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沙皇俄国入侵我国东北和我国各族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下）
1．俄国对我国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侵略（一六五二—一六六五年）
一六六〇年，俄国侵略势力被驱逐出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这标志着十七世纪沙俄对我国侵略扩张的第一阶段的结束。
但是，一切侵略反动势力决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们总要千方百计地图谋恢复已经失去了的阵地。俄国入侵黑龙江失败之后，并没有善罢甘休，它转而集中力量向我国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扩张，把这一地区视作卷土重来的跳板。
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河流交叉、山岭重叠、草木繁茂。这里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世世代代居住着中国的布利亚特蒙古人、喀尔喀蒙古人以及索伦族（通古斯）的各个部族。十七世纪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的同时，也在向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进行侵略扩张。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不仅一衣带水，地理上相毗连，而且共同面临着俄国的侵略，两地人民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相互呼应，相互支持，连成一体。他们的命运一直是息息相关的。
早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俄国政府就从叶尼塞斯克派出了以瓦西里·柯列斯尼科夫、伊凡·保哈鲍夫、伊凡·加尔金等人为首的几批哥萨克，侵入贝加尔湖以东，目的是强迫布利亚特蒙古人臣服于俄国，并在该地寻找金银矿。一六四八年，他们在贝加尔湖的东岸巴尔古锡穆建立了侵略据点，俄国名为巴尔古津寨堡。
一六五二年，野心勃勃的叶尼塞斯克督军阿法纳西·巴什科夫企图实现侵占贝加尔湖以东的计划。他派遣“百人长”彼得·别克托夫（Бектов，П）率领一百人，从叶尼塞斯克出发，沿着安加拉河到达贝加尔湖，又经色楞格河、希洛克河、音果达河至石勒喀河上（黑龙江的上游）。一六五四年初，别克托夫占领了尼布楚。
但是别克托夫没有能在尼布楚站住脚，当地的我国蒙古人和索伦人群起反抗。一部分索伦人向东南迁移到黑龙江的嫩江地区去了，“留下来的通古斯人（即索伦人）也表示对俄国人的不满。后来，他们把别克托夫包围在寨堡里，抢走了一些马匹，使土地荒芜。俄国人由于缺乏粮食而陷入极困难的处境”[1]。因此，别克托夫不得不撤离尼布楚，率领六十三人分成两队下窜到黑龙江中游，和斯捷潘诺夫会合。
当斯捷潘诺夫匪帮在黑龙江上被中国军队打得东窜西跑、陷入困境的时候，俄国政府就从这一困难局势中吸取了教训。它开始认识到：从北方雅库次克进入黑龙江流域不是一条安全适宜的侵略路线。这条路线长达几千里，中间是丛山峻岭，前线和基地的联系比较困难，增援和给养弹药没有保证，因此难以有效地镇压广大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抵抗。
要侵占黑龙江地区，必须开辟新路线，建立新基地，即从西方的叶尼塞斯克进入贝加尔湖以东，巩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这条路线上有许多条相互衔接的河流可以通航，贝加尔湖以东广大的肥沃地带可以作为入侵黑龙江的跳板。
首先提出这一侵略路线的就是叶尼塞斯克督军巴什科夫，他向沙皇政府作了建议。《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一书中写道：
巴什科夫被任命为“阿穆尔督军”，前往黑龙江。一六五五年八月三十日（俄历八月二十日），沙皇颁发手谕，命令叶尼塞斯克发给火药、铅弹、薪饷、粮食，全力支援巴什科夫。
一六五六年七月，巴什科夫率领五百六十六名侵略军[3]从叶尼塞斯克出发。他沿着别克托夫走过的路线，越过贝加尔湖。一六五八年到达石勒喀河上，重占了尼布楚，他选择尼布楚作为指挥部所在地。
巴什科夫立即派人到黑龙江去寻找斯捷潘诺夫的下落，可是巴什科夫来晚了一步，斯捷潘诺夫已被打死，队伍已被击溃，俄国侵略势力已被逐出黑龙江。新任的“阿穆尔督军”巴什科夫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巴什科夫所能做的就是像他几年以前向沙皇政府建议的那样，努力巩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除尼布楚以外，他又建立了伊尔根斯克和捷列姆宾斯克寨堡，积聚力量，窥测时机，以便再次进入黑龙江。他为了加固这些侵略据点，以镇压当地蒙古人和索伦人的反抗，采取了极残酷的措施，驱迫他的部下和当地居民构筑工事：“人们弯着腰，在水里走着。冬天，把船拖过连水陆路。音果达河水浅，木筏很笨重，带节的笞棍粗大、鞭子尖厉，刑罚残酷，连打带骂，——人们忍饥挨饿，饱受折磨。有些人死掉了。”[4]
但是，被称为有雄心、有才干的巴什科夫并没有收到多大成效。尼布楚当地人民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巴什科夫部下的哥萨克大批地死亡或逃走。到一六六二年，巴什科夫带来的五百六十六个哥萨克，只剩下七十五人。俄国殖民主义历史学家瓦西里耶夫哀叹道：“到一六六二年，占据黑龙江边区的宏伟计划竟变成了泡影。”[5]
由于黑龙江上的俄国殖民军已被歼灭，沙皇政府撤销了“阿穆尔督军”，另设“尼布楚总管”，并派遣了军役贵族伊拉里昂·托尔布津[6]，接替巴什科夫为尼布楚总管。一六六二年，托尔布津到达尼布楚。
在托尔布津任尼布楚总管（一六六二—一六六七年）的时期内，当地人民不断起义。史籍中写道：
尼布楚“城堡附近的通古斯人，人数并不多，但是只有用暴力才能征服他们。由于哥萨克人少，他们便拒绝交纳实物税。更有甚者，他们竟敢开始进攻有三十名哥萨克驻守的城堡”[7]。
托尔布津向叶尼塞斯克的求援报告中写道：“请求您，督军先生，从叶尼塞斯克增派一些军役人员来，送一些粮食贮备来……如果不增派军役人员和不送粮食贮备到尼布楚和伊尔根斯克。那末，我和军役人员将饿死在岗位上。”[8]
一六六四年，我国喀尔喀蒙古人进攻尼布楚。托尔布津又在报告中喊叫：“我们都处在蒙古人的包围中，并且快要饿死了。”[9]
如上所述，俄国在外贝加尔地区的殖民事业不很美妙。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是蒙古人民和通古斯人民的反抗，哥萨克的掳掠、逃亡，以及托尔布津的牢骚、怨言和求救。
尽管俄国在我国尼布楚地区还没有站住脚跟，但是一股股的俄国匪徒不断地向东窜扰，在黑龙江中游烧杀抢劫，逞凶作恶。这些匪徒遭到我国军民迎头痛击，被消灭在黑龙江上。俄国史籍中记载：一六六三年，巴尔菲诺夫率领六十八个匪徒，流窜到黑龙江中游，以后再也没有消息了。我国史籍中则记载：一六六四和一六六五年，宁古塔将军巴海两次消灭俄匪。据吴兆骞说：“老羌（指俄军）屡侵黑斤（赫哲）、非呀哈（费雅喀）诸种，宁古塔岁出大师救之。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五月，将军巴海乘大雪袭破之于乌龙江。”[10]又据杨宾说：“康熙四年乙巳（一六六五年），阿罗斯率八十余人入索伦部，取貂皮而淫其妇女，卧未觉。宁古塔将军巴海轻骑往袭之，尽歼其军，脱者四人耳。”[11]
一六六五年以后，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稍稍站住了脚跟。同时，由于一六五四年乌克兰合并于俄罗斯而爆发的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年多，俄波两国订约议和，战争暂时停止。沙皇政府初步控制了乌克兰地区，就又在远东增强其侵略力量。于是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俄国侵略势力从巩固和防守转入了新的进攻和扩张。
2．俄国重占雅克萨和侵入楚库柏兴（一六六五—一六七五年）
一六六四年十二月，沙皇向叶尼塞斯克督军发出诏谕，“命令他加强外贝加尔地区的军事力量。向达斡尔地区各城堡送去一切适合当地需用的支援”[12]。
一六六七年，沙皇政府给外贝加尔的哥萨克颁赐奖赏，并传达命令，要求哥萨克“今后要为我们伟大国君服务并寻找财富，使我们伟大国君所有仓库得到收益，这项收益要持久牢固；我们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领地面积就会不断扩大”[13]。
在沙皇政府的迭次严令下，西伯利亚各地向贝加尔湖以东输送了大批人员、粮食和物资。据说，一六七〇年就有二千零五十一人从北方沿海各城市经上图里耶到西伯利亚去，其中大部分人到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14]同时，驻扎在这里的俄国侵略军的薪饷、待遇，也有了调整和提高。除发给现金以外，还发给粮食和各种实物用品。
力量不断增大的俄国侵略军为执行使“沙皇陛下的西伯利亚领地面积不断扩大”的指示而卖命。一六六五年，他们同时向两个方向出动：一个方向是东进，再次窜犯我国黑龙江流域，重占雅克萨；一个方向是南下，侵占我国喀尔喀蒙古管辖下的楚库柏兴（即色楞格斯克）。因此，中俄两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俄国重占雅克萨是通过以尼基伏·切尔尼戈夫斯基（Черни‐говcкий，Никифор）为首的一群逃犯而实现的。切尔尼戈夫斯基是波兰人，一六三八年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叶尼塞斯克。他善于巴结上司，因而被提拔为殖民农场的工头和熬盐场的监督，还当上了伊里姆斯克督军奥布霍夫的卫队长。他是当地的地头蛇，平日啸聚一班土匪恶棍，杀人越货，横行不法，坐地分赃。可是，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相互倾轧的社会里，他的老婆却被更有权势的督军奥布霍夫看中和霸占了[15]，因此，他和奥布霍夫结下了深仇。有一次，在勒拿河上举行集市，奥布霍夫前去收税，满载了搜刮来的许多赃物而归。半路上，切尔尼戈夫斯基纠集了三十四个同伙进行复仇，杀死了奥布霍夫，抢走了赃物。他们犯下了“戕杀长官，抢劫国库”的滔天大罪，索性向南侵入中国境内，沿途裹胁、集合起一支八十四人的队伍，来到黑龙江上。一六六五年冬，占领了雅克萨。
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以雅克萨为巢穴，在中国领土上大烧大杀，无恶不作，遭到我国军民的英勇抵抗，“有一次出动时，他（指切尔尼戈夫斯基）的一伙中有十三人被通古斯人（我国索伦人）打死了”[16]。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有一个名叫“依番”的俄国兵在战败后向清军自动投降。[17]一六六九年，切尔尼戈夫斯基又率领七十个匪徒，沿黑龙江下窜，烧杀抢劫。由于他们是一批逃犯，得不到西伯利亚方面的供应，因此他们在黑龙江上完全以掠夺中国各族人民为生。
不久以后，这群逃犯和沙皇政府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一六六九年，切尔尼戈夫斯基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反抗压力下，开始寻求俄国政府的支持，计划和尼布楚方面联系。第二年，他送了九十三张貂皮到尼布楚去，作为贡税，表示自己仍为沙皇政府效忠。第三年，又直接派人到莫斯科去，向沙皇报告他们重占雅克萨的功绩，请求沙皇赦免他们过去的罪行。沙皇政府对于这批带回来一大片侵略领土的悔罪回头的“浪子”表示万分欢迎。他们的侵略“功勋”当然不能泯灭，但是对于“戕官劫库”、危害沙皇统治的大罪也不能不有所惩处，以儆效尤。于是，在莫斯科的精心设计之下，演出了一场一边审判一边赦免的丑剧。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人被召往莫斯科。一六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和同谋犯十七人被判处死刑，从犯四十六人被判处断臂或鞭笞，以表示沙皇的统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是到了三月二十七日，在庆贺沙皇生日的名义下，宣布特赦，对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人的判决全部一风吹掉。这样一出表演，既保持了沙皇统治的尊严，又洗刷掉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等人的罪名，把这班杀人越货的强盗变成正式的俄罗斯官兵。切尔尼戈夫斯基被任命为雅克萨的长官，他的部下得到了政府饷金两千卢布。“这笔款子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数字。可以想象，哥萨克们是多么高兴地接受这样的恩典啊！”[18]
在切尔尼戈夫斯基重占雅克萨的同时，俄国侵略势力又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一六六五年九月，以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为首的一队俄国侵略军深入我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属的楚库柏兴，建立侵略据点。
楚库柏兴，亦称色楞格地方，俄国称为色楞格斯克（Ceлeнгинск），位于色楞格河和楚库河的汇流处。这里，山陵起伏，林木葱郁，周围多水草丰美的河谷和草地，是我国蒙古人民的传统牧场。色楞格河从蒙古高原流来，蜿蜒北去，注入波涛汹涌的贝加尔湖，渡过贝加尔湖，沿安加拉河西航，可达叶尼塞斯克；向北经乌丁斯克、巴尔古津，和勒拿河接连；向东经过希洛克河、音果达河、石勒喀河，和尼布楚、雅克萨一水相通；向南溯色楞格河、鄂尔浑河而上，可以进入喀尔喀蒙古的腹地。它是外贝加尔地区四通八达的战略要地。
中国的喀尔喀蒙古领袖土谢图汗（名察珲多尔济，亦称斡齐尔赛音汗）对俄国的侵略再三提出抗议。一六六八年，蒙古使者库留克宰桑曾到莫斯科去，向沙皇政府递交信件，抗议俄军侵占楚库柏兴。一六七三年，土谢图汗和他的两个兄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蒙古的喇嘛教领袖）和巴图尔珲台吉又派青巴图尔和佐里克图等去莫斯科，要求俄军撤出楚库柏兴，并向沙皇表示：如果俄国停止扩张，他们愿意同俄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但如果俄国继续侵略蒙古，蒙古人民将起而抵抗。沙皇政府蛮横地答复说：“俄国人奉命驻在该地，决不撤出色楞格斯克（即楚库柏兴）。”[19]
从俄国侵略军踏上贝加尔湖以东土地的那一天开始，中国北方各族人民，包括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以及索伦人不断地进行反对俄国占领军的斗争。俄军胆战心惊地蹲在城堡里，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六六六年，叶尼塞斯克督军向沙皇报告说：
此后，外贝加尔地区的抗俄斗争络绎不断，声势越来越大。一六六八年，蒙古某部的谢伊贡台吉曾经攻打贝加尔湖以西的巴拉甘斯克、上连斯克和伊里姆斯克。一六六九年，有一万五千个蒙古人放牧到离尼布楚只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当地的索伦族人民在蒙古人民的支援下，纷纷起来，拒绝向俄国占领当局交纳贡赋。这些蒙古人在尼布楚附近放牧达两年之久，到一六七一年才离开，吓得躲在尼布楚城堡里的俄国侵略军日夜惊魂不定。一六七〇年四月，有五个哥萨克闯到索伦族牧民处收税，“通古斯人（索伦人），甚至胆大到夺取了哥萨克们的马匹，还想杀死他们。晚上，收税的哥萨克逃跑了，乘坐筏子逃到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去了”[21]。一六七一年，尼布楚总管阿尔申斯基给叶尼塞斯克督军的信中说道：“他们（指驻在尼布楚及其附近伊尔根斯克、捷列姆宾斯克的俄国侵略军）被蒙古人围困在这些城堡里，饿得奄奄待毙。”同时，楚库柏兴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在告急文书中，“请求给他们增派军役人员以抵御邻近的蒙古台吉”。
一六七四年十一月，巴翁托夫寨堡（在巴尔古津附近）爆发了一场大起义，我国索伦族的金迪吉尔部和契卡吉尔部在其领袖蒙戈和德尔布格的领导下，袭击了巴翁托夫寨堡，打死打伤俄国侵略军，解放了许多被扣押的人质，夺取了俄国国库。[22]起义者随即向东南方向撤退，俄军从各个城堡出动，追击堵截，起义军边战边走，经过尼布楚和雅克萨，摆脱了敌军的追赶，撤退到额尔古纳河以东我国腹地根河流域。一直到一六七五年，俄国侵略者仍不死心，雅克萨的俄军悍将切尔尼戈夫斯基率领三百人长驱直入，进入我国东北腹地根河流域，寻衅挑战，还妄想把这批索伦族起义者劫夺回去。
一六七四年，俄军对布利亚特蒙古人发动大规模进攻。有一批布利亚特人本来在鄂嫩河、乌德河流域放牧，“他们人数很多，不承认俄国政权。舒利金（尼布楚的俄国总管）得到大炮、火药和炮弹之后，就决定开始行动”[23]。于是，在乌德河谷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参加战斗的有三千名布利亚特人，而俄国方面也纠集了尼布楚、雅克萨的全部侵略军，结果，俄军依靠大炮、火枪得到了“胜利”。舒利金“在残酷地蹂躏了蒙古牧马人之后，建立了叶拉文斯克，目的是保留纳税的通古斯人”[24]。
战败的布利亚特人并没有放弃斗争，他们转移到鄂嫩河上游，仍继续抗击侵略军。布利亚特人“常常赶走俄国人的牲畜和马群”，俄军到各处勒索贡赋，“在行军时，他们常常死于途中”[25]。
舒利金在战胜之后，又对另一批布利亚特人进行残酷迫害，这批布利亚特人在多年以前被俄军从巴尔古津驱赶到尼布楚一带。这时，他们和俄方约定愿意离开尼布楚往南方去放牧，舒利金假惺惺地同意他们和平撤离。但是，布利亚特人走到中途，却遇到尼布楚派来的追兵的突然袭击，队伍大乱。俄国侵略军充分发挥了屠杀、抢劫的强盗本领，“向秩序混乱的布里亚特人群扫射”[26]。舒利金就是采取这种阴谋突袭的办法取得了血腥的“胜利”。
中国的大批布利亚特人在辽阔广大的外贝加尔草原上，在自己可爱的故乡已经找不到立足之地。他们离乡背井，到处流浪，忍饥挨饿，坚持斗争。后来，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回到祖国的怀抱，投奔了喀尔喀蒙古的车臣汗（巴布，或称岱青珲台吉），成为车臣汗的部属，定居于额尔古纳河以东，他们就是今天我国境内陈巴尔虎人的祖先。
一六七五年，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及巴图尔珲台吉又派遣加尔姆·比利克图前往莫斯科，抗议俄军在外贝加尔地区的种种罪行。比利克图向俄国政府严正地指出，俄军“对我们纳税人民进行了战争，抓走了我们的许多人和妇女、儿童、牲畜。我们纳税人民塔布努特族（即布利亚特人）所住的地方被破坏了，我们的许多人从被蹂躏的地区，逃徙流浪”，“色楞格斯克的哥萨克欺压、戕害蒙古居民，直至打死他们”[27]。比利克图要求撤回俄军，并释放被抢去当人质和奴隶的蒙古人。俄国政府仍然蛮横地拒绝这些要求，声称“任何时候都不会释放这类人”[28]。
总之，贝加尔湖以东的反侵略斗争此伏彼起，一直没有停息下来。一六七五年，俄军建立色楞格斯克已有十年之久，尼果赖·斯帕法里出使北京路过这里的时候，对当地的形势有如下的描述。
在尼果赖前往尼布楚的路上，俄国方面探知：有五百名塔布努特人集结于鄂嫩河谷，准备袭击尼布楚。同时尼布楚总管舒利金给尼果赖的信中说：“这里的布利亚特人又造反了，武装起来，赶走了纳贡的通古斯人的马匹。珲台吉（喀尔喀蒙古车臣汗巴布）也派人到尼布楚来要求释放人质和奴隶，并声称要向我们开战。”[31]
这是尼果赖在一六七五年路过这里的时候对当地斗争形势的一瞥。斗争在继续，一直持续到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签订的时候，并且它和黑龙江上的抗俄斗争密切联系，成为一体。
3．俄国在我边境地区建立的殖民统治，根特木儿匪帮的叛变投俄
可以看出：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俄国的侵略策略比五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变。在五十年代，波雅科夫、哈巴罗夫、斯捷潘诺夫匪帮在黑龙江上进行无后方的长距离流窜，深入我国国内，抢劫骚扰。他们到处遇到我国各族人民和清军的抗击，以失败告终。六十年代以后，俄国侵略者避免孤军深入和无后方作战，而采取了建立堡寨、逐步推进的策略。他们在我国边境抢占据点，修筑工事，开辟道路，利用优势火力和坚固的工事，镇压居民的反抗，使据点和后方的联络保持畅通，并且从乌龟壳里派出兵力，去开辟新据点。侵略者每推进一步都要在当地派驻军队，设置殖民机构，勒索贡税，绑架人质，修造教堂，建立奴隶农庄，并且竭力拉拢、收买当地上层分子做鹰犬，加紧镇压人民的反抗。
这样，在六十年代以后，俄国侵略者从贝加尔湖到黑龙江流域，建立了殖民统治。在这块殖民地上，尼布楚、雅克萨、楚库柏兴是最重要的侵略据点。这三个据点分别控制了黑龙江和色楞格河的水路交通。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据点：巴尔古津、乌丁斯克、捷列姆宾斯克、伊尔根斯克、叶拉文斯克等。
征收的实物税，主要是貂皮和其他贵重毛皮。这是当时俄国对外输出的大宗货物。尼布楚总管区每年要向沙皇的国库交纳大量的毛皮。此外，俄国殖民当局还征收牲畜、鱼类、野果和其他农牧产品。居民的车辆、船只也经常被征调，供运输之用。当时，“在俄国人刚刚定居的地方，极其缺乏劳动力和牛马牲畜。把蒙古的马匹和牛羊成群地赶到西伯利亚城市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33]。
为了勒索牲畜、毛皮和其他贡税，俄国殖民当局普遍推行野蛮的人质制度，到处捕捉居民，关押在据点里，逼迫人质们的亲族交纳牲畜、毛皮或从事无偿劳动。因此，每个侵略据点的周围都有一批牧民的帐篷，这就是人质们的亲族居住的地方，如一六七五年，仅有三十名哥萨克的小据点捷列姆宾斯克周围就住着二百名索伦族牧民，“他们每人要向沙皇交纳五张貂皮，以保证关押在城堡中的人质们的生命安全”[34]。
在俄国殖民统治下，当地盛行奴隶制度。“沙皇的督军、总管、商人和富裕的哥萨克在十七世纪后半期也利用立卖身契的奴隶以及一部分雇农的劳动来开辟耕地。”[35]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俄国传教士在掠夺土地和贩卖奴隶贸易中十分活跃，“寺院是最重要的土地占有者。西伯利亚东部的寺院在十七世纪利用了女性人口的不足，购买被掳的布利亚特和蒙古妇女，为她们施洗，然后把她们嫁给俄罗斯的自由‘流浪人’，借以从他们那里取得为寺院耕种田地和为寺院尽种种义务的卖身契”[36]。
在这块殖民地上，督军和总管是代表沙皇行使最高权力的土皇帝，他们专横残暴，贪污营私。一六七三—一六七六年，任尼布楚总管的舒利金就是一个臭名昭彰的刽子手。他贪婪暴虐，为所欲为，“把知名的非俄罗斯人的妻子抢来，霸占为妾”[37]。他为了抢夺财产，随意把人脱光衣服，进行笞杖，甚至把人活活烧死。他的残酷统治激起当地居民强烈的反抗，甚至他的部属也发生内讧，把他赶下了台。一六八〇年，任尼布楚督军的沃依科夫也由于克扣饷银、贪污舞弊而下台。连今天竭力为老沙皇殖民政策作辩护的社会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也不得不承认：“沙皇的督军们往往残暴专横，征收苛捐杂税，以饱私囊，种种暴行，无所不有。”[38]“上层人物最肆无忌惮地剥削土著居民。督军、总管、哥萨克头目和其他西伯利亚行政当局的代表残酷地迫害俄国移民和土著居民，因而引起土著居民常常起义。”[39]
俄国侵略者除了实行直接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剥削之外，又收买当地各族居民中的上层分子，以加强其统治。俄国殖民当局在各部族的汗、台吉、宰桑之间进行挑拨和拉拢，给他们种种特权、赏赐，引诱他们背叛祖国，受东正教的洗礼，宣誓加入俄国国籍，做沙皇的臣民，还把征收贡赋的权力交给他们，甚至支持他们编组武装力量。一小撮民族败类在侵略者的引诱下甘心认敌作父，为虎作伥，成为俄国殖民者的得力爪牙。他们“都拥有大量畜群，他们把兀鲁思（封建领地）贫民的毛皮据为己有，用来跟俄罗斯人以及西伯利亚的邻近部落进行以货易货的交易。他们剥削奴隶和兀鲁思贫民的劳动。为沙皇国库征收毛皮实物税的权力更加强了酋长和舒林加对其本部落人的统治权”[40]。
在这一小撮民族败类中，根特木儿是一个最突出的典型。他的问题是中俄冲突中的一根重要的导火线。
根特木儿是我国索伦族某部的一个封建牧主，以前在石勒喀河和音果达河一带游牧。一六五四年，当别克托夫率领的俄国侵略军第一次强占尼布楚，很多索伦族人向东逃避，渡过额尔古纳河，根特木儿也率领他的部族内迁到根河和海拉尔河一带。不久，他又随同清军参加了呼玛战斗。清朝政府把他的部族编为三个佐领。根特木儿接受了清朝的官职，封为四品官，每月领取政府的俸饷。但后来他受到俄国殖民主义者的引诱，于一六六七年率领其亲属四十人背叛祖国，逃奔尼布楚，乞求俄国侵略者的庇护。俄国殖民当局对这个叛徒十分重视，利用他来挑拨离间，破坏我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他欺骗、诱惑和劫持了当地部分居民为俄国侵略利益出力卖命，又曾唆使同伙巴卡伊宰桑裹胁了一部分杜利加尔人和巴雅尔人归附俄国。在俄国殖民当局的大力支持下，根特木儿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经常劫掠和骚扰我国边境，并随同俄国侵略军，对喀尔喀人、布利亚特人作战。根特木儿是一个凶恶可耻的叛徒，是俄国殖民当局的忠实走狗。俄国的史籍中这样写道：“根特木儿有九个妻子、三十个儿子和三百名武装以长矛盔甲的战士。他的人是‘善战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达斡利亚各城堡的依靠力量。”[41]
在中俄两国的历次交涉中，清朝政府屡次要求俄国政府将根特木儿引渡给中国，沙皇政府一直拖延，拒绝交出。这个问题成为中俄两国交涉中的一个重要的争端。
4．早期的俄国来华使团巴伊可夫使团（一六五六年）
俄国在西伯利亚进行扩张时探知：在自己前进方向的东南，在西伯利亚许多部族以外的遥远的地方，就是欧洲人一直盛称的繁华富庶的中国所在。他们渴望前往中国，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在十七和十八世纪，中国市场对于俄国的国家和私人商业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42]。
从十七世纪初起，一批又一批既是贸易商队又是政府使节的俄国人纷纷来到中国厄鲁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地区。这些人窜进我国领土，东窥西探，寻找道路，刺探情报，以至拉拢分化中国地方当局，进行颠覆分裂活动。
一六一六年，俄国托博尔斯克地方当局派遣使节到中国喀尔喀蒙古的领袖硕垒乌巴什（俄国称阿尔金汗）处[43]，从那里得到了关于明王朝的许多消息。两年以后，经过蒙古地方当局的引介，俄国第一次向北京明王朝派出了使节。[44]
一六一八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俄国托博尔斯克督军库拉金奉沙皇之命派遣彼特林和孟多夫去探寻中国。他们经过了吉尔吉斯境，来到了硕垒乌巴什处，硕垒乌巴什派人护送他们去北京。这年九月，彼特林和孟多夫到达北京。中国官员交给他们一封信件，信件中以万历皇帝的名义表示：欢迎俄国人到中国来进行贸易。[45]彼特林和孟多夫于一六一九年初夏回到托博尔斯克，带回了关于中国的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消息。
以后，据说又有一个俄国使节从中国带回了明朝崇祯皇帝于一六四二年颁发的信件。[46]
一六五三年，当时哈巴罗夫匪帮入侵黑龙江流域，遭到我国军民的坚强抵抗。沙皇政府一面在考虑向中国派遣远征军；一面派出了以费多尔·依萨考维奇·巴伊可夫（Бaйкoв，ф，И）为首的使团，前来北京。其任务是向中国皇帝呈递国书，建立外交联系，进行贸易，收集情报，摸中国的底，以便进行军事的、经济的侵略。
沙皇政府指示巴伊可夫取道西伯利亚和中国的准噶尔地区，前往北京，向中国皇帝当面递交国书和礼物，要求两国遣使、通商，并秘密地探询中国皇帝对俄国的意图，了解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礼仪和宗教，中国人在跟什么人打仗，为什么打仗，中国生产和进口什么货物，中国的税则制度，农产物情况，从俄国到中国去的道路，等等。俄国政府拨给巴伊可夫五万卢布，作为在西伯利亚和中国进行贸易的资金。沙皇政府所发国书的签署日期是俄历七一六二年二月十一日（即一六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三月，俄国派布哈拉人谢特库儿·阿布林先行出发，作为巴伊可夫的先遣使节。阿布林于一六五五年（顺治十二年）到达北京，得到顺治帝的敕书和礼物[47]，返回俄国。但阿布林在回国途中和巴伊可夫走岔了路，没有碰到。
一六五四年五月底，巴伊可夫从托博尔斯克出发，沿额尔齐斯河上溯。这年年底到达我国准噶尔部领袖阿布莱台吉的驻帐地。使团在这里停留了半年之久。一六五五年六月，阿布莱台吉派人护送俄国使团，取道斋桑湖，翻越阿尔泰山，经蒙古地区。[48]一六五六年三月十四日，巴伊可夫使团到达北京。
巴伊可夫使团在北京停留了半年。据巴伊可夫自己说：他在北京受到清政府苛刻的待遇，被禁闭在住所里，行动不得自由。显然，巴伊可夫歪曲了事实真相。当时，和巴伊可夫同时在北京的荷兰使团目睹俄国使团的活动。他们写道：“一开始，俄国使臣受到优厚的待遇，使臣和他带来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入，随意购买或出售东西。一个月以后，由于俄国人行为不端，经常在北京逛妓院，惹是非，耍流氓。因此，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但仍允许他们常常上街。”[49]
巴伊可夫到达北京以后，清政府要求他先交出国书和礼物，然后由顺治皇帝接见他，而巴伊可夫则坚持必须在顺治皇帝接见时才交出国书和礼物。巴伊可夫本来是级别最低的信使[50]，却要求清政府以最高的规格来接待他，争执相持了半年之久，无法解决。巴伊可夫在北京居住半年，已经搜集了俄国政府所需要的大量情报，并不在乎是否呈递国书，因此他在礼仪细节上寸步不让，形成了僵局。最后，巴伊可夫没有见到顺治皇帝，原封不动地携带沙皇的国书和礼物回国。据清朝官方记载：“十三年，（俄国）遣使奉表来朝贡方物，以来使不谙朝仪，却其贡而遣还之。”[51]一六五六年九月，巴伊可夫离开北京，没有见到顺治皇帝。
中俄两国早期使节交往中碰到程序、礼节以及语言方面的障碍，这是可以理解的（巴伊可夫使团和清政府交往时，将俄语译成蒙古语，然后再译成满语。担任翻译的是准噶尔阿布莱台吉所派的译员[52]）。但是，中俄两国之间产生隔阂的主要原因是俄国侵入黑龙江流域，杀人放火，造成了中俄之间的紧张形势。巴伊可夫到达北京，正是黑龙江上发生激烈战斗的时刻，清政府对俄国使团抱有怀疑和警惕。清朝官员对巴伊可夫说：“你作为使节到这里来，可是哥萨克却在向我们作战。”巴伊可夫无言可对，只得抵赖说：“这些人是匪徒，他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沙皇的命令。”[53]
巴伊可夫使团没有呈递国书就回俄国去了，一六五八年夏，使团回到了莫斯科。这次出使，历时四年，获得了关于中国的大量情报，完成了摸底的任务。一个外国作家说：“巴伊可夫的出使虽然在外交上失败了，但从搜集情报的观点着眼，是成功的，使者向莫斯科提供了关于北京和中国的详细报告。”[54]巴伊可夫又带回了大批丝绒、绸缎、珍珠、宝石、白银、香料、大黄等货物。巴伊可夫的出使尽管“道路艰难，旅程漫长，而且归途缺乏车辆，以致开支浩大，却仍然给沙皇的国库带来了一定的利益”，“不仅没有使人对于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意图感到失望，反而促使沙皇政府力图在对中国的贸易上取得商业利润”[55]。
巴伊可夫使团回国以前，俄国已在筹划再派遣使节。一六五八年，伊凡·佩尔菲利耶夫和谢特库儿·阿布林以“信使”的身份前来中国，其任务着重于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携带了沙皇的国书、礼物和其他商品，于一六六〇年夏（顺治十七年五月）到达北京。使团向清政府递交了国书和礼物，但是由于国书中措辞傲慢，顺治皇帝没有接见使团。
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于一六六二年十一月回到莫斯科，携回了清政府赠送的缎子、丝绒、毛皮、茶叶等礼物以及共值九百六十九卢布的中国商品。
我国史籍中关于阿布林的两次来华和巴伊可夫使团有如下的记载：
此后，沙皇政府又几次组织了商队来中国，这些商队由国库供给资金，主要任务是商业性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谢特库儿·阿布林的第三次来华。一六六九年，阿布林以商队领袖的身份带来了价值四千五百卢布的俄国商品，主要是各种毛皮，还有呢绒、红珊瑚珠、望远镜、自鸣钟等。阿布林受到康熙帝在御花园中接见，并参加了三次宴会，得到清政府赠送的绸缎、丝绒、银环、茶叶等价值一千零五十五卢布的礼物，阿布林出售俄国商品，购买中国的丝绸、棉布、宝石，他回国后交给国库的货物，价值一万八千七百五十一卢布，俄国政府所得利润在四倍以上。因此，俄国政府兴高采烈，西伯利亚事务衙门详细地调查了中俄贸易的道路和各种商品，向沙皇建议再派遣商队到中国来，它计划把一万零一百六十三卢布的皮货运往中国，预期可以获利三万四千五百九十三卢布。沙皇为了垄断对华贸易，于一六七七年下诏禁止一切没有得到沙皇许可的俄国私商擅自到中国来进行贸易。这时候，俄国对华的经济侵略已和领土扩张紧密配合，双管齐下了。
5．米洛瓦诺夫来华（一六七〇年）
就在阿布林商队来华的那一年，即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中俄两国在地方一级进行了外交接触。这次外交接触是由于一六六五年俄国重占雅克萨和一六六七年根特木儿叛逃尼布楚而引起的。
清朝政府并不了解俄国在西伯利亚迅速扩张的局势，甚至还没有确切弄清楚再一次跑到黑龙江上来抢劫骚扰的这批强盗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国家的人。当时，流放在卜魁的一个清朝官吏写道：“本朝控制诸彝，受人参貂狐皮贡，爰留卒以戍之。有逻车国者嬲诸彝，使不得贡，敌之不胜，又动大众，勤舟师，遂择八旗旗八十人长戍焉。复立牛录章京梅勒昂邦以重其任。逻车亦不知其国在于何所？云舟行万二千里，不知其疆，所遇皆擅鸟枪。”[58]
为了弄清楚边境上的情况，并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清政府早在一六六六年就派了索伦人切普切乌尔等为使者，到尼布楚去。但是，中国使者受到了俄国方面极其粗暴无礼的待遇。尼布楚俄国总管托尔布津“将该使者切普切乌尔拘留在涅尔琴斯克堡，加以镣铐，禁锢达三个月之久”[59]。
领土被入侵，人民被屠杀，使者被监禁，边境上的事态越来越严重，清政府不能不进行作战准备，以抗击卷土重来的俄国侵略者。当时，住在东北宁古塔的吴振臣说：“余五岁（按：吴振臣生于康熙三年，公历一六六四年，他五岁时是康熙七年，公历一六六八年）……时逻车国人造反（原注：又名老羌，即俄国），到黑龙江诸处抢貂皮，锋甚锐，其国在大洋东相去万里。……人皆深眼高鼻，绿睛红发，其猛如虎，善放鸟枪。有名西瓜炮者，其形如西瓜，量敌营之远近，虽数里外，必到敌营始裂，遇者必死……将军上疏求救，即奉部檄，凡流人随旗下及逾六旬者，著一概当役。选二百名服水者为水军，习水战；又立三十二官庄，屯积粮草。”[60]
另据清朝官员马喇在七年以后追述一六六九年的情形：“皇上的一个臣属根特木儿带领他的部落逃到尼布楚去了。罗刹强盗占据了石勒喀河上的尼布楚。当皇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命令我带六千人和十门炮去抵抗。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郎中（按：马喇时任理藩院郎中）。于是盖奈帖木儿和我集合了六千人，带着两门炮，从北京到卜魁。”[61]
因此，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之末，由于俄国不断入侵，中俄之间已有爆发战争之势。但是清政府在第一次遣使失败以后再一次作和平努力，于一六六九年冬派沙拉岱等四人到尼布楚去。尼布楚的俄国殖民当局获知中国东北境内备战的消息，知道清政府将认真地对待边境入侵事件，就改变策略，收起狰狞面孔，装出愿意谈判的样子，以麻痹清政府，使其抵抗意志松懈下来。这样，中国使者沙拉岱开始和俄国当局进行了接触。
一六七〇年四月，沙拉岱等九人携带政府信件第二次去尼布楚，邀请俄国当局派人到北京来进行谈判。俄国的尼布楚总管达尼洛·阿尔申斯基派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Милованов Нгнатнй，中国史籍中称英那蒂）等十人随同沙拉岱到卜魁，并由此赴北京。
米洛瓦诺夫带来一份俄国文件，由阿尔申斯基盖印发给。米洛瓦诺夫向清朝官员宣读并递交了这份文件。其中要求清政府对俄国使节“放行无阻”；俄国商人“准在中国及两国境内自由营商”；中国要求引渡根特木儿之事，已向沙皇请示，须待沙皇批准；要清政府制止中国居民在雅克萨“杀人抢劫”；特别荒谬的是，要求中国皇帝臣服于俄国沙皇，向沙皇交纳贡赋。文件中写道：
尽管俄国这个文件中提出了十分荒谬的要求，但清政府当时缺乏精通俄国文字的译员，不了解其中的全部含意，还是友好地接待了俄国使者。
米洛瓦诺夫等在北京停留了五个星期多，受到康熙帝的接见，得到许多礼物，参观了北京街市。八月，清政府派驻索伦总管孟格德[63]等六十六人护送俄国使团回尼布楚，并带去了康熙帝给沙皇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这封信件由孟格德交给阿尔申斯基，立即译成俄文，又由米洛瓦诺夫送往莫斯科。阿尔申斯基为了进一步麻痹清政府，满嘴亲善友好，说信件送给沙皇阅过后，中国方面的愿望不难满足。但从尼布楚到莫斯科，路途遥远，信使往返需要几年，要求清政府耐心等待答复。
通过这次出使和交换信件，中俄双方的矛盾摆到了桌面上。缺乏外交经验的清政府以为俄国既派来了使者，又将康熙皇帝的信件专人送往莫斯科，态度缓和，满嘴友好，边界纠纷不难和平解决，因此停止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的军事准备，以等待俄国的答复。据当时的清朝官吏张玉书说：“康熙八年秋，复来寇。廷议乘江冻时彼不能返，可袭击之。朝廷以路远劳民而止。”[65]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俄国方面对于中国提出的交还根特木儿和停止边界挑衅的要求根本不予答复。清政府又两次派孟格德到尼布楚去催促，一六七一年孟格德还携去了康熙皇帝的另一封信件，但仍然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清政府对俄国当局的拖延搪塞不能不有所警惕。
一六七一年冬，康熙皇帝巡视盛京和东北边防，曾经指示宁古塔将军巴海说：“罗刹虽云投诚，尤当加意防御，操练士马，整备器械，毋堕狡计。”[66]
但这时候，中国的国内形势逐步紧张起来。一六七四年，南方爆发了吴三桂的大规模叛乱。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去南方，东北边疆“因吴三桂造逆，调兵一空”[67]，这样就没有力量去驱逐窜入国境的俄国侵略者了。
6．尼果赖使团来华（一六七六年）
一六七三年，沙皇政府决定派遣以尼果赖·加夫利洛维奇·米列斯库（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Милеску，亦称斯帕法里，意为佩剑贵族）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
俄国的侵略造成了贝加尔以东和黑龙江地区的紧张形势。清中央政府和蒙古地方当局要求俄国停止侵略，交还叛徒根特木儿，撤出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雅克萨和尼布楚。这时候，俄国在中国东北和北部边境上的侵略扩张正在迅速展开，它当然不会放下屠刀，停止侵略活动，但它需要了解远东形势，搜集情报，弄清中国政府的力量和意图，以便确定下一步的侵略部署和策略，并要求通商贸易，开辟中国市场，这是尼果赖使团来华的目的。使团出发以前，沙皇指示尼果赖搜集沿途的地理、物产、居民、风俗、军事、商业以及道路交通的详细情报，“在使团报告中必须以最大的精确性记录下每件事情，逐项地把整个中国帝国描写出来”[68]。
尼果赖的出使又是俄国和西欧殖民主义国家共谋打开中国市场、伸展其经济侵略势力的一个尝试。当时，欧洲到中国的传统陆路交通为土耳其所阻塞，不能通行。西欧国家只能从海上来到中国，这条海路交通要绕道好望角，路线长，风险大，航行日期长，不能适应正在迅速发展中的殖民主义国家的需要。长期以来，它们在寻找一条到达中国的更加近便的路。英国政府和商人早就向沙皇政府请求假道西伯利亚前往中国，耶稣会传教士也在酝酿着这一计划，德国使节力劝俄国政府开辟这一穿越西伯利亚的陆路交通。当时在莫斯科很有影响的德国人赖因霍伯说：“俄国处在欧亚之间的有利的地理位置上，如果打开了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的门户，那末东西方贸易发展将会给俄国和欧洲带来比最赚钱的采金掘矿业更大的利益。”[69]
一六七五年三月，尼果赖使团从莫斯科出发。沙皇授尼果赖以公使级衔，其地位和权力高于以前派来中国的任何使团，使团共一百五十多人。尼果赖是莫尔达维亚人，因背叛祖国受挖鼻之刑，逃出家乡，投靠了沙皇，是个臭名昭彰的卖国贼、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他的传记中写道：“他在和土耳其人、希腊人打交道中养成了傲慢、奸诈的性格，爱好争吵、寡廉鲜耻支配了他的一生。”[70]。
由于使团负有搜集情报的使命，尼果赖选择了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从外贝加尔、尼布楚、嫩江前来北京的路线[71]，沿途在色楞格斯克、尼布楚等侵略据点进行了视察。途中，尼果赖获知中国发生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他认为：这是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实现其侵略要求的好机会。他兴高采烈地向沙皇报告：“北京的俄国逃人秘密地说：如果达斡利亚地区现在有两千名陛下的正规军，那末，不仅达斡利亚地区，而且中国长城以外的所有土地都可能臣服于陛下的统治。现在博克多汗（指清朝皇帝）极为衰弱，非常害怕哥萨克。”[72]
尼果赖到达中国边境时，还特别接见了根特木儿，和他进行了谈话。他对这个叛徒十分赞赏，当面向根特木儿保证“俄皇决不会抛弃他”，决不会把他引渡给中国，还向沙皇报告说：“根特木儿是陛下最好的通古斯臣民。”[73]根特木儿则感激涕零，表示要死心塌地地为沙皇效力。
一六七六年初，尼果赖使团从尼布楚到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清政府派礼部侍郎马喇专程赶到卜魁迎接。
尼果赖进入中国后，在一系列礼仪和外交程序问题上和清朝官员进行了无休无止的激烈争执。他事事挑剔，以势压人，态度傲慢，蛮不讲理，甚至以武力相威胁。因此，中俄两国的这场谈判极为紧张艰巨。当尼果赖到达卜魁，清朝官员要求他拿出沙皇国书，以证实使团的身份时，他固执地拒绝，说：清朝官员无权过问沙皇的国书，甚至连看一眼的资格也没有。尼果赖在卜魁住了一个月，马喇专程从北京赶来迎接他，他摆出沙皇全权代表的臭架子，不肯出来会见马喇，却坚持要刚到卜魁的马喇先到他的住所来拜会自己，并胡吹什么“沙皇是天上的太阳，照亮了月亮和所有的星星。沙皇的恩德不但荫庇了俄国的臣民，而且任何国家的君主都受沙皇的荫庇，好像星星受太阳的照耀一样”[74]。
马喇会见尼果赖，向他提出俄国入侵中国边境的问题，要求俄国停止入侵活动，“嗣后勿于边界地方侵扰，若能如此，两国方能修好，派使交易”[75]。尼果赖却矢口抵赖，说什么俄国人只知道慈爱和友好，哥萨克“没有损害过你们的人民”。马喇立即向他指出：“哥萨克来跟我们的人做生意，请我们的人作客赴宴，可是却把我们的人紧紧捆绑起来，抢去所有貂皮。还一面殴打，一面喊叫‘把藏着的貂皮都拿出来’。这就是你们哥萨克的友好方式！全世界没有人像他们一样。”[76]
尽管尼果赖态度傲慢，自吹自擂，清政府仍然希望和他谈判解决边界入侵问题，把他迎接到北京，隆重款待。清政府要求尼果赖先交国书，翻译其内容后再觐见康熙；尼果赖坚持见到康熙时才能呈交国书，并要求觐见时康熙要站起来向沙皇问安。他大吹俄国的国力如何强大、永恒，“俄罗斯帝国已立国几千年，有十二个王国围绕着它”[77]，“把西藏、卡尔梅克（厄鲁特蒙古）、蒙古（喀尔喀蒙古）、布哈拉合在一起，加上葡萄牙、荷兰，还加上你们谈到的所有派遣使节来过中国的遥远的国家，再加上更多国家，仍然没有像上帝庇佑的沙皇陛下以绝对权力统治着的那样强大的国家”[78]。
以后，呈递国书采取了折中解决的办法。一六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尼果赖在康熙的御案前呈递国书，由首席大学士接受，但皇帝本人不在场；呈递国书以后三天，尼果赖又给清政府递交一份照会，提出十二条要求；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二十一日，康熙在太和殿和保和殿两次接见尼果赖使团，以茶、酒款待。[79]
沙皇的国书中只字不提俄国入侵中国边界的问题，对中国“勿起边衅，归还逃人”的要求也不答复，却在照会中要求中国派遣使节，开放贸易，甚至要求清政府每年必须运若干银子、宝石前往俄国。这十二项要求在亲善友好的伪善词句下掩盖着经济和政治侵略的实质。清政府为了争取俄国停止入侵，准备做出重大让步，满足俄方在贸易和其他问题上的大部分要求，以获得中俄之间的和平，对俄国的十二条要求拟定了如下的答复：
（1）尼果赖带来从前中国给俄国的四封信件[80]，请求清政府协助译出。
“依其请求而行。”
“依其请求而行。”
（3）清政府派使节随同尼果赖赴俄国。
“察罕汗虽派使臣进贡，但并无定例，嗣后察罕汗若每年不断来人进贡，届时我等应否派使之处，著该部议奏。”
（4）俄使团携带货物，准予自由贸易、公平收税。
“随带土产，照常交易，既无保护纳税之例，则无庸议。”
（5）开辟俄国来北京之道路，沿途保护。
“不知何路为远近”，如再来使，可言明路程，“由该部准行，令沿途各旗保护”。
（6）释放俄国俘虏。[81]
“俟俄罗斯察罕汗详明回复我逃人根特木尔（儿）一事之后再议。”
（7）要求将清政府库存宝物送往俄国，俄国亦准备回赠。
“外国赠物和回赠，并无指名求送他物之例，故毋庸议。”“我国并不希罕何物，故亦毋庸议。”
（8）请告知如何称呼中国皇帝。
“著内阁兼写于敕书内寄送。”
（9）中国每年以四万斤银子及价值数万两之丝绸运往俄国，俄国将以等价之货物相送。
“向无外国人每年指数索求之例，此请求毋庸议。”
（10）两国互市，开放道路。
外国人可来“进贡交易，而无派我国之人前去外国交易之例，故毋庸议”。
（11）向中国借用造桥工人两名。
“俟详明回复我逃人事宜后，若再奏请派遣匠人时，可否派人，著该部议奏。”
（12）以上要求，每项俱盖皇帝印章，永久有效。
“届时，察罕汗若有何事……则著该部议。”[82]
清政府抱着和平诚意，力争通过谈判解决俄国入侵问题，准备以重大让步来换取俄方的谅解。但是，俄国方面视侵略扩张为自己当然的权利，拒绝承认两国存在着边界争端，用一连串谎言和诡辩敷衍搪塞。俄国明明侵略了中国领土，尼果赖却说俄国人没有损害中国的任何人；尼果赖明明亲自接见了根特木儿并向沙皇推荐过这个叛徒，他却抵赖根本不知道有根特木儿其人；六年前，康熙给沙皇的书信已译成俄文并送往莫斯科，他又推诿说俄国政府看不懂书信的内容，因此不知道中国政府的要求。清政府耐心等待俄方的答复已有六年之久，尼果赖却言语闪烁，态度傲慢，规避和拒绝进行认真的谈判。清政府官员极为失望，当场拆穿了尼果赖的抵赖谎言，指出：康熙给沙皇的书信“派孟格德送往尼布楚，因你达尼拉（指尼布楚俄国总管达尼洛·阿尔申斯基）等不通蒙文，故由孟格德再三念告达尼拉、英那蒂（米洛瓦诺夫）等，由达尼拉等译成俄罗斯文，将皇帝敕书及所译之俄罗斯文，已由英那蒂一并带往你国。既然敕书已达，而你达尼拉之文书因何未达？倘若无人通晓，又因何不向英那蒂询问该文之大概原由？英那蒂亲往京城（指米洛瓦诺夫出使北京），甚知其情由，岂能不告知你等？由此观之，乃是你等推托不通晓文书而借故回称不知”[83]。尼果赖理屈词穷，一会儿说根特木儿是俄国的臣民，中国无权要求引渡；一会儿又说在西伯利亚有十万个像根特木儿那样的人，“我君主确实不知根特木儿之情由，并指天地发誓”。而事实上，在尼果赖的随行人员中就有根特木儿的侄子托库尔泰，他是杀害了三条人命的凶手，从嫩江流域逃跑到尼布楚去，投奔他的叔父。他很熟悉东北地区的情况，根特木儿把他推荐给尼果赖。尼果赖为了刺探情报，把这样的杀人凶手混在自己的使团人员中，作为耳目。到了嫩江，这个凶手当场被中国方面指认出来，可是尼果赖还在指天发誓，说不知道有根特木儿其人。他的言论和行为不可能得到清政府的信任，清朝官员认为：俄国“虽不通文书，然伊之英那蒂等人来京之际，凡事俱已详知而返。若问英那蒂等，虽不能悉知，亦可得知其大概。伊不通文书又有何妨？何况我孟格德亲自为尼布楚长官达尼拉逐字翻译，并译成俄罗斯文，与敕书一并寄送……仅从伊借故不通文书而声称不知根特木尔情由之巧诈一事看来，其来使之言及察罕汗奏文内，虽有修好之意，亦不可相信。如此可疑之处，甚为明显”，而议政王大臣会议也一致认为“尼果赖之言，俱不可信”[84]。
特别应当指出：尼果赖和当时在清政府内供职的外国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等暗中勾结，狼狈为奸，干了种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尼果赖给传教士送礼许愿，拼命拉拢他们。“大使对传教士（指南怀仁）说：如果他热心为沙皇的事业帮忙，使我们的事业顺利成功，沙皇一定会给以酬劳。”[85]南怀仁说：“为了基督教，将尽力为沙皇效力。”[86]并一再要求尼果赖对神起誓，不把秘密活动对外泄露。清政府在和俄使谈判中商讨对策，南怀仁立即给尼果赖通风报信。当中俄双方为觐见的礼节发生争执时，南怀仁偷偷告诉尼果赖：康熙正和他的大臣们争论，康熙很愿意接见俄国来使，可是大臣们顽固地反对，康熙已派人去翻古书，查找古代接见外国使者的礼节。当中俄双方争执根特木儿问题时，南怀仁又告诉尼果赖：康熙决心要收复尼布楚和雅克萨，因为他知道这些城堡中俄兵不多，而且离莫斯科很远。南怀仁建议：“如果沙皇陛下不肯引渡根特木儿，那就应该毫不拖延地增派大批军队，加强这些城堡。”[87]他还咬牙切齿地对尼果赖说：“但愿上帝让他们（指中国人）能有一次看到沙皇陛下的武装力量，而让他们知道沙皇和他们之间的差别。”[88]南怀仁甚至偷了康熙手头的一张机密地图，上面画有“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标明了所有的城堡，每个城堡有多少人”[89]。南怀仁还协助尼果赖贿赂、收买政府的大官僚。尼果赖的报告里写道：“传教士带着礼物去见阁老（大学士），阁老起初不肯接受礼物，直到传教士说明……阁老才收下礼物。阁老答应为沙皇陛下的利益效劳。……阁老说：如果沙皇从莫斯科发来什么指示，他乐于出力。阁老还通过传教士给大使回赠了十张质量低下的貂皮。”[90]
由于耶稣会士在暗中捣鬼，尼果赖窃取了大量情报，后来他写成了关于中国的很厚的书。一个外国作家说道：“斯帕法里（即尼果赖）把耶稣会士的重要意见带回了莫斯科。如果再加上他在北京期间，由于耶稣会士的帮助而大量地收集了关于中国情况和兵力等等情报，在他离开的时候，留在北京的这群神父又变成了他的聪明而有用的朋友。他出使的使命不能认为是全部失败的。”[91]
尼果赖态度傲慢，撒谎欺哄，规避谈判边境争端，又在暗中进行阴谋活动，使中俄交涉陷于僵局，清政府对他很不满意。后来，康熙这样说过：“从前尔国尼果赖到中国时，行止悖戾。”[92]连和尼果赖串通一气的传教士徐日升也在通信中说：“尼果赖·加夫利洛维奇先生来此时，以恩主自居，表现了许多姿态。若不是我加以劝阻，他还会做出更多的这种事体。”[93]最后，清政府由于谈判不能取得进展，向俄方提出三条要求：（1）引渡根特木儿；（2）今后派遣来使，应通情达理，遵守中国礼法习俗；（3）保持边界和平。只有在这三个要求获得满意答复之后，才能够进一步谈判遣使和通商问题。清朝史籍中记载说：
谈判就这样结束了。一六七六年九月一日（康熙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尼果赖使团离开北京回国。清政府还抱着幻想，以为尼果赖回国以后，俄国政府也许会考虑中国方面的要求，停止侵略活动。它一直在等待俄国政府的答复。但是，以后的事实表明，清朝政府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了。
7．俄国在黑龙江中下游的进一步扩张（一六七六—一六八二年）
俄国的外交活动不过是对外侵略扩张的一个手段，它从来是和军事侵略活动互相配合，交错进行的。当尼果赖使团在中国进行交涉时，俄国在黑龙江上的骚扰一天也没有停止下来。当尼果赖刚刚到达黑龙江时，就有三百个俄国侵略军窜扰我根河地区，袭击当地的通古斯和布利亚特居民；尼果赖在北京交涉期间，又有一批俄军闯到精奇里江上游设立据点，勒索貂皮。据在这里收税的清朝官吏布喇代报告：“有罗刹五十人先我一日程往葛蒌河，差英那蒂、叶侵二人勒派喀萨奇每丁貂皮五张。英那蒂后云：‘我国大人住在乌龙江，已派取尔馨第哥儿矣。今于古地格所居之地，设立一庄，派取尔喀萨奇貂皮。明岁于毕雅儿、布哈所居之地复设一庄，以便派取苏定阿、穆禄等。’”[96]这一年内，俄军在这一带掠夺去二百零二张貂皮。为此，清朝官员向尼果赖提出了抗议。尼果赖竭力狡辩抵赖。他说在二十年前馨第哥儿杀了俄国人，所以现在逮捕了他。至于“勒派喀萨奇及设庄之事，我未与闻”。其实，正是他，一直在积极策划对中国的进一步入侵。尼果赖从北京返回俄国，经过海拉尔河、根河和额尔古纳河，他对这片广大的地区垂涎三尺，作了占领该地区的具体部署。他说：“如果在额尔古纳河或海拉尔河上建立一个城堡，那末在尼布楚和嫩江（指齐齐哈尔）之间的居民都可以臣服于俄国。”[97]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尼果赖的外交活动是和黑龙江上的军事扩张紧锣密鼓地配合呼应的。就在尼果赖到达北京的这一年（一六七六年），沙皇命令把叶尼塞斯克以东地方（除雅库次克督军区以外）统一归叶尼塞斯克督军统治，以便集中权力，统一指挥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活动。同年，俄国政府又调拨许多大炮、枪支以及制造铠甲的工匠到东西伯利亚各城堡。俄国侵略军以尼布楚和雅克萨为据点，倾巢而出，分路推进，一路向东南，出没于精奇里江及其各支流上；一路向南，窜扰额尔古纳河一带。正像帝俄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说：“一六七六年是在东西伯利亚推行积极政策的开端。”[98]
在此期间，俄国侵略军采取乌龟壳的推进策略，一面扩大强迫征税的地区，一面建立小的前沿据点；在这些小据点里，派驻军队，躲在乌龟壳里，逐步推进。在精奇里江方面，俄国不但不退出葛蒌河，反而于一六七八年派七十一个哥萨克进一步扩大骚扰，在精奇里江上游建立结雅斯克堡，对居住在外兴安岭的中国边境部族强迫征税。一六七九年，又进一步伸展其侵略魔爪，在西林穆丹河上游以及托莫河口分别建立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禅（俄国称多伦斯克）两个寨堡。清政府索伦总管卜吉尔代于一六八〇年报告：“罗刹执苏定阿、穆禄各一子，每丁勒取貂皮三张。闻罗刹今秋在于贩粮米，交貂皮，约所（？）罗刹筑室居住，每年冰解之时，弃室往居雅克萨。至秋复来，冬亦不去。罗刹约有七十人，所居之地，过乌龙江十五日程博尔麻塔河源区处。”[99]
俄国政府为加强前线的指挥权力，于一六八〇年把尼布楚地区划分出来，单独成立尼布楚督军区，派费多尔·沃依科夫为第一任尼布楚督军。同时又大量贮存粮食、军械，试种农作物，建立殖民农场，给哥萨克们发放全饷，把许多罪犯流放到尼布楚地区，以增加侵略兵力和劳动人手。总之，俄国侵略者从各个方面作好了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准备。
“（俄国）政府为追求增加实物税收，一六八一年下令在西林穆丹河扩大征税地区。”命令中写道：“在西林穆丹河建立寨堡，详细侦察，报告并绘制地图，招降异族人，并扣下人质。”[100]
为了执行这个命令，沃依科夫派遣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乘坐五艘平底船到黑龙江、精奇里江和西林穆丹河上进行考察。米洛瓦诺夫就是清政府文件中屡次指名的“英那蒂”，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侵略头目。一六七〇年他到北京进行过交涉，一六七五年又作为尼果赖使团的先遣人员再次到过北京，被誉为“又是外交家，又是向导，又是农艺家，又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他奉命于一六八一年五月初由尼布楚出发，沿黑龙江下航至精奇里江口，在精奇里江及其支流西林穆丹河上侦察。据他说，在精奇里江下游托莫河口的多伦禅寨堡，地点适宜，工事坚固，“修有射击工事和岗楼”，“托莫河下方有许多一望无际的牧场，非常肥沃，是适于种植庄稼的好地方，可与西伯利亚的一些牧场相媲美。在这里可以开辟大量耕地，可以让上千的或更多的国有农民来此移居”[101]。米洛瓦诺夫又从这里上溯精奇里江，到达布谅达河口，附近有“中国人和许多养鹿的通古斯氏族进行交易的地方”，再往上游航行，便是俄国于一六七八年建立的结雅斯克，由于寨堡已被大水冲毁，又因它离开交易地方太远，米洛瓦诺夫便决定把它迁移到布谅达河口以下，使它靠近交易地方和路口，以防止“通古斯人常常绕过原先的收税过冬地，不交纳实物税，就径赴交易地点，将好的貂皮作为贡物交纳给中国皇帝和卖给达斡尔人”。这个新寨堡建成于一六八二年，称为新结雅斯克。此外，西林穆丹河上还有两个俄国寨堡，“修有射击工事”，山上有各种木材，还有铁矿。米洛瓦诺夫在中国领土上东闯西窜，到处侦察，忽然听说中国官员在多伦禅和西林穆丹河上收税，这个恶棍竟想抢在中国官员前面，向当地人民收税。他的报告中说：“当时有很多达斡尔人（指清朝的达斡尔族官兵）到了多伦斯克，以便在西林穆丹河口为中国皇帝向养马的毕喇儿氏通古斯人征收实物税，因此，我急于从西林穆丹收税过冬地赶到多伦斯克，以便在达斡尔人征收实物税之前为大君主（指沙皇）征得实物税。”[102]中国官员对米洛瓦诺夫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挑衅行为十分愤慨，提出严重抗议，而米洛瓦诺夫却丝毫不掩饰俄国企图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中国索伦总管卜吉尔代向清政府的报告中说：“多伦禅等所居井奇里地方，有罗刹英那蒂等二十人，置板室，耕畎亩。询其故，彼云：派取喀萨奇、穆禄、苏定阿及采捕往雅克萨，甚近便，且耕其田，备糇粮，尤佳，故居之。”[103]
米洛瓦诺夫还偷偷摸摸地侦察了我国瑷珲旧城的废墟，旧城在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口以南，城里已没有居民，城墙高二至三俄丈（一俄丈约相当于二点一三米），有内外城。米洛瓦诺夫说：“异族人称它为瑷珲。”这里是十五世纪初明成祖修筑的一座古城，至十七世纪前期，由清朝额驸巴尔达齐管理，一六五一年遭到俄国匪帮哈巴罗夫的蹂躏，被放火烧光，昔日的繁荣富庶变成满目荒芜，一片凄凉。在瑷珲旧城的下游，有一处渡口，沟通着黑龙江两岸，江东的中国各族居民通过渡口和祖国内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人们收税、贸易、狩猎“就是从这里过河的”。在俄国侵略最猖獗的日子里，这一屹立在黑龙江边的渡口是联结两岸中国居民的强韧纽带。
米洛瓦诺夫妄想霸占中国领土，他在报告中建议在瑷珲旧城和渡口修建军事据点，以切断两岸中国人民的联系，分割和掠夺中国领土。但是，在他进行侦察的时候，清政府已在作军事抵抗的准备。一六八三年，清军进驻瑷珲，在此建立新城，米洛瓦诺夫的侵略计划才没有能够实现。
俄国侵略军除了侵占我国精奇里江地区以外，同时又向额尔古纳河进行扩张。由于这一带有丰富的银矿蕴藏，哥萨克们纷纷出动，寻觅矿藏，企图发财。他们抓住当地中国居民，要他们讲出矿藏地点，并勒索矿石样品。当矿石样品送回俄国时，“在莫斯科，人们波动起来了”[104]。一六七九年，沙皇手谕叶尼塞斯克督军和尼布楚头目，命令他们深入额尔古纳河流域，扩大征贡地区，调查银矿矿藏。一六八〇年，沃依科夫担任尼布楚督军以后，立即派遣一队哥萨克，沿额尔古纳河南进，向中国居民纳米亚辛通古斯人强迫征贡，并劫持了当地居民首领阿里汗和巴久汗作为人质。一六八一年，为了巩固新入侵的地区，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建立了额尔古纳堡（今黑龙江奇乾县附近），并发现了银矿矿藏以及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采银工场的废址。沃依科夫呈报沙皇说：“只要在额尔古纳河上建立寨堡，就能迫使这班纳米亚辛通古斯匪徒听话，并如数纳贡。”[105]一六八二年，沃伊科夫接到沙皇的敕谕，命他勘察和测定银矿矿区的范围，试行采银、炼银，筹划开办工场。
俄国侵占的地区越来越扩大，骚扰劫掠越来越频繁，这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康熙说：俄人“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真、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处”[106]。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居民都武装起来，时刻戒备着俄国侵略军的入侵。传教士南怀仁在通信中讲到当时吉林乌喇的情况：“在这座城市（吉林）中造船有特殊风格。居民拥有大量就绪的船只，用以抵御俄国人，后者经常来到松花江上和当地居民争夺采珠。”[107]“在此吉林城中，居民建造特种构造之船只，并备有众多就绪船只，溯江而上数哩，与俄国人作战，后者常至江上抢劫吉林居民采珠事业。”[108]
清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的希望。一六八一年，清政府派大理寺卿明爱、郎中额尔塞与俄国进行交涉。明爱等前往卜魁（今齐齐哈尔），派佐领罗尔木、隋珀率二十人到雅克萨，要求举行谈判，罗尔木指出俄方“违不相扰害之言，使尔二十人居我多伦禅所居之地，不亦谬乎？尔等速撤尔国人”。雅克萨俄军头目雅库（雅科夫·叶夫谢维也夫）蛮横地答复：“令人居多伦禅地方，乃出我刹汉汗（沙皇）之言而驻之者，未可撤回。”[109]并说：没有沙皇的命令，他不能和中国官员进行谈判。
隔了不久，俄国方面为了麻痹清政府，又派米洛瓦诺夫到齐齐哈尔，声称“井奇里、多伦禅所居之地，现造房屋外，不添造亦不添人。且差人禀明我刹汉汗矣”。这分明是玩弄缓兵之计，要长期霸占多伦禅。清政府严肃地向米洛瓦诺夫指出：“多伦禅原系我地。尔等造庐舍令人居住，殊为不合。尔等应徙尔人，如不徙，则边境起争，我以众力，必驱尔徙，彼时悔无及矣。”[110]
但是俄国对清政府耐心的劝说和严肃的警告置若罔闻，在这次谈判以后，俄国的侵略活动不但丝毫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它除了继续盘踞着尼布楚、雅克萨以及精奇里江、额尔古纳河流域之外，又开始了向黑龙江下游渗透入侵。一六八二年，雅克萨派出以弗罗洛夫为首的六十一个哥萨克，乘坐六艘平底木船到牛满河、恒滚河一带去扩大占领、强征贡税。弗罗洛夫在黑龙江下游建立了侵略据点杜吉根斯克寨堡。同时，另一部分侵略军也在鄂霍次克沿海和黑龙江下游建立了乌第斯克、图古尔斯克和聂米伦斯克等侵略据点，“他们汇合在一起，常常到各地抓人质”，“有一次他们遇到近三百名那脱基人和基立亚克人（即赫哲人和费雅喀人），他们打败了这些人，并把这些人的东西一抢而光”[111]。到一六八二年底，俄国的侵略魔爪越伸越远，它的军事据点已分布到黑龙江流域的下游直到海边。
几次谈判交涉都无济于事，一切抗议和警告好像耳边风。这时候，清朝政府已忍无可忍，但因忙于讨伐吴三桂叛乱，一时无力出兵反击。俄国侵略者反而以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软弱可欺，就像我国史籍中再三指出的那样：俄国侵略者“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112]，“梭伦（索伦）时被其害，子女参貂，抢掳殆尽”[113]。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作战的准备，一场反抗俄国侵略的战争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注释
[1]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第35页。
[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2～103页。
[3]这个数字是根据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上》和安德列也维奇《西伯利亚史》中所说。但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说有六百六十人，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说只有三百人。
[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6页。
[5]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8页。
[6]伊拉里昂·托尔布津是后来雅克萨战争中俄军主将额列克谢·托尔布津的父亲。
[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09页。
[8]同上书，第108页。
[9]同上书，第110页。
[10]吴兆骞：《秋笳集》卷二。
[11]杨宾：《柳边纪略》卷一。
[1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11页。
[13]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22页。
[14]参见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60页。
[15]另一种说法是督军奥布霍夫抢走了切尔尼戈夫斯基的妹妹。
[16]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四章。
[17]参见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
[18]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四章。
[19]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0页，莫斯科一九五八年版。
[2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22页。
[21]同上书，第130页。
[22]参见列别吉夫等编：《苏联历史文选》第一卷，《尼布楚总管舒利金谈巴翁托夫通古斯人起义的呈文》（一六七七年十一月）。
[23][2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2页。
[25]同上书，第137页。
[26]同上书，第145页。
[27]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12页。
[28]同上书，第115页。
[29]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72页。
[30]同上书，第270页。
[31]同上书，第273页。
[32]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23页。
[33]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序言。
[34]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75页。
[35][36]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46页。
[3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7页。
[38]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45页。
[39]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序言。
[40]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46页。
[41]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2页。
[42]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33页。
[43]阿尔金汗是喀尔喀蒙古的领袖之一。他是扎萨克图汗的亲支和部属，统治管辖范围在蒙古的西北境乌布苏泊附近。十七世纪初，他是蒙古族中很强大的一支，势力和名声远达西伯利亚和中亚细亚。第一个阿尔金汗是后来称扎萨克图汗的素巴第的叔父硕垒乌巴什。一六一六年，俄国使团第一次到硕垒乌巴什那里去，此后硕垒乌巴什的儿子俄木布和孙子罗卜臧台吉额林沁相继称阿尔金汗。一六三七年，阿尔金汗随同喀尔喀蒙古全体向清朝奉“九白之贡”。一六五五年，清政府封喀尔喀蒙古八个最强大的领袖为扎萨克，额林沁就是其中的一个。但额林沁以后和俄国勾结，于一六六二年弑杀扎萨克图汗旺舒克（额林沁之侄），因此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之间的长期战乱。关于阿尔金汗和俄国交往的详细情形，可参见霍渥斯：《蒙古史》第一卷，第八章。
[44]有些历史书中说：早在一五六七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就有沙皇伊凡四世派遣的使者彼特罗夫和雅鲁契夫到过北京。由于没有带来礼物，未能晋见隆庆皇帝，他们回俄国后写下了出使报告。这是中俄两国政府交往的开始。但许多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所谓一五六七年彼特罗夫和雅鲁契夫的出使是虚构的，它就是后来一六一八年彼特林和孟多夫出使的舛误。一五六七年的出使报告与一六一八年的出使报告内容雷同，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同一个文件。而其中提到蒙古地区佛教的盛行、三娘子在内蒙古地区的权威、努尔哈赤与明朝军队在东北作战，都是一五六七年以后的事情。可见一五六七年的出使报告是靠不住的，它不过是一六一八年彼特林和孟多夫出使报告的另一种文本。
[45]明神宗万历给俄国的信件，参见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972年）》，第7页；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72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24号文件。但信件的内容和语气不大像中国皇帝颁发的书信，可能是接待俄使的中国官员发出的书面文件。原件已遗失，仅存俄译文。内容如下： “中国皇帝万历谕俄罗斯国二使者曰：尔可往来通商。尔为大国，而中国亦不小也。可将吾两国路途上障碍扫除，俾得往来便利。尔可将俄国宝物携来此，朕亦将我国丝绸赠给尔等，使汝等归回也。下次来时，可偕尔国王之使人同来。尔若有国书，朕亦给尔国书也。尔有书来，朕甚欢迎。贵国与中国相去万里，言语不便，故朕不能遣使往尔国。朕今给尔此书，使尔晓谕朕意。我国皇帝不离本国，亦不许其臣民商人等远离本国也。” （译文系根据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第529页）
[46]明思宗崇祯给俄国的信件，参见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972年）》，第7页；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73页；《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51号文件。这封所谓“崇祯国书”据说是一个名叫维尔希宁的哥萨克于一六四二年带回俄国的。俄文译者说：颁发信件的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儿子朱汉继。按，万历的儿子名常洛，庙号光宗，年号泰昌，一六二〇年在位仅一个月，从时间和名字看都和这封“国书”对不上。又，一六七五年这封国书第一次译成俄文，译者附说此国书写于二十六年前，二十六年前应为一六四九年，当时明朝已灭亡，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国书”。《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编者说：这封国书是一六四二年维尔希宁带回来的，当时正是崇祯皇帝在位的时间，但崇祯是万历的孙子，不是儿子；崇祯名朱由检，不是朱汉继。当时，维尔希宁可能到了明朝的某个边境地区进行贸易，但是一六四二年托木斯克督军卢勃科夫·莫萨尔斯基向政府报告维尔希宁中国之行的情况时并未提到他带回了“国书”，甚至也并没有说维尔希宁到过北京，所以我们对这封“国书”的来历还只能抱存疑态度。这封书信也无原件，仅存俄文译本，内容如下： “吾父在位时，大俄国皇帝之商民尝来我国通商。朕今即位，竟无商人来此。吾父在时，大皇帝之民来此者，皆得睹天日。朕今即位，而商民人等无往来也。以后若有来此者，朕甚欢迎，必加惠远人，使之光明如在天之月也。尔今贡麋角两付，朕赏还汝绸缎七百匹，并给尔国皇帝玉杯三十二只。尔进贡珍贵物品，朕亦加倍赏赐尔也。朕已令卫士三千人，护送来使三人出国境一日程也。” （译文系根据张星烺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第530页）
[47]顺治帝敕书原文：“谕鄂罗斯国察罕汗曰：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清世祖实录》卷九一，第20页）许多历史书上说这封敕书是给巴伊可夫使团带回俄国的，这显然是弄混了。按《清实录》所记时间是顺治十二年乙未四月，即一六五五年五月，这时候巴伊可夫正在路上，尚未到达北京。而且巴伊可夫在北京与清政府起了争执，清政府对他很不满意，并没有送给他礼物。这封敕书应是给先遣使节阿布林的。
[48]有些书上说，巴伊可夫使团是由额尔齐斯河经甘肃到北京，这是错误的。巴伊可夫来华的行程，虽个别地方还有疑问，但大体上的路线是清楚的。使团取道斋桑湖、哈巴河、乌伦古海，在喀喇额尔齐斯河的河源处越过阿尔泰山，经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三音诺颜部、呼和浩特、张家口到达北京。
[49]转引自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153页。
[50]十七世纪，俄国的外交使节分为三级：第一级是大使，由杜马大贵族或内大臣充任。一六八九年尼布楚谈判中的戈洛文是大使级。第二级是公使，由内大臣、御前大臣或大商人充任。一六七六年到北京的尼果赖是公使级。第三级是信使，由秘书或商人充任。巴伊可夫、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都是信使级，其任务仅限于传递文件。
[51]《清朝文献通考》卷三百，《四裔考·俄罗斯》。
[52]中国厄鲁特蒙古地方当局派“头目五人、跟役十九人”护送巴伊可夫使团前来北京，其中有译员。清政府曾两次设宴犒劳护送人员，参见《内阁学士奇车伯宴请护送俄国来使之厄鲁特头目》（顺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3]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39页。
[54]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52页。
[55]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99页。
[56]这里所说“俄罗斯一一六五年”是“俄罗斯七一六五年”之误。俄历七一六五年即公历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
[57]《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五，第2～3页，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乙卯。
[58]方拱乾：《绝域纪略》。
[59]《尼布楚总管阿尔申斯基给沙皇的报告》（一六七〇年），转引自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二件。
[60]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61]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39页。
[62]《故宫俄文史料（清康乾间俄国来文原档）》，第267页，故宫博物院一九三六年版。
[63]孟格德是达斡尔人，通蒙古语和俄国语，曾几次被派往尼布楚与俄国当局进行交涉，后为副都统。据《黑龙江志稿》卷五四《人物略》上：“绰奔，达虎里（达斡尔）苏都里氏，世居黑龙江，清初以众百余人来归，授骑都尉。弟孟额德（孟格德），副都统。”
[64]《康熙帝为索还逋逃根特木尔给俄罗斯察罕汗敕谕》（康熙九年五月十三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俄译文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133号文件。
[65]张玉书：《外国记》，见《昭代丛书》，辛集补编。
[66]《清圣祖实录》卷三七，第3页，十年十月十四日壬辰。
[67]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68]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43页。
[69]曼考尔：《俄国和中国》，第69页。
[70]转引自上书，第81页。
[71]尼果赖使团来华所经路线和以前的使团不同。以前，像巴伊可夫、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都沿额尔齐斯河上溯，从中国的西北入境，经过准噶尔和蒙古地区。而尼果赖负有考察西伯利亚的任务，因此跨越西伯利亚，从我国的东北入境。其路线是：从莫斯科出发，越乌拉尔山，至托博尔斯克，由此乘船，沿着西伯利亚的几条大河流航行（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克特河、安加拉河），渡贝加尔湖，至色楞格斯克和尼布楚，由此向东南，渡过额尔古纳河，经过根河、海拉尔河、扎登河、雅鲁河，到达卜魁（今黑龙江齐齐哈尔）。
[72]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57页。
[73]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291页。
[74]同上书，第296页。
[75]《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76]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01页。
[77]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70页。
[78]同上书，第330页。
[79]《康熙帝召见俄罗斯察罕汗来使米库赖等》（康熙十五年五月十五日），又《康熙帝召见俄罗斯来使米库赖并赐饮》（康熙十五年六月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0]这四封信件由尼果赖带来中国。据尼果赖说：俄国没有译员，看不懂信件内容，要求中国方面翻译。其中前两件是二百六十年前明成祖（永乐）给当时黑龙江地方官吏的文件，并不是中国给俄国的信；第三件是一六六〇年（顺治十七年）由佩尔菲利耶夫和阿布林带回俄国的；第四件是一六七〇年（康熙九年）由米洛瓦诺夫带回俄国的。应尼果赖的要求，清政府命外国传教士把这些信件译成了拉丁文。
[81]据尼果赖说：“北京有十三个俄国人，其中有二人是在黑龙江上被俘的。其他的人都是从前线城堡特别是从雅克萨逃来的。……康熙皇帝给他们薪俸，替他们娶妻，让他们工作。现在他们在教中国人骑战和步战中使用火枪，其中一个托博尔斯克人曾写信告诉他的兄弟。这个家伙现在是部里的译员，他对俄文能读能写，又学习了中文，所以他能翻译任何俄国文件。”（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77～378页）
[82]《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所提各项事宜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3]《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4]《理藩院为俄使尼果赖呈递国书及会谈经过情形送内阁抄奏咨文》（康熙十五年七月初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85]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56页。
[86]同上书，第337页。
[87]同上书，第395页。
[88]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68页。
[89]同上书，第378页。
[90]同上书，第356页。
[91]巴夫洛夫斯基：《中俄关系》，第118页，纽约一九四九年版。
[92]图理琛：《异域录》。
[9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91页。
[94]《清朝文献通考》卷三〇〇，《四裔考·俄罗斯》。
[95]《东华录》，康熙朝，卷一八。
[96]《理藩院奏报罗刹勒派喀萨奇貂皮并设庄情形》（康熙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按：报告中所说“葛蒌河”或称古里河、急流河，即今苏联境内之基柳伊河，明初这里设有古星河卫。喀萨奇、毕雅儿、布哈都是中国索伦族的某部。
[97]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420页。
[98]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46页。
[99]《理藩院奏报罗刹入侵情形》（康熙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报告中所说“博尔麻塔河”亦称布尔马代河或卜鲁丹河，在雅克萨东北，明初曾在这里设立卜鲁丹卫。
[10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56页。
[101]《米洛瓦诺夫给尼布楚督军沃依科夫的报告》，见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九件。
[102]《米洛瓦诺夫给尼布楚督军沃依科夫的报告》，见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九件。
[103]《命遣大臣宣谕罗刹退还侵地探彼情形》（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04]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36页。
[105]同上书，第152页。
[106]《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107]一六八二年南怀仁通信，转引自约瑟夫·德奥莱昂：《中国两个满洲征服者的历史》，第76页。
[108]同上书，112页。
[109][110]《命遣大臣宣谕罗刹退还侵地探彼情形》（康熙二十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11]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下篇，第四章。
[112]《平定罗刹方略》卷二。
[113]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