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传播学新观点
本文主要筛选并分析了2017年发表在国内（包括港台地区）传播学权威期刊中的数百篇文章，从中遴选出11个新话题和新观点。这些论述顺应时代发展，有的回应了传播学的新话题，有的提出了新论点和新概念，有的为未来研究提出了新方向，其共同之处在于兼具独创性和规范性，具备理论意义，对于当下和未来的传播学研究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后真相时代的传播政治
2016年，由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这两件国际事件所带来的“后真相”一词，成为2017年传播学术界研究的新关注点。它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1]的情形，直接冲击着传统媒体和新闻业的生存法则，从而引发学者探究，“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在权力行使背离事实、群体生活去除公共性的后真相时代和语境中，新闻业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又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新的媒介生态和政治形势等问题。
一般认为事实查验是破除后真相的重要手段，但是研究表明，由于公众成为分散的、懒于思考的个体，他们认识世界时受到认知简化和情感主导的影响，目前的事实查验经常遭遇自损效应（backfire／boomerang effect）。事实查验的传播失灵也与信息技术导致的信息来源多样、茧房效应有关，表现了新闻业职业控制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在这种新的传播形态下，调适途径一方面在于反思媒介自身的权力行使，另一方面应以促进公共生活为目标建构社会现实。史安斌和王沛楠通过研究具体揭示了2016年美国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批判性指出假新闻尚不会对信息环境生态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忠于事实依然是信息环境遵从的准则；同时发现假新闻具有一定的社会情绪“减压阀”的功能，可成为“社会抗争”的工具。[2]
尽管“后真相时代”的说法还存在争议，但其可能造成的危险不容忽视。正如胡泳所呼吁的，我们需要重建一种基于事实的政治，以发挥“反思和选择”的力量，而摒弃由事实坍塌所带来的“机遇和暴力”的恶性循环。[3]
二、计算传播学的两张面孔
伴随着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社会科学成为当下新的研究视角。王成军系统梳理了计算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认为计算传播学可被广泛应用于新闻学研究、计算广告和数据新闻等领域，主要以传播网络分析、文本挖掘、数据科学等作为分析工具，通过大规模收集人类传播行为背后的模式，分析和探究其背后的生成机制和基本原理，聚焦于人类传播行为中一些可计算的基础问题。他指出，这一极具挑战性和潜力的发展领域，还需研究者与互联网公司展开合作，共同推进。[4]
王成军对计算社会科学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持乐观态度，姜红和鲁曼则对当下被今日头条等互联网企业所神化的算法在日常传播中的应用及消极影响保持警惕。他们的文章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算法作为“非人类行动者”，和人类的传播活动编织在一起成了新型的“行动者网络”，挑战了传统新闻业的“公共性”，使用户置身于“信息茧房”，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区隔。以“算法”为代表的现代媒介技术越来越具有自主性，反过来规制和塑造人，控制人们的生活方式。[5]
三、重思“技术决定论”
2017年7月中国台湾地区的《传播研究与实践》刊登了“Kittler的媒介理论”的论文专题，主题涵盖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德勒（Friedrich Ki t t l e r）学术论著的介绍、阐述以及思想比较。[6]在这组文章中，唐士哲将其置于德国文化技术研究脉络中，凸显其思想的物质论思维如何有别于文本分析取向[7]；林思平则关切人机伦理困境，即当机器脱离人的控制或者操纵信息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使用者主体性遭遇遮蔽的问题，他呼吁具有反省能力的人类社群的回归。[8]黄顺星将基德勒与麦克卢汉对比，突出两者的差异[9]，而蔡博方则关注其与鲁曼的共通点，赋予其更具社会系统格局的解读和反思。[10]
无独有偶，大陆地区的胡翼青也撰文反思媒介技术决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长期被“污名化”的标签。他指出，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推论，而是指人类的观念和行为受制于媒介环境的限定乃至重塑。这一警醒和台湾地区学者不谋而合，它提示传播学界应正视和重估传播技术决定论的理论价值。[11]
四、传播与劳动
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传播与劳动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人在这个关系网络中发生的地位和角色的结构性变动受到众多传播学者的关注。夏倩芳和李婧注意到媒体从业者的劳动状况受到国家、市场、组织等多层级力量以及政策／机制等因素的形塑，存在同工不同酬、低福利、高强度、高风险的劳动权困境。[12]吴鼎铭等发现，网民被吸纳进新型产业增值模式之中，通过传播技术的结构设计与商业意识形态的运作，网民成为商业资本增值的数字劳工[13]，网民情感也在潜移默化中被商品化与劳动化，从而导致精神价值与理性交往的社会整体性缺失。[14]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的背景下，张斌对“中国字幕组”的研究发现，以无名联合、跨域流动、弹性自愿、免费劳动、协同共享为核心的字幕组文化与劳动，体现了网络时代数字劳动的工作特点与劳动性质，从而诞生了另类的社会主义青年文化。[15]
五、网络空间中的“情感”研究
情感问题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比较关注的话题，网络空间中的“情感”问题也得到一些学者的持续关注。袁光锋选取了两起留守儿童死亡的网络公共事件，以商议民主理论作为框架，探讨了大众媒体如何塑造底层“痛苦”情感，以及这种底层“痛苦”引发的公众“同情”情感是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被予以表达的。“同情”推动了公共讨论，公众会通过征用现有文化资源和官方的话语资源来表达这种“同情”情感。但是，尽管这种公众“同情”可以推动较多的公众讨论，政治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还是限制了底层群体的情感体验进入公共空间的渠道，“同情疲劳”终将出现。[16]
杨国斌则发现，近来以抗争性为主要特色的网络事件渐少，以共识性为特点的新媒体事件渐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受挫，即网络动员中的主导情感，如悲情、戏谑、愤怒等，都被冠以负面情感、非理性、不文明等标签。研究发现，“文明净网”的新举措使汹涌的网络情感表达受挫，导致中国互联网的抗争性情感表达出现“情之殇”[17]。
六、数字记忆的个案考察
记忆研究近年来是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热点。李红涛和黄顺铭以南京大屠杀为例，研究了数字记忆的问题。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期间，他们通过分析南京市三家媒体机构推出的互动式线上纪念活动，去考察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即从数字记忆的“镶嵌性”理论视角出发，去理解传统媒体与纪念文化如何与线上世界相勾连，形塑数字纪念空间，从而生产出数字化的民族记忆。[18]
除了线上空间，黄顺铭还对实体地理空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进行个案分析。他采用“场所作为集群”的理论视角，集中考察构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一“记忆之所”的独特集群元素：遇难者数字标识。通过分析这些数字标识的空间分布、被赋予的意义和相应在记忆建构中的话语功能，力图阐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一“记忆之所”镌刻、宣讲并借由记忆实践而再生的民族集体记忆。[19]
这两篇研究文章及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社会记忆的研究都收录在了他们所写的《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一书中。[20]
七、网络治理与政治传播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中国的国家治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深刻地改造着政府、公民等行为主体的关系和行为模式，衍生出新型政治传播形态。舆情、网络治理、媒体化政治等议题成为当下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对象。胡泳和陈秋心指出“舆情”是中国式舆论在互联网时代的“控制性变种”。在厘清这两个概念的过程中，作者揭示出热门的舆情监测制度本身包含着逻辑悖论，从最初帮助执政者了解社情民意转变为消灭网络舆论本身，其结果一方面成功营造出有序、稳定、舆论高度一致的互联网世界，另一方面则放任现实矛盾积压发酵，暴露出政府不变的社会治理思维。[21]王维佳从媒体逻辑干预现代社会治理的角度进行反思。他指出，行政力量和媒体力量同构的趋势可能意味着政府部门从执政理念到执政行为的偏向，这一偏向让主流政治传播所强调的“公开”“透明”“民主”理念在落地时受损，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执政的代表性和民众的参与性。[22]
杨逍认为当前中国政治沟通的薄弱环节在于“倾听”。他通过对140起诉求表达事件的考察，强调有效政治倾听的重要性。[23]而孟天广和郑思尧则看到政府新媒体建设的积极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议其应着力于扩大受众覆盖面、优化传播内容、提升信息质量等方面的发展。[24]
政治传播研究一直以来忽视文化和意义生产的维度。正如周海燕所提出的，“有关宣传体制的研究长期以来很少关注话语在基层如何生产意义，又如何付诸社会实践的过程”。在此关怀下，她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之初读报小组运动中的集体阅读行为，运用文化社会学的路径得出“圈层共振”的集体意义生产机制。[25]同样致力于文化的视角，刘海龙以“帝吧出征”为例，探讨传播技术与新一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的表达方式、组织动员方式、实施方式，而且还以“粉丝民族主义”的新面貌出现。反过来，新一代网络民族主义者也在时间、空间和语言三个方面成功驯化新媒体，使之成为民族主义的一部分。[26]
八、“新党媒”的传播模式
近年来新兴党媒的表现和传播模式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通过对微信公众号“政事儿”和“侠客岛”的对比，吴飞和龙强发现两者的传播模式分别延伸了母报的市场主义和宣传主义。在处理政治传播与新媒体语境的关系上，两者分别代表了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传播模式。然而，前者的个人化、软化以及有限的权威-无序模式等特征使其远离政治；后者的宣传本位则体现出鲜明的工具理性特征。这引出政治传播的一大困境，即如何在获取受众的前提下避免去政治化和工具化。[27]
通过对＠人民日报和“侠客岛”的研究则发现，党媒不断调适以适应新型环境，在传统宣传主义基础上，吸纳了专业主义、煽情主义，形成“杂糅化”的传播范式，即“情感模式”和“信息模式”。它们通过营造与民众的亲密性，或通过建构新的政治景观，处理宣传使命和获取民众支持。这种差异体现出执政党致力于建构分层化传播体系的努力，反映了治理理念从宣传主义向霸权主义的转变。[28]
九、经典传播理论的新发展
互联网传播颠覆了大众传播模式，带来一些经典传播理论的新发展。从宏观上来说，互联网传播呈现出典型的动态、开放、非线性传播的混沌状态，整个社会生活成为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描绘的巨大的景观堆积，网络的虚拟世界作为一种“第二自然”环境统治着网民。[29]
聂静虹与王博以第三人效果理论和假定影响模型的基本研究框架，以绿色和平组织的反转基因微观动员为例，量化分析信息接受者在面对劝服性网络动员信息时，是如何认知评价并分析信息处理过程对自身及他人受到影响的预期的结果的。研究证实，个人“预期他人的网络搜寻行为”成为个人面对劝服信息时重要的预测因子，也证实了自我假定影响无论对于个人行为调适还是公共参与行为都具有显著影响，网络微观动员能够引发第一人效果以及投射效应。同时信息接收者预期“他人更为关注信息”是自我网络参与的显著因子。[30]
“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即“关于传播的传播”，于1951年被提出，在“神经控制论”和“符号-语用论”的时代思潮之下，贝特森（Gr e g o r y Bateson）用它来指称人际互动中“关于传播的传播”，包括符码化（传播的语言符号和人际关系）、传播发生的情境两个子命题。在元传播成功的前提下，交流双方的相互理解才成为可能。近年来由于华人学者潘忠党的引介[31][32]，该理论逐渐被大陆学者重新发现。王金礼在《元传播：概念、意指与功能》中，从传播的认识论、信息的多层级结构、作为研究工具三个方面对“元传播”概念进行较为全面的把握，“基于讯息的多层级结构，元传播为理解、解释人际传播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思考路径，也拓展了大众传播、网络传播研究的想象力”[33]。除了作为研究对象的元传播外，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元传播还被用来处理“新闻变迁的核心问题”分析、阐释新传媒技术环境下的新闻业变迁及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性依据。[34]
十、网络民族志与视觉修辞方法
在对于传播研究方法的探索中，突出的是网络民族志和视觉修辞。郭建斌和张薇在关于民族志的知识谱系中提出“网络民族志”的命题，并辨析了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的变与不变问题。具体来看，网络民族志是对于“线上社区”的民族志研究。和传统民族志相比，变化着的是对象（线上社区）和具体的操作策略，共享的是方法论原理。作者强调，对于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的讨论，不能仅限于方法层面，还要与新问题相结合。[35]
刘涛指出，视觉修辞方法强调对“视觉形式”的识别与分析，挖掘出潜藏于视觉文本“修辞结构”中的含蓄意指。视觉修辞的文本对象主要包括视觉化的媒介文本、空间文本和事件文本，相应地也就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视觉修辞方法。媒介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主要强调在视觉形式与构成的“语法”基础上把握视觉话语的生产机制。空间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主要关注空间的功能、意义与价值如何在空间生产的视觉逻辑中体现和深化。事件文本的视觉修辞方法主要强调图像事件中视觉化的“凝缩符号”与“新闻聚像”的生产方式及其在传播场域中的流动结构与跨媒体叙事过程。[36]
十一、反思与本土化
在新现象、新观点、新趋势不断涌现的情境下，反思新媒体冲击所带来的新闻传播领域的观念、话语和学科体系的重构，具有其必要性。李金铨从中西贯通的初衷出发，探讨了国际传播与新闻史研究的三个主要问题：第一，社会真实的多重建构，指出真实的构建既非单一也非无限，而是涉及权力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第二，应将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观点互相渗透，从沟通对话中获得互为主观的同情了解。第三，社会科学及传播研究旨在揭开人与社会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矛盾性。李金铨呼吁研究应捕捉时间（历史）与空间（全球）维度去分析影响事物的“常与变”及其变化的“同与异”层次。在此基础上，他试图将中国文化中的直觉智慧适度降低抽象层次，与严谨的社会科学语言和逻辑互通。[37]
潘忠党则注意到“新媒体”这个概念的使用存在这样一些问题，即带有“新媒体”字样的成果在数量上单纯增长，但并没有带来知识总量和理论贡献的上升。他通过对“新媒体”概念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反思，探寻新媒体研究的话语形构过程及其逻辑起点，强调任何以“新”为标签的学术生产潮流，都可能包含权力结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内在话语逻辑。因而，学者如何建立理论自觉，避免话语中的多重权力陷阱，提出新媒体研究的“真问题”等议题，拉响了新媒体研究乃至传播研究领域的警钟。[38]
杨国斌通过介绍他主编的《争锋中国互联网》一书，提出“互联网深度研究”的概念，即强调人的经验、历史性，以及对理论与描述、深描与浅描的平衡。文章讨论了人类学者针对“深描”而提出的“浅描”概念，介绍了近年来美国文学批评学者提出的“描述的转向”理论，并借这种新理论动向对“互联网深度研究”这一新理念加以阐发。[39]
除了反思外，青年学者们也在积极地探索中国视角的传播研究路径。王颖吉以甲骨文、金文为例，认为汉字构形方式的独特性作用于历史文献构形、经验传达、概念表达等各个环节，并由此塑造历史文献与文化记忆的基本面貌。[40]此外，卞冬磊认为安德森“想象共同体”概念过于抽象，他以中国近代报刊的传播实践为例，认为它使“国家”从一个抽象空间变成由现实事件构成、持续运动、拥有生命力的具体“地方”，从而在读者的日常生活中显现为“可见的共同体”。[41][42]
（本文系刘海龙与吴欣慰合作）
注释
[1]周睿鸣，刘于思．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 ———“后真相”语境下事实查验的发展、效果与未来［J］．新闻记者，2017（1）：36-44．
[2]史安斌，王沛楠．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美国大选假新闻现象的阐释路径与生成机制［J］．新闻记者，2017（6）：4-12．
[3]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4）：3-8．
[4]王成军．计算社会科学视野下的新闻学研究：挑战与机遇［J］．新闻大学，2017（4）：26-32转146．
[5]姜红，鲁曼．重塑“媒介”：行动者网络中的新闻“算法”［J］．新闻记者，2017（4）：26-32．
[6]唐士哲．导言：分流、汇流、媒介史：基德勒的媒介思想钩沉［J］．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2017（7）：1-3．
[7]唐士哲．作为文化技术的媒介：基德勒的媒介理论初探［J］．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2017（7）：5-31．
[8]林思平．电脑科技媒介与人机关系：基德勒媒介理论中的电脑［J］．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2017（7）：33-62．
[9]黄顺星．媒介史的末世预言：基德勒与麦克卢汉论媒介技术［J］．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2017（7）：63-92．
[10]蔡博方．基德勒与鲁曼的相互参照：从社会理论视角出发的一次交流［J］．传播研究与实践（台湾），2017（7）：93-122．
[11]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J］．现代传播，2017（1）：51-56．
[12]夏倩芳，李婧．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困境及其形塑机制［J］．学术研究，2017（4）：43-55．
[13]吴鼎铭．网络“受众”的劳工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网络“受众”的产业地位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7（6）：124-137．
[14]林颖，吴鼎铭．网民情感的吸纳与劳动化———论互联网产业中“情感劳动”的形成与剥削［J］．现代传播，2017（6）：21-25．
[15]张斌．中国字幕组、数字知识劳（工）动与另类青年文化［J］．中国青年研究，2017（3）：5-12．
[16]袁光锋．感受他人的痛苦：底层痛苦、公共表达与同情的政治［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7（40）：203-236．
[17]杨国斌．情之殇：网络情歌动员的文明进程［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7（40）：75-104．
[18]李红涛，黄顺铭．一个线上公祭空间的生成———南京大屠杀纪念与数字记忆的个案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1）：5-26．
[19]黄顺铭．以数字标识“记忆之所” ———对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个案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8）：15-37．
[20]李红涛，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1]胡泳，陈秋心．舆情：本土概念与本土实践［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7（40）：33-74．
[22]王维佳．反思当代社会的“媒体化政治”［J］．新闻大学，2017（4）：2-7转17．
[23]杨逍．倾听：当前中国政治沟通的薄弱环节———以140个诉求表达事件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7（2）：6-30．
[24]孟天广，郑思尧．信息、传播与影响：网络治理中的政府新媒体———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分析的探索［J］．公共行政评论，2017（1）：29-52．
[25]周海燕．意义生产的“圈层共振”：基于建国初期读报小组的研究［J］．现代传播，2017（9）：27-38．
[26]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J］．现代传播，2017（4）：65-76．
[27]吴飞，龙强．政治的幻象：时政新媒体的传播模式与困境［J］．现代传播，2017（7）：2630．
[28]龙强，李艳红．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7（2）：52-65．
[29]陈力丹．互联网的非线性传播及对其的批判思维［J］．新闻记者，2017（10）：46-53．
[30]聂静虹，王博．“他人信息搜寻”的预期：基于假定影响模型的网络微观动员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5）：30-50．
[31]潘忠党．架构分析：一个亟须理论澄清的领域［J］．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6（1）：17-46．
[32]潘忠党．“元传播”：新闻业变迁的核心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7-07．
[33]王金礼．元传播：概念、意指与功能［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118-125．
[34]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10）：91-124．
[35]郭建斌，张薇．“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变与不变［J］．南京社会科学，2017（5）：95-102．
[36]刘涛．媒介·空间·事件：观看的“语法”与视觉修辞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7（9）：100-109．
[37]李金铨．传播研究的时空脉络［J］．开放时代，2017（3）：209-223．
[38]潘忠党，刘于思．以何为“新”？ ：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春夏卷）：2-19．
[39]杨国斌．中国互联网的深度研究［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春夏卷）：22-42．
[40]王颖吉，孟萌萌．中国汉字媒介与文化记忆的文献构形———以甲骨文和金文为例［J］．当代传播，2017（4）：30-33．
[41]卞冬磊．“可见的”共同体：报纸与民族国家的另一种叙述［J］．国际新闻界，2017（12）：34-52．
[42]刘海龙，束开荣．2017年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议题与新观点［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