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俄尼布楚谈判（下）
1．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的被搁置（八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七日）
从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起，中俄尼布楚会谈的正式会议休会，转入了会外谈判。此后，双方各派使者往来于两国使团的营地之间，传达各自的建议、意见和驳辩。这样的会外谈判进行到九月六日达成协议为止，共计十四天。
八月二十四日，中俄双方都在研究前两天会议的情况，考虑今后的对策。戈洛文对中国使团在会议上很快就让出了尼布楚是心满意足的。但是，他还不肯迅速地拍板成交，而要继续施展外交手段，利用中国使团缺乏谈判经验和急于达成协议的心理，来谋取更大的侵略利益。戈洛文的主要考虑有两点：第一是竭力避免讨论在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因为当时俄国利用了噶尔丹叛乱的形势，正对新近战败的中国喀尔喀蒙古各部进行“讨伐”战争，继续向南扩张，如果把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问题提到会议上讨论，甚至在这里划定了边界，势必就会妨碍俄国进一步的侵略活动，束缚住自己的手脚；第二是戈洛文不甘心立即拿出俄国政府的历次指示，放弃对雅克萨的占领，而把雅克萨当作不可轻易脱手的谈判筹码，要试试有无空子可钻，有无价钱可讲。
戈洛文带有五花八门的划界方案和诡谲莫测的谈判策略，准备没完没了地和中国使团纠缠，还可以利用安在中国使团内部的两颗棋子——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用贿赂来驱遣他们为俄国出力。八月二十四日这天，他两次派人到中国使团的营地去窥探动静，并向索额图提出或者继续开会，或者互相派人进行谈判，特别希望中国方面“通过使者，尤其是通过拉丁语，将自己的意图向全权大使作详尽友好的说明”[1]。这就是直接点了徐日升和张诚的名，要他们两人出马。
索额图答复：中国方面对边界划分已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没有其他的话要说，但是，中国使团“准备聆听”俄方的建议和意见，“并将予以答复”[2]。
中国使团在八月二十四日一整天内也在进行紧张的磋商。谈判的前途怎样？俄方的意图是什么？他们是愿意谈判呢，还是装装样子借以掩盖下一步的军事行动？自己应该采取什么对策？中国的营地狭小而低湿，又该怎么解决？
中国使团对会议极为失望，自己方面以诚相见，已经割让了尼布楚，但是俄方的野心极大，坚持要霸占雅克萨，谈判已陷入了僵局，除非俄方改变立场，同意撤离雅克萨，否则谈判就难以继续下去。他们对谈判前景悲观失望，对俄国的意图极为怀疑，对戈洛文很不信任。
这时候，两个传教士出来为俄国辩护了：“大人们！小题大做是不对的。你们不该把小事和大事混淆在一起，更不该把平民和大人物混为一谈。大人们对俄国人的观念所根据的是与下层民众打交道的经验，而这些人的目的时常是为了欺骗。在此以前，你们并没有机会和莫斯科人谈判和认识他们。”接着，他们讲了一套关于“大人物”和“下层民众”之间的区别，按照他们的说法：凡是“大人物”都是“可以信任”的，俄国的使臣都是“大人物”，因此，不应该怀疑他们的“谈判诚意”，而是“应该听取俄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而不要盲目相信别人对他们的看法”[3]。
两个传教士还认为：自己出马上阵的时机已经成熟。戈洛文在会议上漫天要价，故作姿态，已使中国使团对谈判产生了绝望之感，“对这类事件毫无经验的鞑靼人（指满洲人），就决定不订什么条约，要班师回朝了”[4]。现在是帮着戈洛文，拴住中国使团，并把谈判的权力更多地揽到自己手里的时候了。他们故意在中国使团眼前燃起一点希望的火光，徐日升说“缔结和约仍有很大希望”[5]，张诚断言“俄国人将放弃雅克萨”[6]。两个人一吹一唱，并毛遂自荐，愿意亲自去会见戈洛文，探听俄国的意图。中国使团对传教士的话不很相信，就像徐日升所说，“他们不了解我怎么会对谈判成功这样有把握”[7]。但是在当时的僵持形势下，再加上戈洛文曾经点名要他们出马，中国使团也就同意他们两个去试一试。
八月二十五日，两个传教士在员外郎喇喜的陪同下，兴冲冲地渡江到了北岸。戈洛文听说他们到来，“显得极高兴”[8]，他高兴的是自己预定的策略部署正在顺利地实现，两个传教士出现于谈判的前台，不只是充当译员，而且在中俄使团之间担任传达和联络，这将造成更加有利于俄国的局面。据传教士说，戈洛文“十分和蔼有礼地接待我们，甚至当我们还在准备下马时，就走出来迎接我们”[9]。在喇喜的陪同下，传教士们不得不例行公事地说几句门面话，以掩盖自己和俄国的秘密勾结，但他们把康熙所定的最后边界和中国使团的情绪统统告诉了戈洛文。他们说：“钦差大臣已经奉有明白谕旨，不得俄方在这一点上让步（指俄国撤出雅克萨），决不谈和。至于从尼布楚到雅克萨以及萨哈连河（黑龙江）以北的土地，我们没法确实说明我们的人究竟肯把有关的要求削减多少。”这就是暗示在喀尔喀地区的划界可以搁置，而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划界也可以进一步勒索。他们建议戈洛文“自己应当判断，在尼布楚与雅克萨之间，何处可以满意地划作两帝国的边界”[10]。
传教士们提供的情报和暗示十分重要，戈洛文立即构想和安排了一个以雅克萨为钓饵以骗取中国使团做出新让步的策略。他假装愿意让出雅克萨，当着中国官员喇喜的面仔细“倾听”意见，表示将“予以考虑”，“进行研究”，并询问俄国撤出雅克萨以后，中国方面“将把边界划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什么地方”。但对于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戈洛文深闭固拒，口风很紧，不肯进行任何谈判。
谈话完毕，戈洛文私下派人告诉传教士们，“他们二位如此热心效力，定能获得大君主的恩典”，但由于要避免中国使团的怀疑，暂时不给他们“馈赠”。并建议传教士们：“留下一名亲信，以便与他们用信件或其他方式互通消息。”传教士们怕引起怀疑，没有同意，但答应“等以后双方愿意谈判时，再如此行事”[11]。
徐日升和张诚回到中国使团营地，汇报了戈洛文的态度，中国使臣们的眼前闪现出了希望。戈洛文虽然拒绝讨论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但在交还雅克萨问题上表示将予“考虑”，显示出通融的姿态，中国使团感到很高兴，以为在传教士们的劝说下，戈洛文的顽固立场已有所改变，放弃了霸占雅克萨的念头。他们十分感激传教士们挽救谈判危局的“功劳”。据徐日升说：“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听到这个消息，其兴奋之情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都倾听着我们讲，说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要让我们参与谈判之事。”[12]
八月二十六日，双方使者在中俄营地之间往返频繁，继续进行会外谈判，中国使团误以为俄方已同意考虑撤出雅克萨，谈判正在步入正轨，再作一些努力，协议将不难达成，因此愿意尽量多做让步以迁就俄国。而戈洛文故意在归还雅克萨问题上显示出松动迹象，俄使别洛鲍茨基在双方使团之间来来去去，装模作样地挟着地图，仿佛正在认真研究中方的建议，并提出各种条件要求中国使团接受。
俄国使团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喀尔喀人的问题不列入和约”[13]，这是戈洛文最大的一块心病。他在到达尼布楚以前用了两年之久的时间，刚刚把蒙古人民的反抗镇压下去，如果讨论在喀尔喀地区划界，不但会限制俄国势力进一步向南扩张，甚至会鼓舞起蒙古人民脱离俄国统治的斗志，再次爆发大规模抗俄斗争，而使自己的两年镇压之“功”尽付东流。所以当传教士们向戈洛文提起“蒙古边界要沿色楞格河划定，因为蒙古汗和呼图克图臣属中国皇帝”时，戈洛文立即神经紧张地问：“这是中国使臣授命他们提的，还是他们自己向全权大使建议的？”传教士们回答：“是中国钦差大臣令他们向全权大使提出的。”戈洛文随即大耍无赖，把他自己对蒙古人民的血腥镇压说成是蒙古人民对俄国“挑起战争”[14]，“俄国人相反地指控喀尔喀鞑靼人侵害了俄国”[15]。戈洛文甚至还强词夺理地指责：既然喀尔喀蒙古属于中国，那么，这场“侵害了俄国”的战争就是清政府挑起的。他居然要把挑起战争的罪名安到清政府头上。两个传教士也跟着戈洛文的逻辑，胡说八道地答复：“当时斡齐尔汗（即喀尔喀领袖土谢图汗）尚未臣服中国皇帝，是他擅自发动了对沙皇陛下的战争。”传教士们的这些话极端荒谬，不但把战争责任揽到中国的土谢图汗身上，并且把喀尔喀蒙古说成是刚刚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传教士们的这种谬论当然不是中国使团的观点，因为，仅仅三个月以前（一六八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索额图写给戈洛文的信中就十分明确地说：“卡尔梅克人（即厄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在内）和蒙古人（指喀尔喀蒙古）自古以来即归属我大圣皇帝，从未间断。”[16]索额图自然不会授权传教士们作那样荒谬的答复。
戈洛文听了传教士们的答复，更大放厥词，说什么喀尔喀蒙古“归顺中华帝国尽管属实，可是他并没有能力把他的土地也带过去。这片土地已在一年前被厄鲁特国王（指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叛军头子噶尔丹）从他手里夺去了”[17]。就这样，俄国在中国领土喀尔喀地区发动侵略战争、俄国策动噶尔丹叛乱以及在中国北部边境上划界等等重大的原则问题，就在戈洛文和传教士这种演双簧式的一问一答之下滑了过去，而没有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
戈洛文千方百计回避在喀尔喀蒙古地区划界，他一会儿蛮横地表示俄国“决不会在该蒙古地区划界”[18]，一会儿又花言巧语，请求延缓讨论这一问题。据索额图后来追述在尼布楚谈判的情形：“我曾声明欲议定喀尔喀事宜，明确地方。你声称喀尔喀尚未定，我察罕汗（指沙皇）又无旨意，暂且不议，以后再议”[19]，“前我亲自与费耀多罗·额礼克谢（即戈洛文）议定边界时，曾提及议定喀尔喀地方，议定后，亦不得收纳喀尔喀逋逃，立即送还等语。费耀多罗·额礼克谢声称：察罕汗令我只议东段边界，并无议喀尔喀之旨意，且此地方我亦并不知晓，来时也未向察罕汗请示。如我擅自议定，不但对我有失体面，而且合家生命也将难保。大臣等若定相议，则暂行存放，俟我奏请察罕汗后，再行定议，并屡次派人请求”[20]。
在再三权衡之下，中国使团把收复雅克萨、保持与俄国的和平放在第一位，不愿因此而妨碍与俄国达成协议，表示可以暂时不谈在喀尔喀地区划界，等到平息噶尔丹的叛乱后再说。但是中国使团为了防范俄国利用界址未定的空子，继续向南扩张，因此在同意搁置这一问题时曾严肃声明：“俄国人不得在萨哈连乌喇（即黑龙江，此处指黑龙江之上游石勒喀河）和在此河稍南一点的一道山脉之间的土地上定居，也不得向喀尔喀人的土地上推进。”[21]
于是，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和俄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即中俄的中段边界）被搁置下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向南扩张，不断入侵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烧杀抢劫，挑起衅端。清政府屡次向俄国建议，进行谈判，划定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但俄国方面置之不理。[22]喀尔喀地区的划界被搁置了三十八年，直到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才开始谈判，在对中国不利的形势下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这一地区的两国边界。
中国使团为了争取俄方退出雅克萨，除同意将喀尔喀蒙古地区的划界暂时搁置之外，又作了两个重大让步。
第一个让步是：在戈洛文希望了解中国使团“将把边界划到尼布楚和雅克萨之间的什么地方”的要求下，中国使团指出了以黑龙江上的支流绰尔纳河作为边界，这样一来比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以尼布楚为界向东退让了四百几十里，绰尔纳河离尼布楚“有七天路程”。以后，在俄方的要求下，又从绰尔纳河向东退让几十里，至格尔必齐河上，“格尔必齐河流经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中间”[23]。中国使团的这一让步已退过了康熙规定的最后边界线。据传教士们后来说：“钦差大臣奉有中国皇帝的最后谕旨，即沿绰尔纳河划定边界，而钦差大臣已越过其君主的谕旨，把边界划到了绰尔纳河后面的格尔必齐河。”[24]
第二个让步是：中国使团又将黑龙江上游南岸的边界线让到额尔古纳河，额尔古纳河距尼布楚九百里，这一广大地区有新发现的银矿、盐湖以及大片耕地、牧场，是沙皇政府最垂涎的富饶地区。
中国方面一让再让，甚至已让过了康熙规定的最后边界线。中国使团以为作了这些让步以后，雅克萨当能收复，协议即可达成，条约将会签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戈洛文正在玩弄阴谋诡计。
八月二十七日，俄国答应要给最后的答复了，中国使团高高兴兴地派喇喜和两个传教士去听取好音信。戈洛文指着地图向喇喜等宣布：“边界在于雅克萨以下不远之处”，也就是说，在中国方面作了很多让步以后，俄国仍要继续霸占雅克萨。听了戈洛文的宣布，中国官员如雷轰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戈洛文冷酷的声音确确实实宣布了俄国这一背信弃义的方案。连两个传教士也觉得戈洛文的这种公开欺骗太不像话了。张诚说：戈洛文“以他们将要放弃雅克萨的希望，愚弄我们的钦差大臣们。现在再想让我们的人相信他们或继续谈下去，那就难了”，“我们一听到他的话立即站起来要走”[25]。徐日升则告诉戈洛文：“派别人去送致他们的答复，因为我本人无颜去宣布这个答复。”[26]
戈洛文派了别洛鲍茨基向索额图宣布这个方案。索额图愤怒地说：俄国强占雅克萨“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他们凌辱、蹂躏中国居民，掳走他们的妻子儿女，横征实物贡，焚烧商贾，劫走货物，还干了其他种种坏事”。现在还想永远霸占雅克萨，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中国决不承认俄国对雅克萨的占领。索额图并指出：俄国使团在三天之内出尔反尔，自食其言，背信弃义，“显然，全权大使不是来议和，而是对他们进行欺诈”，中国使团“不愿对他们作任何答复”。“谈完之后，钦差大臣怒气冲冲地令他们归去。”[27]
至此，谈判又陷入了僵局。在戈洛文的捉弄和哄骗下，中国使团对谈判前途的乐观情绪又一次幻灭。
2．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
戈洛文用诈骗手段摸清了中国使团的“底”，逼中国使团做出了许多让步，因此而占了便宜。在国际谈判中的策略手段对于谈判结果常常产生重大的影响，任何人跟殖民主义侵略国家打交道，不懂得他们那套策略手段是要吃亏的。但是两国之间重大问题的交涉和解决毕竟是由国际形势、两国的内部条件以及双方力量对比所决定的，诡诈欺骗只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限度内产生作用，不可能改变客观条件，倒转历史潮流。正当中俄在尼布楚谈判的时候，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抗俄斗争。这场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戈洛文无休止的阴谋骗局，促进了中俄两国的谈判进程，使两国之间的第一个边界条约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签订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8]
从俄国侵占尼布楚以来，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反对俄国侵略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俄国占领当局使用了很大兵力，花费了很长时间，一直未能扑灭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怒火。当中国使团来到尼布楚的前夕，俄国当局为了隔绝当地居民和祖国使节之间的接触往来，强迫中国居民迁往尼布楚西北的山上。戈洛文对居民们威胁利诱，三令五申，“要他们不要背叛大君主（沙皇）的专制统治，不要听信中国人的蛊惑宣传。他们为此将能蒙受大君主的特大恩典”[29]。但是，高压手段和甘言诱惑都动摇不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忠诚，他们在热烈地盼望着祖国使团的早日到来。当郎谈和萨布素等乘船溯黑龙江而上，行至格尔必齐河口，就有十八名我国索伦觉拉人历经千难万险，突破俄军的封锁阻拦，从尼布楚跑到格尔必齐河口等候并欢迎祖国使团的到达。[30]索额图等从陆路前往尼布楚，遇到了很多原居于尼布楚后因俄国侵入而离乡背井、流浪在克鲁伦河一带的中国喀尔喀蒙古人。他们争先恐后地充当中国使团的向导，据徐日升说：“他们是俄国人的死敌。”[31]还有喀尔喀车臣汗的叔父等八个台吉在克鲁伦河求见使团，诉说自己受俄人的欺压，恳求使团搭救被俄军掳去的蒙古人。他们说：“先前，俄罗斯曾掠去我等所属之奴婢，后又于今年二月，掠去我等住于哲林托音地方之托音岱青等四台吉。如蒙大臣等怜悯，可否兼议。”[32]索额图等到达尼布楚以后不久，有蒙古巴尔虎部（即布利亚特蒙古）的人从尼布楚城中逃出，带来了关在城内的“人质”们给使团的求救信，内称：“你等（指中国使团）方至，伊等（指俄军）即给我等上铁镣。倘若互相交战，则请先行设法营救我等。”[33]还有温科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前来诉说：他们“原在鄂嫩河游牧，被俄所获。头领二十二人被俄拘禁，我等怀念头领”，“望速设法营救我头领”[34]。附近库因格河畔的一个俄国殖民农庄里，二十个中国奴隶听说祖国使节来到，自发地起来造反，拆毁房屋粮仓，俄国的殖民农场主狼狈逃往尼布楚。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受尽了沙俄殖民主义的压迫和蹂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日夜想念着祖国，迫切地期待着祖国伸出有力的手，帮助自己挣脱沙俄的殖民枷锁，重回祖国的怀抱中。
中俄谈判正在进行中，戈洛文正在精心策划和得意地玩弄那场骗局。突然，消息传来，在俄军强迫下迁往西北山中的中国各族人民造反了，他们突破俄国的封锁，从山中大批地拥出来，要渡河去寻找和迎接祖国的来使。这时候，中国使团反而表现得犹豫动摇，害怕和俄国的关系搞僵，不敢放手支持人民的斗争。但是当地的各族人民对祖国忠诚不渝，他们的眼睛日夜望着黑龙江南岸的中国营寨，他们的心飞到了祖国来人的身边。“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这种政治上的热烈向往、思想感情上的紧密联系，是任何人也隔绝不了、阻挡不住的巨大力量。
这样，尼布楚地区风云骤变，中俄两国使团各自面临严重的问题。中国使团由于受骗上当，对俄国做出了很大让步，却连一寸土地也收复不了。时令已入秋季，黑龙江上连旬阴雨，“因此河水溢出两岸，几乎把我们的营地全部淹在水里”[35]。中国使团六月间从北京出发时所带的衣服已经抵御不住西伯利亚萧瑟秋风带来的寒意。此外，“在我们这一边（指黑龙江南岸）已没有可供饲养牲畜之用的草地”[36]，大批牛羊马驼日见瘦弱，而这批牲口却是对使团人员至关重要的食粮。中国使团既打不破谈判的僵局，而又遇到了迫在眉睫的营地、御寒以及牧草等等一大堆生活问题。
八月二十七日，中国使团获知俄国不肯撤出雅克萨，当天举行使团会议，各队各营的官员将领全都出席。他们找不到一条摆脱谈判困境的出路，只好首先解决牧草不足和营地低温的困难，除将辎重和一部分卫队留在黑龙江南岸以外，决定携带牲口，明日渡江寻找牧场和新营地。在做出这一决定后又考虑到不要引起俄方的误会，“过河之后，万一发生敌对行动，那末缔和的一切希望都将完全毁掉，皇上或许会责备他们把和谈搞决裂了”[37]。因此，中国使团选择了距尼布楚城较远的下游渡口作为渡河地点。[38]
在对待抗俄人民的态度上，中国使团中存在着意见分歧，有的人主张援助和收容要求挣脱俄国殖民枷锁的中国各族人民；有的人则害怕因此而影响谈判，反对这一做法。这个问题在使团中间讨论了很久。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坚决反对和抗俄的人民群众发生任何瓜葛，徐日升把这叫作“昏头昏脑”和“荒唐计划”。他对索额图等说：“皇上没有派我来找喀尔喀人，而是派我来订立一个和约，如果我带了和约回去，他将感到满意。但是如果我带了喀尔喀人而不是带了和约回去，他是一点也不会高兴的。而且帮助喀尔喀人反抗俄国人，就一定会破坏和平。”[39]在后来的几天内，抗俄的人民群众集合得越来越多，但中国使团没有也不敢依靠他们，只对他们说了一些安慰人心的空话，没有支持他们的斗争。据两个传教士记载：中国使团渡河以后，“遇到了大批的喀尔喀人，至少有六七千人，他们已起义反抗俄国人”[40]。“许多受过他们的俄国主人压迫的蒙古或喀尔喀鞑靼部众派代表来，告诉钦差大臣们说：他们都愿意退入中国境内，回到中国皇帝一边。代表们恳求收容他们并帮助他们过河。他们业已聚集了一千人，各带家眷和牲畜，而且人数在最近几天里又有相当增加。我们的钦差大臣们为了不致妨碍议和，没有向他们许诺什么。”[41]
中国使团态度消极，他们害怕和当地抗俄人民发生联系会影响谈判的进行，他们甚至把人民要起来造反的消息预先通知了俄国方面。但尼布楚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对祖国来使充满着向往和依恋之情。大批人民群众逃出山来，扶老携幼，带着帐幕，赶着牲口，聚集在尼布楚河上游，盼望着祖国来人的接应。中国使团携带的粮食不多，当地人民主动派人把牲畜食物送到中国营地去。据俄国的情报，本来“中国人粮秣极端缺乏”，但当地各族人民把大批牲畜和马匹运到中国营寨，中国使团购买下来，“他们的粮秣便绰有余裕”[42]。中国使团孤立深入敌占区，脱离后方数千里，唯有当地的中国各族人民是他们真正的支援力量。
3．中俄使团就两国东段边界的划分初步达成协议（八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
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使俄国侵略者感到恐慌和震惊。中国使团就驻扎在附近，俄国既不敢派遣大批军队进行镇压，又不甘心坐视中国各族人民逃出牢笼。各种恼人的情报纷至沓来，戈洛文无可奈何地哀叹：“尽管温科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叛变的消息频频传来，但不能从涅尔琴斯克派人对他们采取军事行动。因为那些叛变者大约已有两千人集中在一起，并已做了一切准备。如果从涅尔琴斯克派出许多人，而只留少数人在寨里是不行的。”[43]
尼布楚地区形势突变：一方面，戈洛文的骗局未能得逞，中国使团态度坚决，顶住了他的讹诈勒索，谈判已濒于破裂的边缘，连中国使团已经承诺的割让尼布楚的利益亦将化为乌有；另一方面，人民的抗俄斗争勃然兴起，势不可遏。贝加尔湖以东包括楚库柏兴、乌的柏兴将会产生一场连锁反应，俄国在中国东北和北部领土上的全部殖民利益可能会尽付东流。面对这种可怕的前景，权衡各方面的利害轻重，戈洛文不得不改变策略，收起贪得无厌的要求，在局势变得不可收拾以前，抛出俄国政府预定的划界方案，以俄军撤出雅克萨为饵，引诱中国使团继续谈判，进行讨价还价，束缚住中国使团的手脚，使其不敢去援助和支持抗俄的人民，分裂和离间中国使团和中国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以便进一步去镇压和平息人民的抗俄斗争。这是戈洛文在当时形势下的主要考虑。
机不可失，事不宜迟。八月二十七日深夜里[44]，戈洛文就急急忙忙地派遣别洛鲍茨基渡河前往中国使团的营地，把由于他自己在白天玩弄骗局而中断的谈判继续下去。
这天夜里，中国使团人员都在忙忙碌碌地收拾打点，准备明天黎明就要渡河。皇舅佟国纲和徐日升在一起谈话，他愁眉不展，情绪忧郁地说：俄国人只是耍弄他们，不想真正谈判，看来他们这次出使又是白跑了。渡河到北岸去，营地和牧草的困难可以缓和了，可气候越来越冷，士兵、夫役都还穿着单衣，又怎么办呢？徐日升却肚子里明白，戈洛文的强硬态度不过是故作姿态的讹诈手段，他在日记里写道：“他们（指中国使臣们）不了解，这是装腔作势。”[45]他在一旁心里暗暗发笑，满有把握地说：“大人，我仍怀有俄国人会派人来找我们的希望……我这样说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希望俄国人当晚就会派人来。”[46]佟国纲抬着头注视着徐日升，想听听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乐观判断的。徐日升只是说俄国人“不想空手回去”，“不会以一个草率的决定来结束”这样一桩大事，“我的衣服带得更少，受苦的可能更大”，却没有说出什么别的话来。佟国纲将信将疑地摇摇头，说：寒冷，这算不了什么，如果俄国人真心谈判，“纵令我们须足足等待一个月，也不能不订和约就回去”[47]。
夜已经很深，徐日升回帐入睡了。忽然，佟国纲兴奋地高声叫喊：“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啊！真是不出徐日升之所料，俄国人深更半夜来此，会有什么好消息呢？大家高高兴兴地从床上爬起来，齐集到议事的帐篷里。中国使臣们脸上展现了一丝笑意，抱着很大希望，仔细聆听着。俄使别洛鲍茨基说出了俄方的另一个划界建议：以雅克萨为界，中俄双方都不在雅克萨驻军或设居民点，俄人可在雅克萨自由渔猎。这是俄方提出的第五个划界方案，这个方案也就是沙皇政府预先拟定四种条约文本中的第二种文本。
戈洛文讨价还价的手法真是层出不穷，直到这时候他还只拿出了预定的第二种条约文本。中国使团听了这一方案，高兴和失望的心情混杂在一起，高兴的是俄方的态度出现了松动，失望的是俄方仍然不肯干脆地撤出雅克萨。索额图立即指出了这一划界方案存在的漏洞。中俄两国要谈判划定边界是为了杜绝两国的争端，如果划定边界以后，俄方人员仍可在边界两侧自由渔猎，那么，“一年之内，照旧会对中国人进行蹂躏和凌辱”，而且“沙皇陛下边城的人仍会啸聚在一起，此等恣意妄为之徒，会建造另一些堡寨（不在雅克萨所在地而是在其附近），照旧行凶作恶”。他坚持把边界划在雅克萨、尼布楚中间的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而且“边界一经划定，双方均不得以任何理由越境，对此也应达成协议，以免大君主方面恣意妄为的俄罗斯人借此挑起任何纠纷”[48]。
别洛鲍茨基带着中方的意见回去作研究，约定第二天（八月二十八日）清晨再作答复。这时中国使团为了解决营地和牧草的困难，渡河之举势在必行，不能中止。于是索额图等使臣留在原地等待答复，其他人马按照原计划渡河。使臣们等候了很久，从黑夜等到天亮，又等了一个上午，仍不见俄使到来，只好随着部队也渡过河去，驻扎在尼布楚城东的山头上等待俄方的答复。
别洛鲍茨基迟迟没有来作答复，因为俄国使团正彻夜忙于军事部署和讨论对策。尼布楚的工事正加紧构筑，城厢周围连夜修起三层拦马栅，并在拦马栅旁挖掘战壕。十五门炮身很长的钢炮，还有一些钢铸的小炮，像一头头狰狞的恶兽，注视着抗俄人民聚集的方向。俄军已分批出动，侦察情况，开始拦击和追捕抗俄人民。军役贵族杰米扬率领一百名俄军开到尼布楚河的上游渡口，和携老扶幼、只有原始武器防身的中国各族人民“交锋，俘获舌头三名。因为众寡悬殊，杰米扬未能对叛变者进行大搜剿”[49]。为了显炫武力、震慑抗俄人民，戈洛文亲自率领火枪兵和骑兵“排列成战斗队形，背着火枪，端着长矛，举起飘扬的军旗，走出尼布楚”[50]，在城郊耀武扬威。
戈洛文最放心不下的是贝加尔湖以东各地的动向。
他连夜派人赶到楚库柏兴、乌的柏兴和捷列姆宾斯克，命令各地总管加强警戒，“提防交纳实物贡的蒙古族、布利亚特族和通古斯族贡民的叛变，以免他们由于中国人的到来，而像布利亚特人和温科特人那样骚动起来”。并且向各族、各部落发布欺骗性的告示：“蒙上帝眷佑，与中国钦差大臣即将议和，望彼等宰桑、舒林加周知，安居勿惊。”[51]
俄国使团内部对谈判策略也在进行讨论。有的人主张强硬到底，迷信自己的武力可以压倒抗俄人民加上中国使团的力量，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的死硬分子。有的人则认为，中国所要求的没有超出俄国政府预定可以妥协的范围，谈判下去，俄国可以得到不少好处，不值得去冒那种玩火的危险，而应该迅速地控制局势，继续谈判，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签订条约，这是当前最符合俄国利益的稳妥可靠的策略。俄国使团内部的讨论继续到二十八日上午，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
别洛鲍茨基再次前往中国营地。这时候，约定的时间早已过去，中国使臣久候俄使不来，已经渡河到了北岸。别洛鲍茨基又折返北岸，在尼布楚东边的小山上找到了中国使团，“钦差大臣们对于他的来到尤其高兴”[52]。别洛鲍茨基传达了俄方同意撤出雅克萨的决定，要求进一步讨论具体的分界线。至此，俄方重新回到了八月二十五日已经承诺的谈判立场上。由于尼布楚当地中国各族人民抗俄斗争的兴起，戈洛文的骗剧不得不收场。
索额图向俄使解释了中国使团渡河的原因。他说：“我方军队过河并非执行敌对行动，而是为了把队伍分扎得更宽敞一些，因为他们无法留在被水淹没的营地里，而且附近已经没有牧草了。”[53]同时，中国军队的岗哨不妨碍尼布楚城里俄国人的往来出入，“他们到哪里去都可以，往返完全自由。只是希望全权大使命令军役人员夜间不要从尼布楚外出，以免在中国营寨中引起不安”[54]。别洛鲍茨基“对这个答复认为满意”[55]。
这样，中俄双方的主要争执之点初步获得解决，两国中段边界的划分暂时搁置，而在东段边界方面，中方已同意割让尼布楚，俄方也同意从雅克萨撤离。但是两国的边界线究竟划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作进一步谈判。中国方面仍主张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为界，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正好在尼布楚和雅克萨的中间，而俄方则提出把边界划在离雅克萨不远的奥杰康河（或称鄂尔多昆河，即鄂尔河），并要求保留在额尔古纳河东岸原有的俄国据点。
八月二十八日，张诚和别洛鲍茨基往来于中俄营地之间，继续传达和交换意见。终于俄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边界线。
俄方之所以接受了这条边界线，因为它在沙皇政府预先规定的可以妥协的范周之内。一本苏联历史书写道：“这一步在他们（指俄国使团）所奉的敕令中是预先规定了的，即放弃阿尔巴津，讨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以至于海的问题。”[56]
戈洛文在出使日记里谈到自己同意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的三点考虑：第一，尼布楚地区中国的布利亚特人、温科特人已经起来造反，通古斯人也将起来造反，为了防止这一连锁反应扩大到贝加尔湖周围去，必须和中国迅速达成协议；第二，“中国钦差大臣异常顽固”，也就是说，中国使团态度很坚决，顶住了戈洛文的压力和讹诈；第三，“阿尔巴津和格尔必齐河之间，适宜居住的地方很少”，而额尔古纳河以西有银矿、盐湖，并且耕地甚多，“由涅尔琴斯克往这些地方移民，比去阿尔巴津要好”，“为了将额尔古纳河右岸（指西岸）所有上述矿区和有用地区留在沙皇陛下方面”。[57]
至此，中俄双方在划分两国的东段边界上已取得了初步协议。
中国使团对戈洛文在谈判中出尔反尔、又诱又逼的恶劣手段记忆犹新，余痛未消。直到八月二十八日俄方送来最后答复以前，还摸不透俄方的谈判是真是假，会不会又是一场骗剧的重演。索额图在稍稍松了一口气时，跟徐日升开起玩笑来。徐日升满有把握地认为和约能够签订，索额图要和他打赌。如果谈判成功，和约签订，他愿意输给徐日升一匹好马；如果谈判破裂，和约不能签订，徐日升得输给他一座时钟。这一轻松的小插曲使得一直处在思想紧张状态中的使团人员都活跃了起来，大家拍手赞成，愿意为这一次打赌做证。索额图显得比较高兴，对和约抱着热望，他笑着说：“打这个赌，我很乐意输，因为所输掉的不过是一匹马，所赢得的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和平条约。”[58]
4．关于诺斯山和乌第河地区的争论（八月二十九日—九月三日）
中俄双方对于东段边界线的划分虽然达成了基本协议，但是离条约的签订还有一段距离，还要经历艰难的谈判和重大的波折。俄国方面是不肯放过一切进行敲诈勒索的机会的。
八月二十九日，俄方给中方送来了一个条约草案，共七条。内容如下：
（1）以格尔必齐河及其河源至第一道石头山为界。俄方拆毁阿尔巴津城，双方不得再在此处建立居民点和寨堡，但双方可在此不受干扰地进行渔猎；
又自额尔古纳河上行直至河源为界，俄国在此所筑寨堡移入俄国境内。
（2）中国致俄国的国书中应书写俄国沙皇的全衔尊号。
（3）双方接待对方使臣，“按外交惯例，以礼相待”，“满足一应所需”。
（4）每五年双方互派使臣及随行商贾一次，中国以宝石及其他物品进献沙皇。
（5）中国应将俄方被俘人员和“逃人”送还俄国。
（6）中国应归还俄国在战争中失去之枪炮并赔偿俄方的损失。
（7）今后发生违反条约的事件，应遣使谈判解决；俄方撤出雅克萨需用之船只，由中国提供。
八月三十一日，中国使团也提出了条约草案，共六条。内容如下：
（1）拆毁雅克萨城堡。
（2）以格尔必齐河及该河河源之高山（即外兴安岭），绵延向东，至诺斯山为两国之界。
（3）以额尔古纳河为两国之界，河南俄国房舍迁至对岸。
（4）俄中两国之人不得越过额尔古纳河狩猎。
（5）订约后双方不得收容对方之“逃人”。
（6）对越境者严加惩处，对持械越境、杀人作恶者判处死刑。
中国方面在向戈洛文递交这份条约草案的时候，由员外郎喇喜和两个传教士分别用蒙古语和拉丁语郑重地声明：“蒙古汗从来就是，现在仍然是中国皇帝的臣民”，“所有蒙古领主自古以来便臣属中国皇帝，历年来一直向这些蒙古人征收上等骆驼和上等马匹的实物贡”，“有关这些蒙古人的问题，待今后沙皇陛下向中国皇帝派出大使或公使时再行商谈”[59]。
中俄双方提出的这两个条约草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俄方从最大限度地谋取侵略利益出发，条约草案中除谈到边界线的划分以外，还提出一大堆无理的额外要求，如尊称沙皇的“全衔”、“以宝石进献沙皇”、“赔偿俄国的损失”、把“逃人”送还俄国（实际上是指逃出俄国统治的中国老百姓）。其中很多问题在前一阶段的谈判中根本没有讨论过。中国方面从杜绝两国争端、保证边界安定的愿望出发，条约草案的内容集中在边界线的划分以及“逃人”、越境问题上。其中，第六条禁止越境是中国方面极其关心的问题，因为中国站在被侵略的立场上，希望防止今后再发生俄国的武装入侵事件，所以提出了严禁越境的规定。而其中第五条双方不得收容“逃人”是俄国极其关心的问题。因为，俄国站在殖民占领的立场上，害怕尼布楚和贝加尔湖一带占领区内的中国各族人民大批逃回祖国去，在谈判中，俄方一再要求中国交还这些“逃人”“背叛者”。中国使团为了迅速地缔结条约，迁就了俄方的要求，做出了重大让步，规定今后不再收容“逃人”。这一规定有利于俄国巩固对新占领地区的殖民统治。
中俄双方各自提出条约草案以后，彼此进行驳辩。俄国方面毫无理由地抓住中方条约草案中的诺斯山问题，横生枝节，胡搅蛮缠，采取极端卑鄙的造谣、欺骗手法，再一次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了重大的领土让步。
九月一日，俄使别洛鲍茨基前来中国营地，要求澄清诺斯山的地理位置。据他说，俄国方面从来没有听说过诺斯山这个名字，因此不同意在这里划界，硬要把边界划在靠近黑龙江口的较小的山岭上。
其实，诺斯山就是外兴安岭最东端靠海处的一座山峰。中俄双方刚刚达成的协议是边界线沿外兴安岭直达于海，所以，中方条约草案中指明了诺斯山，这是完全符合协议的。索额图向俄使作了说明，指出：“诺斯山在黑龙江与勒拿河之间。当地雅库梯猎人称这座山为诺斯山。”诺斯山以南有乌第河及其他河流，乌第河亦称沙弗利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沿岸住着中国皇帝的贡民而不是沙皇陛下的贡民”，“从黑龙江口至山脉边缘（指外兴安岭或诺斯山），中国方面在五个地方建立了城镇”，中国政府“每三年派遣侍郎去上述大小河流一带，为中国皇帝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一次。这位侍郎现在是钦差大臣的同僚”，而俄国方面“常常侵入这些地区，挑起争端，行凶杀人”。[60]索额图表示：按照和俄国刚刚达成的协议，边界沿外兴安岭而东，应当划在诺斯山，并要求俄方停止对乌第河地区的入侵。
关于诺斯山的名称、位置和状况，是当地中国居民以及管辖该地的政府机关向索额图提供的，因此索额图的答复有理有据，很明确地说明了该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驳斥了俄方的无理纠缠。而俄方却说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只是反复地说：康熙从前给俄国的信件中只谈到雅克萨划界而没有提到诺斯山、乌第河呀！俄国使团没有奉命就这个地区谈判划界呀！甚至言词矛盾，自打嘴巴，一会儿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诺斯山这个名称；一会儿又说诺斯山属于雅库次克县，离乌第河很远，“需要走十个礼拜左右”[61]。
诺斯山究竟在什么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当年的戈洛文、徐日升、张诚和后来的帝俄殖民主义者直到今天的苏修新殖民主义者制造了种种谣言，搅得混乱不堪。他们有的说：根本找不到诺斯山这个地方；有的说：诺斯山远在堪察加半岛上；有的说：远在白令海峡的楚科奇半岛上；有的说：远在北冰洋里；也有的说：诺斯山不在靠海处而在贝加尔湖中。他们企图以此来说明索额图当时不明地理情况，提出了过分的和荒唐的划界方案，从而给中国使团的脸上抹黑。其实，诺斯山是当地中国各族居民熟知的名称，外兴安岭从西向东延伸，直达于海。其最东尽头处的山峰耸立于鄂霍次克海边，它是外兴安岭最东端的高山。西伯利亚史学家米勒说：当地居民把海角叫作诺斯（Noss）。诺斯山之名即由此而来。该地约在北纬五十五度，位于乌第河以北只有一百几十里。中国方面一直把诺斯山看作中俄两国的边界。一六八七年，清政府曾给雅克萨俄军写去一封俄文信件，劝告俄军撤离中国领土。信件中写道：“即将返回的人们，回到你们的故土去罢，或越过诺斯，或到勒拿河上，回到那个地方去过活罢。”[62]又《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四年，即一六九三年，索额图给俄国当局的信中说：“于康熙二十八年，奉我中国圣主谕旨，前往尼布楚会同你俄罗斯大使费耀多罗·额里克谢（即戈洛文）议定边界时，曾提出：将由北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直至延伸入海之诺寺山（诺斯山），山阳属我，山阴属俄罗斯。”[63]很显然，诺斯山就是指外兴安岭东端，而不是什么遥远的其他地方。诺斯山这一中国的名称一直沿用几百年，直到一九五四年苏联出版的世界地图上在外兴安岭东端的海滨还赫然标有诺斯山角（Носорог，或译“犀牛角”）的字样。[64]
戈洛文在谈判中一直采取忽软忽硬、又诱又逼的种种策略，极力为俄国谋取侵略利益。当谈判陷于僵持时，他就抛出一点诱饵，做出一些假承诺，纠缠住中国使团，进行讨价还价。当中国使团被这些假象所迷惑，以为协议即将达成，从自己方面竭力做出让步以后，戈洛文却又制造借口，横生枝节，突然改变态度，砰然关闭希望的大门，逼勒中国使团再作让步。他就是通过这样的手法，一张一弛，操纵着谈判的议题和进程。
诺斯山问题是戈洛文制造出来用以勒逼中方再作领土让步的又一个借口。俄方立即摆出剑拔弩张的姿态，在一夜之内“已经在尼布楚四周树起一道栅寨”[65]，“在一天一夜之内，他（指戈洛文）把他的城的防御工事加强得相当充实”[66]，并派出五百名火枪兵在城厢站岗放哨，耀武扬威。戈洛文摆出了一副寻衅打仗的架势以后，于九月二日给中国使团送去一份强硬的抗议书，坚决反对以诺斯山为两国边界，主张将这个地区的划界“留待他日沙皇陛下与汗殿下（指康熙）愿意之适宜时候再遣使友好议决”，并指责中国使团“置一切道理于不顾”，“蓄意挑起战端”，声称俄国方面“寄希望于事实的见证者——上帝，他将驱逐违背一切善良愿望的不义之师”[67]。
戈洛文的这种忽软忽硬、又诱又逼的策略，一次又一次地使得从未参加过复杂的国际谈判的中国使团感到困惑不解。自己方面只是提出和申述了以诺斯山为界的意见和理由，并没有进行军事部署，他们不知道戈洛文的指责和威胁因何而来。这时候，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又帮着戈洛文说话了。他们学着戈洛文的腔调，声称诺斯山在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仿佛是一座虚无缥缈的海外神山。据徐日升说：“这个山脉是在北纬七十五度，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北极。”他胡说自己用经纬度计算出“这些地区约有八百里格（近八千里）”之远。[68]张诚说，“这支山脉抵达海滨之处约在北纬八十度”[69]，北纬八十度已接近北极。他们两个竭力劝说索额图迁就俄方的要求，不要提出以诺斯山划界这种“荒唐”建议。张诚说：他“不相信俄国人会同意他们的要求”[70]。徐日升说：“我们的中国皇帝如果听到这份抗议书（指戈洛文送来的关于诺斯山的抗议书）的原文，一定很生气，因此，再次尽一切努力试图诚恳地进行谈判是明智的。”[71]戈洛文和两个传教士等骗子手就是用那种危言耸听的无稽之谈来吓唬和哄骗中国使臣。中国使臣虽然从当地中国居民那里了解到诺斯山的名称和位置，但他们并没有亲自到过诺斯山，不能完全识破和揭穿外国骗子手们制造的谣言，他们看到俄方张皇其词，似乎不惜因此而决裂，就感到犹豫不安起来。他们担心“自己提出的要求超过了他们所奉的命令，并且冒有使谈判破裂、和约不得缔结的风险”[72]。为了从速签订和约，中国方面作了新的领土让步，建议由两国均分这一地区。但是戈洛文不同意两国均分，极力坚持将这一地区留待以后再议，中国使团只好再作让步，接受了戈洛文的意见。
事情还没有到此为止。当中国使团接受了戈洛文坚持的“留待以后再议”的意见，把条约草案改成“惟至诺斯山中间流入海之其余河川及其间所有土地，因俄国全权大使不全知晓，应暂行存放”[73]后，戈洛文看了这个条约草案，突然又改变腔调，仿佛全然忘记了两天以前自己坚持留待后议的意见，他说道：诺斯山周围有许多打猎的地方，乌第河上有俄国的寨堡，“那些土地从久远的年代起就归沙皇陛下管辖”，“这些堡寨怎么能定为共用之地？为何留待他日划分？”，而要求改写成“在阿穆尔河河口和沙弗利河（也称乌第河）之间所有土地和河川不能划分”[74]。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原来戈洛文声称不知道诺斯山而坚持把这里作为“待议”地区，两天以后他又一口咬定诺斯山和乌第河都是俄国领土而要求把“待议”地区划到黑龙江口。戈洛文就是用这样的欺诈拐骗、反复无常的手段使中国使团陷入圈套，一次又一次地做出让步。最后，在《尼布楚条约》中规定的“待议”地区已不是原来的诺斯山，而是向南推移，变成了“乌第河以南”。
耶稣会传教士在待议地区的争论中帮了俄国很大的忙。他们按着戈洛文的调子在中国使团耳边敲边鼓，念帮腔，迷惑和哄骗中国使团。有一次，中国官员和传教士去见戈洛文的时候，“这两位耶稣会士还悄悄地提请大使（指戈洛文）注意，当着他们的面讲斯拉夫语要当心，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纯种的中国人，精通俄语，他常常把听到的事情告诉他们的使臣（指索额图）”[75]。
在诺斯山的争论告一段落时，两个传教士感到是向俄国索取贿礼的时候了，他们给戈洛文秘密地写了一封法文信，“信中请全权大使给予赏赐，令留下的那个人给他们带来貂皮、银鼠皮（数量随便）、做帽子的黑狐皮、美酒、母鸡、牛油。他们相信能得到全权大使的恩典”。当天，戈洛文就从皇库中提取四十张貂皮、一百八十张银鼠皮以及其他贵重皮毛，外加美酒、食品送给传教士。以后，传教士“又请全权大使准许他们的随从人员暗中做些买卖”[76]，“全权大使准如所请，答应安排贸易，以慰教士之心”[77]。一个收买，一个出卖，俄国的和西方的殖民主义分子拿中国的领土主权偷偷摸摸地大做交易。
5．其他问题的争论（九月三日—九月六日）
在争论诺斯山问题的前后，俄国使团还提出了一系列其他侵略要求，其中主要有：书写沙皇的全衔尊号，遣返俘虏和“逃人”，互派使节，通商贸易，雅克萨地区双方自由渔猎以及中国不在该地区建造房舍等问题。双方就这些问题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一）关于书写沙皇全衔尊号问题
戈洛文要求，今后，中国致俄国的国书以及中俄条约中必须书写沙皇的全衔尊号。据他说：罗马大帝、波兰国王以及世界各国的君主都这样尊称俄国的沙皇，因此，中国也必须照式书写沙皇的全衔，不作任何省略。这是戈洛文的又一个无理要求，因为沙皇的全副头衔长得吓人，佶屈聱牙，译成汉字有三百多个字[78]，其中还有“王中之王”“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帝中之帝”等等字样，表现了妄自尊大和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态度，这样的称呼自然不能为清朝政府所接受。索额图主张在正式条约内只书写“中国大皇帝”和“俄罗斯察罕汗（沙皇）”字样，并保证今后中国的国书中对自己的皇帝不写“主宰天下”字样，不用“上对下”的语气。戈洛文再三坚持书写沙皇的全衔，并和两个传教士一起大骂中国使团“不按照外交惯例行事”“极端粗野，异常固执”。在这些殖民主义者看来，狂妄自大、奴视别国、又臭又长的沙皇全衔就是他们所谓“外交惯例”和“文明”的象征。中国使团为了迅速缔结条约，又作了让步，同意在《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中书写沙皇的另一个较短的头衔，而中国方面仍只写“中国大皇帝”五个字。就是这个较短头衔加上沙皇的名字也有六十余字，汉译如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一统专制君主，东、西、北各方众多疆土世袭君王和领主，上帝恩佑的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陛下。”
（二）关于遣返俘虏和“逃人”问题
戈洛文声称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再三要求中国方面遣返俘虏和“逃人”。他要求“遣返”的实际上是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战争中被俘的俄军，第二部分是自愿投奔和归降中国的俄军下层士兵，第三部分则是反对俄国压迫而逃回祖国的中国各族居民。戈洛文把第一部分人叫作“被掳人员”，把第二、三部分人叫作“叛变者”，要求统统交还给俄国，这又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因为，清政府已多次无条件地释放了俄俘，如第一次雅克萨战争结束后，一次就释放了俄俘七百多人。还留在中国的俄俘或自动投奔中国的俄军都是不愿回到俄国去再替老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卖命的俄国下层士兵，这些俄国士兵已在中国编设佐领，成家立业，得到妥善的安置，清政府不能强迫遣返他们。至于因反对俄国压迫而逃回祖国内地的边境各族居民，根本不是俄国人而是中国人，谈不到什么“遣返”，清政府当然不能把回到祖国来的中国各族居民交给俄国，把他们再推入殖民主义的火坑。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使团丝毫没有让步的余地。
针对戈洛文这一要求，中国使团答复：遣返不是单方面的而应该是双方面的，如果俄方遣返所有被掳去的中国各族人民，那么中国亦可遣返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俄国人。这个答复把戈洛文吓了一跳，因为被俄国掳去的中国各族人民数量极大，何啻千千万万，而留在中国的俄国人只有一百人左右，就像戈洛文自己所说，这样的交换，中国将“向沙皇陛下索还数目可观的异族贡民”[79]。因此，他立即改变了腔调，反对自己一再提出的遣返要求，并把那些曾在他的“人道主义”关怀下的俄国人破口大骂一通。他说：“那些叛变的俄罗斯人，竟不怕渎犯上帝，忘记东正教的信仰和大君主沙皇陛下对他们的隆厚恩典，叛离俄国，如今居于汗殿下境内（指中国境内）。由于他们这种罪恶的强盗图谋，已没有必要让他们回到沙皇陛下方面来。”[80]
《尼布楚条约》签订的那天，戈洛文在签字仪式之后和索额图谈话，又提出要求遣返留在中国的俄国人，他竟然卖弄几个臭钱，说俄方“可为每个人交二十卢布的赎金”。索额图当场把他顶了回去，答复说：俄国如能遣返被掳去的中国各族人民，中国方面愿意“为每个人交三十卢布赎金，分文不欠”[81]。
（三）关于派遣使节问题
戈洛文要求在条约内规定中俄每五年互派使节一次，中国对俄使应当“以礼相待”。中国使团答复，俄国什么时候派遣使节“任其自便”，中国方面“一概给以优渥待遇”，但没有必要把五年遣使一次规定在条约中。至于中国遣使赴俄国，须报告中国皇帝以后再作决定。
那时，清政府似乎已有遣使赴俄的打算。索额图对戈洛文说：“预料中国皇帝将遣使觐见沙皇陛下，但能否很快派出，则不得而知。”[82]甚至清政府已内定了赴俄使臣的人选，据传教士徐日升、张诚向戈洛文泄露：“预料中国皇帝即将派出席此次使臣会谈的第四位使臣使俄。”[83]第四位使臣即指都统班达尔善，但以后不知什么缘故，遣使赴俄之事并未实现。
（四）关于通商贸易问题
俄国政府极为重视和中国通商贸易的利益，“中国以出产金、银和其他种类的贵重商品著称于世，俄国因此很有理由把中国看作它的将来的巨大市场”[84]。俄国政府给戈洛文使团的训令中写道：“沙皇陛下帝国所珍视的礼物为宝石、银子、丝绒制品、中国缎和香料。”[85]它希望能从中国每年输入一千、二千、三千或更多普特的银子以及大量的丝绸，希望中国敞开大门，能让俄国商人自由通行、自由贸易并免除捐税。
戈洛文提出了每五年互派使者及随行商贾的要求。中国使团答复中国“从不明令禁止商贾人员往来，进行自由贸易”，但是不愿意把它写进条约内。清政府从来认为通商贸易是商人们的私事，用不着写进条约，更不同意在条约内规定中国官方使团带着一批商人跑到俄国去做生意。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并没有迫切地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但是，为了照顾俄方要求，中国使团也作了让步，同意在条约内写进了“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
（五）关于在雅克萨共同渔猎问题
俄国撤离雅克萨当然不是心甘情愿的，它千方百计要在这里保持某种特权，因而提出了中俄双方人员可以在雅克萨地区共同渔猎，“不受干扰”的要求，这当然是中国使团所不能接受的。中俄边界既已划定，雅克萨属于中国的内地，它离划定的边界（格尔必齐河）有七百里左右。如果同意俄国这一要求，俄国人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越过边界，深入中国内地七百里，“不受干扰”地自由活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绝不会接受这种侵犯本国领土、主权的侵略要求。并且，中俄两国几十年来的矛盾冲突就是俄国殖民主义分子不断入侵中国领土、压迫中国人民而引起的，中国使团对此记忆犹新。因此，索额图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俄方的要求，他说：“至于要在雅克萨均得渔猎一事，难道沙皇陛下方面全权大使还想今后再挑起纠纷吗？……望全权大使完全打消此念。关于共同渔猎之事，他们奉有中国皇帝的谕旨，不得通融，因为先前的纠纷概皆由此引起。”[86]
（六）关于中国不在雅克萨建造房舍问题
戈洛文要求在条约内写明中俄双方都不在雅克萨建造房舍，这是无理而又很奇怪的要求。因为雅克萨是中国的内地，俄国当然不能在这里建造房舍，至于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是否建造房舍，俄国根本无权过问。但是，戈洛文一直进行无休止的纠缠，要求在条约内必须写上这一条。甚至威胁说：“如果中国使臣不在条约文本中写上双方在阿尔巴津地方永不建造任何房舍，则他们，全权大使将永远不会缮写条约文本。”[87]
戈洛文为什么坚持写进这一条款呢？这是有其阴险目的的。如果条约内写进了雅克萨地区两国共同渔猎以及中国不在这里建造房舍，那么，俄国就可以把雅克萨说成是中俄两国共有之地。戈洛文在签订条约的时候就在竭力为将来曲解条约制造可乘之机，故意搅乱两国的边界线，他的这个阴谋被中国使团所识破，索额图坚决拒绝了戈洛文的这一要求，他说：中国方面“永远不会将此事写入条约文本”，并明确指出“之所以不写上此事，是防止全权大使将此地作为边界”[88]。
在这个问题上，戈洛文无休止地进行纠缠，但中国使团始终没有落入圈套。戈洛文甚至采取卑鄙手段，派别洛鲍茨基暗中许给两个传教士厚重的贿礼，要他们在条约文本内偷偷地写进中国在雅克萨不筑城、不住人一条。别洛鲍茨基对徐日升、张诚说。“不必让中国使臣知晓，因为用拉丁文缮写的条约文本内容是什么，谁也不能知道。”[89]可是，两个传教士知道这种做法责任太大，将来会承担严重的后果，没有敢答应。戈洛文这一包藏祸心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索额图写信给戈洛文叙述当时谈判的情形说：“我等会议时，议定拆毁你于雅克萨地方所筑之城垣，俱行撤回你雅克萨地方之居民，并将此写入界约之内。至于雅克萨城墟不再筑城住人之说，界约内并未书写。你再三声称不筑城不住人时，我已向你声明：‘雅克萨地方原为我属，如今明定地方时也为我属，怎可将我不筑城住人写入文内？’已与你议定矣。所有地方，界约之内，书写甚明。”[90]
中国使团为了排除谈判道路上的障碍，对俄国作了很多让步，但同时也坚决拒绝了俄方许多露骨的侵略要求，戈洛文并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强加于中国。当时，尼布楚地区中国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还在继续，戈洛文的侵略野心不得不稍稍收敛，和中国使团达成协议，以便抽出力量去对付抗俄的人民群众。就像徐日升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由于喀尔喀人造反而使局势紧张，俄国人会坚持要求更多的东西和更明确的条件”，“喀尔喀人当时正在渡河，如果不加阻止，就将从俄国人那里逃走，带着他们的所有牲畜回到他们的老家去。这对俄国人来说将是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从喀尔喀人那里每年榨取贡物”[91]。
因此，当戈洛文继续和中国使团进行谈判时，摸清了中国使团不敢冒使谈判破裂的风险去支持抗俄的人民，他就毫不迟延地派出军队去进行镇压。当时，中国各族人民正在纷纷渡过黑龙江，希望逃出俄国的侵略魔掌，返回祖国去。戈洛文第一次派出俄军四百人，第二次又派出俄军六百人，到黑龙江渡口拦截并进行追捕。戈洛文命令俄军，先用甘言诱惑中国各族人民“不要逃离沙皇陛下的统治”“从前的罪过将永远不予追究”。如果诱惑无效，“应在仁慈的上帝保佑下，诉诸武力，不放他们遁入蒙古草原”[92]。
中国各族人民反抗奴役、心向祖国的坚定意志是不可动摇的。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自由、独立和返回祖国的权利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战斗。仅在黑龙江渡口的一次战斗中，俄军就屠杀了一百多名正在渡河的中国各族群众，中国人民奋起还击，打死二十六个俄国侵略军。尽管戈洛文布下了一层层的罗网，使用了诱惑、恐吓、屠杀种种手段，中国各族人民仍有许多冒着千死万难，突破阻拦，摆脱追击，跋山涉水，回到了祖国。还有，在尼布楚地区抗俄斗争的影响下，其他地方的中国各族人民也纷起反对俄国殖民统治，在楚库柏兴一带就爆发了一次规模浩大的抗俄起义，有五万中国喀尔喀蒙古族人民摆脱了俄国的统治，向南撤退，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里。
俄国侵略者对于中国各族人民挣脱枷锁、获得自由是极不甘心的，还千方百计要把已经逃出虎口的中国各族人民劫夺回去。《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两个多月，戈洛文派隆沙科夫到北京去，还向清政府索取这批中国人。俄方提出，“有许多温科特人和布利亚特人叛离沙皇陛下逃走，目前居住在博克多汗殿下（指康熙）境内”，“望汗殿下下令将这些地方的叛逆者交还”[93]，清政府并没有理睬俄国的这一侵略要求。
6．《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
经过艰巨、复杂的谈判和中国方面的一再让步，中俄双方对于条约内容才达成了协议，定于九月七日在尼布楚城外五十俄丈的一个帐幕里举行签署的仪式。
九月六日夜间，中国营地上灯火辉煌，通宵达旦，人们都在高高兴兴地做准备工作。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早上（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俄历七一九七年八月二十八日），徐日升、张诚等先到俄方营地去誊写条约文本，随后，中国使臣们全副朝服，率领官员和士兵前往会场。
突然，事情又发生了波折。本来，条约文本和签署仪式都已经预先商量好了，俄方又临时变卦，提出异议。因此，中国使团不得不在尼布楚城附近的小山头上停留下来，等待进一步的谈判交涉。
争执之点在于中国皇帝和俄国沙皇排列的次序，以及条约的份数、签署的方式。双方本已商定：条约以拉丁文、满文及俄文写定，但是条约文本中把中国皇帝写在前面还是把俄国沙皇写在前面，当时被双方当作有关国家尊严和荣誉的大问题。中国使团本着平等的原则，建议双方各准备四个条约文本，中国方面缮写两个拉丁文本和两个满文本，把中国皇帝和俄国沙皇轮流写在前面。签署时，中俄使团在所有的文本上都盖章，但按照中国习惯，不必再由使臣个人签字。条约文本不必交换，但如果要交换，则可把其中俄国沙皇写在前面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满文本交给俄方，而把中国皇帝写在前面的另一个拉丁文本和另一个满文本留给中方。俄国方面缮写的两个拉丁文本和两个俄文本亦照此办理。经过交换之后，中俄使团将各自带回四个条约文本，两个拉丁文本、一个满文本、一个俄文本，都经双方盖章，并且都是把自己的君主写在前面。
俄国使团临时提出四点异议：（1）双方只缮写两个文本，一个拉丁文本，一个本国文字的文本，两个文本中都把自己的君主写在前面；（2）签署时只在自己缮写的这两个文本上盖章，不在对方缮写的文本上盖章；（3）除盖章外，还必须有使臣个人的签字；（4）条约文本必须互相交换。经过互换以后，双方使团将各自得到由对方缮写并只有对方签字盖章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对方国家文字的文本。
这样，谈判到了即将签署条约的最后时刻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僵局。使者在双方使团之间来来往往，传达无休止的争论和驳辩。俄国使团说：他们不能够缮写把中国皇帝放在俄国沙皇前面的字样，也不能够在别人缮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盖章。中国使团说：他们不能够只带回一个单方面签字盖章的条约文本。
这一天的天气也变幻无常，仿佛是故意要增添人们的烦恼。早上还是晴空万里，慢慢地云层堆积，变得阴沉沉的，到后来竟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中国的使臣们和随从的官员、士兵，一直在光秃秃的小山头上伫立等候，从早上等到中午，又从中午等到傍晚，挨着雨水浇淋，无处可以藏身。后来，虽然临时搭了一个小帐幕，也只能容纳使臣和少数几个人挤在里面。争辩还在继续，交涉尚无头绪。戈洛文的态度格外强硬顽固，寸步不让。连徐日升也不能不说：“我对于他们（指俄国使团）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感到有些恼火和惊讶，因为这个问题是在前一天就已经决定了的。而且，我们的钦差大臣们已经到来，在小山上等候，这是俄国人可以亲眼看见的事。钦差大臣们正在那里仰望着即将下雨的天空，就在这个时候，雨对他们毫无顾忌地已在开始下了。”[94]
以后，还是中国使团一步又一步地退让，最后，几乎完全接受了俄国的要求。双方议定：（1）各方只缮写两个条约文本，而不是四个条约文本，其中一个拉丁文本作为正式文本，另一个本国语言（满文或俄文）的文本作为副本，各自把自己国家的君主写在前面；（2）双方在条约的两个正式文本（拉丁文本）上共同盖章签字，而满文本和俄文本上只由本国盖章签字；（3）盖章的文本上由使臣个人签字；（4）条约文本进行互换。这样，俄方的四点意见几乎全部被采纳。俄方只作了一个让步，那就是在条约的正式文本即拉丁文本上，由双方共同盖章签字。但就是在这一点上，俄方的让步也是假的，戈洛文等耍了一个花招，他和弗拉索夫在共同签署的条约正式文本上用蜡油盖了章，这个蜡油印记不久以后就化开了，成为两个斑痕。现在影印出来的《尼布楚条约》正式文本上，中国方面七个使臣的签字和黑龙江将军的印章很清晰鲜明，而俄方盖章处只留下两个污痕，什么也看不清。戈洛文在谈判的自始至终一直就是采取这种狡猾诈骗的手段。
又是由于中国方面的让步，双方才能在签署形式上达成协议。等到双方使团进入会场，开始举行签署和交换仪式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午六点钟左右了。
签署仪式先由双方宣读条约的正式文本即拉丁文本，中国方面由传教士张诚宣读，俄国方面由译员别洛鲍茨基宣读，此方宣读时，彼方即以自己方面缮写的文本校核。宣读校核完毕后，双方彼此询问没有经过宣读的副本——满文本与俄文本——是否与拉丁文本一致，接着双方签字盖章，但“只有拉丁文本盖有两个国家的印玺”[95]，满文本和俄文本只盖本国的印章。然后，索额图和戈洛文代表两国使团宣誓，对所订条约，两国永远遵守不渝。宣誓毕，双方交换条约文本，中国使团得到俄方缮写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俄文副本，俄国使团得到中方缮写的一个拉丁文本和一个满文副本。这时乐声大作，双方使团互相致敬，签署和交换仪式结束。戈洛文以甜食和茶点招待中国使团，并进行了交谈。直到夜间，中国使团才返回自己的营地。一整天的等待、交涉和仪式已使中国使臣们精疲力竭，但是几个月以来的长途跋涉和艰难谈判总算有了成果，当他们离开会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不为条约的签订而感到欣慰、喜悦。
黑龙江上已经很寒冷，中国使团人员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因此急欲返回北京，但由于俄方的挽留，九月八日中国使团没有起程。俄方送来了礼物，有自鸣钟、怀表、银杯、望远镜、大烟斗、貂皮等等，中国使团也回赠礼物，有镂金鞍辔、如意、金杯、锦缎、棉布等等，索额图还满足了戈洛文的要求，送给他一顶制作精致、价值昂贵的帐篷。戈洛文邀请徐日升和张诚到尼布楚去，两个传教士向戈洛文最后一次递送情报，谈了中国的物产、毗邻国家以及清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情况，并且还拿出一幅中国全图送给戈洛文；戈洛文给了他们许多犒赏，犒赏中竟包括一个十二岁的中国蒙古族孩子。戈洛文还对徐日升说：“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应该多么感谢你。你为了共同的利益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帮助。我要让你知道，我是知道你的帮助的，而且我向你保证，不久你将得到同样的报答，知道你的工作在莫斯科产生的结果。”[96]
九月九日，中国使团拔营起程，离开尼布楚，沿着来时的路线仍分成水陆两路，一路沿黑龙江返回瑷珲，一路经蒙古返回北京。十月间，回到康熙正在狩猎的热河围场。
戈洛文继续留在尼布楚约一个半月，忙于追捕中国各族人民，拆迁雅克萨、额尔古斯克寨以及改建尼布楚城。十月下旬，他离开尼布楚。一六九〇年二月离开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留下一千余名俄军，继续巩固俄国的殖民统治。至一六九一年初，戈洛文使团回到了莫斯科。
注释
[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0页。
[2]同上书，第521页。
[3]《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1节。
[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0节。
[5]同上书，第32节。
[6]《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7]《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8]《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9]《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10]《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1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3页。
[1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13]《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2节。
[1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7～528页。
[1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1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27页。
[1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1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8页。
[19]《为俄罗斯大使咨文告知额尔古纳河村舍因冬季所迫未及迁徙及索还伊逃出之喀尔喀布鲁特人事我大臣寄俄罗斯大使之满文复文》（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0]《索额图答复俄罗斯使臣厄里阿萨尔之请求事项之满文文书》（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2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22]《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屡次写信和派人敦促俄方举行谈判，以划定中俄两国的中段边界。如一六九三年索额图给俄国伊尔库次克当局的书信中说：“行文与你先来之使臣，欲议定喀尔喀地方，至今尚未复文。”（《索额图为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城长官遣使谢缅请求归还其逋逃等事之满文复文》，康熙三十二年五月）一六九四年索额图答复俄使伊兹勃兰特的信中又说：“况且曾行文与你前使，欲约定地点，议定喀尔喀等事，至今尚未复文。如今议定喀尔喀边界，于何时何地会议，请你转告你君主，速复一文。”（《索额图答复俄罗斯使臣厄里阿萨尔请求事项之满文文书》，康熙三十三年二月初六日）一七〇二年土谢图汗奉康熙之命派都统布延图前往俄国，“欲与其议定条约。但视其俄罗斯之复文，竟对定约事项，只字未提”（《理藩院致尼布楚城长官伊凡书》，康熙四十一年闰六月）。一七一七年清政府给俄国书信中又指出：“曾给你察罕汗去文欲议喀尔喀之事，因十年来未见复文，故尚未会议。如今又指使你属之人于我属地方，造房居住，断然不可。”（《理藩院致俄罗斯察罕汗西伯利亚省总督玛特维·嘎嘎林书》，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以上书信均藏于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23]这是戈洛文从尼布楚当地居民中听说的，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7页。实际上，格尔必齐河西距尼布楚约五百里，东距雅克萨约七百里。
[2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67页。
[2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2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3节。
[2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1页。
[2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2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9页。
[30]参见《都统郎谈等奏率船兵抵尼布楚日期及设水营情形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10节。
[32]《索额图奏俄罗斯劫掠喀尔喀四台吉本》（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3][34]《索额图奏喀尔喀恳求营救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3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3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4节。
[37]《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38]徐日升和张诚都说渡河地点在尼布楚下游三里格，如按一里格为三英里计算，每英里又合三点二里，则渡河地点在尼布楚下游二十八点八里。
[39][40]《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2节。
[4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4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9页。
[4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24页。
[44]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程，在八月二十六日以前，《徐日升日记》《张诚日记》《戈洛文出使日记》的记载是一致的。但从八月二十七日起，《戈洛文出使日记》所记日期都比徐日升、张诚所记晚一天或几天。例如：别洛鲍茨基深夜往中国营地，徐、张日记中均作八月二十七日，而戈洛文日记作八月三十日（俄历八月二十日）；中国使团渡河，徐、张均作八月二十八日，而戈洛文作八月三十一日（俄历八月二十一日）；俄方为诺斯山向中方提出抗议书，徐、张均作九月一日，而戈洛文作九月五日（俄历八月二十六日）。甚至连中俄开会签署《尼布楚条约》的日期也不一样，徐、张日记作九月七日，而戈洛文作九月八日（俄历八月二十九日）。本书采用了徐日升和张诚所说的日期。因为：第一，《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和中国档案中所说的签署日期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即公历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与徐日升、张诚所记日期是一致的，而《戈洛文出使日记》中的日期晚了一天。第二，《徐日升日记》和《张诚日记》是当时或事后不久分别记录的，两人代表耶稣会的不同派别，存在内部矛盾，他们各写各的日记，大概没有交换意见，对证日期，而他们两人所记的日程几乎完全相同。第三，《戈洛文出使日记》是在事后将许多文件、记录稿汇编而成，有不少文件的日期是后来补填上去的，因此常常出现日期错乱和缺漏的现象。第四，特别重要的是，《戈洛文出使日记》中对谈判日程明显有作假的痕迹。例如：《戈洛文出使日记》中对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几天内的谈判记载很少，以掩盖戈洛文正在玩弄的骗局，而把俄方同意让出雅克萨的日期拖延了几天，表示自己曾和中国使团进行了艰巨谈判，以便向沙皇政府邀功。而徐日升、张诚在有些问题上也作了假，如隐瞒自己向俄国索取贿赂，但他们两人对于谈判日程却并无必要串通起来共同作假。
[45][46][47]《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4节。
[4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8页。
[49]同上书，第541页。
[50]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6页。
[5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38～539页。
[52]《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8节。
[53]《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5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2页。
[55]《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38节。
[56]雅科夫列娃：《1689年的第一个俄中条约》，第178页。
[57]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4～545页。
[58]《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0节。
[5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50页。
[60]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57～573页。
[6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61页。
[62]同上书，第792页，注242。
[63]《索额图为俄罗斯伊尔库次克城长官遣使谢缅请求归还其逋逃等事之满文复文》（康熙三十二年五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64]参见《世界地图》，第79～80页，莫斯科一九五四年版。
[6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九月三日）。
[6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3节。
[6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59～560页。
[68]参见《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3、45节。
[7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5节。
[72]《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九月二日）。
[7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71页。
[7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72页。
[75]同上书，第573页。
[76]同上书，第562页。
[77]同上书，第571页。
[78]沙皇的全衔称号如下：“神圣光荣三位一体的全能上帝恩佑的大君主、沙皇、大公约翰·阿列克谢耶维奇和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王中之王，大俄罗斯、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各邦各国的领有者，各王国、各国家的征服者，东西方的独裁者，南北方的统治者，所属莫斯科、基辅、弗拉基米尔、诺夫哥罗德、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特维尔、尤戈尔、彼尔姆、维亚特、保尔加尔等国的皇帝，下诺夫哥罗德、契尔尼哥夫、梁赞、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别洛奥杰耳斯克、乌多尔、鄂毕多尔斯克、康金斯克的君主和大公，伊维利亚地区卡尔塔利亚和格鲁吉亚诸王和卡巴尔达地区切尔卡斯和哥尔斯克诸公的君主，其他许多在其统辖和崇高统治下的国家的征服者和战胜者，对乞求者恩赐和平与安宁的强大独裁者，解除痛苦增进福利的治理者，帝中之帝至尊上帝眷佑的基督教君主、沙皇陛下。”
[81]同上书，第598页。
[82]同上书，第597页。
[83]同上书，第603页。
[84]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页。
[85]同上书，第154页。
[8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47页。
[89]同上书，第568页。
[90]《索额图为俄罗斯大使咨文告知额尔古纳河村舍未及迁徙及索还伊逃人事寄俄罗斯大使之满文复文》（康熙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91]《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54节。
[9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574页。
[9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614页。
[94]《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47节。
[95]《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
[96]《耶稣会士徐日升关于中俄尼布楚谈判的日记》，第56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