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10个新鲜话题
2017年，习近平一系列新理念进一步贯穿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全过程。与此同时，新闻传播学面临较多的传播科技的挑战，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个性化新闻推送改变着新闻产业的市场格局，人工智能的进展促使新闻生产发生变革，“后真相”冲击着新闻真实的专业要求… …逼迫着新闻传播学界重新学习和思考。目前学界做出反应较快，但深刻思考不够，用旧思维考虑新问题的惯性尚没有完全摆脱。
一、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
这一年，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持续关注。有学者概括了习近平新闻宣传系列论述所体现的新理念：从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党的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重视运用互联网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把抓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借助媒体融合努力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加强新闻宣传思想工作者队伍建设，发挥党和人民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1]
习近平多次对媒体如何履行社会责任做出指示，因而有学者概括了习近平关于这个问题10方面的要求：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守新闻规律；坚持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为主相统一；密切联系群众；改革创新，构建现代化传播体系；把握好网络传播的时度效；发挥人才优势；强化国际传播公信力；把握网信精神。[2]
在学习习近平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座谈会的讲话过程中，有学者注意到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论述，认为“正面宣传为主”应该理解为“正面宣传效果为主”。正面宣传不是形式主义的堆积套话，而要具有感染力，所报道的事实必须真实，落脚点是“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以获得正面宣传效果。[3]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关于新闻舆论工作讲了六句话，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有学者注意到，他是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小标题下讲述的，因而“要十分清楚，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要求“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说明媒体融合的任务尚未顺利完成，这不仅是技术创新问题，更是保障传播具备“四力”的前提。习近平对互联网的第一个要求是“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这是根据新情况提出的新要求，互联网内容建设的成功是整体新闻舆论工作做好的标志，必须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4]
二、互联网加持的政治传播
当下的政治宣传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7年5月13日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学术论坛，在新媒体冲击传统政治传播体系的背景下讨论中国政治传播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依靠传统的、单向的政治宣传模式来完成，效果已有限。网络时代的政治空间构建取决于网络传播的根本逻辑，政治宣传活动要发挥具体的信息沟通、构建共识的作用，要承认、理解并尊重多种群体的特点，善于借助网络亚文化和其他社会传播的方式和场所，进行灵活有效的政治宣传。[5]有学者通过对2007—2015年间140起抗争事件的分析，呈现出中国民众的“说”与政府的“听”的现状和特征，发现政府的倾听行为与事件的诉求、冲突程度、政府层级以及政府在其中的角色等多个变量有关。强化体制内倾听机制建设，着力提高对民意的倾听能力，应该成为政治沟通机制建设的重点补缺环节。[6]
新传播技术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样貌，对党的原有宣传体系带来了挑战。近年来各种新兴党媒的创建，体现了党重构传播体系、进行传播调适的努力。有学者通过对新党媒＠人民日报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侠客岛”的研究发现，其传播范式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宣传主义，建构了一种吸纳专业主义、煽情主义等不同元素的“杂糅化”形态，体现了党致力于建构多层化传播体系的努力，进而反映了其治理理念的转变。[7]
有学者研究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认为反腐剧的热播意味着影像叙事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渠道。这种运用政治修辞和政治影像符号直面现实问题的政治宣传，对于推动政治传播创新、提升政治传播效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8]
传播技术也催生民间政治表达的新变化。有学者研究“帝吧出征”，提出新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动员方式、实施方式，还消融了政治运动、追星、游戏等行为的边界，使民族主义以“粉丝民族主义”的新面貌出现。对此类现象不宜做简单否定，应该看到新媒体技术、商业文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9]
三、“后真相”时代
2017年，“后真相”（post-truth）一词进入新闻传播学的视野。在C N KI（中国知网）上，讨论这个概念的文章只有两篇；截至2017年12月16日，讨论这个概念的文章已经达到119篇。
“后真相”这个概念早就存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期间其使用频率急剧上升。 《牛津词典》（The Ox ford Engl ish Dict ionary）将“后真相”选为2016年度词汇，用来表示“客观事实在形塑舆论方面影响较小，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则会产生更大影响”[10]的情形。2017年11月，“假新闻”（fakenews）一词被《柯林斯词典》（Collins Dictionar y）评为2017年度词汇，这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
“后真相”的使用常与“后真相政治”关联，互联网出现之后得以凸显。[11]有学者分析，有三方面原因造成“后真相”语境的形塑：英美政治文化的影响；传播形态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异质观念的交流；人们对新闻从业者职业力量的信任不如以往。[12]
另外，从商业利益考虑，媒体为追求点击率和浏览量，以基于事实又偏离事实的传播手段，故意营造介于真实与虚假之间的第三种现实，以迎合受众情绪，也是“后真相”发展的酵素。[13]也有学者从社会心理角度指出，人们倾向于相信那些能够让自己感到舒适的或者与既往认知相符合的信息，人们更倾向于证实而不是证伪。因此，“假新闻”变异迭代为“后真相”。[14]比如，自2014年马航事件发生以来，各路信息混杂，虚假信息不断。2017年11月，一篇题为《马航MH 370调查终结篇》的谣言文章在朋友圈被大量转发，带有科幻色彩的好莱坞大片式的推理忽悠了一群人。只要真正的调查结论没有公布，“马航终结篇”就会成为一则不死的谣言，消费着公众对真相的期待。[15]
也有学者对所谓“后真相”时代的判定提出了批评，认为牛津词典只是肯定了“后真相”这个词的流行，而关于“真相已死”的论述只是一种望风捉影的话语操作，不仅不足以证明我们进入了不需要事实、不关心真相的时代，而是恰恰显示：社交媒体时代确认事实、探寻真相是一个更为复杂曲折的过程，凸显了人们对“事实”和“真相”的深切关注。[16]
四、新闻专业意识
新闻专业意识谋求在“专业”与“业余”之间划定一个边界；网络时代人人是记者，专业与业余、传者与受众的边界模糊不清了。[17]于是，还有没有、要不要新闻专业意识成为新闻传播学界思考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意识的丧失导致新闻人的传统权力，包括新闻的定义权和发布权的丧失；加上算法推送对新闻内容生产的冲击以及所谓“后真相时代”对新闻真实的消解，传统的新闻专业意识面临严重的挑战。新闻人需要重新认识和确立自己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找回职业存在的价值和权力。[18]
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意识是关于新闻是什么和如何做新闻的基本认识，不会受到特定媒介时代的框定，但需要在变动的历史情境下做出调适。面对新技术、市场和媒介管控的变动，新闻专业意识不仅要成为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职业期许，更是全社会所遵循的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19]还有学者认为，无论未来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业态如何改变，无论新闻专业意识是否要重构，一些核心的东西仍然会存续下去，只是不再仅仅是人的规则，也会成为机器的法则。[20]有学者以“真实、全面、客观、公正”为例指出，新媒体打破了新闻生产由专业人士垄断的局面，但这样的理念在今天还是有用的，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能够被社会接受。[21]
有学者通过对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脸书（Fackbook）假新闻事件的分析，发现人工智能算法机制缺乏把关，助推了假新闻的泛滥。只有站在信息伦理的基点上，重塑新闻专业意识，遵守信息伦理，才能走出困境，真正构建智媒体时代良好的媒介生态和信息秩序。[22]
另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意识实质上是文化精英建构的乌托邦，因为新闻专业从业者提供的是信息服务，其生产难度或服务质量的衡量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即使提出新闻专业意识作为一种衡量标准，但实际上注定难以实现。不过，这种意识仍有其社会价值，它至少表现了传统媒体时代社会对媒体角色的期望和对新闻从业者的期许。我们应该以流动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新闻专业主义，既要看到它的不足与乌托邦的意味，也要看到它的坚守，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不是简单的拒绝，而是扬弃与再造。[23]
五、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
2017年，很多行业观察者都在谈论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截至2017年12月16日，CNKI上有146篇文章涉及这个概念，而2016年仅有35篇，2014年之前则没有相关的文章发表。
这种说法指的是互联网发展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殆尽，过去“上半场”那种发现一个“风口”大家便一拥而上、野蛮生长的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以专业化程度更高、智力输入更加密集、范式创新更为关键的新的发展阶段。[24]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下半场”是由数据化和智能化主导的社会和产业发展的全新阶段，传媒业态将会出现一系列新变化，比如媒介形态的平台化为个人提供创造价值的机会和条件，纵向发展使“差异化共存”成为未来媒体发展的主流，能否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成为媒体的比较优势等。[25]
以小程序为代表的“轻应用”是互联网发展“下半场”智能化发展的新代表。有学者对此做出描述：小程序植根于线下场景，不需要下载安装，用户扫一扫或搜一下即可打开，触手可及、用完即走是“小程序”的显著特点，遵循了用户体验为王的价值观，其本质是让商业存在于无形。[26]2017年1月9日0点，微信第一批小程序正式上线。目前面临着用户体验不佳、用户黏性较低、开发者热情不高等挑战。有学者认为，因为用户不买账就对小程序盖棺定论还为时过早，接下来，开发者、用户、平台，以及规则和管控等都是小程序发展需要思考和完善的层面。[27]
有学者指出，传播方式和传播形态的创新是互联网发展“下半场”赢得发展和创造价值红利的基本方式。“以人为本”应该成为现在和未来传播领域创新价值的衡量尺度。判断一种新传播形态是否具有巨大的市场价值和社会发展的空间，就靠看它是否增加了人们社会连接的丰富性并由此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流动性；是否扩大了人们社会实践的自由度，使过去的不可能成为可能；是否强化了人们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把控力。[28]未来，对小程序创新价值的评判也要基于这一“以人为本”的标准。
六、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新闻推送
2017年7月6日《人民日报》的文章《新闻莫被算法“绑架”》，直批算法
新闻推送“简单粗暴”。[29]9月20日，人民网撰文“三评算法推荐”，批评基于算法的新闻分发造成新闻娱乐化、低俗化与同质化。由此，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算法分发平台对传播生态的影响，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
算法推荐的基本逻辑是通过信息抓取技术从互联网上广泛采集信息，再借助社交关系或算法匹配，向用户推送符合其兴趣或价值偏好的特定信息。[30]CNN I 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第40次报告中指出，通过算法推荐的信息流模式正在替代用户的一部分主动搜索行为。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活跃用户分布排行中，今日头条仅次于腾讯新闻，排名第二，而在用户黏性指数排行中则居于榜首。[31]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也在利用自身的平台优势进行个性化新闻推送。有学者认为，社交平台借助强大的用户基数和高度的用户黏性，控制了新闻流动的渠道，机器算法取代专业编辑成为信息把关人后，势必彻底颠覆关于新闻价值、新闻专业意识和职业伦理的共识。[32]
有学者认为，个性化新闻内容推送在新闻生产和受众两个层面重塑了整个新闻业态：一方面新闻生产更加智能化，数据引擎成为新闻内容的“标配”，新闻内容分发成为专业化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个性化新闻推送使“传者中心”向“用户中心”转变，提升了受众地位，但同时也容易造成“信息茧房”效应。[33]
更有学者指出，基于算法的新闻推送在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让用户不经意间沦为“工具奴隶”[34]。还有学者说，在拥抱算法这一“热”趋势的同时要进行“冷”思考，考虑算法分发对用户信息消费的实际影响，如隐私侵犯、算法偏见、人文价值缺失等。[35]还有学者指出，算法分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人为偏见，但许多细微差别仍需要人工判断，所以平台需要重新考虑其未来战略。[36]
七、人工智能带来新闻生产的变革
2017年，“机器人写新闻”进入量产，机器人剪辑视频、机器人筛选稿件、机器人主播悉数登场。人工智能给新闻生产带来了大变革，因而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截至2017年12月16日，C N KI上有相关文章208篇，2016年有81篇，2015年仅有23篇。
人工智能在新媒体传播中的应用目前主要体现在机器写作和智能化推荐两方面。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各项技术的发展将为数据新闻生产的各个环节提供更成熟的技术支撑、更强有力的信息存储平台、更智能的信息识别和采集系统、更人性化的可视化技术，这都为数据新闻的未来发展拓宽了道路。人工智能技术改变了新闻生产与推送的具体环节，优化了受众的感官和认知体验，让新闻产品更懂用户。[37]
有学者预测，人工智能将重塑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媒体一直努力的个性化服务将获得标志性突破，从当前的个性化分发走向个人订制。可以预见，人工智能将在未来数年像互联网一样成为各行各业的基础设施，而在新闻业，“个人日报”时代将真正到来，这也许是新媒体发展的下一个风口。[38]而人工智能对传媒行业的重构离不开新闻工作者的专业支持，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经验和智能的指导能极大地解放新闻生产力，推动传媒行业的发展与创新。[39]
还有学者说，人工智能可以给新闻业带来新的传播速度、创造新的阅读体验、形成新的分发机制，但无法逼近事实背后的复杂真相，无法提供针对现实的深度解释。未来新闻业与人工智能的结合需要在物联网环境下重新定义新闻，同时对智能化新闻应保持理性期待，在新闻业应用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中要张扬人的价值。[40]人工智能必将改变世界，但是不会改变媒体的基本逻辑，即以人为中心进行信息传播和舆论引导。“智媒”时代为信息把关和舆论引导提出了新课题，也为各国媒体在技术和安全方面的创新合作开拓了新领域。[41]
八、知识付费
2017年10月16日，财新网发布内容收费方案，成为国内第一家全面实施新闻收费的媒体。这是财新网成立近八年以来的一次商业模式转型。在知识付费的趋势下，媒体靠内容盈利的未来值得期待。截至2017年12月16日，这一年在C N KI上以“知识付费”为关键词的文章有231篇，而以往的年份中最多的是2016年（28篇）。这一年，新闻传播学界对于知识付费的研究集中于现状分析和未来展望两个方面。
有学者通过对18个访谈对象的访谈，提炼出用户在线知识付费行为的七个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个体需求，信息质量是影响用户付费行为的关键，个体认知和主观规范是重要因素，便利条件和替代品是较为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素相对不重要。[42]有学者认为，线上知识付费平台的兴起缘自用户在知识盈余的压力下的渴望与焦虑，是一种内容消费的升级形式。[43]在信息量过载而人们精力有限的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通过支付一定的费用来筛选有效信息。随着在线支付和移动智能设备的日益普及，知识付费成为新的风口。[44]
有学者认为，知识付费产品必须具有稀缺性才能吸引用户付费，而能否真正实现知识付费服务，取决于知识产品有没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省”意义上的创新和创意。[45]未来知识付费平台的关键在于为用户匹配优质内容，努力造就内容、社交与场景的三位一体服务模式，构建多元化知识付费内容。[46]
有学者对知识付费的未来持乐观态度，因为对知识和信息的需要是人的社会化必不可少的，因此只要有好的内容（为知识本身付费），甚至是有一种相对较新的经营形式（为一种经营知识的渠道、方式或手段付费），知识付费一定会持续下去。[47]知识付费不是终点，探索出更多不同的传播渠道和形式，扩展更为广泛的知识服务领域，满足知识分享经济时代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是所有内容产业未来的努力方向。[48]
九、传统媒体转型
2017年1月1日，《京华时报》和《东方早报》的停刊在业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一年，还有《新余晚报》 《楚天金报》等地方报纸和《悦己SELF》杂志停止运营。有学者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停刊为案例，通过分析发现，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以及读者等不同话语主体对于停刊事件的阐释略有不同，形成了告别、纪念、怀旧、转型等不同的阐释形式。[49]
关于传统媒体未来的出路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提出都市报转型发展的五种可行性路径：产品和渠道创新（加强“两微一端”建设，入驻第三方聚合平台）；平台创新（构建以“连接”为核心的平台型媒体，跨界融合、整合区域资源）；多元化经营创新（借力“互联网＋”思维，打造多元盈利模式）；原创内容形式和质量提升（开拓数据化和可视化内容生产，强化新闻质量，参与网络舆论场竞争）；管理创新（建立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运作机制）。[50]
也有学者指出，我们无法知道传播技术会如何发展，也无法知道新媒体的终极形态是什么，但在媒体融合探索中有两点共识是明确的：第一，传统媒体的优长是做内容，这是其核心竞争力所在；第二，哪里聚集的人多，传统媒体就应该去哪里提供内容。发展新媒体，跟随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是受众和用户。[51]
2017年6月21日，新华社官方微信推送了一条题为《刚刚，沙特王储被废了》的短新闻，编辑有三位：王朝、关开亮、陈子夏。网友纷纷留言，认为这种做法在新华社新闻中很少见。新华社编辑与网友互动：“王朝负责‘刚刚’，关开亮负责‘被废’，陈子夏负责‘沙特王储’，有意见吗？ ”很多网友们直呼“今天的评论比新闻好看多了！ ”“新闻越短事越大”。看似简单的一条简讯，却因为微信编辑与网友的互动，阅读量瞬间突破“10万＋”。有学者认为，这一案例集中体现了新媒体语境下编辑角色和传播范式的转变，从资深“老编”到卖萌“小编”，媒体编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构与再定义。[52]这引起一些研究者深思，他们认为新闻已经变成了“用户生产内容”而不是“新闻媒体或专业记者生产内容”。网络时代，媒体人要注意充分利用网络的特点以增加所发布新闻的信息含量。[53]
十、新媒体环境中的网民情绪
这一年，“贵州毕节留守儿童死亡事件”“榆林产妇坠亡事件”“于欢案”“携程上海亲子园虐童事件”“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北京大兴火灾”等一系列突发事件，激发了强烈的社会情绪。有学者针对贵州毕节留守儿童死亡事件的研究发现，传统媒体向公众呈现了留守儿童的“痛苦”，并赋予“痛苦”以公共价值，公众的“同情”推动了围绕这一议题的公共讨论。但是，政治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导致底层群体的“情感体验”很难获得进入公共空间的管道，“同情疲劳”是这一群体不得不面对的事实。[54]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网络媒介中，不同情绪的传播比重、力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怨恨、愤怒等负面情绪和非理性情绪表现出显著性，新闻传播热度与愤怒情绪之间存在着较之其他情绪更紧密的正相关性。[55]有学者通过对微博文本的情绪研究发现，微博文本的情感卷入度即情感唤起程度，对资讯传播的影响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认知卷入度即与自己的相关程度，则在资讯传播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对于认知卷入度高的微博，文本情绪性正向影响资讯传播，而对于认知卷入度低的微博，文本情绪对资讯传播的影响不显著。[56]社交媒体打破了过去社会运动多集中在特定人口特征的现象，让越来越多不同特征的群体参与。社交媒体的使用者犹如拥有一个自媒体，朋友名单就是固定的受众，虽然开始时成员数量有限，但通过朋友接力传播却能达到很广的范围。[57]
有学者认为，网络动员中的主导情感如悲情、戏谑、愤怒等，常常被冠以负面、非理性、煽情等标签而被压制，网络管制及社会环境使网络情感表达受阻。[58]管理者面对互联网上不喜欢的观点和议论，不能持非黑即白的单一思维方式，简单地把不喜欢的、自认为有问题的内容统统剔除掉。在互联网治理的逻辑下，情感无共鸣，道理就无法说服大众。因此互联网舆论引导的逻辑，应该理性与情感并重，诉求于情感应优先于诉求于理性。[59]
新闻传播学界的新鲜话题，大体包括两类：以往没有凸显而现今凸显的话题以及对刚刚发生的新闻传播现象与问题的研究。前者需要对事物发展的趋势有所把握，具备敏锐的前瞻观察力；后者面对的大多是新事件、老问题，需要积淀较多的同类材料和相关的理论支撑。前者的研究者目前仅集中于很少的几位学者，希望更多的青年学者跟进，加入这个佼佼者的行列。关于后者，学界较多人都有能力参与进来，但目前的研究水平普遍不高，以致从很多文章里挑选出分析水平高些的论述都很困难。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文章行政化思维，所说大都正确而无新意，应然的套话太多。因此，除了对本学科的理论深入研究外，还需要加强对相邻学科，诸如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科学学等学科理论的学习，并培养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对问题做出准确判断、加以恰当解释的能力。新闻传播学是应用学科，这种准学术研究的能力，对学人来说是必备的素质。
（本文系陈力丹与王敏合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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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诚，包国强．习近平的媒体社会责任观及其意义［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7（7）．
[3]陈力丹．“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 ———学习习近平同志“2·19”讲话［J］．新闻与写作，2017（1）．
[4]陈力丹．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J］．国际新闻界，2017（11）．
[5]张宁，吴文顺．网络政治宣传的对抗式解码及其内在逻辑解析［J］．新闻界，2017（6）．
[6]杨逍．倾听：当前中国政治沟通的薄弱环节［J］．国际新闻界，2017（2）．
[7]龙强，李艳红．从宣传到霸权：社交媒体时代“新党媒”的传播模式［J］．国际新闻界，2017（2）．
[8]赵立兵，张芳芳．试析我国反腐剧的政治传播策略［J］．现代视听，2017（7）．
[9]刘海龙．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新媒体与“粉丝民族主义”的诞生［J］．现代传播，2017（4）．
[10] Word of the Year 2016is［OL］．https：／／en．oxforddictionaries．com／word-of-the-year／word-of-the-year2016．
[11]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未来［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4）．
[12]周睿鸣，刘于思．客观事实已经无效了吗？［J］．新闻记者，2017（1）．
[13]江作苏，黄欣欣．第三种现实：“后真相时代”的媒介伦理悖论［J］．当代传播，2017（4）．
[14]史安斌，王沛楠．作为社会抗争的假新闻［J］．新闻记者，2017（6）．
[15]曹林．“马航终结篇”将成不死谣言，世人过不去这个心理坎儿［OL］．吐槽青年：曹林的时政观察，2017-11-21．
[16]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10）．
[17]吴飞，龙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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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潘忠党，陆晔．走向公共：新闻专业主义再出发［J］．国际新闻界，20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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