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摩尔与纪念性功能

亨利·摩尔是这类雕塑家的代表，他们既拒绝表现没有批评趣味的英雄史诗，也拒绝利用现代主义来否定雕塑的纪念性功能。1946年他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回顾展，1948年在战后的首届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国际雕塑大奖，而在英国艺术节上他在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y）的展览与特纳的展览并列，以上这些都标志着摩尔的功成名就。他是20世纪英国第一个被有意塑造为民族人物的艺术家。赫伯特·里德1944年出版了摩尔雕塑全集的第一卷，并为其中的战争制约时期设定了一个特殊的标准。泽沃斯（Zervos）的毕加索作品全集发行于1932年。这两者之间的某些比较显然是有意为之。

战争期间英国艺术的孤立促进了反省并回归文艺复兴的倾向。罗杰·弗莱（Roger Fry）和赫伯特·里德都看到了自哥特式以来英国雕塑的式微，但他们都指出了英国在墓室雕塑上的表现力，也正是这些雕塑为摩尔提供了基本的启发。此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和古典遗迹的兴趣，也反映出他对于曾长期介入意大利文化的英国文化的认同。

摩尔最有力的美国支持者之一，艺术史学家兼博物馆馆长W.R.沃尔伦蒂纳（W. R. Valentiner）曾指出，人民并不需要通过一般的纪念碑以及塑造士兵的英雄形象来回忆战争，而是需要通过供奉一个地方来回忆战争，这个地方可能是在一个广阔空间中的墓地或石质结构。沃尔伦蒂纳此时正好看了摩尔在纽约的回顾展，以及摩尔为纪念碑画的素描构思。纪念碑以雕塑形式立于苍茫大地，摩尔将其命名为“思想的雕塑”（ideas for sculptures）。

与其他当代雕塑家不同，摩尔表现出人类对与自然的基本力量紧密联系的深切渴望，这种力量存在于蛮荒的大漠、深山和森林，远离城市，远离理性而非情感动力所支配的非自然的生活……其他现代雕塑家先于摩尔创作出了户外抽象雕塑（其中他提到布朗库西），但他们的成就主要依赖于机器时代的发明和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而不像摩尔那样，他在近来的其他雕塑家绝无仅有的风格中召唤荒无人迹的自然的精神。

沃尔伦蒂纳在摩尔侧卧的雕像［图7］中看出了双重的意义：唤醒存在和承受衰亡。因此人物象征着生命的循环，也正好暗示了当时英国的衰败。另一个美国作家弗雷德里克·怀特（Frederick Wight）也将摩尔的侧卧雕像描述为带有

一种奇异的气氛，唤醒与我们不同的生命，一种从梦幻中醒来后看到的生命。它们宁静的生命使我们震撼，省略了细枝末节。它们的衣服……是寿衣。它们有着麻风病人的面容……摩尔特别关注不变、永恒和不朽……摩尔……力求让死亡像破碎的波浪逃离他的作品。必须记住，他的石雕人像是其自身的纪念碑。它们从已被时间湮没的英国教堂墓地那种模糊而惊奇的石雕里浮现出来。

图7　亨利·摩尔

《褶皱的斜倚的人像》（Draped Reclining Figure），1952—1953年。

这是受伦敦时代—生活大厦委托为其屋顶平台所做，是摩尔自1951年旅行希腊之后所做的最早的斜倚雕塑，也是他从1940年代以来一直关注于欧洲传统的体现之一。他在石膏模型上使用了真正的布料来塑造褶皱。

摩尔在1955年说过：“我宁愿将我的雕塑置于风景之中，不管什么风景，都比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建筑要好。”回想到1938年他在苏塞克斯南部低地为建筑师塞吉·切马耶夫建造的现代建筑平台上做的《侧卧的人》（Reclining Figure），他说：“我的人物远眺辽阔的低地，她凝视着地平线。雕塑与建筑没有特殊的关系。它有自己的特性……（但）我认为它成为人性的因素，它成为现代建筑与永恒大地之间的中介。”

摩尔的雕塑如同民族的标志，是不列颠民族活力的纪念。摩尔在战时画过防空洞和坍塌的矿井，把磨难与忍耐凝聚在一个象征性的母亲形象上。如果说他的人物是在不列颠意义上的，那也不是必胜主义或征服的象征，而是斯多葛主义和幸存者的暗示。摩尔的复杂性在于他浓缩意义的能力和其作品中的暗示性，正因如此，一个有争议的保守的文化观点，以及雕塑的广泛含义，才可能不依赖修饰手段而体现出来。

1950年时，一些历史学家把摩尔视为自文艺复兴以来雕塑发展的鼎峰，另一些人较为谨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当时无疑已经是美国前卫批评家的领衔人物，他将摩尔视为古典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的一个中间点，他相信，那是艺术家特别关注古代艺术与原始艺术的一个阶段。他承认，摩尔的才能在于以自己的方式穿越了现代主义的复杂性（画家罗伯特·马瑟韦尔则站在批评的角度上对摩尔的折衷主义表示怀疑），他看到了摩尔的传统主义及其与马约尔之间的联系。这两个雕塑家都关注厚重、葆有原始性的、侧卧的女性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