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荣辱观
光荣与耻辱也是人生的一种客观境遇。究竟什么是光荣和耻辱，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就是荣辱观。荣辱观也是人生观的重要内容，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境遇中的荣辱问题，也构成了处己论的重要内容。
光荣或荣誉就是因为自己的人生修为而被他人或社会所肯定与赞扬，并且因之使自己的内心产生自豪感和荣誉感。耻辱或羞耻是因为自己做了不符合道德的事而受到人们的鄙视、批评与谴责，并因之在自己内心形成羞愧感。荣辱既是一种客观的状况，也是人的一种主观体验和心理状态，正如孟子所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中国先贤在荣辱观上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不以权位财富论荣辱，以义为荣，以不义为辱，这是与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价值观相一致的。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管子是较早论及荣辱观的思想家。他在荣辱观上主要强调了荣辱的善恶客观性。“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而民毋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管子·小称》）人的行为荣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和民众的客观评价，如“丹青在山”“美珠在渊”，因此，当民众有毁誉于我时，我应该首先自我反省，这是对待荣辱的一种客观的、正确的态度。
荀子有专文论述荣辱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义荣”“势荣”“义辱”“势辱”的概念。荀子指出：“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荀子·荣辱》）好荣恶辱乃人所共求，然而正是“求之之道”的不同导致了君子、小人将会得到“义荣”“势荣”“义辱”“势辱”的不同结果。“是有两端矣。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势辱者。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是荣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荣。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上为天子诸侯，下为卿相士大夫，是荣之从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荣。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谓义辱。詈侮捽搏，捶笞膑脚，斩断枯磔，借靡后缚，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谓势辱。是荣辱之两端也。”（《荀子·正论》）如若可能，显然世人希望义荣与势荣得而兼之，义辱与势辱咸能避之。但世事又往往难遂人愿，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当义利二者发生矛盾冲突时如何取舍就成了千百年来人所共临的难题了。儒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贯是义以为上、以义制利的，荀子也不例外，因此紧接着他说：“故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荀子·正论》）也就是说，同时拥有义荣、势荣的人一定是君子，但君子在义荣的行为选择之下未必能够得到势荣的结果，而享有势荣的人不一定全都是君子；同时拥有义辱、势辱的人一定是小人，但小人在义辱的行为选择之下未必势辱，而陷于势辱窘境里的人也可能是君子。荀子的荣辱观坚持了儒家以道德作为荣辱的评判标准，他在历史上是对荣辱观分析得较为细致的思想家。
孟子明确提出了关于荣辱的评判标准，那就是仁与不仁。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孟子·公孙丑上》）“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孟子·离娄上》）孟子还提出了与后来荀子的荣辱观在内涵上极为相似的“天爵”“人爵”思想：“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不难看出，孟子这里所讲的“天爵”就相当于荀子的“义荣”，而“人爵”相当于“势荣”，重在强调内修道德的自觉性，以实现心安理得的“天爵”。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可见荀子也以义利观为荣辱的评判标准。荣辱主要是一种道德上的评价，而不是一种人生成就上的评价。尽管我们现代人的荣辱观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以财富、地位等作为荣辱的评判标准，但在传统中国，道德是为社会所最为看重的价值。孟子、荀子以道德为荣辱的评判标准，体现了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是当时社会价值观念的真实反映。现代人的荣辱观反映出较浓厚的功利性、外在性的价值追求，即古人所讲的势荣、利荣、人爵，儒家以义即道德、人品为内在价值与荣誉的人生态度对今天的人们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滋养，值得我们借鉴。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先秦思想家的荣辱观，那么，作为人生主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如何看待和处理荣辱问题呢？
首先应该在客观上正确对待荣辱这种人生的客观境遇。荣辱都是由自己的修为所造成的，求荣避辱要靠自己。对于荣辱的客观情势要辩证对待。别人诽谤你、侮辱你，该反击的当然要反击，但更多的时候应该把受辱当成动力，比如韩信受胯下之辱，他时时以此鞭策自己，最后终于当了大元帅，回到故乡后谁也不敢再轻视他。战国时期的苏秦也是这样，在他还未发达之前连他的妻子都看不起他，认为他只知道死读书，等到他佩六国相印后，他的家人匍匐在地，不敢仰视。可见重要的是要善于把耻辱转化为光荣。
其次不要斤斤计较一时之荣辱，如司马光所说：“誉之不喜，毁之不怒。”（《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灵物赋》）别人赞誉我不能太高兴，别人骂我也不能发怒，这是高度自制的表现。人性的弱点，往往都是喜欢听好听的、赞扬的话，不喜欢听不好听的、批评的话，因此，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你把我捧上天，我知道我没有那么高；你把我踩到脚底下，我也知道我没有那么低。要善于对待毁誉。他人诋毁你与称誉你都有他的目的，因此要分清他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要善于把不利的变为有利的。庄子的荣辱观更为超然，不以世人的毁誉为意，只求自己的精神自由。“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庄子·逍遥游》）
荣誉感与知耻感是激励鞭策人们从善去恶的主要心理机制，它往往通过人的道德自觉性、积极性、主动性发挥其内在的调节人的行为的作用。
正确的荣誉观对于人们为善去恶、积极向上能起到强有力的激励、推动作用，是一个人健康成长、趋于完善的心理保证。一个人能否自尊自爱，有无荣誉感，这是一个人道德生活的最内在、最深刻的源泉。孔子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这就是说一个人到死还没有相称的好名声是一件很痛心的事，人们要获得好名声，必须将行仁为善作为基础。要立德、立功、立言，这样的功业是不朽的，这样才会名垂千古。如司马迁、文天祥、张居正、海瑞等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是在这种追求名节的意识支配下做出了令后人赞颂的功业，也成为世人的道德榜样、人格典范。在他们看来，荣辱比生命还重要，为了荣誉和名节，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见荣誉心对人的道德实践和人格养成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而产生道德上的自我否定和羞愧心，即古人所说的知耻心，也是一个人道德进步的契机和动力。孔子说：“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孟子把羞恶之心看作义之端，认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也。”（《孟子·尽心上》）南宋陆九渊曾说：“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陆九渊集》卷三十二）这是说羞耻心是人格存在的基础，没有羞耻心的人就没有独立人格，就不成其为人。这种观点把羞耻心看作人的基本规定性，旨在强调羞耻心是人的一种内在道德约束力量，有了这种内在约束，人就会出于自重自爱而不做坏事，多行好事。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人是唯一知道和有必要知道羞耻的动物。现代著名文豪郭沫若也曾说过：一个人最伤心的事情无过于良心的死灭。这些都旨在揭示知耻心在人的道德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不仅荣誉感有利于人的道德进步，知道羞愧并勇于改错同样是一个人道德进步的动力，因此，我们在进行荣辱观教育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培养与保护人们的荣誉心，而且要培养人们的知耻心，充分发挥荣辱观对人们行为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