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避喧听政

人类对自然界审美的选择和欣赏是与生俱来的本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文化的积累，人们逐渐把对自然的钟情与自身生活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园林艺术空间。中国历代最高统治者在皇宫之外广置园囿，成为一种传统，诸如汉唐宋明等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权都曾广建园林，辽金元清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更是广辟园囿。总的来说，前者园林多具有农耕文化的特色，后者园囿多具有游猎文化的特质。

喀喇河屯

中国园林是一个可居可游的舒适环境，多姿多彩的园居生活是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帝王在皇家园林中理事议政，享受人间天堂的乐趣。到了清代，皇家园林成为帝王除皇宫以外的第二居所，比如，喀喇河屯是顺治皇帝理政视事的塞外中心，避暑山庄和畅春园是康熙皇帝的避喧之所，圆明园是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咸丰皇帝的避喧之地；颐和园的恢弘气派与玲珑娴雅高度融合，在晚清时代成为慈禧皇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安乐之府。园林不同于轴线对称、主从分明、处处体现着封建礼制与伦理秩序的紫禁城宫殿，它渗透着自由的气氛和诗情画意的气质，让统治者在其中忘记了束缚，身心愉悦。

避喧听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准确地说就是，皇权的最高统治者离开吵闹之地，来到静谧的地方长时间驻跸，安安静静处理朝政的意思。清代晚期的统治者通过寄情山水的实践活动取得与大自然的协调，并对之倾诉纯真的感情，颐和园因此成为统治者的一个精神生活乐园。在清朝（1644—1911年）统治的268年的岁月中，统治者们竟有226年的时间在三山五园区域理政。三山五园区域是清朝实际的政治中心，是“园林中的紫禁城”。在这里，清代的最高统治者处理国家日常事务、笼络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处理国家重大事件。

1.圆明园中的正大光明殿

2.避暑山庄匾

3.雾中的承德避暑山庄

畅春园

不同时代的皇家园林风格有所差别，在文化内涵和意象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清代与前代相比，避喧听政的场所“三山五园”既不同于汉代上林苑的帝王苑囿，也不同于辽、金、元时期的陪都，而是清朝统治者应对“大一统”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与紫禁城并存的“副中心”。清朝入关后，随着对汉文化学习的深入，在审美上也逐渐表现出汉化的倾向。到了清代后期，以颐和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以山水地形为主，配合建筑、树木、花鸟等，展现审美的意境，使帝王享受到浓厚的自然意趣。此外，清王朝为了加强对汉族的统治，从思想上收服汉族，稳固自己的统治，将汉人的名景与园林相结合，达到收服民心的效果。同时为使少数民族臣服，颐和园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建筑风格上融合了满、汉、蒙、藏四大民族崇尚的宗教建筑形式与风格。思想上以道家的修身养性和超凡脱俗为主，以帝王治国平天下思想为核心，构建了一座海纳百川的多元集合体。

颐和园将自然风光、人文内涵、宗教精神紧密结合，在背山面水的环境下，远离紫禁城，实施其统治。“山得水而活，水得山而媚”，晚清统治者在颐和园中陶冶性情的同时，还寄情于山水。昆明湖与万寿山实际上就是大清王朝江山社稷的缩影，也是统治者时刻提醒自己在游玩中不忘朝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为取得慈禧皇太后对变法的支持，曾十九次到颐和园请示变法事宜。庚子之变后，中国与外国的外交变得尤为重要，为改变慈禧皇太后的国际政治形象，特在颐和园东宫门外设立外务部公所，多次在颐和园内接见外国使节并游园。更值得一提的是，慈禧皇太后还允许外国使节的太太们参观自己的寝宫乐寿堂，这展示出慈禧皇太后开明的对外交往态度，颐和园至此又成为清王朝展示形象的舞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撤销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编练“新军”，决定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振兴商务，奖励实业，预备立宪这些“新政”大都是在颐和园中决定并发布的，此时的颐和园又是政治中心。颐和园作为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最后一处避喧听政之地共计二十三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

颐和园集南北园林之精华，在当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和处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场所，反映出清王朝由盛到衰的历史侧面，见证了晚清政治的跌宕起伏，是一部浓缩的晚清史，更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

初夏颐和园

民国时期的颐和园全景图

清帝园林泛舟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