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对待传统道德
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主要内容之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发表了多次重要讲话，可以说，目前是新中国成立后弘扬传统美德最好的历史时期。那么，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在现代遭遇了怎样的命运？如何看待传统道德智慧在现代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这是我们在这里将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核心的，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因此，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可供今天借鉴的道德资源。但在近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传统道德的命运却是坎坷曲折的。
近代中国历史在经历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后，某些知识分子反思的结果，是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因此，五四运动时期，为适应当时社会启蒙与变革的需要，在理论层面或者说在上层社会文化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引来了德先生（科学）和赛先生（民主）。当时批判的重点是旧道德，亦即传统道德，这种批判把矛头对准了旧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反对其专制的、等级的、封建的消极因素，无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情绪化的而不是冷静的、理性的、在分析基础上的简单化批判，是以全盘西化的思维对传统的全面否定，可以说是将糟粕和精华都抛弃了。
人类道德除了包含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在家要孝敬父母，与朋友交要讲信谊，做人要忠义，待人要仁礼等，这些内容并不随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立刻发生变化，只要是合理的，就还会在人们的道德生活中发挥作用，被自发地继承下来，反对、抛弃也不能取消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作用。按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儒家的道德学说“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1]。这种心理结构化为民族智慧，“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所积累下来的内在的存在和文明，具有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人们，从内容到形式，从道德标准、真理观念到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等”[2]。因此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批判，实际上仍然局限于上层观念文化中，在民众的实践生活领域，儒学和传统道德仍然影响着1949年前中国人的道德实践，或者说传统道德在1949年前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仍然发挥着实际的指导与规范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和全民的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德，但我们长期以来却把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放在对立的位置上，似乎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似乎传统道德的全部内容都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糟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把这一切都作为封建的东西全盘否认了。这首先是由一种意识形态的僵化思维方式和简单化做法造成的，好像封建社会的东西就必然是错的，就是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完全对立的。实际上这种看法本身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继承性的科学论断的。新的道德文化不仅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且特别要注意吸取本国的优良道德传统，这是由道德发展的规律性所决定的。道德作为一个民族社会生活中的文化观念、规范及实践活动，有其鲜明的民族性和强烈的继承性。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精神文化现象，既有为当时各个历史时代特定的经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时代性内容，更有强烈的继承性。一个民族的存在，不仅在于它有特殊的地域环境、人口、语言，还在于它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在其文化中，伦理道德不仅属于核心的价值规范系统，更有着鲜明的民族性特点。民族道德无非是该民族合理生活方式的凝结和概括，道德的继承性、民族性并不会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而立即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逐步取得了较为正确的认识。在学术研究领域，允许对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重新进行研究了，可以把传统道德作为我们的一个思想资源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重新回到了对待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正确立场上来了，甚至在大众文化层面上，山东曲阜的祭孔活动也得以恢复。传统道德重新成了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更是受到了民间和官方的重视。民间的儿童诵经读经活动的兴起，企业及其他社会人士对传统文化学习的热衷，学堂和书院的兴办，互联网上传统文化网站的逐渐增多，传统节日的国家法定化，几百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遍地开花，所有这些，“无疑都反映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民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增强。另一方面，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所体现出的人们精神的迫切需求，根源于旧意识形态在人们心灵的隐退所造成的巨大虚空，这种空间要求得到弥补，特别是民族精神与伦理道德的重建，成为社会公众的强烈要求”[3]。陈来先生还认为，我们现时代的历史主题已经不再是“革命—斗争”或者“改革—发展”了，而是“创造—振兴”。由于儒学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启动改革的精神动源，而是探求治国安邦、长治久安的思想体系，共产党也已经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而执政党的任务就是要把注意力平实地集中在治国安邦的主题上，因而儒家的学说是能够符合这种时代需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在哈佛与耶鲁大学的演讲，以自强不息、以民为本、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为核心，无一不是从中国文明来宣示中国性，来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来呈现中国的未来方向。以“和谐”为中心的执政党的国内政治理念和口号，也体现着类似的努力，即探求以中国文化为基础来构建共同价值观，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建设社会的精神文明。
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有关道德建设的文件。这个文件明确指出了我们要“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十六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
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就是要把传统道德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凭借，实现我们的新道德与传统美德的直接继承和延续。我们的新道德建设离不开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这个源，但同样也离不开传统美德这个流。我们过去在理论上讲批判继承，但在实际上是只批判而不继承。今天，我们的道德建设要树立一个实实在在的继承的态度，当然，这种继承并不是不加分析批判而全盘复古。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3年11月底，习近平考察了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向全社会传递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与优良道德的信息。他说：“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4]。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5]这次讲话指出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并明确指出了当前应该着力弘扬的六个重要价值理念与德性。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6]讲话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并以名言格句的例举方式高度肯定了中华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再次系统、全面地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7]这篇讲话从理论上全面系统论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
这些论述表现了习近平对传统文化及传统美德的时代价值的肯定。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其中，对中华传统美德是这样概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要大力弘扬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这段概括可以说从四个方面提炼了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内涵：第一个方面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就是传统美德中的“义”德，是以浩然正气肩负国家民族大义的道德使命感。第二个方面是传统美德中的“忠”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传统。忠是在危难之际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对族群、国家的忠诚，也是和平年代忠于职守、敬于职事的爱岗敬业精神。忠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发展兴旺的不竭的精神动力，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要素。第三个方面是前面曾经讲到的以道德为核心和特色的中华文化精神，培育出了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和集体良知。第四个方面是经过历史长河的积淀，在宋代形成的并被老百姓所践行的“宋代八德”，分别是中国人在家庭、社会、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观念、是非标准和行为规范。这种崇德向善的价值精神和伦理规范，对民族、社会、国家的和谐、进步、繁荣发挥着重要的动力和凝聚作用，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崇德向善、注重秩序与和谐的生活方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会永远健康向上、充满希望。
传统道德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继承？继承什么？这取决于两个问题：传统道德中有什么？我们今天需要什么？然后根据我们今天的需要去继承传统道德中至今仍有合理性的东西。如前所述，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是治国安邦乃至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精神资源。习近平认为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要注重弘扬仁爱、正义、诚信，民本、和合、大同，前三者是传统“五常”之三，是对传统美德的直接传承，而后三者则是儒家最根本的政治理念。近年来，习近平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其思想根源和实质在我看来，主要还是儒家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思想，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是治国安邦、协和万邦的重要思想资源。另外，在我看来，传统道德对于今天的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指导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日常道德实践。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家族社会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模式，中国传统道德主要是以家族道德和国家政治道德这样的两极形式存在的，而且两者之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这种道德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因而在传统社会中发挥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实现了对社会和人心的有效控制。社会伦理秩序在宏观方面由国家政治伦理来进行操纵，而民众的日常生活则由家族伦理、个体伦理、行业伦理来进行规范。
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由战争年代的革命道德发展演变而来的，在20世纪至今的社会生活中，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类型，也树立了一种新的道德风尚，这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德文化，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伦理道德方面，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基本价值原则，如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基于武装斗争的需要，在战争环境中形成的革命道德在指导战争年代的革命实践中甚至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社会道德的一般价值原则，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时代更加充分地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我们的道德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政治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国家即社会，社会即国家，国家与社会处于高度同一之中，政治权力渗入日常生活、私人领域的很多方面。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道德结构是以政治化的国家伦理（或称国家道德意识形态）代替了所有道德如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与个体日常生活道德等，简单化地使国家政治性伦理规范成为社会的普遍伦理要求。这种道德结构具有贫乏性、片面性的特征，一旦面临变化了的社会新情况，就会出现道德的真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加之政企分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政治关系也在发生着重要变化。随着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独立于国家行政干预的私人领域、民间社会生活正在产生和扩展。同时，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行政权力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私人领域中退出，依靠单一的国家政治伦理来指导多元而丰富的民众生活实践已是不可能的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一定要面向生活、面向民众、面向实践，研究变化了的客观情况，根据这种变化了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生活实践要求建构新的社会道德体系。不仅仅是建构一种用以教化百姓的国家道德意识形态，而且要从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考虑，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新的道德体系才是为社会和民众的生活实践所需要的。这种新的道德体系的建设离不开现实生活这个源头，另外还要注意吸取中外道德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
现代民众生活的日常性日益凸显。民众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人，而且是自己生活的主人，他们有自己的经济生活、职业生活、个人居家生活、休闲娱乐生活、社交公共生活等。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个体性、私人性、民间性、公共性等特征，因此，社会的伦理道德必须尊重民众生活的特性，要创建适应这种日常生活、体现现代意识并与民众生活实践紧密联系的道德体系。道德不仅体现在一些政治原则的大道理中，而且更多地体现在民众的人伦日用的实际生活中。道德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其作用与功能就在于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所指导，换句话说，它的真理性与合理性也正是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强化。道德真理并不总是一些抽象的政治原则，而是充满着朴素性的生活真理和为人之道、交际之方。
传统道德之所以被那么多人信奉和实践就在于它与民众的生活实践有紧密的联系。国家政治伦理原则恰恰是从这种家族社会的日常生活规范中提升出来的，因此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道德来源于民众鲜活的生活实践，道德的形成，不是自上而下的单纯教化，而是民众在实践中通过互动、协商、契约、履行而逐步形成的。离开了民众的生活实践，道德将会成为无源之水，将会枯竭和衰亡。一种道德如果已经与民众的生活实践没有关联了，那必将成为一种伪善。道德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价值观念和善恶意识，其评价的标准仍然是它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否代表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不是简单地以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为尺度。道德的应然和正当，其价值根据也只能是人性的自我完善和社会关系的完善，而不单纯是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当然有时这种社会进步趋势会与某些先进阶级和政党的利益、目标相一致，但我们在思维上必须把这当作两回事，因为毕竟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甚至会存在实际上不一致但却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成是一致的情况，从而导致了社会的伪善并阻碍了社会和道德的进步。道德区别于其他精神文化的特点就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要求我们的道德建设、伦理学研究一定要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实践。
根据这样的思路，我们对于我国传统道德资源这个流，主要是抛弃其封建国家政治伦理的糟粕，而继承其个体道德、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中的合理成分，以指导现代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我们几十年来在民众的日常生活道德建设方面不足，而传统道德资源的相关内容的绝大部分我认为是可以为今天所用的。如传统社会生活中的忠诚于事、忠诚于人的精神，行业道德中的讲究信誉、勤勉敬业的精神，人际交往中的诚信精神，家族道德中的讲究亲情孝道、和睦团结的精神，个体道德中的讲究个人修养、追求美德的精神等都是可以被批判继承的。人类基本道德的一些普遍资源，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忠恕之道，以及仁爱他人、讲究义务责任、天下为公等都是可以被继承的。
什么才是对待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8]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9]这些论述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对待优秀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正确态度：继承创新。对传统道德要认真进行分析研究，批判继承，创造转化，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生活的对接。
传承不是简单复古，承接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批判继承。这个批判的标准，一是根据科学性、合理性原则分析传统道德资源中哪些是具有人民性、民主性、全民性、继承性的合理因素，哪些是应该被抛弃的糟粕。要根据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来汲取传统资源中仍然有益于今天实践的要素，要注意区分传统道德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今天生活现实的变化，仔细分析哪些因素是可以为今天所用的，哪些是不行的。如孝在中国古代是首要的道德，所谓“百善孝为先”，但今天它再也不能回到这种首德的地位了，因为我们已无法使社会生活再回到过去那样的家族社会中去了。另外，要注意吸取传统道德中那些稳定的至今仍然是合理的成分，而摒弃那些时代性太强而不适应于今天的东西。如传统道德中的家族精神，我们在今天就要正确分析对待。家族精神适应了当时家族社会的需要，在当时它是进步的，但在今天，个体已经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现代道德是以个体为主体，以契约精神、平等精神为基础的一种新道德。虽然中国人在今天仍然比较看重家庭的价值，但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毕竟不像在古代社会中那样重要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泛家族化的作用可能是消极的。现代伦理讲究的是一种公义精神，因此我们要谨防家族精神对现代社会伦理精神产生负面影响。又比如，中国传统道德所调节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因此，在我们的传统道德资源中缺乏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伦理资源，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表现出私德发达而公德不足的情况。因此，我们在现代道德建设中也要注意这种私德、私意对现代社会公德、公义的冲击。
另外，弘扬传统道德，也并不是要拒斥西方文明和西方道德中的合理因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要注意吸取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合理成分。由于中西文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不同，中西文化及其道德有很大的异质性，可以互相补充。如西方道德文化是以个体精神基础上的契约精神、平等精神、公正精神、权利意识为其特质的，这些与我们传统文化及道德中的家族主义、等差精神、义务精神等都有所不同。我们继承传统美德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要建设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新道德，因此，我们要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而且，汲取西方文化和道德中的有益成分正是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传统美德的一个前提条件，因为，西方文化和道德可以作为我们反思传统道德的镜鉴，有比较才有鉴别，有互补才能进步，中国现代的道德文明必然是基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生活实践要求并汲取借鉴了中外道德文明成果的崭新的道德。
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虽然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全球化，但任何民族的道德生活总是因民族、宗教、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我国的道德建设应当也必须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性。建设新道德或未来的道德，不能用摆脱自身传统的办法求得道德问题的解决。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将现代道德与我们的传统美德相承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4.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97.
[3]陈来.孔子与当代中国.读书，2007（11）.
[4]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11-29.
[5]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02-26.
[6]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祖国和人民同行努力创造精彩人生.人民日报，2014-05-05.
[7]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09-25
[8]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02-26.
[9]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