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序言
尚钺同志的《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将要出版了。早在50年代，他就因学术观点而遭到不公正的打击，因此，这部书的出版，推迟了三十多年之久，这是很不幸的。但“文化大革命”以后，尚钺同志的问题已全部平反昭雪，今天能够出版这部讲义，又是值得高兴、庆幸的事。
面对他的遗著，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仿佛回到了建国初期的岁月，沉浸在虽然遥远却又十分清晰的思念和回忆之中。
从1951年到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办研究生班，设有历史专业和经济史专业，学制三年，以满足高等学校历史师资的需要。研究生班的课程设置很简明，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俄语以及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最后一学期，还要撰写一篇研究生毕业论文。其中，历史课自然是学时最长、讲授最详的主修课程，尚钺同志和尹达同志分别担任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教学。1953年尹达同志调离了中国人民大学。在尚钺同志的鼓励、指导和帮助下，我接替了尹达同志的近代史教学任务。这部《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就是尚钺同志以讲义的形式在三届研究生班上授课过程中写成的，我当时在他的领导下，和他一起工作。今天捧起这部讲义书稿，往事历历在目。
这部书是尚钺同志多年心血所萃集，最系统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形成了很有影响的一家之言。建国初期，虽然已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同志的许多研究成果，但在历史学领域中如何全面深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一方面，历史学领域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有的刚刚提出，有的尚未展开充分的讨论；另一方面，高等学校中还没有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教科书，很多历史学教授正在从头学习马列主义，历史教学碰到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尚钺同志率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历史教师，编著了《中国历史纲要》一书，以适应高校历史系课程建设的需要。
尚钺同志对工作永远不知疲倦，奋进不已。他怀抱宏伟的愿望，在《中国历史纲要》的基础上，要借研究生的课堂，展开对中国古代历史全面、系统的阐述，把自己创立的体系，加以丰富、充实、提高，在教学实践中进行探讨、验证、补充、总结，以形成一部富有特色的大型中国古代史著作。他为此目标而废寝忘食，全力以赴，锲而不舍。那时候，我们同住在一个宅院里，我清楚地记得尚钺同志撰写这部著作的情形，课程排得很紧，每周三次，每次讲授三小时。尚钺同志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授课。他读了许多理论书籍，翻遍各种原始资料，经常和教师、学生辨难、答疑。每当夜深人静，走过尚钺同志居室的窗前，总能瞥见一灯荧然，他正在聚精会神地伏案钻研，经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尚不休息。尚钺同志青年时代是运动场上的好手，故年过半百而精力极健，胜过许多年轻人。我们教研室的全体同志都承认：尚钺同志年龄最大、学问最高，是我们的师长，但又是我们中间最用功、最刻苦的一个。他的勤奋精神深深地感染和教育了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大家的榜样。
尚钺同志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又能不囿成说，勇于创新。他对理论书籍，读得最多、最熟，有人向他请教问题，他往往不需翻检书籍便能将马列著作中的重要段落，复述得大致不差。他具有许多哲人常常具有的那种创造精神和执着性格。他提出魏晋封建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说，体系最完备，论述最详尽，旗帜最鲜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与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并称为古代史分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他对自己的学术主张极为坚持，虽然碰到了万钧压力而毫不动摇。回想那时，学术研究的环境太严酷了，有的情况简直到了可悲又可笑的地步。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提过一句：中国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因此，持魏晋封建论的同志碰到了越来越多的麻烦，开始尚是一般的诘辩非难，逐渐地上纲上线，成了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异端邪说，甚至扣上托派的帽子。领导明令不准在课堂上讲授魏晋封建论，其帽子之大，压力之重，令人惶惶然，尚钺同志的这部讲义也就没能在当时出版。从50年代中期，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长长的二十多年内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首当其冲，无数篇的批判文章，排山倒海，汹涌而来。服劳役、蹲牛棚，直到家破人亡。尚钺同志遭受的坎坷经历，一言难尽，非一般人所能承受。但他一直镇静自若，处之泰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争取保留自由研究的权利。他对自己认定的真理，执着追求，表现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无畏气概。阅读他的遗作，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可以挑拣他在论证和运用史料中的疏失，但你不能不佩服他那种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勇气，那种“威武不能屈”的铮铮铁骨，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坚定不渝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
翻开尚钺同志精心撰述的这部讲义，想起他因讲义中的学术观点而遭到的迫害、打击，这对一个老党员、老学者实在是太不公正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我国学术界遭到的不幸。科学得以存在和繁荣的前提是民主、自由、和谐的环境，没有这种环境，不仅会窒息学术研究，而且也将危及整个社会生活。在学术研究中，剑拔弩张，上纲上线，随意地附会政治，罗织罪名的做法，几乎导致了亡党亡国的一场浩劫。这一痛苦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
我，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多历史教师，都是在尚钺同志的教诲和影响下成长的，在他的遗著出版之际，略缀数语，以为纪念。
注释
[*]原载尚钺：《尚氏中国古代通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