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奏表八十八篇》序言

在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反映中国士大夫理想、抱负与用世、致治的优秀政论文章，历来为人们所推崇、传诵。这些作品，同许多其他文章、诗词、戏曲、小说、书画一样，是我国浩瀚的文化遗产海洋中的瑰宝，亟待大力发掘。

创作这批优秀政论文章的作者群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名臣”。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做官、做高官，是人们衡量读书人有成就的最重要标尺。“名臣”便是达到了最高或较高成就的那批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文学上、学术上达到了很高水平。其政论代表作，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陆贽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范仲淹的《论十事疏》、欧阳修的《朋党论》、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胡铨的《请斩秦桧书》、文天祥的《己未上皇帝书》、叶兑的《定取天下大计书》、施琅的《陈台湾弃留利害疏》、林则徐的《重禁吃烟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等，其政治价值和美学价值早已为人们所认同，故流传千百年而不衰。

《名臣奏表八十八篇》的编者——黄进、黄毅、郭豫庆等，将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历代名臣在议论朝政、处理军机、管理社稷，以及用人处事等方面给皇帝所上的疏策、奏章、表志进行精选，集中编成一部集子，加以注释、评点、翻译出版，其用心显然不仅仅是出于文学价值的考虑。与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咏山川田园、道人世沧桑、抒壮志豪情的许多作品相比较，这些疏策、奏表凝结着更为厚重的历史感，翻阅这部集子，与其说是赏析优秀的散文佳作，不如说是在阅读一部富有政治内容和哲理色彩的中国史书。

大致上说来，中国封建社会朝臣的疏奏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整顿和完善社会经济制度和秩序，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向皇帝所提出的一些措施和对策。这些措施和对策几乎包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的革新变法中有关经济生活的内容，如屯田制、均田制、两税法、改土归流、禁烟、举办近代工业等等。这类疏奏的作者亦几乎涉及历朝历代的变法代表人物，如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等。

第二类为国家民族遭遇入侵之时朝臣向皇帝所上的抗敌御侮之书。中华民族历史上流芳后世的民族英雄，如班超、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林则徐等人精忠报国的浩然正气，视死如归而不向敌人低头的伟大气节，均跃然纸上。

第三类为完善中国封建制度、维护封建统治机器正常运转而向皇帝提供的方法手段和策略方针。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削同姓王”，即“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加强中央集权，以及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独尊儒术”均属此类。还有整肃贪官、裁汰冗吏、防止小人、弹劾奸佞的奏表亦可归于此类。

这三类疏奏，都表现出“忧国忧时”、“为民请命”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士大夫标榜的崇高使命。与那些没有在朝廷做官——“在野”的知识分子不同，这些头上有顶乌纱帽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抨击时政，揭露弊端，更注重于提供可供操作之“良策”。许多名臣，因为是知识分子，便具有知识分子对民族和人民的“良心”；又因为是“朝臣”，不得不在对人民的“良心”和对皇帝的“忠心”之间痛苦地寻求一种“和谐”与“平衡”。在黑暗的封建专制制度下，一切的社会弊端无不与皇帝有着必然的联系，即使是皇帝的“近臣”“宠臣”在向皇帝上奏疏时，也随时有着冒犯龙威以至于失宠、被贬乃至丧失性命的危险，这就需要有不怕坐牢、杀头的勇气，有威武不能屈的精神。黑暗时代，那些“贤臣”“良将”常常是悲剧的主人公。南宋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向皇帝提出的安邦建国大计中，竟要求诛杀当朝宰相秦桧，结果被拘禁流放近20年。林则徐为了禁止鸦片，反抗侵略，竟被远戍伊犁。即便如此，许多“良臣贤士”一息尚存，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仍不放下他们手中那支笔，故而中国封建社会许多朝臣的疏奏读来有一种悲壮之美。像胡铨、林则徐这类对国家和民族充满责任感的朝臣，是民族的脊梁。“良心”和“责任感”，是中国知识分子可贵的优良传统。在当今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途上，面对着部分社会成员把注重经济效益变为了“金钱第一”，醉生梦死，腐化堕落，古人向我们昭示的“良心”和“责任感”就更显得极为可贵！

封建社会朝臣们向皇帝上疏奏，自然希望皇帝重视和采纳自己的意见，这就使得“疏奏”与一般士大夫知识分子充满辛辣嘲讽特色的抨击时政的文章，在行文风格上有鲜明的不同，要做到：既揭露社会问题，又不致冒犯皇上；既充分阐明政见，又不致有使自己的眼光才智超越圣上之嫌。这就决定了疏奏的写作，既需要勇气，又需要聪慧和技巧。一般说来，饮誉当时并流芳后世的疏奏，写作上有几个特点：一是深谋远虑，援引史实，取譬眼前，说古论今；二是有理有节、层层深入，惨淡经营，鞭辟入里；三是文字简要，用词精当、朴实无华、无懈可击。这些疏奏、鲜明地表现出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才华、智慧、整体性格特征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文章中所蕴涵的哲学的、逻辑的、推理的力量，直到今天，还在向我们展示着它独有的魅力。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注意研究和总结前人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而这种研究和总结的重要材料之一便是历代朝臣的疏策和奏章。明代黄准、杨士奇主编的《历代名臣奏议》就是最有影响的一部集子，流传至今。遗憾的是今鲜有人能读懂。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领导人民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时，亦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国情。毛泽东便是一个精通中国历史的巨人，这部《名臣奏表八十八篇》中的许多篇章，如赵充国的《三上屯田书》、姚崇的《十事要说》等，便曾为毛泽东生前所批注圈点过。从毛泽东对待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学到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所应持的正确态度。

读者会注意到，被收入本书的并不全部是历史上被肯定的“正面人物”，其中也有个别篇章出自“奸佞”之手。因其论点明显地影响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对社会生活产生较大作用，故亦被收集在内，如秦桧的《论边机三事状》。

选编这样一部《名臣奏表》，作为黄进博士主编的《华夏津梁》丛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读书界还是首次。编著者还以作者与作品简介、成语·典故·名句提示、原文、注释、译文这种新型的体例，试图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让更广大的读者层能够接受它，这一考虑，可谓颇具匠心，对于今天其他历史类著作和读物，亦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故编者嘱我作序，我欣然允诺。古人说“读书贵在自得”，这样一部书，只要认真研读原文，细心体味，我相信对国内外和海内外各类读者都会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原载黄进、黄毅、郭豫庆主编：《名臣奏表八十八篇》，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