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道武帝早年经历考

作为北魏平城政权前身的代国，是自魏晋以来一直活动在阴山山脉以南大草原上的以拓跋部为核心的部落联盟。它曾多次沿黄河东进到大同盆地，甚至南下到晋中一带。在末代代王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376年）之际，前秦大司马苻洛率领二十万军队大败代王什翼犍部众，然后将其所辖各部落分归铁弗部首领刘卫辰和独孤部首领刘库仁统辖，从而灭亡了代国。自此之后直到登国元年道武帝重建拓跋政权为止的十年里，拓跋部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对于这分崩离析的十年，史书语焉不详，它成了拓跋部历史上的断裂带。

值得注意的是，在代国灭亡后的十年中，有一批代国王室成员在中原流落。他们当时的经历并不为人注意，但是却关系到拓跋政权的重建及其重建后的发展方向。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北魏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本章第一节就考述道武帝及其他相关的代王室成员在代国灭亡后至拓跋政权重建前的这段经历。

一、罪徙蜀地

道武帝于什翼犍建国三十四年（371年）七月七日生于参合陂北，为《魏书》中所谓的献明帝拓跋寔的遗腹子。献明帝是代王什翼犍之子，他死于道武帝出生的当年之春。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拓跋氏代国为前秦所灭，部落败散，年仅六岁的道武帝再遭不幸，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离生活。

道武帝六岁以前的情况，《魏书》卷二《太祖纪》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其出生的年、月、日及地点记得十分精确。但是，该书写至道武帝六岁时，编撰者魏收却忽然停笔，曰：

年六岁，昭成（什翼犍）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

在道武帝的生平事迹中，这一段生活是至关重要的，理应由其本纪叙述，但《太祖纪》却将责任推卸给了《燕凤传》。

《燕凤传》收于《魏书》卷二四中，然而其中仅有燕凤与苻坚的一段关于安置道武帝的对话，并无有关道武帝经历的更多记载。现将这段对话抄录于下：

及昭成崩，太祖（道武帝）将迁长安。凤以太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凤寻东还。

《北史》卷二一《燕凤传》所载同于《魏书》。《资治通鉴》所载内容与此二书大略相同，而将此事系于卷一〇四《晋纪》太元元年（376年）条下，此年即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正是代国灭亡之年。《资治通鉴》确定此事系年的依据可能是《魏书》的《序纪》和《太祖纪》。但根据《序纪》和《太祖纪》，什翼犍于代国灭亡之前已死在代北，而这段对话却发生在代国初灭之后。《资治通鉴》似乎没有觉察到其中的矛盾。

据《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载，前秦对代国战争的主帅是苻洛，苻坚当时仍在长安，并未亲临前线战场。《魏书》卷一《序纪》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条也称：

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

这条记载与《苻坚载记上》是一致的。上引《燕凤传》的最后有“凤寻东还”一句，也说明燕凤当时已脱离拓跋部的部众。这些都足以证明苻坚与燕凤的谈话地点是长安。那么，作为当年代国旧臣的燕凤，是早就投奔前秦了呢？还是代国败亡后被俘往长安的呢？《燕凤传》没有交代明白。

《燕凤传》称：

昭成（什翼犍）与（燕凤）语，大悦，待以宾礼。后拜代王左长史，参决国事。又以经授献明帝。苻坚遣使牛恬朝贡，令（燕）凤报之。……（燕）凤还，（苻）坚厚加赠遗。

燕凤是受代王什翼犍亲近信任的大臣，他虽曾出使前秦，但完成使命后就返回代国了，行前还受到过苻坚的丰厚“赠遗”。而这条史料中的“凤还，坚厚加赠遗”七个字恰好就接在上文从《燕凤传》中引出的苻坚与燕凤讨论如何安置道武帝的那段对话之前。由此看来，燕凤不大可能在代国灭亡之前投奔到前秦长安去，他应该是在代国战败后作为亡国遗臣而被俘往长安的。只是由于他以前出使过前秦并受到过苻坚的厚待，因而再次到长安后便被另眼相看，所以就有了向苻坚进言的机会。

据《苻坚载记上》载：

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

苻洛在攻灭代国以后随即返回长安，此事似无可疑。即使他曾在代地稍有停留，为时也不会长久。从代地到长安有千里之遥的路程，在这短暂的时间之内不容燕凤从容不迫地来回奔走说项；苻洛也没有必要留下什翼犍子孙，而将燕凤这位“特殊”俘虏先单独送往长安，更不必通过燕凤去请示处置什翼犍子孙的办法。

在什翼犍诸子孙之中，道武帝的地位是十分尴尬的。他是献明帝寔之子、什翼犍之孙；但是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又娶了其子献明帝之妻即道武帝之母贺氏为妻，似乎道武帝又成了他的祖父什翼犍的儿子。据《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列传》载，在什翼犍的子辈之中留下名字的有寔君、秦明王翰、寿鸠、纥根、地干、力真、窟咄，其中载有事迹的是寔君、秦明王翰和窟咄三人。前者为符洛所执，轘于长安；次者死于代国败亡前；后者也被苻洛徙往长安，但却受到苻坚的礼遇。寔君与窟咄无论在年龄上还是在地位上都较道武帝重要，相比之下，当时年仅六岁的道武帝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需要由苻坚与燕凤专门提出来研讨的地步。何况，苻洛既然能作主将寔君与窟咄徙往长安，自然也就能作主将道武帝徙往长安，无须等待来自长安的命令。因此，《燕凤传》中苻坚与燕凤的这段谈话绝不是在代国刚刚灭亡时候发生的，而应该是在代国君臣被俘虏到长安后又过了若干时间以后发生的。也就是说，《燕凤传》中苻坚与燕凤的这段谈话不应系于代国刚刚灭亡之时。倘若如此，什翼犍去世的时间和地点也就有了疑问，因为苻坚与燕凤的对话是针对“昭成初崩”这一现实而发的。

我认为，产生这些疑问的根源是《燕凤传》没有交代清楚这段对话的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又根据《序纪》和《太祖纪》确定了它的系年，而《序纪》与《太祖纪》中关于代国的这段历史却是有意地歪曲过的。

关于代国灭亡前后的历史，《魏书》与《晋书》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不过，正如周一良先生在《关于崔浩国史之狱》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

自来多不信《晋书》载记关于此事之叙述，而以魏收之书为正确。然南朝史籍则反证成载记之可信。

由于国史之狱的缘故，史臣不敢直书，致使北魏前期的历史记载之中疑窦丛生，《魏书》中有关代国灭亡前后的历史更是颇多讹舛。因而，《晋书》以及南朝史籍中的敌国传闻反较《魏书》可信。周先生并以《晋书》为据，补以《宋书》、《南齐书》等史籍，揭示了拓跋部败亡以后什翼犍被迫内徒长安，道武帝因执父不孝而被流徙蜀地，以及什翼犍曾与儿媳即道武帝生母贺氏婚配的一段所谓“耻辱”与“丑陋”的历史事实。从而，廓清了代国历史上的一团迷雾。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燕凤传》虽与《序纪》、《太祖纪》不合，却与《苻坚载纪上》以及《宋书》、《南齐书》的有关记载相符。

《苻坚载记上》中记载代国灭亡之后的事情道：

（苻）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

此处之翼犍即什翼犍，翼圭为道武帝拓跋珪。《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则载：

其后（什翼犍）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死，子开字涉珪代立。

此处之开字涉珪者即道武帝拓跋珪。《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也载：

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什翼）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坚败，子珪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

此处子珪字涉圭者也即道武帝。将上述三段资料相互补充，便可以大体上勾勒出代国灭亡之后拓跋部首领什翼犍及其嫡孙道武帝拓跋珪在中原的这段经历的轮廓。不过，其中也有歧异和含混之处。

最明显的歧异之处也发生在什翼犍去世的时间与地点上。上引《苻坚载记上》不载什翼犍去世之事。《魏虏传》径谓“坚败”后道武帝“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所谓“坚败”系指淝水之战中前秦战败，则什翼犍似于淝水之战前已客死长安。然而，据《索虏传》“后听北归，鞬死，子开字涉珪代立”一语，什翼犍却又似乎死于代国旧地。同一人不可能去世两回，从南北各家史书中此后再未出现过有关什翼犍的事迹来看，什翼犍客死长安应是事实。而《魏书》卷一《序纪》中敢于将什翼犍之死谎系于建国三十九年，也说明什翼犍再未回到北方。而且，我们知道，道武帝是在贺兰部首领贺讷等的推举下登上王位的，在此之前代北由刘卫辰、刘库仁分治，并无什翼犍再次返回代北当权的事情。可见《索虏传》所载也有与实情不符之处。敌国传闻，粗略与歧异之处是难免的。但是，在什翼犍并未在建国三十九年死于代北这一点上，上引的三条记载却相一致。既然如此，我们只要将苻坚与燕凤的谈话置于什翼犍客死于长安的背景之下，那么上文中对于《燕凤传》的疑问便可消除了。与此同时，在《魏书》的《序纪》和《太祖纪》中的问题也就暴露清楚了。

按照《序纪》和《太祖纪》的理解，所谓“太祖（道武帝）将迁长安”的出发地应是代北。不过，由此却出现两个疑点：其一，既然什翼犍、窟咄、寔君、燕凤等均被俘虏到长安，何以六岁的道武帝反而脱免而留在代北呢？无论从苻坚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什翼犍的角度出发，似乎当初都不会作出将道武帝独留代北的决定。其二，燕凤向苻坚建议，将代国交由刘库仁与刘卫辰二人分统；同时又建议，待道武帝年长后“存而立之”。不过，此时道武帝倘若真的被留在代北，则岂能存活？刘库仁是独孤部首领，这个部落虽为拓跋氏部落联盟成员之一，但一直是与拓跋氏争夺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的主要对手。刘卫辰是铁弗部首领，铁弗部是一支长期与拓跋氏为敌的部落。就二刘的立场而言，都不会长期容纳道武帝，这从后来道武帝返回代北后随即在独孤部遭遇危难的境况就可以看出。深谙代北物情的燕凤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称刘卫辰“狡猾多变”，又建议苻坚令二刘分统代北，这些事实均可作为明证。也正因为如此，燕凤才建议苻坚以道武帝为培植对象，待其长大之后“存而立之”，从而有利于前秦对代北的长久控制。由此目的出发，也不该将年幼的道武帝置于代北，将他置于前秦直接控制下的长安则更为妥善。其实，上述两个疑点都是因为将年幼的道武帝置于代北的背景之下而引出的。然而，只要按照《苻坚载纪上》的理解，将苻坚与燕凤的谈话置于道武帝已经被迁于蜀地的背景之下，则上述两个疑点也就不复存在了。

倘若如此理解，那么在代国灭亡后道武帝的经历应该是：先随什翼犍等迁到长安，又从长安以“执父不孝”之罪迁到蜀地。不过，当道武帝在蜀地生活之际，什翼犍在长安去世了。于是，道武帝的安置问题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就有了本文开头所引的燕凤对苻坚的那段谈话。

二、再迁长安

《燕凤传》中那段燕凤对苻坚的谈话虽然与《序纪》和《太祖纪》不合，但却与南方各史相符，说明它在讨论代国灭亡后的这段历史上是有价值的。它不仅与《苻坚载记上》、《索虏传》、《魏虏传》等互为印证地反映了代国灭亡以后什翼犍及其子孙的去向，而且向我们透露了有关什翼犍去世以后道武帝前途的信息。

按照以往的理解，经燕凤向苻坚“固请”以后，道武帝似乎没有迁往长安。但是，这仍然是囿于《太祖纪》和《序纪》所衍生出来的看法，从《燕凤传》本文之中我们根本看不出这种意思来。因为仅从“太祖将迁长安”一语来看，我们无法知道，是道武帝主观上想迁长安，还是客观上不得不迁长安。而且仅从燕凤的“固请”二字上也看不出，他是要求将道武帝迁往长安，还是要求不要将道武帝迁往长安。其中语义含混不清。但是，当此谈话被置于道武帝已经被迁蜀的背景之下，且又注意到“待其孙（指道武帝）长，乃存而立之”一语之后，意思就比较清楚了。原来，燕凤“固请”的，是将道武帝迁往长安，而不是不迁长安。

周一良先生在《关于崔浩国史之狱》一文中指出：

魏收修一百六十年之历史仅十余月而成，其书前半大多本于北魏旧史，故本纪中皆不免于粉饰，抹去昭成被擒入长安及道武流放至蜀等事。北魏史臣叙崔浩国史一案之罪行，自不敢再斥言其事，详细记述，而不得不含混其词，以免重新暴露北魏鲜卑统治者祖先之羞耻屈辱。魏收修史虽在北齐之世，而因袭旧文，未加改易。

从《燕凤传》在有关什翼犍和道武帝事迹的时间、地点方面记载含混不清的情况可知，《燕凤传》也应是周先生指出的“不免于粉饰”中的一例。从苻坚与燕凤的对话中不难看出，燕凤是代国灭亡前后诸事的知情者。什翼犍被擒往长安和道武帝被流放于蜀等事件的来龙去脉，燕凤都十分清楚，甚至还可能是当事人之一。而有关什翼犍被擒和道武帝被流放的“羞耻屈辱”等事，在最初的燕凤本传中也难免不被泄露。因此，今存《燕凤传》应是被粉饰和删削较多的传，其中含有的疑问之处也必定较多。但是，由于《魏书》成书仓促，很难以将删削、粉饰之处弥补得严丝合缝而不遗下破绽，这就给后人留下了可以寻绎历史真相的蛛丝马迹。而经过去伪存真以后发现，从燕凤与苻坚谈话中暴露出来的什翼犍客死前秦都城后不久道武帝迁往长安的事实便属于这类情况。

从《燕凤传》中的“坚从之”三字来看，燕凤欲将道武帝迁往长安的请求确实被苻坚批准了。虽然《魏书》等史籍中毫无道武帝在长安活动的记录，但是道武帝曾经在长安生活的事应当是可信的，因为除了《燕凤传》已经透露的消息以外，此事还可以从道武帝与慕容部首领慕容垂的联系中得到佐证。

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年）十一月，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败北。当月，慕容垂即摆脱苻坚控制。同年十二月，慕容垂袭杀前秦将领苻飞龙，正式同苻坚决裂。太元十年（385年）十二月，慕容垂定都于中山，建立后燕政权。翌月，道武帝也被贺兰等部推为代王。前引《魏虏传》所谓“（苻）坚败，（什翼犍）子珪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等语当即指此而言。

在太元八年十二月至太元十年十二月的整整两年之中，中原地区陷入大乱，原先被前秦控制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乘机逐鹿中原，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其中，与后燕政权同时崛起的后秦、西燕以及前秦的残余势力在西起汉中东至河北的广大中原地区不断地争战，成为其间数千里交通的重重障碍。看来，年幼的道武帝不大可能于淝水之战以后从蜀地前往中山去投奔慕容垂，因为其间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艰险困难。

道武帝投奔慕容垂的时间应该在淝水之战以前，而淝水之战以前慕容垂恰好长期居留在长安。据《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记载，慕容垂原为前燕吴王，因受权臣慕容评的忌妒与迫害，不得不叛离前燕，投奔前秦。此事《资治通鉴》系于《晋纪》太和四年（369年）十一月条下。该条称，慕容垂到长安以后，随即被苻坚拜为冠军将军，封宾徒侯。而在该条之下，胡三省注曰：“宾徒，汉县名，属辽西郡。”“宾徒”在《慕容垂载记》中作“宾都”，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卷一二三校勘记［三］认为“本名自当作‘徒’”。该校勘记所言为是，因为《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平州昌黎郡条下确实有宾徒县。宾徒附近有徒何城，汉代曾在此设县。《后汉书》志二三《郡国五》辽东属国条下称，“宾徒故属辽西。徒河故属辽西”。据《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载，晋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迁居徒何之青山，从此隆兴发达，故慕容鲜卑又名徒河鲜卑。前秦封慕容垂为宾徒侯，显然是由于宾徒与慕容部的隆兴之地相邻的缘故。但这只是虚封之，因为当时前秦并未占有该地。

慕容垂的食邑，据《慕容垂载记》的记载为“华阴之五百户”。华阴离长安很近。慕容垂食华阴之五百户，是因为他在长安任官的缘故。《慕容垂载记》又载，慕容垂投前秦后不久曾被王猛设诡计构害，他“惧而东奔，及蓝田”，却“为追骑所获”。蓝田介于长安与华阴之间。可见，身处前秦朝廷的慕容垂，表面上虽然受到封赐，实际上却被控制在作为前秦国都的长安了。《慕容垂载记》还载，慕容垂后来又“历位京兆尹，进封泉州侯”。泉州详见《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幽州燕国条之下。泉州侯只是慕容垂的遥封，身为京兆尹，他显然仍住在长安。在《慕容垂载记》中，并未载明慕容垂为京兆尹的时间。《资治通鉴》虽也失载，但在卷一〇四《晋纪》太元三年（378年）二月条下已称慕容垂为京兆尹了。而且，在此之后未见慕容垂有新的官职，更未有外任。直到淝水之战前夕，慕容垂还是以冠军将军、京兆尹的身份出现于史籍中的。

由上述记载，可以认为慕容垂投奔前秦以后一直是在长安居住的，除了出征之际以外。这样，道武帝投奔慕容垂的地点也就只能是长安了。于是，由《燕凤传》透露的道武帝在什翼犍死后迁往长安之事得到佐证。

《资治通鉴》系前秦攻代国于《晋纪》太元元年（376年）十月条下，系代国之亡于同年十二月条下。据此推测，道武帝等被俘往长安，旋又罪徙蜀地，均应是太元二年初的事。什翼犍去世后道武帝徙回长安，理应是太元二年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的事。而慕容垂为前秦京兆尹应当是《资治通鉴》称其为京兆尹的太元三年二月之前的事。道武帝被徙回长安与慕容垂为京兆尹的两件事，在时间上是衔接的。也就是说，道武帝到达长安时，慕容垂正在京兆尹的任上。因此，慕容垂在一定的程度上给道武帝以帮助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慕容垂之所以帮助道武帝，也是出于与苻坚同样的“乃存而立之”的长远考虑，所以后来慕容垂据有河北不久即将道武帝遣回代北去了。另一方面，道武帝之所以追随慕容垂，不仅因为他当时正有权势，也还由于如上小节所引《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中言及的二者之间具有亲戚关系。道武帝的亲祖母为前燕王慕容皝之女，而慕容垂为慕容皝之第五子，慕容垂实际上要长道武帝两辈。不过，《南齐书》既然目道武帝为什翼犍之子，慕容垂也就成为道武帝的舅辈了。

《魏书》卷二《太祖纪》中，在道武帝元年条下略言道武帝事迹后，在二年至六年条下便没有文字，在七年与八年条下虽有文字但无道武帝的事迹，直到九年也即东晋太元十年条下才有关于道武帝的记载。《资治通鉴》也同样，在卷一〇四《晋纪》太元元年条叙及道武帝事后便不再提及他的情况，直到卷一〇六《晋纪》太元十年八月条下才又有道武帝的事迹出现。因此，联系前文可知，道武帝重返代北的时间不会晚于太元十年八月。据淝水之战后慕容垂重建政权的情况推断，道武帝随慕容垂到中山是东晋太元八年十二月以后的事情，则他在中山的时间不会超过二十个月。

又如前述，道武帝徙蜀的时间不早于太元二年初，则他在蜀地和第二次居留长安的时间合计大约七年。不过，由于史载不明，我们很难确定什翼犍去世的时间，所以就无从推断道武帝自蜀地返回长安的时间，从而也无从知道道武帝在长安居留了多长时间。但是可以认为，道武帝在长安的时间是不短的，否则我们对北魏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再入中原时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汉文化的倾慕心理及熟悉程度便无法理解。

道武帝早年在中原时曾居留蜀、长安和中山三地。蜀地虽自蜀汉王朝以来经济、文化均有一定发展，但与中原地区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更不能与东部的经济、文化中心中山和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相比，否则就不会作为罪徙之地。中山虽为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但道武帝在中山居留的时间不超过二十个月。由此来看，道武帝所受的汉文化的熏陶应该主要来自于居留长安的时期。

三、中原文化的影响

在鲜卑拓跋部的历史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那就是自昭成帝什翼犍建国三十九年十二月代国被前秦灭亡以后至登国元年正月道武帝重新立国之前的时间。由于这十年左右是拓跋部的亡国时期，加上史家记载的疏略，它成了拓跋部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断裂带。然而，从民族的交往与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个断裂带恰恰是很富有意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特别值得提出的事件便是昭成帝和代国王室中的许多成员和部分贵族、臣僚被强行迁徙到中原的长安等地。这一事件虽然使这批人尝尽了在他乡颠沛流离的苦头，但是在客观上却为拓跋社会造就了一批受过汉族先进文化熏陶的人才。十年以后，当他们重返代北时，便成为拓跋社会封建化与汉化的带头羊。而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正是“颇有学问”的道武帝。

道武帝学习汉文化是广泛的，他对儒、道、法全面涉猎。尤其在建立北魏政权之后，他不仅“以经术为先”，又“好黄老”，而且努力追随韩非的专制主义思想。关于道武帝的汉文化素养，还可以通过将他与其他历史人物加以对比得到深入的理解。

可作对比的第一个人是道武帝的祖父昭成帝什翼犍，他与道武帝恰好是处于拓跋历史断裂带的一前一后的两位君主。时代不同，两人的精神风貌也迥异。

据《苻坚载记上》记载：

（苻）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坚尝至太学，召涉翼键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

在这段文字中，中原文明的镜子将昭成帝的“荒俗”映照了出来，与上述他的孙子道武帝的文化素养形成鲜明的对比。苻坚将什翼犍送进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中去学习，让他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位“荒俗”的君主倒也没有辜负苻坚，在学习文化上表现出积极的进取之心。可惜，他没等回到代北就去世了。

可作对比的第二个人是夏国天王赫连勃勃。他与道武帝是同时代的人物。但是，在建立都城问题上，他们两人的观念呈现巨大的文化差异。据《魏书》卷一三《皇后·平文皇后王氏传》载：

昭成（什翼犍）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

可见，定都之事在代国时期是违背旧俗而不为保守势力所允许的。但道武帝却不仅做出不为保守势力所允许的事情，而且还要仿照中原都城的建制来筑造新都平城。《魏书》卷二三《莫含附莫题传》载：

后太祖（道武帝）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征令监之。召入，与论兴造之宜。

道武帝心目中的平城“兴造之宜”，不仅要规模广大，形制宏伟，而且最要紧的应当模拟中原的邺城、洛阳、长安等著名的都市。《莫含附莫题传》中的这段史实，在《资治通鉴》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它系于卷一一四《晋纪》义熙二年（即北魏天赐三年，406年）六月条下。可见，《资治通鉴》的编撰者也将道武帝模拟中原都市兴建北魏国都之事看得很重。

可巧的是，夏国天王赫连勃勃恰在此后一年也与其诸将讨论了是否定都的问题，在《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中记录着这段对话：

诸将谏固险，不从。又复言于勃勃曰：“陛下将欲经营宇内，南取长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然后大业可成。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众旅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城门不昼启。

此处赫连勃勃的言论竟如上引《平文皇后王氏传》之翻版，观其“游食自若”和“轩辕氏亦迁居无常”等语，他与王氏的思想观念何其相似，又与道武帝何其不同！

魏、夏均为淝水之战后兴起的政权，道武帝与赫连勃勃又都出生于北方的游牧部落，何以前者如此进步而后者如此保守呢？我想，最好的解释应该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中去寻求。

赫连勃勃原姓铁弗，是铁弗部首领刘卫辰的第三子。如前已述，代国灭亡后被前秦一分为二，其黄河以西部分归属刘卫辰。后来，前秦又以刘卫辰为西单于，屯代来城，因而赫连勃勃自幼便生长在代来城。直到北魏登国六年（391年），魏军击溃铁弗部，杀刘卫辰，赫连勃勃才先奔薛干部，后投后秦姚兴。嗣后，他又叛姚兴而自己立国。长期的北方草原生活使他的思想观念与文化素养必然涂抹着十分浓厚的游牧部落习俗的色彩。

与赫连勃勃不同，道武帝在建国之前已有过长期在中原生活的经历。道武帝于东晋太元元年十二月离开代北的时候年仅六岁，而太元十年重返代北的时候已经十五岁了。这段将近十年的时间，既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形成时期，又是吸收知识文化最为重要的时期。倘若这个阶段道武帝仍然留在代北的部落之中，恐怕他的精神风貌与赫连勃勃不会有多大的差别，而他的前途也就不过如其祖父什翼犍那样，成为北方草原上的一代“雄杰”之主，然而仍不免流于“荒俗，不参仁义”。正因为命运的坎坷，使道武帝流徙于蜀地和中原，特别是居留长安相当长的时间，从而受到汉文化的浓厚熏染，并结识了像慕容垂这样汉化程度很深的鲜卑贵族，所以才会对汉文化相当倾慕，相当熟悉。

道武帝的汉文化素养对于北魏政权的建立以及建立以后的国策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