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沙皇俄国入侵我国东北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上）
1．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
俄国是个欧洲国家，它原来的疆界远在乌拉尔山以西，和中国相距万里，并不接壤。
在九世纪末，居住在欧洲东部的东斯拉夫人创建了基辅罗斯国家。基辅国家还不是一个巩固的政治统一体，各地没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滋长着封建的离心力量。基辅罗斯的主要活动地区在第聂伯河流域。
从十一世纪中叶以后起，基辅国家开始解体，分裂成许多小邦，互相进行战争。十三世纪上半期，蒙古入侵，在伏尔加河上建立起金帐汗国，各小邦都臣服于蒙古人。莫斯科公国是许多小邦中的一个。
十四至十五世纪，莫斯科公国逐渐强大，先是利用了蒙古统治的力量，打击自己的竞争对手，吞并了邻近各个小邦，以后又利用了蒙古统治者的内部矛盾，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羁绊。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建立起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俄罗斯统一国家。
摆脱了蒙古统治和初步实现了统一以后的俄国，经济迅速地发展，封建农奴制逐步增强。伊凡四世（Иван Ⅳ）（一五三三—一五八四年在位）于一五四七年自称沙皇，一面镇压农民起义，一面进行政治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沙皇专制统治。由于国内封建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强，由于农奴主、大商人和各色各样冒险家的推动，沙皇俄国走上了疯狂地对外扩张的道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莫斯科的大公们却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才终于摆脱了蒙古人的羁绊，开始把大俄罗斯的许多公国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然而，这一成就看来只是助长了他们的野心。”[1]
与俄国邻近的西伯利亚地区，土地辽阔，资源富饶，当地居民稀少，而且处在社会发展的较低阶段，缺乏防御自卫的力量。因此，它就成了沙皇政府侵略扩张的重要目标。当时，在伏尔加河、乌拉尔山两侧以及克里米亚，还有几个在金帐汗国瓦解后分化出来的小汗国——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西比尔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伊凡四世一面在西方和波兰、立陶宛、瑞典长期进行战争，争夺波罗的海的出海口，一面在东方扫清扩张的道路。一五五二年，首先征服了喀山汗国，夺取了向东进入乌拉尔的门户。一五五六年，征服了阿斯特拉罕汗国，吞并了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十六世纪末，以著名冒险家叶尔马克（Ермак）为首的哥萨克队伍，在沙皇政府和富商斯特罗干诺夫（Строганов）家族的支持下，越过乌拉尔山，侵入西比尔汗国，打败了西比尔汗国库程汗的军队，西比尔人民继续反抗。一五八四年，西比尔军民发动一次夜袭，叶尔马克战败，落水溺毙。以后，沙皇政府派遣军队继续叶尔马克的侵略事业，征服了西比尔汗国。一五八七年，俄国人在鄂毕河和托博尔河汇流处建立托博尔斯克城，作为进一步向东扩张的据点，在以后很长的时间内，这里一直是西伯利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十七世纪初，俄国军队从鄂毕河推进到叶尼塞河，占领叶尼塞河下游曼加捷亚地区。一六一九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接着又向勒拿河推进。《苏联通史》的作者写道：“一群一群想发财的人，几乎是同时从叶尼塞斯克和曼加捷亚两方面向勒拿河奔去。他们进攻住在勒拿河畔的雅库梯人，夺取他们的皮货与牲畜，俘虏妇女和小孩。叶尼塞斯克及曼加捷亚的军役人员不仅接二连三地抢劫居民，并且彼此也常为劫掠物而战斗。”[2]一六三二年，俄军在勒拿河上建立雅库次克。叶尼塞斯克和雅库次克是俄国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两个主要据点。
俄国向东扩张的速度十分迅速，范围十分广大，从十六世纪下半叶越过乌拉尔山以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一直进抵鄂霍次克海，在宽广无际的西伯利亚土地上陆续建立起稀疏的侵略据点。
俄国对西伯利亚扩张的时期正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全俄市场开始形成的时期。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段历史“是用血与火的文字，写在人类的编年史中的”[3]。当时，西伯利亚盛产貂皮，貂皮在世界市场上的售价很高，对西伯利亚貂皮的掠夺成为沙皇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一五八九年，掠夺的貂皮和其他皮毛占俄国国库收入百分之三点七五，一六〇五年占百分之十一，一六四四年占百分之十。[4]一个西方作者写道：“在墨西哥和秘鲁，刺激西班牙冒险家的是金子和银子；而在西伯利亚，刺激起俄国冒险者贪心的是贵重的毛皮兽类。”[5]一批批的商人、兵痞、政府官吏，闯进西伯利亚，随意烧杀淫掠，抢夺貂皮和其他物资。俄国殖民者和官吏对当地居民进行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另一个西方作者描述了十七世纪沙皇俄国在西伯利亚的统治：
俄国殖民者进抵雅库次克以后，又继续向四面八方扩张，东面到鄂霍次克海滨；北面和东北面向北冰洋、堪察加半岛推进；南面则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的黑龙江流域。
2．波雅科夫入侵我国东北（一六四三—一六四六年）
直到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当中国对黑龙江流域行使有效的主权将近一千年之后，俄国人还并不知道世界上有一条“黑龙江”。
一六三六年，有一队哥萨克在阿尔丹河上建立寨堡，向居民强征贡税，第一次听到关于黑龙江的消息[7]，于是派出了以莫斯克维金为首的三十名哥萨克去寻找这条河流。他们沿着阿尔丹河、马雅河向东走到鄂霍次克海（一六三九年），乘船在海中航行，俘获了几个从南方中国境内乌第河来的我国鄂温克人。这些鄂温克人谈到了黑龙江流域的情况：那里居住着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的人民，盛产粮食，有银矿，还有从中国内地运去的丝绸、棉布。
一六三九年，另一队由马克西姆·佩尔菲利耶夫率领的哥萨克在维季姆河流域活动，听到了类似的消息。他们向南探索到贝加尔湖附近，进一步获得了关于居住在黑龙江上雅克萨附近中国达斡尔人领袖拉夫凯的消息。
关于黑龙江富饶情形的消息，大大刺激起俄国殖民者的贪欲。许多俄国冒险家涌到了东西伯利亚，入侵中国领土“便成了梦寐以求的目标，所有渴望轻而易举地发财致富的人都心向往之。人们传诵着从通古斯人口中得知的关于此地富饶、盛产紫貂、土地肥沃等传闻。……他们既是为了给自己寻取财物，也是为了征收实物税，即为沙皇征收贡税”[8]。由于大批的人涌到了东西伯利亚，雅库次克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俄国殖民当局还把解决粮食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侵占我国的黑龙江上。
一六四〇年，雅库次克督军彼得·戈洛文派遣七十名哥萨克沿维季姆河去远征黑龙江。这支队伍中途遇阻折返，没有到达我国边境。
一六四三年，又组成了更大规模的远征队伍，以雅库次克文书官瓦西里·波雅科夫（Поярков，Василий）为首，共一百三十三人，每人携带火枪，并有一尊炮和大量的弹药等物资。一六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俄历六月十五日）[9]，这支侵略队伍从雅库次克出发，乘船上溯阿尔丹河及其支流乌楚尔河、戈诺姆河。这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路，沿路都是高山丛林、急流浅滩。经过三个多月的行程，这支队伍到达了外兴安岭丛山中的河源处。波雅科夫为了在隆冬以前赶到中国境内，就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建立越冬站，看守笨重的行装辎重，亲自率领九十人乘橇，轻装急进，跨越外兴安岭，窜进中国领土，经布谅达河，到达精奇里江（即今苏联境内结雅河）的上游，然后顺流而下，于一六四三年十二月中至乌姆列坎河口。
这支轻装急进的侵略队伍，没有携带足够的粮食，他们窜入我国后，穿行于深山老林之中，饥寒交迫，处境十分狼狈，一直走到乌姆列坎河口才找到我国达斡尔族居民的村庄。
达斡尔人民起初并不理解这些俄国人入侵的性质。他们以纯朴而慷慨好客的态度接待这批正在闹饥荒的“不速之客”，给俄国人送去了食物，并且介绍了当地的情况，特别讲到：他们向中国皇帝交纳赋税，中国皇帝统治着众多的人口；这里和中国内地的往来和贸易频繁，从内地运来许多丝绸、棉布和金属品；每年还有许多官吏、士兵和商人到精奇里江来，从精奇里江到中国皇帝的都城要走一个半月[10]；等等。
尽管中国人民殷勤地款待了初到的俄国人，但是这批侵略强盗丝毫不讲什么信义，他们探知：在西林穆丹河口的达斡尔人村庄莫尔迪奇贮存着很多粮食，就派出一个分队去抢劫。莫尔迪奇村的三位领袖出来款待他们，送来十头公牛和四十筐燕麦。可是俄国侵略者竟拔刀相向，抓住其中二人作为人质，并企图冲进村庄进行抢劫。达斡尔人民为了保卫祖国的领土和自己的家园，为了抢救自己的领袖，用简陋的武器跟优势装备的侵略者作战，结果打死了十个侵略者。两个达斡尔领袖一个被杀害，一个逃脱。
一六四三年冬至一六四四年春，精奇里江上的达斡尔族人民对俄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俄国强盗兽性大发，大肆屠杀抢劫，甚至吃起人肉来。波雅科夫的同伙回到俄国后所写的报告中说：波雅科夫“把他们（俄国哥萨克）赶出寨堡，命令他们吃被杀的当地居民的尸体”[11]。在他的命令下，一六四三年冬天一共吃了五十个人。当地中国人民因此把他们叫作“肮脏的吃人生番”。波雅科夫视人命如草芥，公然声称人是不值钱的，“一个十人长只值十个戈比，一个哥萨克只值两个铜板”[12]。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刽子手的本性。
一六四四年春夏之交，气候已转暖，留在外兴安岭北侧越冬站的哥萨克带着辎重物资越过山来，到达精奇里江，和波雅科夫会合。波雅科夫得到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以后，便沿着精奇里江下航，窜至黑龙江上。十九世纪末，一个为老沙皇扩张政策辩护的作者写道：
波雅科夫等继续下航，依次在我国达斡尔人、朱舍里人、赫哲人、费雅喀人的居住地区进行骚扰，最后来到了黑龙江口，在这里度过第二个冬天。波雅科夫等面对两条路的选择：一条是沿着旧路上溯黑龙江回国，一条是向北越过茫茫无际的鄂霍次克海回国。由于我国各族人民的激烈抵抗，他们不敢再走旧路。虽然这些哥萨克长期生活在草原上，没有航海的经验，甚至根本没有见过海洋，但是他们尝到了中国人民反侵略铁拳的滋味，不得不另找出路，硬着头皮闯进风大浪恶的鄂霍次克海。又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挣扎，于一六四六年六月狼狈地回到雅库次克。这伙侵略强盗仅在我国黑龙江下游就抢走了四百八十张貂皮并绑走了三名人质。
波雅科夫匪帮在中国窜扰三年，在中国人民的打击下，全队一百三十三人，被打死和饿死的有八十人，只有五十三人生还，约占全体人员的五分之二。波雅科夫野心不死，回到雅库次克以后竭力怂恿沙皇政府派兵占领中国领土。他狂妄地说：只要派三百个哥萨克就可以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办法是选择黑龙江上的要害地方建立三个侵略据点，每个据点里派五十人驻守，而另外一百五十人则深入各个地区去打仗收税。[14]这真是俄国侵略者异想天开的如意算盘。
波雅科夫匪帮用自己的残暴行为写下了沙皇俄国侵华历史的第一章，这是任何人都掩盖不了、涂抹不掉的。一个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写了以下的评论：“波雅科夫的行动，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和如此可怕，以致于黑龙江上的居民，只要一说‘哥萨克来了’，便足够使他们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酷刑、绑架、死亡和吃人生番的图景”，“中国的税吏不管有多大的弊病，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俄国人那样对当地居民犯下惨无人道的罪行。如果让黑龙江的居民自由选择愿意做哪一个国家的臣民，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对中国保持忠诚”[15]。
3．哈巴罗夫入侵我国东北（一六四九—一六五一年）
一六四九年，即波雅科夫从中国窜回雅库次克以后三年，沙皇俄国又对我国黑龙江流域进行了第二次武装入侵。
这次入侵活动是由臭名昭著的叶罗菲·哈巴罗夫（Хабаров，Ерофей）组织和指挥的。哈巴罗夫出生于大乌斯丘格，一六三六年来到西伯利亚，是一个闯东走西的流氓，因搞投机事业而发家致富。他曾在叶尼塞斯克搞过畜牧业，后来跑到勒拿河上雇用一批人做皮毛生意。他在依利姆河畔拥有田产，在库塔河流域开过煮盐场，又在吉伦加河流域投资垦荒，“经常的成功刺激起哈巴罗夫活跃的心情，使他不断去寻找新的利润源泉”[16]。在哈巴罗夫手下做毛皮生意的人常常深入勒拿河的支流奥廖克马河和土吉尔河去寻找貂皮，他们打听到了一条从这里翻越外兴安岭，到达黑龙江的道路。这条路线比几年以前波雅科夫入侵中国的路线要近捷方便得多。于是哈巴罗夫想出了一条发财的新门径。他在沙皇政府支持下，用自己的财产雇募和装备了一批哥萨克，准备入侵和占领我国黑龙江流域，期望在这次投机冒险事业中一本万利，大发横财。
新任的俄国雅库次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秉承沙皇的意旨，大力支持哈巴罗夫的侵略计划，供给他大量的武器、弹药、粮食、船只，“不仅如此，弗兰茨别科夫还把自己的资财交由哈巴罗夫使用，希图使自己的花费以后可以从达斡尔地区的收获中得到很大的补偿。……这样，弗兰茨别科夫便使自己与哈巴罗夫所经营的事业的成败息息相关了”[17]。
一六四九年，哈巴罗夫率领七十名哥萨克出发，弗兰茨别科夫给他如下的训令：“对拉夫凯、巴托加（按：两人都是中国达斡尔族的领袖）和其他上层人物，按其信仰，举行宣誓，让他们臣服于沙皇，永远做直接纳实物税的奴隶……叶罗菲有权搜索并准许出兵，按照军事惯例，用战争来镇压他们这些不纳实物税的人，并把上层人物酋长们抓起来当人质。周密考虑用一切方法镇压外族人，不得疏忽。”[18]哈巴罗夫携带着这一血腥训令，沿勒拿河、奥廖克马河而上，在土吉尔河渡过冬天。一六五〇年一月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来到了雅克萨以西黑龙江的支流鄂尔（或称乌尔卡）河口。
鄂尔河口是我国达斡尔族领袖拉夫凯的管辖地区。在哈巴罗夫匪帮到达的前夕，当地居民已探明了俄国哥萨克即将到来的消息，他们从波雅科夫入侵的罪行中开始认识到俄国侵略者的凶残面目，立即进行疏散撤离。哈巴罗夫匪帮初次窜入我国，就扑了一个空。他搜索了三个村屯，都阒无人影。哈巴罗夫等在这些村屯中见到建筑得很好的塔楼、壕沟、地道以及中国式的糊着窗纸的房屋。当他们停留在第三个村屯中的时候，有五个人骑马飞驰，到了村屯外，这五个人中间就有著名的我国达斡尔族首领拉夫凯。
拉夫凯为了弄清楚俄国人的来意，亲自前来侦视。他们骑在马背上，警惕地和俄国人保持着一定距离，并通过翻译和哈巴罗夫交谈。哈巴罗夫用尽欺骗和威胁的言辞，一面声称自己是来做生意的；一面却又荒谬地要求达斡尔人向俄国交税，接受沙皇的保护。拉夫凯断然拒绝了这种侵略要求。他对哈巴罗夫说：“你欺骗什么呢？我们是了解你们这帮哥萨克的。……你们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杀死，抢走牲口，抢走我们的妻子儿女。”达斡尔人“早已向博克多汗（即清朝皇帝）交纳贡税，他们已经没有貂皮了”[19]。说完这些话，拉夫凯和他的同伴就飞驰而去，哈巴罗夫匪帮想抓住他们，拼命地追赶也没有赶上。
哈巴罗夫等一直走到第五个村屯，才抓住了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大娘。匪徒们施用拷打和火炙的严刑，要这位老大娘讲出达斡尔人的去向。老大娘答复他们：达斡尔人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将对入侵者进行抵抗，而达斡尔人的后方还有强大无比的“博克多汗”，所有的达斡尔人都向博克多汗交税。
达斡尔人的无影无踪和老大娘的这番话引起了哈巴罗夫的惊慌。他对当前形势作了估量，他了解到在前进道路上即将有一场恶战，也了解到自己的虚弱地位：仅仅七十个人，离开后方又这样遥远，是难以战胜人数众多、意志坚决的达斡尔人的。他决定立即回国求援。
哈巴罗夫搜索了达斡尔人的村屯，搜到了大批粮食，然后一把火烧掉了这些村屯，只剩下一个村，把队伍留在这里，自己则匆匆地于一六五〇年五月回到雅库次克。
哈巴罗夫向雅库次克督军陈述了入侵中国的情况。据哈巴罗夫的描述：黑龙江流域是美丽、富庶、宜人的地方。江河里出产丰富的各种鱼类，森林中的许多野兽可以提供贵重的毛皮。达斡尔人耕田、放牧，养着很多马匹，种植大麦、小米、燕麦、荞麦、豌豆、大麻等各种作物，几乎有吃不完的粮食，哈巴罗夫仅在几个村庄的地窖里抢到的粮食就够他的队伍吃上两三年之久。此外，道路近便，把粮食运过外兴安岭，然后顺勒拿河而下，只花两个星期就可以运到雅库次克。
这是一种多么歆动人心的前景啊！当天雅库次克督军便向沙皇写报告，并立即着手为哈巴罗夫的二次入侵中国作准备。哈巴罗夫的头脑似乎比波雅科夫稍微清醒一点。波雅科夫认为：只要三百名士兵就可以占领黑龙江流域，而据哈巴罗夫的估计，则要派出六千名士兵才能完成占领任务。要派出这样多的军队，对当时的沙皇政府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因为直到一六八三年为止，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武装力量全部只有四五千人。[20]侵略者巨大的贪欲和它的主观力量的虚弱是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哈巴罗夫又匆忙地招募了一百一十七人的队伍，雅库次克督军弗兰茨别科夫给予财政和物资上的巨大支持，还另外特别拨给二十一名哥萨克火枪手。哈巴罗夫出发时，雅库次克督军发给他一个充满野蛮、血腥气味的训令和一封给中国顺治皇帝的信件。训令中说：
一六五〇年底，哈巴罗夫再次来到了我国黑龙江上。
首先，哈巴罗夫要在黑龙江上获得一个立足点，他选中了雅克萨。雅克萨位于额木尔河流入黑龙江的对岸，西北面有一串高山阻挡住西伯利亚袭来的冷风，山上生长着橡树、桦树，山下还有榆树、榛树、柳树以及遍野的野玫瑰，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农田、牧场和沼泽。在满语中，“雅克萨”是河流冲刷的河湾。[22]它是达斡尔族领袖阿尔巴西的住地，所以俄国入侵者把这里叫作阿尔巴津（Адбазин）。无论从贝加尔湖方向或者从雅库次克方向进入黑龙江地区，都必须经过这个地方，这里是黑龙江上的枢纽。
哈巴罗夫向雅克萨发动进攻，阿尔巴西率领达斡尔居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是，达斡尔人手无寸铁，他们的主要武器不过是用兽骨、鹿角制造的弓箭。在武装到牙齿的俄国匪徒的袭击下，达斡尔人坚持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终于失败。俄国匪徒连夜出动，骑马追杀撤退中的达斡尔老弱妇孺，最后带着浑身血污和一百一十七头牲口的掠夺物进占雅克萨。
哈巴罗夫一面在雅克萨修建城堡工事，并制造快速的平底木船，作远征黑龙江中下游的准备；一面派人四出勒索贡税，强抢粮食，捕捉人质。这伙匪徒在中国领土上犯下了擢发难数的罪行。一个苏联历史学家曾经写道：哈巴罗夫等“以肆无忌惮的残酷手段对待被战胜者。……有一次，哈巴罗夫下令将全部男俘虏淹死，将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貂皮皮袄按照哥萨克的风俗‘劈分’；他强迫人质给他和他的朋友干活，其中许多人受不了他的虐待，纷纷逃跑，有些则被他砍死。希尔基涅依（按：是中国达斡尔族领袖之一）的妻子不肯受其奸污，哈巴罗夫便在夜间将她掐死”[23]。
哈巴罗夫洋洋得意地写呈文给雅库次克督军，据他说：仅在雅克萨周围已经抢到了足供五年食用的粮食，而整个黑龙江地区的粮食可以供应两万大军。他向雅库次克督军指出：“黑龙江可以成为第二个西伯利亚。”一个西方作家引述了这篇呈文并评论说：“他的野心超越出了当时俄国的边界，希望征服整个满洲地区。”[24]
一六五一年六月，黑龙江气候转暖，哈巴罗夫的远征准备工作就绪，率领着他的全部侵略人马共二百余人，带着三尊炮，乘坐平底快船出发了。
以下是哈巴罗夫给沙皇政府呈文中的一段，也是这伙匪帮在中国领土上烧杀抢劫的自供状：
哈巴罗夫侵略匪帮就是这样一路烧杀来到了古伊古达儿村。
古伊古达儿村离雅克萨有三天路程，它由三个小村屯组成。这里住着一千多达斡尔居民和五十个满洲人（博克多人），满洲人是一些商贩和清朝政府派来收税的官吏。当哈巴罗夫的船只停靠到村边，“古伊古达儿酋长和跟随他的两个酋长、博克多人，和村里所有的男人，都出来站在岸上对抗我们，不许我们上岸”[26]。于是战斗开始，俄国侵略者密集的火力迫使达斡尔人退进村屯里。达斡尔人预先已知道俄国人的入侵，村中的堡垒已经加固，村外挖了壕沟，设置了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三个小村屯之间修筑了一道土墙。哈巴罗夫通过翻译向达斡尔人喊话：
达斡尔人坚决地拒绝了侵略者的要求。俄国匪帮就用大炮向村屯里的和平居民轰击，达斡尔人用弓箭进行抵抗，“箭矢落下如同在田地里播种一样，我们同达斡尔人战斗了一整夜，直到日出”[28]。一个外国作家描写了这场战斗：
侵略者在古伊古达儿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又在这里享受血腥的“征服”果实，恣意地寻欢作乐达一个半月之久。在俄国侵略铁蹄的蹂躏下，我国达斡尔族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继续同全副武装的俄国侵略者进行斗争。一个俄国作者写道：哥萨克“没有能使任何人臣服于他们。哥萨克们从古伊古达儿村派人去见达萨乌儿、班布来伊、希尔基涅依和阿尔巴西等酋长，提议他们归顺俄国沙皇。派出去的人都是达斡尔人，有妇女和男人，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回来”[30]。当俄国匪徒吃足玩够，烧光抢光，在附近再也抓不到一个达斡尔人时，他们才离开这里。他们的下一个掠夺目标是我国黑龙江上的要地瑷珲旧城。
瑷珲旧城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的汇流处，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口以南约半天路程，是当时黑龙江上最大和最富庶的城镇，当地居民称它为“爱呼”[31]，后来为了纪念在抗俄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达斡尔领袖托尔加，又称“托尔加”城[32]。早在十五世纪初，明成祖朱棣曾在此修建了城堡。[33]十七世纪前期，这里是清朝额驸巴尔达齐管辖的地区。我们在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国清朝初期的东北疆域”中着重提到了我国达斡尔族的这位杰出领袖。巴尔达齐很早就归附清朝，娶了满洲皇室的女儿，成了额驸。他每年都亲自率领许多达斡尔族领袖到清政府所在地盛京（今沈阳）去纳税和贸易。清政府接待他们夫妇的礼仪极为隆重，巴尔达齐也一贯忠于中央政权，协助清朝统一了黑龙江的上游和中游。当一六三九年博穆博果尔在雅克萨发动叛乱的时候，巴尔达齐率领精奇里江一带的达斡尔族坚决站在清政府一边，反对叛乱。巴尔达齐和清政府之间的互动反映了中国各民族之间亲密团结的关系。清朝入关以后，巴尔达齐继续管理着精奇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游的广大地区，直到一六四九年，他全家迁往北京，在中央政府供职，授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一六五四年，巴尔达齐病故，他的侄子英书承袭爵位，继续住在北京。[34]
巴尔达齐迁往北京以后，瑷珲附近及精奇里江流域由他的女婿多伦禅和托尔加、乌穆奇继续管理。巴尔达齐离开还不到两年，俄国侵略者就闯进了他的家乡，践踏了富饶的田园，把达斡尔人民踏入血泊之中。
哈巴罗夫策划了一次远道快速突袭，以防止当地居民躲藏起来。他把部队分成两批：一批人携带火枪，轻装乘坐平底船顺流急驶；另一批人带着大炮辎重随后跟进。一六五一年八月的一个傍晚，这伙强盗偷偷摸摸地来到了瑷珲旧城，当地居民的宁静生活突然被打断，居民们还没有得到一点风声，全副武装的哥萨克已经冲进城内。一场力量悬殊的搏斗开始了。多伦禅领导居民们赤手空拳进行抵抗。许多居民被屠杀。多伦禅和托尔加力竭被俘。俄国侵略者一共俘获了二百七十人。哈巴罗夫要求他们臣服于沙皇，向他们勒索貂皮。一个西方作者写道：“哈巴罗夫碰到了中国在这里拥有主权的又一个证据。他只征收到六十张貂皮，因为居民们说：他们刚刚给沙姆沙汗（指中国顺治皇帝）交纳了赋税，还没有来得及再出去打貂。”[35]哈巴罗夫勒令居民交出一千个人的贡税。为了防止他们逃走，哥萨克站岗设哨，把居民圈禁在附近村屯里，严密看守，又把多伦禅、托尔加等领袖监禁起来，作为人质。
中国人民不愿意做奴隶牛马，全体居民秘密地串联起来，和侵略者作斗争，他们制订了一个集体逃走的计划。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当俄国哥萨克还在睡梦中，全体居民突然逃跑得无影无踪，等到匪徒们睡醒发觉，急忙追赶，只抓到了两个掉队的老大娘。
这时候已进入秋季，寒风开始向黑龙江袭来。哈巴罗夫本来想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过一个冬天，居民们全部逃走使他的过冬计划落了空。他的全部怒火都发泄到作为人质的居民领袖多伦禅、托尔加等身上，对他们严刑拷打，要他们说出居民们躲藏的地方。多伦禅、托尔加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回答说：“既然我们已经落到你们手里，宁肯让我们死，决不能让我们的人灭亡。”[36]“砍掉我们的头罢！我们视死如归。”[37]最后多伦禅被侵略者绑架带走，托尔加则拔刀自尽，他为祖国和人民受尽折磨，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4．乌扎拉战斗和哈巴罗夫匪帮的内讧（一六五二—一六五三年）
哈巴罗夫匪帮在这里站不住脚，放火烧掉了瑷珲和附近村庄。一六五一年九月十七日，又沿着黑龙江下驶，去寻找越冬的藏身之地。
自精奇里江口以下，黑龙江在平原上静静地流淌，水色呈深碧。东岸是宽广无际的草原，西岸隐约可以看见远处的山岭。过了牛满河口（今苏联境内布列亚河），两岸高山壁立，形成峻峭的山谷，黑龙江被紧束在峡谷中，奔腾南流。峡谷以下，黑龙江折而向东，与松花江汇合，河身转为宽阔，水势浩浩荡荡，主河道的两侧出现了数不清的小岛，这里是当年的良好渔场，时常有我国朱舍里人和赫哲人的小渔船在江上出没。到了乌苏里江口上下，两岸多草原、沼泽，长满野花、针叶树。雄伟的黑龙江在沙洲岛屿、丰草长林之间滚滚地向东流去。
这一带进入了我国朱舍里人和赫哲人居住的地区。朱舍里是清初文献中常见的东海三部之一虎尔哈[38]，又名萨哈连，俄国文献中称为杜切尔（Дучеры）。其居住地区，大体上“包括自松花江、黑龙江汇流处以北，呼玛河、黑龙江汇流处以南”[39]。赫哲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其居住地区，大体上在松花江口以下黑龙江的中下游，十七世纪俄国文献中称之为纳特克人（Натки）或阿枪人（Очень）。[40]从哈巴罗夫沿黑龙江而下的入侵路线来说，朱舍里人和赫哲人正好在达斡尔人的背后，因此，他们也就继达斡尔人之后，成为俄国侵略的最早的直接受害者。
从精奇里江口到松花江口，村屯密布，居民很多。哈巴罗夫匪帮走过了一百多个村屯，“一路上，哥萨克们靠着劫掠朱舍里人而生活”[41]。当地居民不肯交纳实物税，哥萨克们“砍死和刺死他们”，“途中遇见朱舍里人的村庄，哥萨克们捣毁这些村庄，连根铲除，打死许多人，把妇女、小孩和牲畜夺为己有”[42]。一六五一年十月八日，俄国侵略者来到了乌苏里江口以下六百多里赫哲族（阿枪人）居住的乌扎拉村[43]，选择了村边河湾处一个小山头上，构筑起越冬营地。山头的形势很险要，四面都是峭壁，只有一条很陡的小路通往黑龙江边，要走进营地，必须乘船绕入河湾，然后弃船攀登小道。哈巴罗夫在山头上建立了堡垒和土墙，俯瞰和守卫着黑龙江和那条唯一的通道。俄国匪徒从这个巢穴出发，到周围各地去捕捉人质，抢劫粮食、貂皮，将一船一船装得满满的赃物送回营地，“从不幸的阿枪人那里榨取了苛重的贡税”[44]。
赫哲人和朱舍里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抗。有一次趁着一部分俄国人出外抢劫的时候，他们攻打营地，爬上了山头，但无法攻破堡墙，夺取堡垒。俄国匪徒用优势火力进行又一次血腥的屠杀。哈巴罗夫在给政府的呈文中疯狂地叫骂道：“对上帝的畏惧落到了这些异教的狗杂种身上。他们在沙皇和我们武器的恐怖面前立不住脚，他们逃跑了。我们踩在他们的背上，杀了很多人，抓了俘虏。异教徒们跳进小船，逃往黑龙江上。”[45]
哈巴罗夫洋洋得意，以为血腥的屠杀足以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他想错了，更大的斗争风暴即将来临。
正像苏联历史学家巴赫鲁申所说：“中国皇帝是达斡尔地区[46]的最高君主，当地酋长们为了表示臣服，以貂皮向他交纳比较起来是很轻微的贡赋。这位皇帝是他们唯一的、天然的保护者。”[47]遭到了俄国侵略铁蹄蹂躏的中国各族人民纷纷到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向驻守宁古塔的清朝官吏报告：俄国侵略者“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土地，把庄稼割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抢走了……请保护我们吧”[48]。这个时候，清王朝入关已经八年，还在和南明王朝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关外地区只有少量兵力，由昂邦章京留守盛京，整个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域则属于宁古塔章京的管辖范围。清朝官吏对于边境上发生的这一系列严重事件，自然不能闭着眼睛不管。在得到盛京方面的命令以后，宁古塔章京海色率领军队出发。但是清朝官吏大大低估了俄国入侵的严重性，他们以为这不过是从遥远地方偶然跑过来几个土匪的胡作非为，只需用较弱的地方武装就可以把他们驱逐了事，清朝官吏“既不了解敌人的性质，也不懂得这场斗争并不是简单的边境骚扰，而是俄国殖民主义的有组织的前锋”[49]，对敌情估计不足招致了后来战斗中的损失。
这次出动的军队有六百人，参加战斗的还有当地各族人民，“五百名达斡尔人，四百二十名从满泾站来的人，一百零五名从松花江来的杜切尔人”[50]。一六五二年四月三日（俄历三月二十四日）黎明，中国军队到达乌扎拉村，俄国侵略军还在睡梦中。但清朝指挥官一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不是让军队悄悄地接近俄国营地，出其不意，发动突袭，反而在老远的地方就放枪鸣炮，把敌人惊醒。拉文斯坦说：“如果不是满洲人要吓唬敌人而放了枪的话，哈巴罗夫大概永远不能回来讲他的冒险故事了。很幸运，他被惊醒了，准备抵抗。”[51]清军和各族人民英勇作战，用装在陶罐里的火药炸开了堡墙缺口，冲进营地，把旗子插到了堡墙上。二百多个俄国匪徒被压缩成一团，负隅顽抗，陷入绝望的境地。但是，在战斗的紧急关头，清朝指挥官发出了又一荒谬的命令：不准清军在战斗中打死俄国人，全部要捉拿活的。这道命令挽救了垂危的俄国匪帮，他们趁着清军停火喊话的机会，用大炮封锁了堡墙缺口，组织反冲锋。就像戈尔德在评论中所指出：“战斗开始，中国人占了上风，看来他们很快就要攻下堡垒了。可能由于中国指挥官过分自信，或者由于执行上级命令，正当俄国人被包围时，他命令士兵不准杀死哥萨克而要捉活的，这是战斗的转折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结局，一支在战斗中不准还手的军队是坚持不下去的，中国兵被打败了。”[52]
乌扎拉战斗是中俄军队的第一次交锋。中国军队先胜后败，战败的原因是指挥官接连下达了错误的命令。半年多以后，清政府追究失败的责任。《清实录》记载：“以驻防宁古塔章京海塞（即海色）遣捕牲翼长希福等，率兵往黑龙江，与罗刹战，败绩。海塞伏诛，希福革去翼长，鞭一百，仍令留在宁古塔。”[53]
中国军队虽然在初战中失败，但战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战斗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打击了俄国人的勇气，使俄国人极感恐惧。从此以后，由于传言中国军队还在附近，哥萨克们不敢到处乱闯。”[54]哈巴罗夫原来要下窜到黑龙江口的计划也被打乱了，他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虚弱地位——只有二百多人的一支孤军，在另一个国家里进行长距离无后方的流窜，四面受敌，得不到增援，得不到粮食和弹药，瞻前顾后，其前景是很不美妙的。哈巴罗夫感到心惊胆战，力图摆脱这一危险处境。在乌扎拉村战斗以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收拾起赃物，率领部队，离开乌扎拉村，乘船向黑龙江上游撤退。
中国军队果然没有撤离很远，他们在松花江口外进行了阻击。由于这里的江面很宽，岛屿很多，中国军队不可能完全封锁住江面的通道，经过一场战斗，哈巴罗夫匪帮趁着一阵强烈的东南风，扬帆而上，突破了中国军队的拦截，向上游逃去。当地的我国各族居民在岸上追赶俄国匪帮，高喊：“我族不给汝等以毛皮，将以大军一万与汝等激战，歼灭汝等。”[55]哈巴罗夫等逃到牛满河峡谷，碰到从雅库次克来的一支增援军队，惊魂稍稍安定下来。
这支增援军队是雅库次克督军在一六五一年夏季就派出的，共一百三十七人，由契奇金率领。他们携带大量铅弹火药于十月到达黑龙江，留在呼玛河口过冬。一六五二年五月，契奇金派出了由纳吉巴率领的二十六名先遣队，沿黑龙江下航去寻找哈巴罗夫。大概是由于黑龙江上有许多岛屿港汊，走岔了路，和撤退中的哈巴罗夫失之交臂，没有碰上面。纳吉巴率领的这支小队伍一直跑到黑龙江口，由于当地中国居民的阻击，不能再从原路返回黑龙江上游。他们和十年前的波雅科夫一样，取道鄂霍次克海，回到了雅库次克。
狼狈上窜的哈巴罗夫虽然没有碰到纳吉巴，但却侥幸地在牛满河峡谷遇见契奇金的大队。两支侵略军会合以后，继续撤退到精奇里江口。
得到增援后的俄国侵略军已有三百四十八人，哈巴罗夫妄图凭借这支侵略武装霸占黑龙江流域。他对手无寸铁的当地朱舍里、达斡尔人民进行威胁利诱，要他们断绝与祖国的联系，臣服于俄国，还想派一名使者到北京去进行谈判，要求中国皇帝“归化为俄国臣民”。但是这些狂妄的打算都成了泡影。中国各族人民坚决地抵制了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他们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欺骗什么？为什么要加入你们一伙？”“现在你们这些人已向下游航行，践踏了我们的土地，你们还会派出什么样的使者？我们决不加入你们一伙。”[56]哈巴罗夫想找一名向导也找不到，因此，拟派往北京的使者也迟迟不能成行。
黑龙江流域的我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忠诚不渝。他们天天在盼望着祖国的军队前来援助自己，驱逐侵略者。我国历史文件中记载着当时各族人民支援清军、心向祖国的许多动人的事迹。例如，清军在抗击俄国侵略的战斗中丢失了马匹，赫哲人为祖国军队寻找到这些马匹，不远千里，送往宁古塔，清政府给予犒赏。文件中说：赫哲族的“黑格勒姓阿交哈章京，宁固（古）塔兵与老掐[57]交阵，失去马二十匹，本身得获送来。……我朝兵失落马匹，今得获送来甚好。照各屯头目例，给赏末等蟒缎披领一件，因其送马至宁固（古）塔，又赏妆缎镶领缎子小袖袍一件”[58]。又赫哲人何面姓被俄兵抓去当人质，清军在和俄军战斗时解救了他，何面姓感激祖国军队的援救，把貂皮褂子献给清军，清政府偿给价银。文件中说：“何面姓一人先被老掐捦获，因大兵去剿，遂得逃出。此人口称：因圣上的大兵来此，我已被老掐捦去，今日得出。将十六张貂皮作的褂子进上。”[59]
还有许多中国居民房屋被烧，家破人亡，他们在困难中仍时时刻刻怀念着祖国，把藏起来的貂皮托人远道送到沈阳和北京去，作为向政府交纳的赋税。例如，精奇里江畔的郭薄儿屯首领吴墨泰和能吉勒屯首领韩皮力于一六五四年托人向清政府交纳一百张貂皮。他们向政府诉说：“我等欲本身赍进，奈家屯被老掐放火烧毁，人皆逃散。如今甫能会合一处，盖居住房屋，若候盖毕房时赍进，路途遥远，及至往来，无暇捕貂。将进贡貂皮与差往去的户部物林人（按：指库使）宜里麻、乌黑登等代进。”[60]
中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和俄国侵略者展开了英勇斗争。哈巴罗夫不断地屠杀不肯屈服的中国居民。他在给沙俄政府的呈文中供认，“我们号召这些外地人起来保卫国王陛下，但是这些人不肯服从，不肯屈服，我们就杀了这些人。”[61]但是，屠杀手段不能摧毁中国各族人民不屈不挠的斗志。俄国匪帮在四面八方都碰到反抗和阻力，居民中又盛传着中国军队即将到来的消息。俄国匪徒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敢单独出来活动。哈巴罗夫“派信使回雅库次克求援，由于害怕达斡尔人袭击，信使在夜间走路，路上就花费了五个星期”[62]。哈巴罗夫逐渐失去了对队伍的控制，惊慌和沮丧的情绪在俄国侵略军中无可挽回地迅速蔓延，终于爆发了一场内讧。一百三十六个哥萨克反对哈巴罗夫，抢夺了三艘大船，满载着赃物，离开哈巴罗夫而独立行动。哈巴罗夫坐视这场哗变而束手无策。这一百三十六个哥萨克一部分逃回了西伯利亚，一部分继续在黑龙江上打家劫舍，最后被中国各族居民所消灭。
这场哗变对哈巴罗夫的野心是又一次严重的打击，队伍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他不敢再在精奇里江口停留，急忙逃往上游，到达了呼玛河口。这时候，哈巴罗夫又得到了新的增援，人数有所增加。[63]但是这个被今天某些人吹捧为“传播文明”“发现新土地”的英雄的屠夫已经从煊赫的顶点跌落下来而一蹶不振。一六五二年八月以后的一年多时间，他继续留在黑龙江上，却陷入动弹不得的困境。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满纸血腥而洋洋得意的呈文了。征服当地居民的计划碰了壁，城堡并没有建筑起来，去北京的使者也没有出发。这一年内，中国军队并没有追来，可是中国军队的影子仿佛时刻萦绕在这个侵略“英雄”的身旁，他死守在呼玛河口至精奇里江口一带，不敢越雷池一步。他给雅库次克督军送去了最后一个呈文，以前的嚣张的狂言一变而为恐惧的哀鸣，他说：“我们不知道怎样过冬，不敢待在结雅河口（精奇里江）或松花江口的达斡利亚土地上……不可能征服当地居民，这里人很多，他们有武器。但是，没有得到君主的命令，我们也不敢离开阿穆尔河。”[64]历史学家看到他这种一反从前冒险进攻、长驱直入的现象后，惊讶地写道：
俄国在黑龙江上的侵略事业需要得到一次新的刺激和推动，而这一新的刺激和推动不久就直接来自莫斯科的沙皇政府。
哈巴罗夫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入侵，引起俄国殖民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式的激动。上自老沙皇，下至官吏、军官、贵族、地主，一个个都在盯视着遥远的东方，渴望抢占黑龙江这片富饶的地区。沙皇政府为此而着手筹组一支以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为统帅的三千人的远征军，并命令在上图里耶赶造船只，以载运军队和作战物资。西伯利亚各个地方的兵痞流氓也纷纷奔向黑龙江，来寻找发财的机会，争先恐后，趋之若鹜。日本历史学家稻叶岩吉说：
一六五二年三月，沙皇政府为了给远征军作准备，派政府官吏德米特里·季诺维也夫率领一百五十名哥萨克作为先遣队，先到黑龙江去。季诺维也夫的任务是：援助哈巴罗夫，调查黑龙江地区的情况、地形、敌人的力量，并为三千远征军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资。一六五三年八月，季诺维也夫的先遣队到达，和哈巴罗夫在黑龙江上会合。
季诺维也夫的到达给处在困境中的哈巴罗夫匪帮注射了一支兴奋剂。他给哈巴罗夫带来了沙皇颁赐的奖章，以酬赏哈巴罗夫的侵略扩张功勋，并命令匪帮为即将到来的罗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远征军作准备：抢劫和屯贮大批粮食，供远征军食用；在鄂尔河口、雅克萨和精奇里江口建筑三个城堡，作为远征军的据点；派契奇金等五人去北京，狂妄地想叫清朝皇帝臣服于俄国。
契奇金奉季诺维也夫的命令携带俄国雅库次克督军给顺治皇帝的一封信前往北京，这封信的内容极为荒谬，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的侵略野心。信中写道：
契奇金等五人在黑龙江中国居民中要夫要马，一路骚扰。据当地居民向清政府报告：“本年秋间，罗禅（指俄国侵略者）兵从吴喇（指黑龙江）河下，于我等住处经过。有五人到我等屯内说要马，着引路往皇上处去。我等问得：‘尔等有何公干？’据回称：‘欲将尔撒哈连吴喇（黑龙江）以东与我们纳贡，以西弄泥吴赖（嫩江）索陇人（索伦人）与皇上纳贡，因此前往去说分地一事。’等语。”当地各族居民本来对俄国强盗万分痛恨，现在这些强盗又公然要长期霸占自己的家园，更激起万众愤慨。契奇金等刚刚走到货儿托贺屯，该屯领袖阿儿多苛是去年被哈巴罗夫抓走并牺牲的托尔加的兄弟，他坚决要替哥哥报仇：“与甫喇屯头目宜库塔、枯鲁木兔屯头目卓尔奇、悟儿富屯头目纳泥恨会同，在我们货儿托贺屯公议说：‘我们蒙皇上赐衣赏马，若顺罗禅纳贡，怎生过活？’”[68]当地居民群情激愤，自发地起来把契奇金等杀死了。
季诺维也夫在黑龙江停留没有多久，就带着哈巴罗夫回莫斯科，向沙皇面陈黑龙江流域的重要价值和斗争情况去了。临走以前，指定奥努夫里·斯捷潘诺夫（Cтeпaнoв，Онyфpий）接替哈巴罗夫，指挥黑龙江上的俄国侵略军。
季诺维也夫和哈巴罗夫回国的时候，还带走了一批我国达斡尔人、朱舍里人和费雅喀人，向老沙皇“献俘”。哈巴罗夫，这个沙俄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以后再没有回到中国来。他在莫斯科飞黄腾达，备受礼遇。沙皇政府封给他贵族称号，赐给他勒拿河畔的大片田产。
从此，哈巴罗夫被世世代代的沙皇及其御用文人吹捧为“开发新土地”的英雄。我们且听听一个英国老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拉文斯坦是怎样评价哈巴罗夫在“新土地”上的殖民“功勋”的。他说：
5．呼玛战斗（一六五四—一六五五年）
刚刚代替哈巴罗夫执行指挥职务的斯捷潘诺夫，劲头十足地把侵略机器开动起来。他竭力为沙俄远征军的到达作准备，抢劫和囤积了五千—六千普特（一普特约相当于十六点三八千克）的粮食，又跑到黑龙江下游去，抢夺更多的粮食、貂皮和其他物资，甚至沿着松花江而上，进行骚扰。我国各族人民和清朝军队对于这伙肆无忌惮的匪徒不能不给予迎头痛击。
黑龙江流域是清王朝的发祥之地，清政府自然不能容忍俄国侵略者在这里蹂躏和蔓延。在乌扎拉战斗以后，清政府作了迎击俄国侵略军的准备。一六五三年为加强宁古塔的防务，设立了宁古塔昂邦章京，派沙尔虎达担任第一任昂邦章京。
朝鲜和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国人民的抗俄斗争得到了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朝鲜政府不但援助粮食，而且派了一百名鸟枪手，由北虞侯边岌率领，长途跋涉，从朝鲜会宁至宁古塔，与沙尔虎达会师，沿牡丹江、松花江而下，到黑龙江上与中国军民并肩抗击俄国侵略者[70]，中朝军民在共同战斗中结成了更加亲密的友谊。
一六五四年六月，斯捷潘诺夫带领三百七十名哥萨克窜到松花江上骚扰，恰好和中朝军队遭遇。中朝军队有七百人：清满洲兵三百，曰哈兵[71]三百，朝鲜兵一百，乘坐着小船，“小者仅容四五人，百四十只；大者可容十七人者，二十只矣”，所用的武器是弓箭、少量的土炮、鸟枪和土炸药罐。俄军多大船，全是精利的火器，“贼船大船十三只，可载三百石，小船二十六只”，“贼船男女不满四百，所持火器耳”[72]。斯捷潘诺夫依仗着船大枪多，妄图一举消灭中朝军队。中朝军队斗志昂扬，奋勇迎战，痛击侵略军。在朝鲜将领边岌的建议下，中朝军队设计引诱俄军登陆，利用有利的地形，设置了工事和埋伏，“遂令曰哈三百及清兵三百择占江边地势最高处结阵，围以柳棚，列置岸上。令我军（指朝鲜军队）依蔽而放炮”[73]。气焰嚣张的斯捷潘诺夫居然弃舟登岸，向中朝军队寻战，中朝军队沉重地打击了俄国侵略军。一个西方作家写道：“这次中国军队不再下令不杀俄国人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发生，哥萨克失败了，被迫退却。”[74]斯捷潘诺夫向政府报告说：中朝军队“进行的各次战斗都是有过训练的”，“许多军役人员（指俄军）受了伤，他们已经不能同博克多人（指中国人）作战了”[75]。
斯捷潘诺夫退出松花江，向黑龙江上游逃窜，路上遇到别克托夫率领的两批哥萨克队伍，共六十三人。[76]别克托夫是从叶尼塞斯克派到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进行侵略活动的一个哥萨克“百人长”，他是第一个从贝加尔湖方面进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因而开辟了一条新的侵略路线，他又是在一六五四年初第一个侵占尼布楚的侵略头子。关于别克托夫在尼布楚的活动，我们在下一章中还要提到。由于他在尼布楚站不住脚，他的队伍分两批沿黑龙江而下，和斯捷潘诺夫会合。
松花江上的遭遇战，沉重地打击了俄国侵略军的凶焰。“这次战斗失败，对这支无纪律的队伍影响很坏。他们失去了自信，害怕中国军队从各方面来进攻。在结雅河（即精奇里江）口建筑城堡的计划也由于害怕敌军的到来而没有执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一个安全的过冬营地，为此选定了呼玛河口的高山峭壁，在这里建立了呼玛城堡。整个秋天和冬天，俄国人都在为建筑一个不可攻破的城堡而努力。”[77]
一六五四年以后，黑龙江上的形势变得对俄国侵略军越来越不利。季诺维也夫从莫斯科带来的兴奋因素迅速地消失。斯捷潘诺夫天天在盼望莫斯科的三千远征军，可是，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尽管十百成群的俄国兵痞流氓纷纷来到黑龙江，有的参加了斯捷潘诺夫的队伍，有的在黑龙江上打家劫舍，独立行动，至于盼望已久的远征军，却连一个影子也没有。
远征军没有到达，是由于俄国在西方的斗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沙皇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向遥远的东方派遣军队了。
十七世纪中叶，沙皇俄国政府正在倾注全力吞并乌克兰。乌克兰本来在波兰的统治下，一六四八年乌克兰爆发了反对波兰统治的起义，俄国政府乘机插手，勾结乌克兰的头子赫米尔尼茨基，于一六五四年初在佩列雅斯拉夫召开会议，在反对波兰统治的名义下，行兼并乌克兰之实，这是沙皇对外扩张的极其重要的一步。随着对乌克兰的吞并，沙皇政府面临着和波兰军队进行长期、残酷的争夺战争，它动员了一切力量去对付西方的劲敌。同时，北方的瑞典、南方的克里米亚汗国也纷纷插手进来，战争形成了持久、激烈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哈巴罗夫离开黑龙江回国，正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合并的谈判告成，俄国已向波兰宣战的时候。西方的战争牵制了向东方的扩张，这就是沙皇政府改变主意，取消派遣远征军计划的原因。
留在黑龙江上的俄国侵略军因此而陷入了狼狈的困境，不但盼望中的远征军没有到来，而且斯捷潘诺夫由于企图摆脱雅库次克督军的控制，他和上级的关系搞坏了。“利令智昏的斯捷潘诺夫把他征收的实物税直接送往莫斯科，越过了雅库次克督军。雅库次克督军为了报复，停止送火药和铅弹给他。”[78]
斯捷潘诺夫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他又侦知：中国军队正在松花江上集结，抗俄斗争的烽火在到处燃烧。一六五四—一六五五年斯捷潘诺夫匪帮龟缩在呼玛城堡里，拼命加固工事。
呼玛城堡建筑在呼玛河和黑龙江汇流处的一个小岛上，周围是方形土墙，外层有两道栅栏和壕沟，城堡内有几座炮台和新挖的水井。斯捷潘诺夫利用了高山和小岛的有利地形，花很长时间修筑了呼玛城堡。它是当时俄国在黑龙江上最重要、最坚固的侵略据点。
一六五四年底，清政府“命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属兵丁，往征罗刹于黑龙江”[79]。第二年三月底，清军从水陆两路接近呼玛，我国各族人民也参加了战斗。斯捷潘诺夫在向俄国政府的报告中说：中国士兵“是各地方的人：博克多人（满人）、蒙古人、尼堪人（汉人）、杜切尔人、达斡尔人和其他地方的人。……达斡尔头目和村里的人向博克多皇帝请求保护，使他们能够不向沙皇交纳实物税，不受沙皇统治。……根据他们的请求，这支军队就开来了”[80]。俄国侵略军开始在城堡外作战，在第一次战斗中，有二十个侵略军被打死，侵略军退入城堡，凭坚死守。清军包围城堡，并在黑龙江对岸架起大炮轰击，但大炮离城堡太远，不能命中。
俄军力图打破包围，组织了反击。在反击中，有一批侵略军冲离城堡太远，陷入包围而被歼灭。
一六五五年四月三日（俄历三月二十四日），清军发动总攻，分三路冲向城堡，战斗进行到第二天黎明，俄国侵略军依恃城堡工事和优势火力，进行顽抗。清军为避免太大的伤亡停止了攻势，在离城堡远处扎营。
以后的十天，战斗成了僵持的形势。
清军的后方远在几千里以外的宁古塔。他们作战时，自己携带粮食、物资，其数量很有限，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不可能持久作战，而俄军则作好了长期被围困的准备，利用工事和火力，拼命死守，争取了时间。
清军经不起战斗僵持的局面，很快发生粮荒，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明安达理希望和俄军进行谈判，“向城堡中射出缚有书信的箭，哥萨克们好奇地看中国人的信，但是他们不懂这些书信，也没有回信。中国人认为写信是枉然的，就于四月四日（公历四月十四日）撤围”[81]。
参加呼玛战斗的俄国军队，共有五百人。清军的数字不明，清军方面因有当地的各族人民参加，在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俄国史籍对每次战斗中的中国兵力和俄方战果，总是竭尽夸大渲染之能事。例如说：呼玛之战中，斯捷潘诺夫以五百人对抗清军一万人，几乎把中国士兵全部杀死，这完全是俄国殖民主义者的胡说和吹嘘。戈尔德在评论中俄在黑龙江战斗中双方的兵力时，比较客观地说道：“要记住有关这些战斗的所有材料都来自哥萨克，为了要显示自己的功勋，都缩小了自己的兵力，夸大了敌人的兵力”，“中国军队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没有超过三千人”，“这两支军队有一个区别，俄国军队中每个人都是战斗员，而中国军队中很大一部分人不是战斗员”[82]。
在乌扎拉战斗和呼玛战斗中可以看到，中俄双方所采用的战略战术是不同的：俄国方面是兵力少而武器精，它在地广人稀的中国领土上进行侵略活动，平时远出剽掠，行踪飘忽，受到攻击时则龟缩在城堡里，凭借武器和工事的优势进行顽抗，这是俄国人在侵占西伯利亚地区的长期军事活动中运用的战略战术；清军方面似乎采用了我国古代在边塞用兵的传统战略——“长途奔趋，裹粮而行”。但是，清军在黑龙江所碰到的不是游牧部族的穹庐帐篷，而是性格剽悍、嗜杀成性、工事坚固、火力强炽的俄国哥萨克，因此千里跋涉的结果却是顿兵坚城之下，劳师糜饷，无功而返。显然，传统的战略战术不足以应付新的俄国侵略者。
对于这一点，清政府开始有所认识。后来清政府回顾这段战争时说道：“（顺治）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理），自京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83]”，“向者尚书明安达礼轻进，至粮饷不继”[84]。因此，在呼玛战斗以后，清军的战略战术有所改变，它开始把作战的基地从宁古塔移向乌喇（即吉林）、卜魁（即齐齐哈尔）以及黑龙江（即瑷珲），使基地更接近前线。首先是在乌喇的旧有船厂的基础上，加以恢复，修建战船和运输船，以解决战争中最迫切的作战工具缺乏和运输困难问题。同时协助各族人民的妇孺老弱迁离俄国匪帮经常出没的地区，定居于后方。在上述基地建立之前，暂时不进行攻坚作战，而是趁着俄国侵略军出来掳掠的时候，与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布置拦击和埋伏，一股一股地打击和歼灭敌人。
这样，黑龙江上的斗争方兴未艾。中国各族人民在俄国的侵略面前正在构筑一道伟大的自卫堤防。
6．斯捷潘诺夫匪帮的覆灭（一六五五—一六六〇年）
俄国侵略者在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劫，迫使我国各族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迁往东北腹地，只有一部分青壮年继续留在战场上和侵略者继续战斗。
为了减轻边境各族人民的负担和保护他们的安全，清政府采取了措施：凡受俄兵扰害的居民，一律免纳贡税，并允许他们迁往东北内地安全的地方落户居住。一六五三年，清政府命令“镇守盛京地方昂邦章京叶克枢等：将老掐（俄兵）抢去、病故、饿死人家，候该屯头目来时，另行详问，若系是实，取保人姓名，将被抢及死的人家貂皮，免其补进”[85]。同年，居住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流域的达斡尔人、索伦人纷纷向清政府要求到嫩江流域落户居住。黑龙江步儿洪屯头目绰奇太请求：“我亦是头目……我弟兄们三十家原在步儿洪屯居住……因败于罗禅兵（即俄兵），我们六家往这边移来，后又……十五家寻我来，同我居住，其余因盖房未完，俱暂居在有牛录索陇（索伦）处。我亦败于罗禅兵，投皇上来，在达把代地方居住，欲久在达把代地方居住。”为此礼部议复援引户部题准黑龙江各屯人民向内地移居，内称：“闻彼处去年、本年曾经罗禅来侵犯二次回去，今特差人前往。尔等如不动，仍在原处居住，彼处居住屯民稀少，且罗禅人又详知尔等居住地方，以后如每年来犯，尔等不得安居，路途遥远，又不能一时赴京闻报，必致离散。今差人到彼，尔等即移来单木土索陇（索伦）近弄泥（嫩江）处，酌量周围，立屯居住，庶尔等亦得安宁，来往贸易进贡不致劳苦，各得安生。”[86]达斡尔族《莫尔丁重修家谱序》说：“世祖顺治六年（一六四九年）白俄始吞并尼布楚，又东窃据雅克萨城。索伦、达斡尔诸部皆被其侵略，不得安居。遂由黑水之北，携老扶幼，渡江越岭，迁到嫩江、讷河、诺敏、格尼、阿荣、雅鲁等处，分族落村居住，并无混杂异姓人家。”[87]一直到三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嫩江流域仍是达斡尔族的聚居地区。
居住在黑龙江中游、松花江下游的虎尔哈人（朱舍里人）、赫哲人则迁到了宁古塔一带，编立八旗，称为“新满洲”（“依扯满洲”）。据康熙前期的记载：呼儿喀（虎尔哈）“迁至宁古塔，又迁至奉天，又一年则令入都。今名‘依扯’满洲者即此也。满语谓新为‘依扯’”[88]。“伊车（即依扯）满洲居混同江之东，地方二千余里。……皇上以德抚之，渐归王化，移家内地，被甲入伍，隶宁古塔将军及奉天将军部下，亦有入京为侍卫者。”[89]
沙皇俄国的侵略从反面促使我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联合。汉族、满洲、蒙古族以及朱舍里、达斡尔、赫哲、费雅喀、鄂伦春人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抗击俄国侵略者。
自从呼玛战斗之后，斯捷潘诺夫匪帮仍在黑龙江上抢劫骚扰。但是粮食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原来很富足的黑龙江流域被俄国匪帮连年的烧杀抢劫所破坏，田地荒芜，满目疮痍。再加上各族人民坚壁清野，纷纷迁往内地，俄国侵略者要抢劫粮食越来越困难了。《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一书中写道：
俄国侵略军尽管时时刻刻提心吊胆，担心中国各族人民和清军的抵抗，但他们不得不硬着头皮，冒险出动，到各地去抢劫粮食、貂皮和其他物资，特别是经常窜犯黑龙江下游我国费雅喀人的居住地区，因为这里离清军较远，碰到反击的机会较少，而且盛产貂皮。一六五五年冬天，俄国侵略军在这里建立了科索戈尔斯克越冬站，抢到了五千张貂皮。
除了斯捷潘诺夫的队伍以外，还有许多俄国匪徒窜入我国境内，进行骚扰。他们也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例如，其中一支俄国匪帮共有三百人，以索罗金兄弟三人为首，原来在西伯利亚的勒拿河上以抢劫为生。一六五五年窜入中国，索罗金匪帮在松花江口与我国朱舍里人发生了战斗，三百人被全部歼灭。这次战斗的情况不详，但不久以后，斯捷潘诺夫路过这里，发现了索罗金匪徒们的尸体以及被朱舍里人击毁的俄国船只。
又一支由普辛率领的五十人组成的俄国侵略军，原来在额尔古纳河活动，后来归附斯捷潘诺夫。
由洛吉诺夫率领的三十个哥萨克，沿鄂霍次克海海滨侵入黑龙江下游进行骚扰，我国费雅喀人民奋起抗击，全部消灭了入侵者。斯捷潘诺夫来到此地，知道这件事以后，“对猜测中的杀人嫌疑者进行了残酷的报复”[92]。
类似这种中国各族人民抗击俄国侵略者的事情不断发生。据俄国历史学家斯洛夫佐夫说：“十年期间，到阿穆尔河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人，但都在那里死掉了。”[93]
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各族人民在怒吼！
黑龙江的万顷波涛就是俄国入侵者的葬身之地！
斯捷潘诺夫匪帮也在沿着他的同伙的道路走下去，也将得到和他同伙一样的下场！
后来的俄国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们非常懊丧地谈论当年在黑龙江上的失败。他们异口同声地责骂斯捷潘诺夫“无能”，埋怨他没有能够挽救黑龙江上的哥萨克强盗，没有能够拯救俄罗斯帝国的殖民事业。看来，这些先生是错怪了他。斯捷潘诺夫早已预感到自己必将失败，他一再向雅库次克督军陈述自己的困境，哀求增援，甚至要求政府准许他离开黑龙江。他在一六五六年的报告中说：“我们等待陛下的命令，没有陛下的命令，我们不敢离开阿穆尔大河到别处去。博克多军队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已没有弹药和他们作战。”[94]
沙皇政府把主要兵力用在西方，不能派遣更多军队到东方来。但是，它对黑龙江地区这一已经吞到嘴里而又咽不下去的肥肉，是决不会自动地吐出来的。沙皇特别颁发谕旨，嘉奖斯捷潘诺夫等，要求哥萨克们继续留在中国的国土上，“今后要慎重、勇敢，要相信沙皇会赐予恩典”[95]。这些命令把一小撮俄国匪徒牢牢地钉死在黑龙江上，而对他们的士气和战斗力丝毫起不了鼓舞和增强的作用。
因此，斯捷潘诺夫匪帮就像几只嗡嗡碰壁的苍蝇，在黑龙江上乱跳乱窜，作垂死挣扎，终于不可避免地走上灭亡的道路。
一六五七年，清军在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的率领下，在尚坚乌黑袭击和打败了俄军。
一六五八年七月，斯捷潘诺夫带领五百个哥萨克，顺黑龙江而下去抢劫粮食，由于当地已无粮可抢，他们硬着头皮孤注一掷，沿松花江而上，向我国东北的腹心地区闯去。
沙尔虎达率领清军，分乘四十七艘船只，在松花江和牡丹江的汇流处（今黑龙江省依兰附近）严阵以待。俄军陷入了包围，阵脚大乱，有一百八十个匪徒脱离了大队，往回路逃窜。斯捷潘诺夫和三百余个匪徒已经来不及脱身，经过一场战斗，二百七十个匪徒被打死或活捉，四十七人漏网，船上的赃物三千零八十张貂皮以及武器弹药被清军缴获。斯捷潘诺夫这个骄横剽悍的侵略头子也被击毙，结束了他穷凶极恶的可耻的一生。中国史籍中这样记载：“（顺治十五年秋七月庚戌）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等疏报：击败罗刹兵，获其人口、甲仗等物。命兵部察叙，以所俘获，分赐有功将士。”[96]
此后，斯捷潘诺夫的几百个残兵像一群游魂似的在黑龙江上东窜西扰，忽分忽合。他们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甚至连俄国新任“阿穆尔督军”巴什科夫派来的一小队增援部队，也被这伙已经失去理智的残余匪徒抢劫得精光。一六五九年，沙尔虎达死，他的儿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一六六〇年，清军在巴海的率领下又在黑龙江下游进行扫荡。我国史籍中有如下的记载：
到一六六〇年，黑龙江中下游流域已全境肃清。斯捷潘诺夫的残部中，后来有十七人回到了尼布楚，另有一批人则逃回了雅库次克。据另一种说法，“在斯捷潘诺夫死后，剩下的哥萨克已经被中国人杀死在海上，只有很少几个人带着实物税回到了叶尼塞斯克”[99]。侵略者从黑龙江上被赶出去，这是俄国殖民政策的可耻失败，这是中国各族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伟大胜利！
注释
[1]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180页。
[2]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通史》第一卷，第253页，莫斯科一九五五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904页。
[4]参见费舍：《俄国的毛皮贸易》，第120页。又，德国作家克兰在《西伯利亚毛皮贸易及其征服西伯利亚的意义》一书中也说：“黑貂促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开发和征服，而且用它的皮子也支付了开发和征服的大部分费用。”
[5]莱特：《亚洲俄罗斯》，纽约一九〇一年版。
[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9页，罗马一九六一年版。
[7]十七世纪初，俄国人扩张到西伯利亚东部的时候，对黑龙江流域的情形尚一无所知，当他们扩张到贝加尔湖附近时，听到了黑龙江的上游石勒喀河，当他们又向东扩张到阿尔丹河和鄂霍次克海滨时，又听到了黑龙江的支流精奇里江，当时的俄国史籍甚至把石勒喀河和精奇里江混而为一。
[8]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一章，列宁格勒一九二五年版。
[9]波雅科夫出发的日期，各书记载不同。有的书中说是七月二十五日（俄历七月十五日），此处根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53页。
[10]参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11页，伦敦一八六〇年版。达斡尔人所说的是当时还住在盛京（沈阳）的清朝皇帝，第二年（即一六四四年）清帝才入关进北京。达斡尔人称清帝为博尔博依汗。
[11]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第269页，耶鲁大学一九七二年版。
[12]同上书，第270页。
[13]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05页，伦敦一八九九年版。
[14]参见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13页。
[15]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0、38页，克利夫兰一九一四年版。
[16]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09页。
[17]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一章。
[18]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62页，注①，赤塔一九一六年版。
[19]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65页。
[20]参见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21页，莫斯科一九五八年版。
[21]一六五〇年七月九日雅库次克衙门给服役人员叶·巴·哈巴罗夫的训令，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56号文件，莫斯科一九六九年版。
[22]参见《清文鉴·地舆》。又，奕赓《佳梦轩丛著·清语人名译汉》（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一书中说，雅克萨意为“涮滩河湾子”。
[23]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二章。
[24]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5页。
[25][26]《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列别吉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莫斯科一九四九年第三版。
[27][28]《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列别吉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
[29]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5页。其中，哈巴罗夫的话系根据《苏联历史文选》中哈巴罗夫的呈文校补。
[3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73页。
[31]西清：《黑龙江外纪》。
[32]十九世纪中叶，俄国人马克在这里考察时写道：“瑷珲城，昔称托尔加，袭用上面提到的三个王爷之一的名字。”（马克：《黑龙江旅行记》第二章）
[33]迪·荷尔德《中国通史》中曾记载这个古城，把它叫作Aykom。据迪·荷尔德说：十五世纪初，明成祖和元朝的残余势力作战，把他们赶过了黑龙江，就在黑龙江北岸建立这座城堡，以防御蒙古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袭击。书中说：“在北边（指黑龙江北岸），约十三里之遥，即有古代瑷康（Aykom）城的废墟。这座城是大明皇室最初的几位皇帝建造的……（永乐年间）最初的一系列战争，把蒙古人赶过了黑龙江……瑷康城就在这个时候、在永乐年间建造的，以便把他们（指蒙古人）限制在那里……看来，瑷康城曾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国通史》第四卷）
[34]《清世祖实录》卷四四，第5页，六年五月：“以巴尔达齐自井奇里乌喇率兄弟来归，授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又《辽海丛书》第九集《雪屐寻碑录》卷一（第17页）载有《敕赐巴尔达奇（齐）碑文》，碑末记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五月十三日立。巴尔达齐当死于这年。《清世祖实录》卷九一，第17页，十二年五月：“以故一等阿思哈尼哈番巴尔达齐弟之子英书袭职。”
[35]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7页。
[36]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7页。
[3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76页。
[38]东海三部包括瓦尔喀部、渥集部、虎尔哈部。
[39]刘选民：《清开国初征服诸部疆域考》，载《燕京学报》一九三八年第23期。按：朱舍里或杜切尔，即“女真”之转音，实际上就是住在黑龙江中游和松花江下游的虎尔哈人，它是满洲的一支。后来清政府将他们编旗，称为“依扯满洲”（新满洲）。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苏联史纲》一书中说：杜切尔（朱舍里）人“住在黑龙江中游沿岸地区和松花江下游盆地”，“是农业居民，他们也打猎，用粮食和皮毛货做生意。政治方面依附于中国”，“杜切尔人主要在语言方面区别于达斡尔人，他们讲的是一种特殊的满语的方言”。根据这里所说杜切尔人的地望和生产、语言、政治等特点，杜切尔人就是清初的虎尔哈人。又，巴德利在《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197页）中也说：虎尔哈人可能就是杜切尔人。
[40]外国文献中的纳特克人和阿枪人就是指我国的赫哲人。赫哲族有很多名称和分支，它是靺鞨的后裔。据丁谦《新唐书北狄列传地理考证》说：“黑斤，本名黑哲，即靺鞨音转。”又“黑金”“黑津”“额登”都是赫哲的异译。赫哲族以捕鱼打牲为业，衣服用鱼皮制成，俗称鱼皮鞑子，又用狗拉车橇运输，故又称使犬部。杨宾《柳边纪略》称：“自宁古塔东北行千五百里，住松花、黑龙江两岸者曰薙发黑金喀喇，凡六。……又东北行四五百里，住乌苏里、松花、黑龙三江汇流左右者曰不薙发黑金喀喇，十数。”有的书上则把薙发黑金叫作赫哲喀喇，把不薙发黑金叫作额登喀喇（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卷上）。外国文献把赫哲人叫作戈尔迪人（Goldi），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二十章中对戈尔迪人作了详细的叙述。俄国文献则把赫哲人叫作纳特克人或阿枪人。《苏联史纲》一书中说：“在杜切尔人的下游黑龙江沿岸，从嫩江起，居住着纳特克人。他们是现在的那乃人的祖先。同基立亚克人杂居在一起的那些纳特克人，十七世纪时俄罗斯人称他们为阿枪人。”
[41]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7页。
[4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76页。
[43]十九世纪中叶，马克到黑龙江上考察，在乌苏里江口的伯力附近找到了一个城堡的废墟，认为这就是哈巴罗夫的越冬地乌扎拉村。一八五八年，帝俄侵略中国的头子穆拉维约夫根据他的意见，在伯力建城，改名哈巴罗夫斯克，以纪念他的侵略前辈。但事实上马克的意见是错误的。曹廷杰明确指出：“乌扎拉村在今伯力下六百五十余里松花江（按：实为黑龙江）北岸银山地方。”（《东北边防辑要》卷下）
[44]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0页。
[45]佛拉迪米尔：《俄国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19页。
[46]俄文Даурия，即达斡尔地区，俄国史籍中指尼布楚周围地区，有时也把贝加尔湖以东直至整个黑龙江北岸都叫作“达斡里亚”。
[47]巴赫鲁申：《哥萨克在黑龙江上》第三章。
[48]中国各族居民向清政府求援的情况是根据被俄人俘获的清兵所说，参见哈巴罗夫于一六五二年八月给雅库次克督军的呈文。
[49]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25页，哈佛大学一九七一年版。
[50]《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
[51]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1页。
[52]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8页。
[53]《清世祖实录》卷六八，第24页，九年九月丙戌。
[54]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9页。
[55]谢苗诺夫：《西伯利亚的征服》，转引自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5页。
[56]《哈巴罗夫呈文（一六五二年八月）》，见《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
[57]当时，我国黑龙江各族人民称俄国侵略者为老掐、老羌或罗禅、罗察、罗刹。
[58]《礼部尚书郎丘等题颁赏使狗地方诸屯头目本》（顺治十年三月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9]《礼部尚书郎丘等题使狗地方进贡貂皮本》（顺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0]《礼部尚书郎丘等题沙哈连吴赖（黑龙江）索龙（索伦）进贡貂皮本》（顺治十年三月二十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1]一六五二年八月哈巴罗夫给雅库次克督军的呈文。
[62]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4页。
[63]关于哈巴罗夫匪帮的人数，众说不一，很多书上说从未超过四百人。但《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一书中说：“莫斯科表彰哥萨克们的功绩，于一六五二年赏给哈巴罗夫足赤金币，对他的二百名军役人员赏以新城金币，对七百名志愿人员赏以山雀金币。这还不足证明当时哈巴罗夫共有九百人吗？”（第一卷，第87页，注①）
[64]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第272页。
[65]佛拉迪米尔：《俄国人在太平洋上和西伯利亚铁路》，第124页。
[66]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但焘译）第二册，第111页。
[6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70页。
[68]《礼部尚书胡世安等题宜库塔等杀死赴京罗禅人本》（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9]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25页。
[70]参见朝鲜《李朝实录》影印本第三十六册，第344页，孝宗六年四月丁丑。
[71]“曰哈”当指“虎尔哈”，即我国朱舍里人。据边岌说：“自宁古（塔）行十四日，始抵曰哈。”
[72][73]朝鲜《李朝实录》影印本第三十六册，第344页，孝宗六年四月丁丑。
[74]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52页。
[75]《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75号文件，《斯捷潘诺夫致雅库次克督军的报告》（一六五四年八月二日至三十日之间）。
[76]此处根据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但据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别克托夫的队伍只有五十四人。
[77]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52页。
[78]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95页。
[79]《清世祖实录》卷八七，第18页，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丁丑。
[80]一六五五年不早于四月四日斯捷潘诺夫给雅库次克督军的呈文，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80号文件。
[81]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94页。
[82]戈尔德：《俄国在太平洋的扩张（1641—1850）》，第49～52页。
[83]《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84]《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85]《礼部尚书郎丘等题枯儿凯补进缺家貂皮本》（顺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6]《礼部尚书胡世安等题绰奇太等移居达把代地方本》（顺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7]《达斡尔族情况》。
[88]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89]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9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97页。
[91]同上书，第93页。
[92]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31页。
[93]转引自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1页。
[94]弗纳德斯基主编：《俄国历史资料集》第一卷，第272页。
[95]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三章。
[96]《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第4～5页，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庚戌。
[97]《平定罗刹方略》卷一。古法坛又作古发廷，在伯力以下约二百里。
[98]《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八，第16页，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丁丑。
[99]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