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序

国家清史编纂工程自2002年正式启动以来，到2005年，尚有一些重点项目没有落实招标对象。2005年4月，时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吴光同志因为温家宝总理关于黄宗羲思想的一封信来电相询，我就动员他参与“浙东史学派”项目的招标。他说，梁启超先生关于“浙东史学派”的说法固然弘扬了浙学，但却存在偏颇，忽视了浙东学派“明经通史、经史并重”的学术特色。因此，他希望以“浙东经史学派”的项目名称参与竞标。我当时未置可否，让他不妨试试，将项目论证做得充分一些。不久，吴光同志将题名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的项目申报书寄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设计了十二辑约600万字丛书性质的清史文献整理项目。经编纂委员会评审讨论，认为吴光同志的论证很充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之名可以成立，故一致通过了该项目的立项申请。我个人也表示支持立项，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遂与吴光同志签订了工作协议。

关于清代浙东学派，自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提出“清代经学之祖推（顾）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黄）宗羲”，又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等论述之后，史学界一般都将“浙东学派”当作史学派。如《浙东学派溯源》一书的作者何炳松、《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作者陈训慈、《清代的史学与史家》的著者杜维运都持“浙东史学”之论。但吴光同志对此早就提出质疑，他在1986年提交的宁波“国际黄宗羲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黄宗羲与清代学术》（发表于《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中说：“关于清代浙东学派，前人往往作狭义的理解，称之为浙东史学派，并以章学诚为其殿军，恐怕有失偏颇。愚意以为，浙东学派是一个包括经学、史学、文学、自然科学在内的学术流派，虽然史学成绩显著，但不应仅仅视作一个史学流派。”这是颇有见地的。后来，他的这一观点日益明晰，在多篇论文中明确提出：“以黄宗羲为首的清代浙东学派，是一个崛起于清初、延续至清末、涵括经学、史学、文学、科学等多个领域而以经史之学为主体的学术流派。该学派的活动区域，以浙东的宁波、绍兴为中心而扩展于浙西，影响至全国。其主要代表人物，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黄宗炎、万斯大，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学诚，经史兼治而偏重文学的有李邺嗣、郑梁、郑性，偏重于自然科学的有黄百家、陈吁、黄炳垕，偏重考据学的有邵晋涵、王梓材。这个学派的正式名称，应当称之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而非‘清代浙东史学派’。”（吴光：《浙学的内涵及其当代定位》，载《光明日报》，2005年5月10日；《为“清代浙东经史学派”正名》，载《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9日）此后，他在专著《黄宗羲与清代浙东学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此做了系统论述，并称这个学派的学风特色是“明经通史、经世致用”。我认为其论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长期以来，我对清代学术思想的传承演变、来龙去脉颇为关注，并著文讨论。我在1999年9月29日发表于《人民政协报》的短文《吴、皖、扬、浙——清代考据学的四大学派》中，首次将清代考据学分为吴、皖、扬、浙四大派，认为以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的晚清浙派形成了清代考据学的一个独立流派，其学术特点“因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力求与西学沟通，其杰出代表能够中西兼纳，推陈出新，故其特点在‘创新’”，“堪为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桥梁”。但我的短文仅论及晚清浙学人物，而吴光同志上推到清初的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创派立说、承绪接统，这很有新意。浙学在有清一代足与吴、扬、皖三大派并驾齐驱，其时间之长、人才之盛、著作之富、内容之新，实驾吴、扬、皖而上之。此种文化现象，实与此地区经济之发达、人文之昌盛有关，这也构成了明清以来浙江区域文化史的一大特点，值得深入探讨与研究。然前三学以考证为重点，而浙学兼重经世。晚清的学风，不仅受到乾嘉考据学和近代西方学术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清初浙东学派“明经通史、经世致用、兼纳西学”之学风影响。至康有为之公羊派则全以经世鸣世矣。

如今，在吴光同志的主持下，十多位学者经过八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清代浙东经史学派资料选辑》这个重要的文献整理项目，我作为清史纂修工程的总负责人，由衷表示祝贺。吴光同志是我与尚钺同志于1978年共同招收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历史系的首批硕士研究生之一。他好学深思，实事求是，正直敢言，多有创见，尤其是在道家黄老学、儒家道德人文哲学和明清浙江思想史的研究领域里成就显著。因为他是我的学生，这个文献整理项目又是我建议他提出申报的。他希望我能写一简序冠诸卷端，在我也属难以推辞，故陈述原委，择其旨要，聊以成篇。

注释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