就。

对外交往更为频繁。明清以来，东莞对外文化交流、技术引进超过以往各历史时期。

往来海外东莞人大增。明永乐年间，就有不少东莞人随郑和船队下西洋。之后，更多东莞人到东南亚一带开展商贸活动，甚至在当地定居创业。东莞中堂蕉利人莫登庸在明正德年间随父莫萍流寓至安南（今越南），凭借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建立了莫氏王朝。

最早仿制佛郎机炮。明正德元年（1506），葡萄牙以“朝贡贸易”的名义派使者率船抵达东莞县屯门岛，占据屯门海澳。“正德十一年至十六年（1516—1521）间，东莞白沙巡检司何儒得佛郎机炮和不同于中国的火药，随即在东莞仿制，首批产品运用于正德十六年（1521）广东按察司副使汪指挥的屯门之战”，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早引种番薯。东莞虎门北栅人陈益在万历年间乘船到安南，得番薯种，回国后在其祖父陈莲峰墓旁购地种植推广，成为我国引进番薯第一人，陈莲峰墓也成为我国第一块番薯地的坐标，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东莞文学作品享誉欧洲。清乾隆年间，东莞横坑人钟映雪搜集整理并评点的木鱼书读本《花笺记》、《二荷花史》，19世纪传入欧洲，被译成德文、荷兰文、英文、丹麦文、法文等。德国诗人歌德曾在日记中记述了他读《花笺记》译本的感想，称《花笺记》为“一部伟大的诗篇”，并写了《中德四季晨昏十四首》，赞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的道德精神。两书译本现被欧洲多家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其中《花笺记》译本被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收藏，《二荷花史》译本则被藏于伦敦大学博物馆。

重要文物遗存

东莞明清文物遗存数量众多，品类丰富，有墓葬、祠堂庙宇、牌坊、桥梁、石刻、民居和村堡等，其中罗亨信家族墓、钟松雪家族墓、却金亭碑、陈莲峰墓、南社村和塘尾村古建筑群等文物遗存，突出展现了东莞明清时期的历史人文和经济发展状况。

罗亨信家族墓，原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篁村，明天顺三年（1459）建。墓道前有吏部尚书王直撰文、兵部尚书马昂书丹、户部尚书沈固篆额的龟趺神道碑。1988年发掘，出土青花缠枝莲盖罐、“都御史章”及“永乐第一科进士”印等随葬品94件，其中一对青花缠枝莲盖罐为明天顺年间民窑精品，对研究该时期青花瓷具有重要价值，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罗亨信为明永乐二年（1404）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右佥都御史等职，在土木堡之变中，镇守边关有功，后升右副都御史，景帝时进左副都御史。

钟松雪家族墓，原位于东莞市寮步镇，是东莞出土文物品类最丰富、质量最高的明代墓葬。2003年发掘，出土墓志铭、金器、银器、瓷器、铜钱及衣物、木梳、竹扇等文物65件（套），两件白釉贴花梅瓶为明成化年间民窑精品，国内罕见，现为国家一级文物。该墓是被评为2003年广东省七大文物考古发现之一。钟松雪（1433—1505），字文振，寮步横坑人，故封征仕郎刑科给事中。次子钟渤，字元溥，号东冈，官至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

却金亭碑，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光明路与教场街交界处，即原东莞县城演武场，立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碑文记载：嘉靖十七年（1538）番禺县令李恺来东莞交叉检查外贸，决心兴利除弊，订立制度，不准官吏随意抽盘，骚扰外商。暹罗商人柰治鸦看筹银一百两奉送李恺以表谢意，李恺拒不接受。经巡按王十竹批准，柰治鸦看在东莞城北门外演武场之南，建却金坊、挂却金匾、立却金亭碑，记载此事，以表彰李恺的廉政。却金亭碑是我国明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和中泰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2006年却金亭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莲峰墓，位于东莞市虎门镇金洲社区小捷滘，建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清道光十六年（1836）重修。明万历十年（1582）东莞虎门北栅人陈益从安南带回番薯种，试种成功后在墓旁购地扩种推广，比福建长乐人陈振龙早11年，成为中国引进番薯第一人，陈莲峰墓则成为我国第一块番薯地的历史坐标，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陈莲峰，明弘治十七年（1504）举人，历任浔州通判、南宁府同知、按察司佥事等职，后封中宪大夫。1989年陈莲峰墓被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南社村和塘尾村古建筑群，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规模较大、原形态保存较为完整的两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明清村落。南社村位于东莞市茶山镇，创建于宋代，明末以后，形成以围墙为界、东南向西北四个相连的水塘为中心、祠堂临水岸排列、民居向两侧随自然山势错落布置、主干道与巷道相交成梳状的村落格局，占地约11万平方米。现存明清时期庙宇5座、祠堂30座、古民居250多座、水塘7口、古井25眼、古墓葬36座。塘尾村位于东莞市石排镇西南部，距南社村约2千米，创建于宋代，至清光绪年间发展成为以古围墙为界、村口水塘为中心、巷道成井字形网状分布的村落布局。占地面积39565平方米。现保存明清时期祠堂21座、古民居268座、书室19座、门4座、炮楼28座、水塘6口、古井15眼。南社村、塘尾村保留了完整的村落布局，文化生态和环境风貌保存良好，由寨墙、民居、祠堂、家庙、书院、巷道、古井、水塘、古墓、古榕等组成颇具特色的聚族而居的农业村落文化景观，是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明清农村经济、宗族关系和建筑文化的典型范例。2006年南社村和塘尾村古建筑群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社村、塘尾村分别于2005年、2007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三）千年古县城

莞城，自唐至德二年（757）成为东莞县治所在地以来，直至2004年东莞市政府迁离前，一直是东莞的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一座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城，莞城在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古代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历史地位。

1．延续千年的建城史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为加强对辖境的控制和管理，将宝安县治迁至到涌（今莞城），并以原东莞郡名作为县名，替代宝安，是东莞迁治改名后的建城之始。唐代东莞城为土筑，规模小，仅“东南循到涌为城”，面积约0.49平方公里。

宋代，因军事防卫需要，在原土城基础改筑砖城，城市向西南发展，达0.8平方公里。两宋时期，史载莞城重要建筑有学宫、城隍庙、上清观、雁塔、文昌庙、东岳庙等。

明洪武十七年（1384），南海卫指挥使常懿筑新城，在原旧城基础上向西、南拓展，“包钵盂、道家二山于内。外砌以石，城周围一千二百九十九丈，高二丈五尺，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门四：东曰和阳，西曰迎恩，南曰崇德，北曰镇海。城门楼四；敌楼四；警铺四十；水关二；水门一；雉堞二千零三十一；吊桥三；石桥一；濠一千三百五十丈，阔三丈，深三丈五尺”。“天顺间，知县吴中增筑谯楼”；“嘉靖间……增筑月城”；“万历元年，知县董裕营修（城墙）凡四百三十二丈”。

明代莞城沿用传统的里坊制，城内曰坊（有阜民坊、桂华坊、登瀛坊），附城曰厢（城西门外设迎恩厢），形成“三坊一厢”，城市规模1.5平方公里。至明后期，有43条街巷，其中城内33条，城外10条，城市规模已基本定型，官署、文化教育机构、宗教祭祀、商业和居住已有一定功能分区。

清代，莞城多次修葺。随着商品经济进一步繁荣，城外街区迅速扩展，城市建设突破城墙限制，城外出现大规模居住区、商业区。嘉庆《东莞县志》记载城内街巷43条，城外街巷34条。晚清时期莞城城市空间更是达到城外“十二坊”，沿河一带称为西隅、北隅，城市总规模达3.61平方公里，并且开始出现福音堂、天主堂等西方宗教建筑。

民国时期，城内和城外两隅十二坊合为县城，街巷226条，其中城内97条，城外129条。城市发展彻底突破了城墙的制约，城外街区规模超过城内。1930—1934年，在城外拓建原有道路，路两侧兴建新式骑楼建筑，形成现大西路、中兴路等骑楼街。民国时期的东莞城，增加了学校、医院、邮局、公园等近现代城市民居公用设施，是国内较早向近代化发展的县城。

新中国成立后，莞城仍然是东莞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2004年市政府虽迁离莞城，但仍有部分行政机关继续在此办公。

2．独具岭南特色的古县城

现所见的东莞古县城莞城起步于唐宋，完善于明清，是中国古代城市与近代商业文化发展相结合的典型。

在城市选址上，莞城遵循古代城市“因天材，就地利”的思想，背靠黄岭（黄旗山），西濒东江南支流。明代筑新城包黄岭东、西余脉钵盂、道家二山入城，又有东引“随龙之水”、南接“朝山之水”会于城内，折西北出城汇于东江南支流，护城河环绕东、南、西三面。山环水绕的地理环境，既省沟防之劳役，又增强交通的通达性，利于与外界交流。

在城市布局上，采用了中国传统的里坊制，整体呈城内“三坊一厢”和城外“十二坊”，形成了由护城河、城墙、城楼、县衙、街巷、民居、祠堂等要素构成的城区格局，行政区、居住区、商业区、文化区等功能分区明显。

在建筑风格上，既保存了明清城楼、民居、岭南古典园林等传统风格建筑，又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骑楼等近现代风格建筑。因受用地规模影响，莞城传统民居多为单开间的竹筒屋，面宽较窄，进深较大。在近代兴建的城外街区，沿街建筑多采用骑楼形式，上楼下廊，楼下作商铺，楼上住人，跨出街面的骑楼，既扩大了居住面积，又可防雨遮晒，在建筑外形上吸收了外来建筑形式，山墙装饰丰富多样。

3．千年古城的历史遗存

莞城历经千年，经过历代的扩建、改建和发展，现仍保存明清时期所形成的城内作为行政中心、城外作为商贸区的城市总体功能格局，城门、祠堂、私人园林、民居和近现代重要设施均有一定保留，成为见证东莞古城发展的重要历史坐标。

迎恩门城楼，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西正路。明洪武十七年（1384）由南海卫指挥常懿始建，又称西城门，明、清两代均有重修和扩建。原有城墙与道家山、钵盂山、和阳门（东）、崇德门（南）、镇海门（北）三座城门楼相连，现存的红砂岩石基座为明洪武年间砌筑。1982年迎恩门城楼被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翟氏宗祠，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罗沙社区。明万历年间始建，清代后期重修。东莞翟氏于宋靖康（1126—1127）之变后经粤北南雄迁东莞，宋末元初翟氏家族先后在东莞建立桂华书院、聚秀书院，对东莞文化教育的早期发展作出贡献。翟氏宗祠是翟氏家族南迁东莞后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宗族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2012年翟氏宗祠被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莞可园，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博厦社区。道光三十年（1850）七月，时江西按察使署理布政使张敬修辞官回乡，广邀能工巧匠，建筑可园。可园建成后，广邀文人雅士雅集，岭南画派鼻祖居廉、居巢曾在园内客居十余年，发扬光大撞水、撞粉之法，创造出一批极具特色的绘画作品，使可园成为“居派”画法的生发地和岭南画派的重要策源地。东莞可园占地约2200平方米，“连庭广厦”式围成一个外封闭内开放的大庭院空间，把建筑、山池、花木和外围美景融为一体，是住宅与园林有机结合的岭南园林珍品，与顺德清晖园、佛山梁园、番禺余荫山房并称广东清代四大名园。2001年东莞可园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刚经云石塔，位于东莞市莞城中心小学，原址为资福寺僧房。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为云石砌筑六边七层石塔，边长2.1、通高4.15米，须弥座塔基，束腰处四面镌刻建塔缘由铭文，塔各层六面均有佛龛，佛像已全失。1982年金刚经云石塔被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容庚故居，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旨亭街，容庚及弟容肇祖、妹容媛均出生于此。故居为三进“三间两廊”式东莞清代住宅建筑。容庚（1894—1983），原名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和篆刻学等方面均有很高造诣，著有《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2008年容庚故居被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东莞县博物馆旧址，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人民公园内，为水泥、钢筋结构二层楼房，占地面积489平方米，建筑面积1249平方米。1929年竣工，1932年开放，名“东莞县博物图书馆”。1959年恢复为东莞县博物馆。是东莞城市建设和文化近代化发展的重要见证，1993年东莞县博物馆旧址被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莞人民公园，位于东莞市莞城街道东南角。1913年东莞第二任县长岑学吕拆除莞城部分庙宇、寺院，利用拆卸下来的砖石修筑而成。开辟初期只有盂山、钵山，因有石如盂，故时称盂山公园。1921年商人捐建讴歌亭。1926年3月，蒋介石视察东莞驻军，曾驻在人民公园红棉山庄。1931年建立东莞博物图书馆，修建中山纪念堂。东莞人民公园建有东莞第一个公共图书馆、第一个博物图书馆等设施，是我国最早建设的城市公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