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忧乐观
忧愁与快乐是人生快乐与否的一种心理体验，究竟应以何为乐，人们的看法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忧乐观或苦乐观，概而言之有《列子·杨朱》所反映的享乐主义思想，儒家的“忧道不忧贫”、墨家的“自苦为极”的禁欲主义思想以及道家不以苦乐而伤其身的忧乐超越思想。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由道义看苦乐的思想。
《列子·杨朱》所宣扬的生当行乐的人生理想和纵欲主义的养生论，赤裸裸地表现了门阀士族在西晋王朝灭亡前的醉生梦死、极端淫逸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它认为人生的唯一目的是“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人生苦短，要及时享乐，而且要无所顾忌地大胆享乐，不必担心死后留下恶名，因为贤愚贵贱的不同，死了都要同归于消灭，只留下一堆腐骨。从其享乐主义人生观出发，它又提出了纵欲主义的“养生”观，认为追求“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肆情纵欲，“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这就是“养生”。认为在诸多的人生快乐之中，酒色之乐为上。人生就是纵欲，不能纵欲如同死亡，为了纵欲可以不顾一切。这种思想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这种人生观在中国思想上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对于这种人生观的实质，马克思有一句话说得很深刻：“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一旦享乐哲学开始妄图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宣布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人生观，它就变成了空话”
。
道家的超越忧乐、安分自得的忧乐观，在玄学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中表现得非常突出。阮籍认为养生有五难，即名利、声色、滋味、无常、喜怒，免除这五难的根本在于“意足”。所谓“意足”，就是精神上的自我满足，是一种“有主于中”的内心涵养，以物为足则永不会满足，人生的乐趣不在于对外物的占有，而在于自足，从内心寻找快乐。要“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要“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要“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嵇康：《养生论》），也即所谓“大和”“恬淡”。向秀、郭象从物各独化的理论前提出发，得出了性各有分、性各自足、人各有命与遇的结论，由此必然得出安分顺命的结论。安命足性，各守本分，就能知足常乐。
那么，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是如何看待忧乐的呢？
第一，忧乐天下，与民同乐。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的忧乐问题不仅是一种主体的忧乐心理体验，更是一种社会道德关切，因此，孟子认为一人独乐不算乐，只有与天下的人一起乐才是最大的快乐。孟子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进而认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这个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正是因为把自己的忧乐问题同天下黎民百姓联系起来，才使这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中成为一个人生观与道德观的问题，而且这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是中国的仁人志士的高尚情怀。墨子以自苦为极，言苦不言乐，似乎悖于人情，难以实行，但是他“摩顶放踵利天下”（《孟子·尽心上》）的崇高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和发扬。
第二，安贫乐道，仁者不忧。
苦乐与忧乐既是一种客观的状况，也是一种主观的体验。从客观的角度看，儒家以道义或者道义的实现为乐，而不以富贵荣华为乐，这就是所谓的安贫乐道的精神。“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紧跟着这句话，《论语》中又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的如下对话：“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这鲜明地体现出了儒家安贫乐道的价值观。孔子曾赞扬他的学生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生活极其贫困，一般人都难以忍受，颜回却非常高兴。“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到了宋明理学阶段，周敦颐提出“孔颜乐处”，指的就是孔子和颜回的这种安贫乐道的忧乐观，即不为自己的处境不好而忧，却为能在困难条件下坚持道义而乐。这是一种很高的圣贤忧乐的道德境界。
具体来看，儒家圣哲以何为乐呢？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这就是说孟子以阖家安康、坚守道德、传道授业作为自己快乐的根源和内容。荀子是如何看待快乐的呢？《荀子·子道》中说：“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则乐其意；既已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生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这就是说，只有君子即有道德的人才会有长久的快乐而无一日忧愁，小人则是有长期的忧愁而无一日之快乐。因为君子以自己得道或者将道贯彻在政治治理中为乐，而小人之乐主要在于得利，得不到时痛苦，得到了又怕失去，因此，天天都处于忧愁之中。这也许就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一语的内涵吧！
从忧乐的对象和客观内容的角度来看，儒家以道德、传道、社会善治为乐之内容和乐之源泉，这在古代社会自然是“君子”（有地位有道德的人）之乐，而非“小人”（无地位的老百姓）之乐，因为老百姓的首要关切是自己的生计和生活，因此“忧道不忧贫”恐怕只适用于少数衣食无忧的社会精英即“君子”。在当代社会，人们似乎很难全部认同接受这种因道德而忧乐的观点，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不是以道德为唯一价值或中心价值的社会了。
但从仁者不忧的主体心理体验与内在调节的角度看，人的忧乐心理调节主要依赖于道德，如果你真正拥有仁义道德，心胸坦荡，一心一意为天下百姓，就不会产生忧愁的消极心理，那么这种“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的忧乐观仍然是有意义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人们内心仍然有道德的追求，道德的、精神的幸福是内在的、长久的、深刻的幸福，而外在的物质享受、功名利禄虽然也可给人带来幸福和快乐的体验，但如果失去了道德的内在价值，则不会给人带来一种灵魂安慰、心灵和谐的长久幸福感。据《列子·仲尼》记载：“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之，果召回入，问曰：‘若奚独乐？’回曰：‘夫子奚独忧？’孔子曰：‘先言尔志。’曰：‘吾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乐也。’”这段记载很生动，即使是圣人也有忧愁不高兴的时候，但重要的是要有心理调节。颜回真不愧为孔子所喜欢的第一高足，他首先用弹琴引起老师的注意，以快乐分解忧愁，当老师叫他进去问话时，他及时回答说乐天知命就能达到不忧。这是说，一个仁者能以天下为己任，能够了解天道人命，自然就不会有忧愁，这正是“仁者不忧”的境界。儒家思想中这种仁者不忧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是有借鉴意义的。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的人，由于其心胸比较宽广，就能化解一些不愉快的情绪，而达到“仁者不忧”的境界。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虽然主要是指有道德的人襟怀坦荡，但有时也指一种心理状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君子胸怀坦荡，才能够有快乐的心情，而小人则因为患得患失而心里忧愁郁闷。
第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一思想认为人的忧愁与快乐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这种思想充满着辩证性。孟子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如果人经常遭受种种磨难而受到锻炼的话，就会增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和意志力。正如俗话所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相反，如果人总是处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吃喝玩乐，玩物丧志，那就会一事无成。“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逆境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因此，我们要“乐不以忧而废，忧不以乐而忘”（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快乐时要居安思危，不要得意忘形、乐极生悲；忧愁时要看到希望，要有信心，相信未来会更好，以坚强自己的意志，这样最终忧会转化为乐。
第四，知足常乐，超然自处。
这种思想主要是由道家提出的，老子说：“知足者富”（《老子》第三十三章）。这是说知足就是一种富有，也就是一种快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第四十六章）。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其实，人们的欲望与节制是一种辩证的关系，需要和欲望是人的本性，也是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的最终动力，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会失去生命的活力和奋斗的动力。人们的需要遵循着不断递升的规律，是永远不可穷尽的，人的欲望的满足总是相对的。人的欲望是人们奋斗的动力，同时也是痛苦的根源。为什么痛苦？就是因为欲望不能满足或不能完全满足，这就会产生佛教所说的“贪”这一“三毒”之一。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他说，人一生下来，为什么不笑而总是哭呢？这就是因为人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有欲望的，而且因欲望不能满足而痛苦。正是因为欲望不能满足或未完全满足是产生痛苦的原因，因此，人们只有知足才会常乐。这种思想可能不利于人们奋发有为、建功立业，但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心理调节原则，却是很有道理的，并为很多中国百姓所接受。这种思想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甚至构成中国国民性的一种特质。
有很多俚语名言都表现出这种知足常乐的国民性。如“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战国策·齐策四》），“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待我回头看，还有挑脚汉”（《增广贤文》）。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心理在历代各类人物那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就连为人们所熟悉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亦是如此。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一生都在积极进取，“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这是何等的豪情壮志！但是，在他的诗词中，却又有为数不少的作品透露出另外一种情调：“随缘道理应须会，过分功名莫强求”（《瑞鹧鸪·胶胶扰扰几时休》）。在中国历史上，这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思想，一方面可能会使人们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人获得一种不为得失所累的旷达心理。这种旷达心理从忧乐观上来说，不正是一种化忧为乐的积极心态吗？
庄子的忧乐观更是一种哀乐不入于心的境界，也就是说哀乐都不能对其平静、超然、逍遥之心造成干扰。“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面对哀乐之不同境遇，心情不为之移易改变，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这是一种最高德性，是一种非常超脱的忧乐观。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