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俄尼布楚谈判（上）
1．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一六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尼布楚城在黑龙江（石勒喀河）和尼布楚河的汇流处。黑龙江向东稍偏北，汹涌地流泻着。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河面约宽一里。尼布楚河从北面几百里的外兴安岭万山丛中，奔腾来汇。两河汇流处形成平坦的三角洲，尼布楚城就筑在这里。城不很大，高大的炮楼和教堂的塔尖耸立在低矮的房舍之间。它坐落在尼布楚河的东岸上，南距黑龙江约有二里。尼布楚河西岸不远处，有一连串山岭，这里是尼布楚城的制高点，山上长着枞树和桦树，隐约可望见山上的房舍、十字架，大概设有俄军的岗哨和工事；尼布楚城东北稍远处有略微低矮的山丘，树木很少，山丘向北延伸，逐渐低平，山坡上有蒙古人和索伦人开辟的小块农田；尼布楚城北，地势略平，黄羊、野兔出没于草丛林间。尼布楚河注入黑龙江处，冲刷出一个大河湾，形成天然的船只停泊场。黑龙江南岸，山峦起伏，树木繁密，郁郁葱葱，却没有开阔的平地。中国使团到达以前，接连下了几天大雨，江水暴涨，道路泥泞，到处布满了水洼和沼泽。
尼布楚城外的俄国人都撤进了城，在当地放牧的布利亚特蒙古人、索伦人、温科特人也被俄军赶到西北几十里以外的山上去了。在山侧溪畔偶然可以见到几处房舍、窝棚，但居民都不见了。
清军的一百艘木船整整齐齐地停泊在两河合流处的河湾里，岸边搭起一座绿色大天棚，与木船相连接，地方宽敞，来往方便，成了中国使团每天聚会议事的地方。使团的营帐扎在黑龙江南岸。驻地按“旗”划分，每一个旗由士兵的帐篷围接成一个圆形幔城，高级将领在幔城的中央设帐幕，帐幕前分列长戟六杆，幔城正门竖起绣着金龙的大锦旗，两旁安设炮铳两门，这样的幔城共有九座。一些士兵、文官和夫役的帐篷散布在幔城外面。远远望去，彩色缤纷的幔帐、旗帜掩映于山谷林际。入夜，木船和各个帐篷高挂着大灯笼，灯光倒映入江心，犹如一片灿烂繁星。
尼布楚城已戒备森严，城头上的大炮对准着黑龙江江面，俄军持枪执械，往来不息地巡逻守望，城外挖了壕沟，树起了拦马栅，许多新工事还在紧张地施工。后来，城堡前又临时搭起两座帐篷，因为尼布楚城已经变成军事碉堡，城里还关押着许多作为人质和“舌头”的当地居民，不能让中国人进城。这两座帐篷就作为临时接待中国人的会客室。帐篷旁安放着十二尊野战炮，每座帐篷有一百二十名火枪兵守卫。城上经常吹起军号，发出凄厉的呜呜声。这里一点没有和平会谈的气氛，反倒像一个阴惨惨的屠杀场。
中国使团到了尼布楚，立刻就产生了怀疑和忧虑，因为俄国信使洛吉诺夫在北京告诉清政府：俄国使团已定于本年二月从乌的柏兴前往尼布楚，路上约需半个月。清朝官员以为，俄国使团已早到达尼布楚，一定等候很久，快要不耐烦了，因此急急忙忙地赶来。出人意料的是：俄国使团不但不在尼布楚，而且连到达的确切日期也没有。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自己要在这里等候多久？中国使团只带了五个月的粮食和用品，来时路上花了四十九天，如果计算返回的行程，在尼布楚等候加上谈判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半月，否则粮食就不够了，衣服也抵不住黑龙江上早来的寒风，这一次六千里的艰难行程，是不是又像第一次出使那样要徒劳往返呢？这怎能不使人怀疑和担心？还有，中国使团的驻地是俄国人提出的，初来时俄国人说“江南牧草好，江北牧草甚劣，请住于江南”[1]。谁知，适得其反，黑龙江南岸多高山、树林和沼泽，没有高旷开阔的平地，牧草很少，几万头供食用和运输需要的马驼牛羊找不到合适的牧场，甚至许多营帐无地可驻，泡在低地的水里，这怎能不使人焦急和忧虑？
索额图到达尼布楚的第二天（即八月一日）就写了一封信给戈洛文，请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毫不耽搁地送去，信中敦促俄国使团赶快前来尼布楚，并把中国驻营地的困难告诉了戈洛文。据张诚转述，这封信的大意如下：
戈洛文使团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自然，他没有忘掉尼布楚会谈，而是为了准备会谈正在大忙特忙。他仍然停留在乌的柏兴，继续在镇压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反抗，逼胁他们“归顺”俄国。戈洛文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看作中俄谈判胜败的关键。这里关系到俄国的重大殖民利益，可能成为未来中俄谈判中棘手的争端，而当地人民激烈的抗俄斗争，将会严重地削弱俄国的谈判地位。他必须扑灭抗俄斗争的火种，牢固地占领尼布楚的这片后方，才能大胆放心地走进谈判的会场。噶尔丹击溃了喀尔喀蒙古的军队，中国内部的这一场叛乱给俄国造成了千载难逢的时机。他正好利用这一时机对失去领导的喀尔喀蒙古各部强行肢解，各个击破。他在谈判以前要干的事很多，只嫌力量不够、时间不足。因此他迟迟没有前往尼布楚。
一六八九年三月，戈洛文洋洋得意地向老沙皇报告自己对当地居民进行血腥征服的功绩。他说：“前来永世称臣，接受大君主（指沙皇）崇高专制统治者已有一千多帐篷，并把人质交到色楞格斯克。”[3]以后，俄军又绑架了八个蒙古领主，强迫他们签订“归顺”条约，扣押他们的子女亲人作为人质。同时，戈洛文也在为加强谈判现场的军事力量作准备。为了把大批军队、粮食和军用物资运往尼布楚，他遣人四出，强征夫马，搜抢粮食，一次就征用蒙古塔邦古特部和多伦哈顺部的一百五十匹马、布利亚特人的二百二十匹马。他还“向团长安东·冯·施马伦贝格发出紧急指令，命令派该团火枪兵到各村去寻找粮食，可根据登记单在海（指贝加尔湖）彼岸所有各类居民家中搜寻”[4]，“又令伊凡（即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在涅尔琴斯克寨（即尼布楚）及其附近尽可能构筑工事”[5]，并逼迫尼布楚当地的中国居民迁往远处。一六八九年的上半年，戈洛文正在进行绑架、抢劫、强迫迁徙以及种种镇压活动，为巩固后方和加强谈判现场的军事实力而大忙特忙。
六月二十四日，戈洛文才从乌的柏兴出发，他在给清政府的信件中反复强调人数相等，要求中国使团只带五百名士兵参加谈判，而自己的军队除一百二十人留在乌的柏兴，六十人留在楚库柏兴之外，全部开往尼布楚，有一千七百多人。加上原在尼布楚的六百名俄军[6]，总数为二千三百余名俄军。此外，还有叛徒根特木儿编练的三百名军人，埋伏在尼布楚东北的山中。一本俄国历史书中写道：“决定外贝加尔地区命运的时刻到来了，忠实于俄国人的根特木儿王爷武装了他的通古斯人，来增援我方队伍。俄国人采用了示威性手法以迷惑中国人，在涅尔琴斯克东北面的山上出现了俄国人的步兵和骑兵，向中国人表示俄国的援军已到达，而这些人马还是根特木儿的原来的那些人马。”[7]戈洛文以为：拼凑了这二千六百多名俄军和伪军，加上精利的火器和新建的工事，将可对中国使团获得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中国使团迅速地来到尼布楚，使戈洛文感到很意外，特别是：中国方面没有相信戈洛文所说只带五百名士兵来的鬼话，为了保证使团的安全，所带护卫部队在二千五百到二千九百人之间，还有大量运输后勤人员，力量与俄国方面大体相当，戈洛文要在军事力量上压倒中国的企图成了泡影，使他大为丧气。但他不甘心在双方力量均等的情形下立即进入谈判，因此故意拖延行程，争取要在谈判以前，以外交礼节和国际法为借口，责难和折辱中国，使中国使团处于被动地位。一场尖锐复杂的外交斗争正在展开，这场斗争是清朝封建官员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2．谈判前夕俄方的无理指责和中方的驳斥（八月二日—八月十八日）
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后，与尼布楚的俄国督军弗拉索夫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八月二日，俄国第一次派信使瓦西利·卢托维诺夫携带戈洛文的信件来到中国营地，卢托维诺夫在说明俄国使团“因于途中遇有雨水，行走艰难，以致延误日期”[8]之后，就对中国使团提出了一连串无理指责。戈洛文信件中和卢托维诺夫口头上提出的指责有以下几点：
（1）中国使团及护卫部队突然到达尼布楚，为什么不按外交礼节和国际惯例事前通知俄国？
（2）中国使团为什么带来这么多军队和物资？“是不是要来打仗？”“如果真心想要讲和，恐怕不会带这么多的队伍同来。”[9]
（3）中国军队一路骚扰，行为粗暴，甚至“杀人行凶之事也屡有发生”[10]，中国军队“经过雅克萨时，附近有两个俄国方面的人被杀”[11]。
（4）前往北京的俄国信使洛吉诺夫等为什么还没有回到尼布楚？是否被扣留在北京？
（5）中国军队驻扎在尼布楚对面，“离城太近，和国际公法不符”[12]，“这在周围任何国家，均无此惯例”，必须“沿石勒喀河而下，退至阿穆尔河河口（实指额尔古纳河河口），并在该地停泊到使臣会谈结束。如果该军队长官拒绝如此行事，而向上游航行，则同其使臣的谈判与会晤，将都不能举行”[13]。
中俄谈判前夕，争辩集中在这五个问题上。从七月三十一日（中国使团到达尼布楚）起，到八月十八日（俄国使团到达尼布楚）止的十九天内，戈洛文接连四次派出信使到中国使团的营地（瓦西利·卢托维诺夫于八月二日到达，潘克拉特·巴巴耶夫于八月七日到达，瓦西利·卢托维诺夫于八月十日第二次到达，谢苗·瓦西里科夫于八月十六日到达），再三地对中国方面提出强烈的指责，企图在谈判以前把中国置于被控告的不利地位上。
索额图对俄国方面的指责逐一作了针锋相对的答复，并于八月十二日派侍卫罗多浑[14]、员外郎喇喜迎着俄国使团的来路，行至鄂嫩河上回访戈洛文，就某些问题当面作了说明。这场争论很激烈，而俄国方面的指责却是毫无道理的。
第一，戈洛文指责中国使团违反国际惯例，突然来到尼布楚，事先没有通知俄国，这一指责完全不合乎事实。中国使团从北京出发以前的半个月，即五月二十七日，已派官员玛尔干等四十五人随同三名俄人先期到尼布楚送信。信中言明：中国使团将于“四月二十六日”（公历六月十三日）出发，预计六月（公历七月底）到达。中国使团的行程与这一信件中的预先通知完全吻合。这一信件于中国使团到达之前一个月送至尼布楚，随即转给戈洛文，可见事前没有通知的指责明明是扯谎。并且，中国使团分水陆两路行进的途中，又屡次派人将使团的行程随时通知了俄方。郎谈、萨布素等从水路前来，曾两次派人预先通知雅克萨俄国当局；索额图等从陆路行至克鲁伦河，也派左庶子琛图等前往尼布楚预先通知到达日期。索额图列举了这些事实，答复俄使说：“预先告知之例，已再无如此守信者也。”[15]这就完全驳倒了俄方所谓违反国际惯例、没有事先通知的指责。
第二，戈洛文早已从各方面获得情报，明明知道中国方面“非常愿意和好”“很希望和平”，但他故作姿态，硬说中国使团是带兵来打仗的。对此，索额图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说明自己“仅带侍从以及派遣使用之官兵”。此外，“我驻防东北将军萨布素等，系专为管辖黑龙江等处之人，勘界事宜完毕后，将交付伊等管理。故伊等亦由水路从雅克萨前来尼布楚”[16]。据传教士张诚说，索额图“运用自己的全部说服力使他（俄使卢托维诺夫）相信我们所企求的也只是坚定持久的和平”，“竭力使他相信，此来是为了缔结和约，并无其他意图”[17]。中国使者罗多浑、喇喜往见戈洛文时，再一次解释“钦差大臣（指索额图）到涅尔琴斯克，途经蒙古土地，如不增加人，则无法前进”，中国使团此行“不是为了打仗，而是抱着缔结永久和约的目的而来的”[18]。事实上，戈洛文从乌第斯克到尼布楚，路程近得多，随带士兵却达一千七百人之众。索额图还进一步指出，“你前年来文内称带官员五百、兵丁五万人前来议事等语”[19]。俄国的这个通知，曾使清政府感到惊讶，但清政府没有被俄国的虚声恫吓所吓倒，也无意在谈判现场从军事上压倒俄国。康熙特为此下达谕旨说：“盖因伊国之规定，而须带如此众多之人前来。朕并无恶意，会议之际，兵丁众多又有何妨？着你等仅带侍从以及派遣使用之官兵。着黑龙江将军以船只运载你等两路人员所食用之粮米。”[20]由此可见，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仗架势，想以兵多压人的恰恰是俄国而不是中国。
第三，俄国方面指责中国士兵“杀人行凶”、行为粗暴，更完全是造谣污蔑，血口喷人。索额图严正地否认了这种无理指责。索额图声明：中国方面已严令所属官兵遵守纪律，不许侵害俄国人，“违者处以死刑”。至于雅克萨有两个俄国猎人被杀，与中国无关，中国方面并不知情。索额图说：中国方面“将与我方交战时所获之人，不予杀害而放回，岂有暗杀行猎人之理耶？”[21]事实上，所谓雅克萨两名俄人被杀，是俄方故意捏造的。雅克萨俄军头子拜顿在报告中说：中国军队路经雅克萨，“似乎是为了进行会谈，而对阿尔巴津（雅克萨）以及其附近所种的庄稼并未受命采取任何行动”。雅克萨当局派到戈洛文处的信使费利卡还当面告诉戈洛文：“中国人平静地驶过阿尔巴津，并没有寻衅。”[22]尼布楚的俄国督军弗拉索夫也“极力颂扬从陆路到来的使团首脑礼貌周到”[23]。可见俄国方面指责中国士兵“行凶杀人”纯属恶意污蔑。戈洛文于八月八日给索额图的信中说：“在贵方行动中我等虽然尚未发现贵方军队对和议有何抵触，但其行径无疑是违反国际法的，何况许多坏事可能由此产生。”[24]既说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行动对和议有抵触，又说中国军队“杀人行凶”“为了打仗”“违反国际法”，这岂不是前后矛盾、自打耳光？
第四，戈洛文借着俄国信使洛吉诺夫还没有返回尼布楚而大做文章，再三对中国使团进行质问，用意是想诬蔑清政府把洛吉诺夫扣押在北京。索额图回答说：“你伊凡·洛吉诺夫由京城先于我等启程，此事属实。”同时又解释：中国使团走的是呼伦贝尔以西的小路，距离较近，洛吉诺夫等人由于要到齐齐哈尔取他们留在该地的一批马驼，故“绕行而来”。而且洛吉诺夫等得到清政府的许多赏赐，又在北京大做生意，“驮载沉重，行止驮卸以致延误行程等，不可料定”[25]。为了堵塞俄方的口实，索额图建议由中俄双方派人一起顺着洛吉诺夫等的来路去迎接。不久，洛吉诺夫等果然从额尔古纳河方向出现，于八月十日到达尼布楚。
第五，戈洛文指责中国使团和护卫部队驻在尼布楚对岸是“兵临城下”“和国际公法不符”，先是要求中国方面撤到额尔古纳河口。这一要求十分荒谬，因为额尔古纳河口距尼布楚八九百里，撤往该处，两国使团相距近千里，怎能坐到一起进行谈判？中国使团说：“既然你我以和好之礼，相会议事，住于近处，也仅为便于行走议事，并无恶意。”[26]后来，俄方又要求中国使团往下游方向撤退，中国使团为了排除会谈的障碍，愿意撤退到稍远处。索额图对卢托维诺夫说：“果于下游有移驻之地，我等亦可改牧于下游。我等并非以此地方为紧要之地而驻扎，实为除此地外，别无可驻之地。如今江水涨溢，流入我营地。你若不信，请瓦西利（即卢托维诺夫）乘我之骑察视，怎可瞒你？”[27]索额图还“希望瓦西利能同他们的人（指中国方面人员）一起去寻找可以安营之地，只要能找到，他们便准备撤往该地”[28]。俄国方面既不肯让中国使团渡江到北岸来，在南岸下游又确实找不到可供驻扎放牧的地方，以后也只好无形中取消了这一无理要求。
戈洛文的一切指责和刁难全都落了空。中国使团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必要的驳斥，不卑不亢，合情合理，使俄方使者理屈词穷，无言可对。连奉命来对中国提出一连串指责的卢托维诺夫也不能不承认中国方面确有实现和平的诚意，“他在路上告诉官员们（指清朝官员）说：得知我们意在和平，他非常高兴”[29]。
3．会议时间、地点和形式的商定（八月十九日—八月二十一日）
戈洛文既不能在军事力量上压倒清军，又不能用外交惯例和国际法难住中国使团，他无计可施，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只好于八月十九日进抵尼布楚。[30]他剩下的一手就是在中国使团面前装排场、摆架子，炫耀自己高人一等的尊贵姿态。他到达尼布楚时，大批俄军出动，强押三百名中国索伦族（通古斯）居民远道前去“欢迎”，并坚持中国使团的木船让道回避，移往下游。中国方面为争取早日举行谈判，作了必要的让步，将木船暂时驶向下游，以后征得戈洛文同意才又回驻原处。
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当天，即八月十九日，双方互派使者，就会谈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进行磋商，使者往返于尼布楚城和中国营地之间，经过两天的紧张磋商，终于达成了协议。
双方能够较快地达成协议是由于中国方面做出了很大让步。索额图表示：会谈何时何地举行以及双方随带多少人员“让给俄国全权特使去决定”[31]，“中国钦差大臣愿意听从全权大使的决定”。只是希望“会谈地点设在旷野帐幕中”，“距石勒喀河（即黑龙江）较近的岸上，因为钦差大臣把许多人马由石勒喀河彼岸摆渡到此岸，困难很多”[32]。因此，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几乎都是戈洛文决定的。
在磋商过程中也不是没有斗争的。当双方已议定中俄各有三百人进入谈判现场之后，中国方面提出：在谈判现场的士兵，除刀剑以外，不得携带火器。戈洛文表示反对，说：“全权大使所带士兵如不带武器，则不成体统。”[33]经中国方面坚持，戈洛文才勉强同意中国方面的提议。但后来会谈时，戈洛文却违反协议，让俄军偷偷地带着手雷，进入谈判现场。
中国的使者又说明：中国使团将乘坐木船前往谈判会场，除进入现场的三百人外，另外将在木船上保持五百名士兵。戈洛文气急败坏地立即提出一连串质问：“钦差大臣是否乘很多木船渡河？船上士兵和差役是否很多？这些士兵是否带有什么军用物资？”并攻击中国使团“想随心所欲地令大量人员登上木船”，“这些木船停泊在会议地点附近是不适宜的”[34]。
中国使者冷静地回答：中国使团的木船将有三十艘，木船的停泊处至会场的距离将与尼布楚城至会场的距离相等。木船上不带军用物资，但必须保持五百名士兵。因为，由戈洛文指定的谈判会场距尼布楚城只有二百俄丈，而尼布楚城内有大批俄军，中国方面根据“双方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的原则，理应在木船上保持五百名士兵。如果戈洛文不同意中国保持五百名士兵，则请戈洛文告知中国，尼布楚城内的俄军有多少？中国方面将在同等的距离内保持同等的兵力。这一席话说得戈洛文张口结舌，无言对答。
中国方面同意戈洛文将谈判会场设在尼布楚城附近，处在俄军瞬息可达和炮火射程范围内，这是极大的让步。当然，戈洛文就没有理由再反对中国在同等距离上保持五百名士兵。经过辩论，他不得不同意中国的要求。双方同意会谈的安排“应在每一件事上平等”，并达成如下协议：
（1）第一次会议于八月二十二日举行。
（2）会议地点：在尼布楚河岸边，距尼布楚城二百俄丈处。
（3）双方于会议地点自设帐篷，其中一个相互连接，备会议之用。会议帐篷内的座位相对，任何一方不得尊于对方。
（4）进入谈判现场之使臣，官员各为四十名，卫兵二百六十名。卫兵侍立于会议帐篷十俄丈以外，除刀剑斧钺外，不得携带任何火器。
（5）中国使团乘坐的木船，“停泊之处至会议地点的距离，应与涅尔琴斯克至会议地点的距离相等”，船上可保持五百名士兵。
（6）双方各派人员在谈判现场进行检查，“防止人员随意增加”。
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中俄双方各派人员至会议地点按照协议，进行丈量，标明双方应带人员及警卫的位置，然后搭设帐篷，为次日的正式会谈做完了必需的准备工作。
4．第一次会议（八月二十二日）
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拂晓，中国使团的营地上灯火通明，人喧马嘶，热闹异常。清政府等待将近三年之久的中俄谈判今天就要开始了，官员和士兵们从半夜里就起床，忙忙碌碌地进行准备。天色渐渐明亮，大家集合上船，几十艘木船横渡黑龙江，停靠在江北岸，士兵们登岸在附近的柳树林中休息，等待索额图等谈判使臣到来。
忽然，一个俄国军官带着一批俄国兵，气势汹汹地走过来，对着正在休息中的中国士兵指手画脚地吵骂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译员把话译出，大家才明白：原来俄国方面提出了新的指责，说根据前天的协议，中国的五百名士兵只能留在木船上，不准离船上岸。现在中国士兵在附近岸上休息，“与会议地点的距离比原定的近了一些”[35]，这就是破坏了协议，破坏了平等原则，违背了国际法，威胁了谈判现场的安全。这个俄国官员奉戈洛文之命，前来提出指责。就是为了这点事情，“俄国人提出了抗议，并废弃了那个协议”[36]。
真是平地又起风波！驶到北岸来的木船只有三十艘，容量很小，船上运载着八百名士兵和一百匹马，十分拥挤（其中有三百人被允许进入谈判现场）。两国使团会谈的时间还不知道有多长，会议期间，士兵和马匹必须挤在船上等候，连在附近岸上坐一坐就是破坏了协议和平等，威胁了谈判现场。这算是哪门子的国际法？明明是有意刁难！
俄国的这一指责不能不使中国使团感到气愤和怀疑。谈判地点已按戈洛文的要求设在离尼布楚城只有四百公尺的地方，如果说对谈判会场有什么威胁的话，那也是来自尼布楚城头上的大炮和二千三百名战备状态中的俄军，而绝不是来自坐在柳树林里休息的五百名中国士兵。中国方面做了很大让步，好不容易才促成了谈判的开始。现在戈洛文又节外生枝，在五百名士兵上岸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要“废弃协议”，停止会谈。他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特别是，有的谈判使臣“在与俄罗斯人办事时曾一再受欺”[37]，不相信俄国方面有谈判诚意，甚至怀疑俄国不许中国士兵上岸有不可告人的阴谋：是不是要发动突然袭击，劫持谈判使臣作为“人质”呢？
中国使团临时进行了紧急磋商，终于要求谈判的心情占了上风，决定作一次努力，派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向俄方进行解释。
两个传教士前往俄营去见戈洛文。由于有中国官员一同前往，传教士们多少要掩盖一下他们和俄国勾通的关系。但是，在和戈洛文相互致候时，他们之间相当露骨地打了招呼。戈洛文说：“希望他们从耶稣教的愿望出发，能够倾心于全权大使。”传教士说：“按自己信仰，有责任在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务中，对基督教徒给予帮助。”[38]
他们真的给戈洛文帮了忙。他们懂得，戈洛文这一套是外交场合司空见惯的把戏，目的是要在进入谈判之前刁难和折辱中国使团。但是这种把戏不能玩得太过火，因为中国使团没有外交谈判的经验，容易把假戏错当作真情。既然俄国方面声称要“废弃协议”，中国使团信以为真，就要转身回北京了。传教士把中国使团中的议论和情绪告诉了戈洛文，“我们把钦差大臣们方面的情况向他们摆了出来”[39]，并提醒戈洛文，不准许中国士兵上岸是不行的，“五百人在三十只木船中非常拥挤，实难容纳。因此他们离船上岸。中国方面未超出协议规定带来任何多余人员”[40]。他们建议戈洛文的这场戏要适可而止，“中国人非常固执，对待使臣会议没有经验”[41]，“除非他们（指俄国方面）愿在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即告破裂，就有必要对于钦差大臣们的缺少经验作些让步”[42]。
随同前来的中国官员（扎尔固齐）热切希望谈判得以举行，他真以为戈洛文在担心中国士兵会威胁谈判现场，愿以自己人身作抵押。他竭力保证：中国方面“不会进行任何欺骗，为证实起见，请全权大使把他——扎尔固齐扣留起来，同他们钦差大臣举行会议”[43]。
其实戈洛文哪里会担心五百名中国士兵威胁谈判会场，他在相同的距离内，保持着二千三百名战备状态的俄军哩！他不过是给中国使团来个下马威。于是在传教士的提醒和中国官员的保证下，戈洛文扭扭捏捏地趁势收篷，同意中国士兵上岸，但要限制在一个地方，不得持械列队。
风波终于平息下来，戈洛文达到了尽量刁难和折磨中国使团的目的，并且这一事件提高了以后谈判中耶稣会士的地位。这场风波仿佛是由于他们出力斡旋而平息下来的。传教士乘机吹嘘自己的功劳和俄国大使的“文明”，埋怨中国使臣“无知”，“怀有鬼胎”，做出“无礼行为”，“成为全世界的笑柄”[44]。而中国使臣们认不清传教士的真面目，反而越来越把他们当作可以合作的朋友。
中俄的谈判就要开始了。戈洛文要先声夺人，在气派上压过中国，摆出极其阔绰的排场。三百名俄国官兵手持旗帜、马刀，以及古色古香的罗马式的斧钺、长矛，列队在前，他们却违反协议，身上暗藏着手雷。戈洛文等三名使臣衣饰华丽，满身珠光宝气，在侍卫们的簇拥下，策马徐行。一路上铜鼓、喇叭、风笛、号角，吹吹打打，显得很热闹。而中国使团却没有什么大排场，使臣们身穿金线织锦蟒袍，戴着红缨帽，挂着朝珠，每人身边撑一顶红缎华盖，士兵们只有腰刀佩剑，没有什么仪仗和乐队。
双方来到谈判的帐篷前，士兵侍立旁侧。两国使臣同时下马，走进帐篷。
中俄双方的帐篷是互相连接的。俄国帐篷里装饰豪华，地上铺着鲜艳的土耳其地毯，帐壁挂着五光十色的图画，中间有一个金色的欧洲式写字桌，桌上有讲究的波斯台毯，摆着精致的时钟、金质墨水瓶、文件和两个刻着浮雕的银制容器。戈洛文南向坐在一张铺着黄缎面的安乐椅中，旁边一名侍从，手执缀满宝石的镀金权杖。另外两名俄国使臣——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和秘书官科尔尼茨基，坐在戈洛文的旁边和后面。其他军官、书吏都站在后面，没有座位。戈洛文企图用这种阔绰排场和森严等级炫耀自己的力量和权威，对中国使团施加心理上的影响和压力。在谈判过程中，他始终神态傲慢，故作矜持，要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当是一位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的人”[45]。
中国使团没有准备什么华丽的陈设，一顶比较精致的黑帐篷，地上铺着席子，中间放着长板凳，上铺毡子，此外就没有什么了。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和温达七名使臣一起坐在长凳上，徐日升和张诚坐在旁边，使臣们的身后还坐着四名梅勒章京。陈设是简单的，但却朴素、自然，显示出使臣们亲密一致的气氛。
双方使团入座，互致问候以后，戈洛文就以凌驾一切的傲慢口吻宣称：“大君主沙皇陛下获悉，汗殿下（指康熙皇帝）未经宣布，突然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竟置两国之间的友谊于不顾……制造流血事件，发兵来犯沙皇陛下臣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沙皇“决定派遣数不胜数的强大军队，携带大批作战物资，前来抗击这些军队，下令征服敌人。这些军队由沙皇陛下勇敢的将军率领，愿意效命，准备敉平敌人”。但是，沙皇后来收到了康熙要求举行谈判的信件，“愿意同汗殿下遵循古例，和睦友好相处。为平息两国臣民之间的纷争，钦命我等沙皇陛下的全权大使前来赴会”。要求中国方面“给自己的军队下令不要武装越境，不要挑起任何衅端，要释放俘虏，平息一切纠纷，对受害者要给予赔偿，要满足于自古以来就有的领土状况（像汗殿下祖先自古以来就占有的那样），但是汗殿下军队以武力新占领的地方，应归还我大君主沙皇陛下方面，对造成此等纷争的人员，要予以惩处。唯有如此，大君主沙皇陛下和汗殿下之间，才能保持友好情谊”[46]。
很明显，戈洛文采取了先发制人、以攻为守的策略，一面炫耀武力，一面又打出和睦友好的幌子，企图把侵略和挑起战争的罪名加到中国头上，向中国提出了无理的指责和要求。
索额图立即发言反驳，他首先简单回顾了俄国侵略中国的历史，指出了战争的起因。他说：“往年间，沙皇陛下方面的哥萨克叶罗菲·哈巴罗夫等人，窜入中国上述地区，兴建了雅克萨。住在雅克萨附近的中国皇帝的一些贡民被这些哥萨克打死，他们的妻孥被掳走，而其余贡民多年以来遭到不堪忍受的蹂躏，财产被劫走，妻孥被抢去，本人则被打死。”“臣民们曾多次向中国皇帝控告这些哥萨克。于是中国皇帝命令自己的军队长官带兵前往雅克萨。”因此，俄国的侵略是发生雅克萨战争的原因，挑起战争的责任完全在俄国方面，而中国方面则是不得已的自卫行动。索额图指出，中国一贯希望和俄国恢复和平、保持友好关系。在第一次攻克雅克萨后，释放了全部俄俘，但俄国督军托尔布津违反自己的保证又重占雅克萨；清军第二次包围雅克萨时，收到了沙皇信件，表示接受中国和平谈判的建议，康熙“传旨官兵自雅克萨撤离，并授命在全权大使到达并签订和约之前不要再与沙皇陛下臣民发生纠纷”。中国方面的意图和行动是光明磊落、合情合理的。在反击侵略、保卫国土的同时，中国为同俄国举行谈判、划分边界、实现和平而作了种种努力。
接着戈洛文和索额图之间展开了短兵相接、针锋相对的激烈辩论。
第一，戈洛文一口咬定：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而汗殿下则从未管辖过”。但是，他提不出任何论据和事实，只是叫嚷着“他们全权大使们受命坚决捍卫沙皇陛下方面自古以来就有的土地”。
索额图则严正声明：“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索额图列举许多确凿的事实加以论证，他说：“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喀尔喀的一部）等诸部落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47]，又是“我达斡尔总管倍勒儿故墟”[48]，“该手无器械之虞人，因实难忍受你突然侵入，掠杀抢劫，皆内迁我嫩江等地，于是此地被你长期占去”[49]。至于“贝加尔海这边的土地全是蒙古汗的领地，而所有的蒙古人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中国皇帝的臣民”。索额图并指出：上述土地上的居民一直向中国政府纳税，他们的领袖和子孙至今健在，许多人进到了中国内地。
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反驳这些铁的事实。他一会儿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指中国皇帝）方面交纳过实物贡，则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些地方当时距沙皇陛下的城市很远”，一会儿又说“此事探究起来将旷日持久”，他的这种辩驳自相矛盾，回避问题，陷于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
第二，戈洛文硬说：一六七六年俄使尼果赖在北京时，曾和清政府谈判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归属。戈洛文煞有介事地说：“博克多汗殿下（即康熙）近臣曾对他（指尼果赖）说：博克多汗殿下与阿尔巴津、与涅尔琴斯克以及与沙皇陛下方面修建城寨和设置居民点的地方，与这一切地方都无关”，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尼果赖留下很详细的出使报告，其中不但没有中国官员把尼布楚、雅克萨说成与中国“无关”的记录，相反，其中却有中国官员向尼果赖再三抗议俄国入侵的大量记录，还有耶稣会士南怀仁告诉尼果赖，中国决心收复雅克萨，将对俄军进行反击，嘱咐俄国赶快增兵设防的秘密谈话的记录。
索额图当时对戈洛文的捏造进行了揭露和批驳。他指出，中国官员没有也绝不可能向尼果赖做出雅克萨、尼布楚与中国无关的那种荒唐的表示。“尼果赖奉派觐见中国皇帝，并非为了划定疆界。对此，尼果赖所赉送的沙皇陛下的国书，可资佐证。”恰恰相反，中国方面“曾向尼果赖提出：希望沙皇陛下臣民无条件地从他们中国这些地区撤出，并请尼果赖将此事奏闻沙皇陛下”。
会议以后，索额图对这个问题再次作了如下的说明：
第三，戈洛文抵赖说，索额图所说“沙皇陛下臣民对汗殿下臣民的种种欺凌，大君主沙皇陛下并无所知。汗殿下应该就上述欺凌事件向大君主沙皇陛下遣使说明……双方互派使者进行交涉，使纠纷得到平息，而不诉诸武力”。并指责“汗殿下方面却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纠纷，竟至表现出不友好态度”，“由于这样一些小小纷争而挑起战端，实无必要”。戈洛文把自己打扮成公正与爱好和平的“天使”，仍企图把挑起战争的责任强加于中国。
索额图指出：俄国对中国“突然侵入，掠杀抢劫”，我国当地居民“实难忍受”，“皆内迁我嫩江等地”。而戈洛文轻松地把这种领土掠夺和杀人放火的行径说成是“微不足道的纠纷”，“一些小小纷争”，这是多么荒谬的强盗逻辑！索额图还指出：中国方面曾再三对俄国进行劝说、抗议和警告，要求停止入侵，举行谈判，划分边界，但俄国方面我行我素，置若罔闻。索额图说：“数年以来，等待你等醒悟”，“俄罗斯人虽为外国，也该是有君臣礼让之国。于是我圣主屡次行文宣谕，惟不得回音，反而犯边不息，故于黑龙江等地屯兵驻守”[51]。所以，戈洛文抵赖沙皇不知情以及指责中国没有说明原委而挑起战端，完全是歪曲事实，强词夺理。
第四，戈洛文坚持中国惩办“挑起战端”的人员，对受害者给予赔偿，还“要求退还他们一些炮和其他东西”[52]。
对此，索额图答复说：俄国的侵略“给中国造成很多损失”，“打死中国皇帝的许多臣民，掳走他们的妻孥，进行了种种破坏，有的人抓去以后被活活烧死”[53]。如果要谈“惩凶”和“赔偿”的话，那就是俄国应该惩办自己方面的“凶手”和赔偿中国“受害者”的损失。索额图表示：中国方面为了争取和俄国实现和平，“避免因此给划定疆界和永修和好造成龃龉和障碍，因此只谈边界问题”，以求“根据共同协商的结果秉公划分”，而不向俄国提出“惩凶”和“赔偿”要求。
在这场辩论中，尽管戈洛文素称精明老练、能言善辩，而索额图却从来没有外交经验，但俄国方面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明显地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因此任何花言巧语都掩盖不了它侵略中国的罪责。在索额图义正词严的驳诘下，戈洛文言语支吾，矛盾百出，既说达斡尔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俄国，又说“在古代某个时期，这些达斡尔居民曾向汗殿下方面交纳过实物贡”；既说蒙古领主“从未向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交纳过实物贡”，又说“这些领主在此之前以呼图克图和斡齐尔汗（即土谢图汗）为首领”。正是前言不搭后语，暴露了他陷于理屈词穷的窘境。
这时候，耶稣会传教士出来帮他解围了。徐日升插话说：“各位大人，我认为，翻旧账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只是浪费时间。”他以貌似公正的姿态，给中俄双方各打了五十大板。他说：“当他们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手也不是束缚着的。我们的人无疑也进行了自卫，并非没有造成流血，我们的人也尽力杀戮。”[54]他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扯到一起，混为一谈，从而为俄国开脱了罪责。他在“不咎既往”的幌子下，建议停止“无休止的争论”，立即讨论划界问题。徐日升的这一建议正好投合戈洛文的心愿，戈洛文马上表示赞成。于是，中国东北和北部领土历来的归属以及沙俄是侵略者这两个至关紧要的原则问题在徐日升的建议下被搁置了起来。
俄方提出了第一个划界方案。戈洛文说：“应以阿穆尔河一直到海为界，阿穆尔河左岸属沙皇陛下方面，右岸属博克多汗殿下方面，因为从久远的年代起该河左岸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并宣称：“他们全权大使受命坚决捍卫沙皇陛下方面自古以来就有的土地。”
索额图断然拒绝了这个荒谬的方案，指出“里雅那江（即勒拿河）原系我疆界”[55]，黑龙江流域以及贝加尔湖以东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中俄国界。并宣称，中国皇帝“并未谕令他们向沙皇陛下方面割让一寸领土，同样没有令他们去新占对方领土”。
双方就这两个方案再次展开交锋。戈洛文举不出任何理由和事实进行反驳，他一会儿进行讽刺、挖苦，说索额图“枉费心机，希望钦差大臣放弃此种多余的要求，要谈论实际的问题”；一会儿进行战争威胁，又搬出“大君主沙皇陛下在国内拥有数不胜数的军队”，甚至大发呓语，进行恫吓讹诈，说北面的领土都是俄国的，“自沙皇陛下边界起到他们汗（指康熙）的领地，甚至一直到长城所有的土地都位于北面”。
双方争辩激烈，会议形成僵持局面；夜色已经降临，两国使团第一次会议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便散会了。
中俄两国使团各自带着烦恼和忧虑离开会场。俄国使团被中国的论据所痛击，他们不可能理直气壮地辩护自己的立场；中国使团则被俄国的讽刺、嘲笑所激怒，对俄国的谈判诚意更增添了怀疑。双方提出的划界方案是如此悬殊，双方对于对方的意图是如此不了解，能不能最后缩小差距，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划界方案？这是中俄使团都还没有把握的。但是方案毕竟刚刚提出，还没有展开充分讨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会议上。
5．第二次会议（八月二十三日）
次日，即八月二十三日，中俄两国使团仍按照前一天的形式，举行第二次会议。
中俄双方使团对这次会议的想法显然是不同的，中国使团没有经历过这种谈判，把事情想得很简单，以为在相互交换意见以后，能不能达成协议，自然水落石出，他们很少考虑使用什么策略手段。在他们看来，整个谈判过程可以很快结束，就像徐日升说的那样：“中国人对这些他们不习惯的事情毫无经验，他们估计只要十天便可订约。”[56]因此，中国使团把第二次会议看作可见分晓的关键性谈判。而俄国方面则不然，就像本书前一章内所介绍的，俄国政府已预先拟定了四种条约文本，要逐个地进行讨价还价，俄使熟悉种种外交手段和策略。为了获得最大的侵略利益，他们带着充足的“弹药”，准备在谈判桌上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俄国使团把第二次会议仅仅看作外交战的序幕。徐日升评论说：俄国使团“只是想以拖宕的政策（在这类情况下一种普通的方法）以取得他所要求的。鞑靼人（即满洲人）和汉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办理过交涉”[57]。
会议一开始就进入了对划界方案的讨论。戈洛文声称：昨天中国提出的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的方案，“不仅不能照办，而且也不可能予以考虑”，要中国方面“根据全权大使提出的建议，着手确定边界”[58]。
索额图回答说；俄国的侵略使中国人“多次遭受欺凌和蹂躏”，被俄国夺去的中国领土理应归还中国，“边界应到贝加尔海”，请俄方另行提出他们的建议。
双方都守住昨天各自提出的方案，不肯先移动一步，另提别的方案，“在这一点上双方都一再坚持，极力想使对方先提出新的划界方案”。
这是戈洛文运用外交手段造成突破的时候了。他收起了傲慢态度和讽刺语言，抛出一些甜言蜜语，什么“双方亲切交谈”啦，“满怀友情”啦，“使臣之间的深情厚意”啦，“钦差大臣们为表示和好愿望拟把边界划到什么地方”啦，等等，对索额图灌起迷汤来。索额图没有因这点迷汤而晕头转向，仍坚持原来的划界方案。
这时候，传教士在翻译索额图的话时擅自加进了“已向雅克萨派出大量军队”一句话。戈洛文神色骤变，立即抓住这句话，提出质问，企图以使用武力威胁、破坏两国谈判的罪名来吓唬中国使团。戈洛文声色俱厉地说：“钦差大臣提起此事用意何在？或许是想放弃使臣会谈而诉诸武力。但沙皇陛下全权大使决不害怕中国军队。”接着，又尽情地夸耀俄国的军事力量而蔑视清朝的军事力量，他说：“中国使臣本人也清楚地知道，沙皇陛下方面拥有的军队，人数如何之多。而且俄国人了解中国人如何作战。”最后，指责中国使团说：“以战争相威胁是违反惯例的。如果使臣们想打仗，则请向全权大使宣布。”
索额图等被这番话弄得莫名其妙，随即发现传教士擅自加了话，“他们相互用满语交谈良久，显然责备了耶稣会士”。又通过蒙古语翻译，对俄方声明“他们命令耶稣会士只谈边界问题，从未令他们谈军队的事”。
这一突然的风波平息下去了。戈洛文忽笑忽怒的变脸术并没有奏效，索额图仍坚守在原来的方案上。但是，索额图等的情绪是阴郁的，他们殷切期望谈判成功，而且预想会迅速成功，而越来越多的事实使他们认识到俄国使团的诡幻莫测，谈判前途渺茫，失败的不祥阴影越来越浓重地笼罩在他们的思想上。他们感到失望，以及对俄国使团顽固蛮横态度的愤怒。
戈洛文又要变换手法了。他开始启用锦囊里的法宝，故作姿态，表示首先让步，抛出了另一个划界方案，以求突破，把中国使团拉离他们坚持的原方案。戈洛文发言说：
戈洛文这一假让步，实际上仍然停留在沙皇政府侵华最高要求的范围内。因为，在沙皇政府预先拟定反映其侵华最高到最低要求的四个条约文本里，侵占黑龙江北岸是第一个文本中提出的最高要求，以雅克萨为界是第二个文本的要求，撤离雅克萨是第三个文本的要求，撤离雅克萨后其他争议地区留待日后解决则是第四个文本中规定的俄国所能接受的最后界限。而戈洛文的假让步，把边界划到雅克萨东南一千几百里的牛满河上，只是把沙皇政府第一个文本中的最高侵略要求稍稍削减。按照这个划界方案，清政府不但没有收复失地，而且还要把当时自己实际控制的黑龙江中游地区拱手让给俄国。戈洛文自己也明明知道清政府决不会接受这个划界方案，把它抛出来不过是作为引诱中国使团离开昨天的方案而另提新方案的钓饵而已！
但是，戈洛文的假姿态却在中国使团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正在失望和忧虑中的中国使臣们以为：俄国的态度已经松动，阴暗的前途出现了希望，也许是把自己方面预定的让步说出来，以促成谈判的时机了。
然后，索额图提出了中方的第一个划界方案。
索额图所提第二个划界方案比第一个方案向东和向南作了极其重大的领土让步，把边界划在尼布楚以及音果达河、楚库河、色楞格河一线。这样，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的殖民利益将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清政府愿意做出这样重大的让步，是希望以此换取俄国的谅解，迅速地把贝加尔湖以东直至鄂霍次克海滨的中俄边界全面地划定，结束两国争端，维持比较长期而稳固的和平。
尽管中国使团迫切地希望和平，表现出极大的诚意，但是，他们把这场复杂的外交斗争看得太简单了，一下子就把尼布楚让给了俄国，把康熙预定的最后边界线摊了出来，往南又让到了音果达河、楚库河、色楞格河一线，从此就失去了回旋的余地。清政府使团事前没有准备多种多样可供回旋的划界方案，再加上急于要使谈判成功，临时又被戈洛文的假让步所迷惑，误以为俄方的顽固态度已在改变，只要自己方面以诚相见，俄方也会和自己一样亮出他们的最后意图。他们并不懂得，殖民主义者的外交是市场买卖式的外交，诚实就意味着吃亏上当。
中国使团立即做出了这样重大的领土让步使戈洛文喜出望外。戈洛文虽然漫天要价，但心中真正盘算的是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的归属问题。沙皇政府预定的条约文本中已把雅克萨划出去，自己的真正任务是要试一试能否保住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第一天会议上，中方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使自己忐忑不安，预料谈判将极为艰难棘手。现在中国使团一下子就让过了尼布楚，使他松了一口气。对戈洛文说来，阴云开始消散，天空正在放晴，他已有充分把握，在谈判桌上维护俄国的侵略利益，完成沙皇交给的任务。他内心是多么得意啊！
但是戈洛文以哈哈一笑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得意，又故意说了几句奚落话：“我很感谢你们，我十分感谢你们让我今晚在这里过夜”[61]，“真是应当感谢我们的钦差大臣把这样一处无可争辩的地方给了他们”[62]，“俄罗斯人被允许在自己的家里（指尼布楚）休息”[63]。这些奚落话对于迫切希望谈判成功的中国使团犹如当头泼了一瓢凉水。
眼看俄方一口拒绝了自己的方案，态度傲慢、言语尖刻，中国使团既失望又气愤。他们无法劝说俄方作让步，而自己已无步可让，他们真正感到了谈判前途的幻灭。而戈洛文却还保有许多方案和种种手段来同中国使团周旋。他的语调又从尖刻而转向柔和，以“使自己名扬四海”“一路上饱尝艰辛，便徒然分散，有何裨益”等话头来打动中国使团。但中国使团没有其他方案可提，建议休会。最后，戈洛文再次玩弄假让步，他高声宣布了第三个划界方案：
既是“再不能更改的”，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戈洛文活像一个杂货铺的老板做生意，“价钱少得不能再少”“货色好得不能再好”。而事实上，俄方这第三个方案仍是要求最高的第一个条约文本的变种，他把边界划到雅克萨以外一千里之遥。直到这时，还舍不得拿出那个以雅克萨为界的第二个文本，更不用说拿出第三个和第四个文本了。他吹嘘这个新出笼的方案是“真正基督教君主”老沙皇“不愿生灵流血”而特颁的谕旨，“全权大使们不敢拖延这道谕旨，出自良好意愿，特向钦差大臣宣布”。
尽管戈洛文善于推销术，无奈中国使团不可能逾越康熙预先划定的最后界线。他们只好老老实实地答复戈洛文：“除尼布楚以外，再无别的边界可以接受，他们已无话可说。……他们愿意签订和约，只是奉本国皇帝的谕旨，超过上述限度，无法再提其他建议。”
这时天色已晚，第二次会议也没有达成协议而散会。
会后，戈洛文立即派自己的拉丁语译员安德烈·别洛鲍茨基偷偷地去找徐日升和张诚，对他们进行收买，“允诺给予大君主的恩典和赏赐，希望他们促使钦差大臣表示出和好的诚意”[64]。“耶稣会教士欣然同意为了贿赂而为俄罗斯人效劳”，表示“将在传递信件时报告必要的消息”[65]。他们还估计为俄国效劳的机会很快就要到来，“预料中国使臣明日将派遣他们去涅尔琴斯克办理某些事宜”[66]。缺乏经验的中国使团不仅要面对老谋深算的戈洛文，而且旁边还埋伏着两个被收买过去的传教士，他们的处境是多么复杂！
注释
[1]《索额图等奏抵达尼布楚日期及俄罗斯人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一日）。又，《戈洛文出使日记》中有此信之俄译本，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70页。
[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27页。
[4]同上书，第442页。
[5]同上书，第462页。
[6]戈洛文带到中国边境的军队为一千九百余人。一六八八年十月底，他离开楚库柏兴，留下六十名士兵协助原在该地的俄国占领军守城；一六八九年七月，戈洛文离开乌的柏兴，又留一百二十名火枪兵协助守城，因此他带往尼布楚的有一千七百数十名俄军。又一六八九年八月初，戈洛文向沙皇报告：尼布楚原有俄军六百人。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57、451、466页。
[7]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97页。
[8]《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9]《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1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2页。
[1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1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1节。
[1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3页。
[14]罗多浑，或作罗多珲，是尼布楚谈判时中国方面的俄文译员。他的父亲是俄国人伍朗格里，早在一六四八年（顺治五年）在黑龙江上向清政府投诚，以后在中国落户，娶妻生子。一六八三年，清政府将投诚和被俘的俄国人编入镶黄旗满洲佐领，伍朗格里任佐领之职。伍朗格里死后，罗多浑继袭父职，管理镶黄旗满洲第四参领之第十七佐领（即俄罗斯佐领），并且一直是清政府的主要俄文译员。（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
[15]《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6]《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1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93页。
[19][20][21]《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61页。
[23]《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2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71页。
[25][26]《索额图等奏抵尼布楚以来与俄方官员往返交涉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7]《索额图奏俄使费奥多尔抵尼布楚日期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72页。
[29]《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日）。
[30]戈洛文到达尼布楚的日期，按《索额图奏俄使费奥多尔抵尼布楚日期本》应为中历七月初四日，即公历八月十八日，徐日升、张诚所记日期与此相同。但戈洛文自己说，俄历八月八日（公历八月十八日）到达尼布楚河畔，第二天即八月十九日才进尼布楚城。
[3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十六日）。
[3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96～497页。
[33]同上书，第497页。
[34]同上书，第498页。
[3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3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2节。
[3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3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03～504页。
[39]《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4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4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04页。
[4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3节。
[45]《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4节。
[46]以下索额图和戈洛文在二十二日第一次会议争论时所说的话，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06～513页。
[47]《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48]《平定罗刹方略》卷四。
[49]《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8页。
[51]《索额图等奏报会同俄使议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9节。
[5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8页。
[5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8节。
[55]《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三，《郎谈传》。
[5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0节。
[57]同上书，第30节。
[58]以下索额图和戈洛文在二十三日第二次会议上争论时所说的话，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引自《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4～518页。
[5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7页。
[60]《内大臣索额图为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城长官遣使谢缅请求归还其逋逃等事之满文复文》（康熙三十二年五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29节。
[6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63]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0页。
[6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9页。
[65]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0～171页。
[6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