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道德智慧的修养与教育
如何认识和处理人生观中的诸如人性、处世、处己、处人等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认识和处理义利、公私、理欲、德才等人生价值选择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面临的问题。青年学子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处于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不仅要勇于实践，在实践中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而且要尽可能地汲取人类思想史上一切有益的思想成果，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提供智慧的启迪。只有反思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在我们反思的过程中，这本书的相关讨论将给大家提供较为系统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关于人生观与价值观的思想成果，这必将会滋养我们的人生。
作家柳青曾经说过，人生关键的就是那么几步！青年学子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习中国先哲的人生智慧，不仅增加了我们关于国学或中国文化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先哲的人生智慧将影响我们的人生观的形成，并且这些人生智慧充满着永恒的价值，将对我们的整个人生过程发挥影响！
人生的完善不仅需要明理，而且需要躬于实践；一个人的自我完善不仅是知性的心智的进步、才能的增长，而且是道德的完善。年轻学子不仅要成才，而且要成人；不仅智商要高，而且情商、德商更要高。重视道德修养，甚至希圣成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如果说知识是一种力量的话，那么道德更是一种力量。事业的成功、人生的幸福、自我的完善都离不开道德。在当代中国，功利主义的泛滥使道德的价值失落了，人们从事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也减弱了。但人的完善、人生的幸福从来都离不开道德，因此，作为一个保持清醒理智而不失去自我的现代人特别是现代青年，也应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不要陷于物欲主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要高扬道德的价值，提升人的尊严与价值，这是幸福人生和自我完善的题中之义。我们在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不仅要根据当代社会的时代要求来确立我们的道德标准，而且要学习借鉴中国古代先哲们的道德智慧。
人格的养成和素质的提升，不仅需要加强自我修养，更需要接受系统的教育。当前要真正弘扬传统道德，就要加强传统美德的教育，尤其是要加强对青少年一代的传统美德的教育，将此贯穿于国民教育始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系统教育，这是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全民族精神家园、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也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需要。那么如何加强传统美德教育呢？
第一，加强传统美德的知识教育。
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者对内地（大陆）、香港、台湾的青少年对传统道德名言的掌握和认同情况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内地（大陆）青少年不如香港、台湾的青少年。为什么？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不仅在学校教育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放弃了对青少年的传统美德教育。试想，如果青少年以至于成年人连传统美德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叫他们承接？比如，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问卷调查，这个调查不仅可以在小、中、大学生中进行，也可以在成年人中进行，问他们仁、义、礼、智、信分别是什么意思。我估计会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华民国成立之初，蔡元培先生主政教育部时，规定所有中等学校以上的学校均要开设“经学大意”“人伦道德”两门课；我国台湾地区在其中学课程体系中开设有“国学基本教程”课，选学“四书”内容；新加坡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学里开设“儒家伦理”课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课程体系里，长期都鲜有关于传统道德的全国统一专门课，近年来，个别学校和书院自行决定设立了一些校内相关课程。我们号称是礼仪之邦，但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将传统道德与礼仪的优良传统全丢失了。比如，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当提到别人的父母时，可能很少有人再说令尊、令堂，而在台湾等地区还是这么说的。在日语中，则是用专门的敬语来表达对他人父母的尊重。因此，要做到与传统美德相承接，我们必须以实实在在的措施加大对传统美德的宣传教育力度。为此我们建议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设立关于传统道德的专门课，以教育体制来保证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延续。
第二，加强传统美德的养成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与理智德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伦理德性的获得是要经过后天的实践并通过习惯而逐步养成的，不像人的理智德性那样仅靠知识的传播和认知就能有效。因此，在与传统美德承接方面，我们除了开展传统美德的知识教育外，还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进行养成教育。比如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养成、义务责任感养成和道德情感体验教育等。道德不是仅靠讲大道理就能讲出来的，不仅要“学”，还要“习”，使习惯成自然。不仅要晓之以理，而且要动之以情，要注重情感体验教育，加强道德意志力和行为实践能力的训练，这样才能在实践的意义上使传承的传统美德通过智、情、意、行的全面培育而落到实处。
下面我们分析一个有争议的案例：据报道，华中科技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在2004年初的寒假里，给400多名新生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回家给父母洗一次脚。围绕这一问题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给父母洗脚”催醒孝心教育，假如大学生们连孝心都不具备，一旦走上社会，何谈对集体、对单位、对周围社会成员的尊重呢？而有的人则认为这样“太做作了”，因此拒斥这种要求。在笔者看来，之所以拒斥还是因为我们多年来对于道德建设缺乏实践中的养成教育。古代的孝道总是首先表现在对父母的“昏定晨省”“冬温夏凊”的日常生活礼仪和生活起居关怀的具体实践中。日本小学生至今在出门、回家时还用固定的语句“ただぃま”（我回来了）向父母打招呼以表示礼貌和尊重，这实际上就是《礼记》中所讲的“出必告，反必面”。可是今天我们有些小孩已经做不到这一点了。我在看韩国电视剧时还曾看到儿媳妇站在房门口恭恭敬敬地迎接公公下班回来的镜头，这反映出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真正把传统继承下来了。这难道对我们没有启示吗？有的大学生之所以拒斥给父母洗脚这种道德实践活动，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已经没有这样的伦理实践了，乍实践起来就会觉得别扭、难堪。给父母洗了脚的同学则谈体会说，这种实践使他们的心灵受到了震动，使他们和父母有了身体与精神上的亲密接触，使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得到了升华。
第三，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要符合未成年人的年龄和身心发展实际。
对未成年人的传统美德教育一定要符合他们的年龄和身心发展实际。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是教育的内容还是教育的方式都要符合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和认识能力。纵观中国德育史，对未成年人的道德教育一般遵循着先蒙后经、先行后理、先习其所当然后知其所以然的规律。从教育的内容和教材来看，一般是先学蒙学教材，再学四书五经的经典。按传统的说法，蒙学属小学，即8至15岁是对少儿的启蒙教育，如朱熹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序》）小学与大学的界限除了年龄外，主要是在教育内容上，朱熹说：“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悌忠信之事”（《朱子语类》卷七）。就是说，小学灌输行为规范与道德规范，大学则进一步研习其哲理；小学习其所当然，大学习其所以然。
由于未成年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尚未完全成熟起来，因此，对他们的道德教育重点应放在日常生活的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上，让他们对为人之道、人际规范和礼貌、做人的基本责任与义务等有正确的把握和实践。在他们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之前，他们首先要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善良的好人，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否则一切都是没有人格基础的。几十年来我们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严重脱离了未成年人的心智发展规律和实践需要。我们一定要下气力纠正这些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事。初中阶段主要的教育内容应是社会道德和法律行为规范，在这个阶段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是最好的时机。高中阶段可以逐步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
第四，要处理好传统文化经典教育与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教育的关系。
中华传统美德是以传统文化经典及几千年来仁人志士的道德实践和高尚人格为载体的。今天，如何对未成年人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利用什么样的教材，重点在什么地方，这也是需要讨论和引导的。近些年来，在某些地区，一些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士积极推动了青少年吟诵传统文化经典活动，甚至某些大学如华中科技大学，直接把老子的《道德经》作为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教材，而且还作为经验加以推广，这是值得讨论的。背一点传统文化经典，这无疑是一种非常好的活动，但这些经典文本毕竟是过去时代的东西，将其直接作为今天的思想道德教育的教材显然是不合适的。且不说这些经典的文字是不是所有受教育者都能读懂，就其内容而言，如《论语》还是表达了积极入世的伦理智慧，而《道德经》的思想基调和哲思抽象程度则不太适合中学生尤其是小学生来读。因此我们要防止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过程中不加分析批判就一哄而上。应该以今天的时代需要为价值标准，吸取那些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有益的传统文化要素，注重中华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美德的教育。也就是说目的是要用传统中的优秀美德来滋养未成年人的心灵，注重正向的价值行为规范教育。有的大学开设《道德经》课程，这无疑有助于大学生了解掌握道家的基本经典，是一种文化素质教育，但以此取代现代思想道德教育仍是值得商榷的。
第五，要用制度化的措施保证把传统美德教育落到实处。
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所体现的伦理道德智慧之所以能对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实际发挥那么大的作用，按照余英时的看法，“显然与儒家价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建制开始全面地解体了。儒家思想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其中教育系统尤为关键。”“儒家基本经典在新式教育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减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程中还采用了不少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以后一般中小学校教科书中所能容纳的儒家文献便更少了。”
要真正把传统美德教育作为长期的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必须有制度化的保证，这也就是余英时所谓的建制化。在现代社会，不可能以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建制化来推行儒家思想了，但如果缺乏教育上的制度化保证，我认为是难以奏效的。为此我建议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设立与中华传统美德相关的专门课，以教育体制来保证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的延续。
没有德性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人生，没有境界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人生，这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智慧告诉我们的，也是现代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需要。让我们用传统道德智慧滋养我们的人生，提升我们的境界，充实我们的心灵，完善我们的人格吧！
[1]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