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俄两国派出谈判使团，俄国对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侵略
1．俄国派出以戈洛文为首的使团（一六八五—一六八七年）
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等先遣信使从莫斯科出发以后，俄国政府就在为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作准备。俄国外交衙门和西伯利亚事务衙门忙忙碌碌地拟定谈判方针，起草给使团的训令，调派人员，支拨经费、物资，组成谈判使团，并且组织了一支随同使团前往中国边境的军队。
一六八六年一月三十日，沙皇正式任命费奥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Головин Федор Алексеевич，旧译费耀多罗，一六五〇—一七〇六年）为谈判使团的全权大使。戈洛文出身于贵族，他的祖父老戈洛文四十多年前任雅库次克督军，就是在他手里派出波雅科夫匪帮，第一次入侵我国的黑龙江流域。戈洛文一家可说是以侵华起家的世家。他的父亲和叔父也都是大官僚，在派系斗争中属于彼得一世的支持者。戈洛文从青年时代起就当了宫廷内务官和侍臣，靠近沙皇，在上层集团中被认为是年轻的干才。副大使是尼布楚督军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一六二八—一七一〇年），秘书官是谢苗·科尔尼茨基。使团人员中还包括侍臣、宫廷护卫、译员、书吏、几名上校和其他军官，随行军队一千九百三十八人，其中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五百零六人，西伯利亚各地抽调的各种士兵一千四百三十二人。[1]沙皇政府组织这样一支随行的军队，意味着它虽然接受了中国的谈判建议，但并不放弃战争手段。戈洛文被授予广泛的全权——外交权、行政权、军权，在他认为有利的情况下，可以调动自己的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军队，对中国开战。
沙皇政府给戈洛文颁发了秘密训令，规定了使团的任务、权限和谈判方案。[2]谈判方案中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即占领黑龙江的整个北岸；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则以比斯特拉河（即牛满河）或结雅河（即精奇里江）为界，占领黑龙江中游北岸；再达不到要求，则以雅克萨为界，但要在牛满河和精奇里江保留中俄两国共同的渔猎场。沙皇政府把这三个方案交给戈洛文，作为谈判的准则和向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这三个方案充分表现了沙俄的扩张主义野心。黑龙江流域和贝加尔湖以东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俄国侵占了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雅克萨等地，由此引起了战争。但俄国的几个方案中根本不提贝加尔湖以东和黑龙江上游的归属，不考虑怎样消除引起战争的根源，企图长期赖在这里，并且还提出了黑龙江的中下游归属问题。事实上，俄军虽然经常在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设立了一些小的据点，但并没有真正占领过黑龙江的中下游。自从清政府在黑龙江中游建立了瑷珲城，扫清了俄国侵略据点，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完全在清政府的牢固管辖之下，并没有一个俄国兵。但俄国提出的三个方案中的所谓“最后方案”，仍要千方百计地在清政府实际控制的黑龙江中游获得共同渔猎场。老沙皇对于已经抢到手里的土地丝毫也不肯松手，而且还要在谈判桌上抢夺在战场上所没有也不可能抢到的土地。他还训令戈洛文，“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关于作战的行动）”。由此可见，扩张主义者可以在不同的条件下运用不同的策略和手段，但它贪得无厌的侵略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
一六八六年二月五日（俄历一月二十六日），戈洛文从莫斯科起程。四月三日到达托博尔斯克，在这里集结使团人员和随行军队，准备粮秣、军需和船只。直到六月八日准备就绪，使团经由苏尔古特、纳雷姆，于九月十六日抵达叶尼塞斯克，十月三日抵达安加拉河上的雷宾斯克。俄国派出这样庞大的使团和军队穿行西伯利亚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占领西伯利亚仅仅几十年时间，沿途只有一些稀疏的据点，无法提供大批粮食和运输工具。俄国使团一路上强征粮食物资和夫役差马，西伯利亚当地居民或则逃亡，或则起而反抗，甚至把使团人员捆绑起来，使团不得不去平息反抗，再加上沿途多急流浅滩，携带的大炮辎重，很难通过，因此使团的前进速度很缓慢。这时，戈洛文早就接到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连续发来的求援文报，知道了第二次雅克萨战争的消息，戈洛文决定先和中国打上一仗，企图来个下马威。早在使团从莫斯科出发以前，他已给雅克萨运去十门大炮和大批火药，在他到达叶尼塞斯克后，两次派出军队前往中国边境，一次是授权鲍加蒂廖夫中校在沿途征召三百名哥萨克，十万火急地赶往雅克萨；另一次是派施马伦贝格上校率领二百名火枪兵兼程奔往前线。戈洛文一切部署的着眼点是要扩大战争，和中国大打一仗，而不是迅速地和中国进行和平谈判。
一六八六年十月八日，使团到达安加拉河上的雷宾斯克。寒潮袭来，风暴大作，安加拉河上已开始结冰，河面出现大量冰凌，船只不能通航，只好留在这里过冬，等待第二年解冻以后才能启行。鉴于大部队已无法行动，戈洛文一面写信送往尼布楚、雅克萨，命令俄军进行顽抗，坚守待援，一面催促已经派出的援军冒着恶劣气候轻装前进，同时又派出别查利德大尉等二百一十人携带枪弹辎重，乘雪橇随后跟进，要求先头部队在年内赶到雅克萨，和中国军队交锋。
由于冰雪封冻、道路泥泞，戈洛文派出的各批援军在一六八六年底只到达贝加尔湖东西两岸，没有赶到雅克萨。这时，清政府已采取主动，与俄国先遣信使文纽科夫等迅速地达成了停战协议。十二月，在清政府的敦促下，中俄双方已向前线军队下达停战命令，这样，才使得戈洛文扩大事态、发动大战的计划未能得逞，避免了中俄之间的进一步流血冲突。
俄国使团在雷宾斯克一住就是八个月。一六八七年三月，先遣信使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从北京返回俄国，到达雷宾斯克，和戈洛文会面，带来了康熙的又一封书信，信中又一次详细追叙了中俄关系的历史，要求俄国停止入侵；申述了中国政府决心自卫和力争和平的意愿，对俄国派出谈判使团表示欢迎。信中说：清政府“一面派人传令停围雅克萨城，一面将等候来使，议定勘划边界，停止征伐，互相和好”[3]。文纽科夫也向戈洛文报告：“中国博克多汗（康熙）愿意同陛下就划界、订约、平息争端和派遣全权大使等事宜进行协商，并已命令中国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在全权大使到达之前，他们将不对阿尔巴津采取行动。”[4]
文纽科夫还带回了一封秘密信件和一个重要情报。秘密信件是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南怀仁写给在莫斯科的尼果赖的[5]，信中建议俄国方面应坚持用拉丁语作为谈判的中介译语。因为在北京，只有外国传教士能够将拉丁文译成中文，如果用拉丁语作为中介译语，清政府就不得不依靠传教士做译员，传教士就可以影响以至操纵谈判的进程。南怀仁在信中写道：“俄国大使哪怕只带一个懂拉丁语的人来，必将给大公（指沙皇）带来利益。”[6]
文纽科夫等又带回了关于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重要情报。喀尔喀蒙古一直管辖着贝加尔湖地区，俄国的入侵激起了中国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和索伦人的不断反抗。喀尔喀的领袖几次要求俄国撤出楚库柏兴，归还被劫掠去的布利亚特人，但遭到俄国政府的蛮横拒绝。当文纽科夫等路经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时候，蒙古人民反对俄国占领的斗争正在高涨。喀尔喀领袖向文纽科夫等再一次提出抗议。文纽科夫向戈洛文报告说：“这些汗和台吉都跃跃欲试，想派军队到色楞格斯克（即楚库柏兴）、伊尔库次克、勃腊茨克和巴拉甘斯克等堡寨去，如果他们将这些堡寨摧毁，今后圣明沙皇陛下的军队就不可能再增援达斡尔（指尼布楚、雅克萨一带）诸寨了。”[7]
蒙古地区的情况大出于戈洛文的意外。他心里本来有一把如意算盘，准备先在黑龙江上和清军打一仗，并用厚礼贿赂、收买蒙古上层领袖，离间他们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关系。为此，戈洛文带来沙皇给蒙古领袖土谢图汗的一封书信，信中露骨地进行挑拨、拉拢：“请蒙古斡齐尔赛音汗（即土谢图汗）在必要时给予协助，率全部人马进攻中国汗的臣民”[8]，“带领全体兀鲁思（领地）牧民尽心竭力为我们——大君主、大沙皇效劳”[9]。这是俄国扩张主义者的异想天开。事实上，蒙古人民的抗俄意志十分坚决，蒙古领袖忠实地服从清朝中央的命令。戈洛文那套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根本不可能得逞，这就使戈洛文不得不另行考虑对付喀尔喀的策略。
西伯利亚的春天姗姗来迟。一六八七年五月，安加拉河上的坚冰才解了冻，船只又可以通航了。五月二十五日，戈洛文使团从雷宾斯克起程，经勃腊茨克、巴拉甘斯克，于七月底到达贝加尔湖西畔的伊尔库次克。使团在这里停留一个月之后，继续行进，渡过贝加尔湖。九月二十一日，使团到达贝加尔湖东岸的乌的柏兴（即乌丁斯克，今苏联境内乌兰乌德）。
戈洛文到达乌的柏兴不久，接到了从莫斯科专使送来的沙皇诏书和七条谈判要旨，这是沙皇政府对戈洛文颁发的第二次训令，诏书签发日期为一六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俄历七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七条要旨中重申以黑龙江为界的侵略要求，但如果清政府不同意，则提出中俄双方“都不再在阿尔巴津（即雅克萨）筑寨和设居民点，也不在该处驻军。现有建筑拆除，军队撤出”[10]。沙皇政府为什么这时又提出双方撤出雅克萨的方案？这显然和西方的形势有关。一六八七年春天，新的俄土战争爆发，俄军在戈利增的统率下，远征土耳其支持下的克里米亚汗国，克里米亚军民与土耳其联合进行抵抗，火烧草原，俄军缺水缺粮，马匹倒毙，狼狈回师，遭到了大挫折。因此它经受不起再在远东发生战争，转而提出放弃雅克萨个别据点以换取对于尼布楚周围广大地区的占领，这是在当时条件下最符合俄国利益的方案。沙皇政府指示戈洛文“必须坚持并千方百计力争实现”这一方案，如果实在无法达成协议，则戈洛文应拖延时间，设法将谈判推迟，等待俄国从西方腾出手来，再作处理。沙皇政府的这一训令，是戈洛文今后遵循不渝的行动方针。
2．戈洛文出兵侵扰中国喀尔喀蒙古地区（一六八七年）
十七世纪末，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的斗争形势非常复杂。侵略势力和反侵略势力、反动分裂势力和进步统一势力经历了长时期的冲突。戈洛文使团到达贝加尔湖以东，使斗争进一步激化而进入了高潮。这里的形势，和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谈判密切相关，成为影响谈判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后称外蒙古），其管辖范围：东至额尔古纳河和呼伦贝尔；西达阿尔泰山，与厄鲁特蒙古相邻；南临沙漠，接漠南蒙古（后称内蒙古）；北面包括贝加尔湖周围地区。喀尔喀分三部：中部土谢图汗，东部车臣汗，西部扎萨克图汗，汗以下有许多台吉。早在一六三八年（清崇德三年），喀尔喀三汗已承认清朝的统治权，每年献“九白之贡”[11]。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入侵贝加尔湖以东地区，造成了紧张形势。当地的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和索伦人（包括鄂温克、鄂伦春，统称索伦，亦称喀木尼汉）一直坚持着反抗俄国占领的斗争。
戈洛文到达贝加尔湖以东的重要据点乌的柏兴后，喀尔喀蒙古的领袖土谢图汗（斡齐尔赛音汗）和他的兄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温都尔格根，蒙古的宗教领袖）派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六人前往会见戈洛文。格素尔洛多伊先格向戈洛文提出：俄国和中国举行和平谈判，为什么要带这么多的军队和辎重前来？他表示蒙古当局只能接待少数俄国使者，不允许大批俄军深入中国国境。格素尔洛多伊先格抗议俄军的侵略行径说，“俄国人曾杀害大量蒙古人”，“毁坏了许多帐幕，掠走了牲畜和人丁”，要求俄国送还被掳去的布利亚特蒙古人，“希望今后沙皇陛下的边民不再侵害兀鲁思牧民，不再挑起纠纷和事端”。在蒙古使者义正词严的诘责下，戈洛文无言以对，只好大耍无赖，不但不肯送还布利亚特人，还胡说什么布利亚特蒙古人“自久远年代”就是俄国的臣民，反而要求蒙古当局把全部布利亚特人都交给俄国，还诬蔑蒙古人民欺侮了俄国人。他说，“许多纠纷和凌辱都是蒙方兀鲁思牧民加给圣明沙皇陛下边境居民的”，“圣明沙皇陛下方面忍无可忍，才对他们蒙人采取报复行动”，并要土谢图汗对蒙古人“严加管束，科以重刑”[12]。
这场针锋相对的激烈会谈使得俄国政府拉拢蒙古上层领袖的企图彻底破了产。蒙古人民及其大多数上层领袖和全国各族人民站在一起，反对俄国侵略，服从清朝中央政府的命令，任何挑拨离间的伎俩都不能得逞。当蒙古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询问戈洛文是否带来了沙皇的书信，戈洛文甚至不敢拿出那封唆使土谢图汗背叛清朝的挑拨性信件。他只好扯谎说：由于匆匆忙忙离开莫斯科，没有带来沙皇的书信，一本苏联历史书上这样写道：“沙皇的书信却保存在戈洛文军营幕府的文件里……妨碍他交出书信的原因，是在他的印象中认为：土谢图汗和温都尔格根（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同满洲皇帝康熙关系亲近。在这封沙皇致土谢图汗的书信中建议要他出来反对康熙。戈洛文认为，把这几封书信交出去，不会有好的效果，因为蒙古领主和中国人之间十分情投意合。”[13]
戈洛文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如果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进一步发展，势将动摇尼布楚和雅克萨的后方，使俄军进退失据，不但会削弱俄国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进行讹诈的能力，甚至会使俄国在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侵略利益化为乌有。他不得不把贝加尔湖地区的侵略利益优先予以考虑，决心在中俄谈判以前集中力量，争取时间，把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火焰扑灭下去，加强对贝加尔湖以东地区的占领，使俄国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戈洛文到达乌的柏兴以后，迟迟不派信使到北京去联系，却利用清朝政府主动实现停战、等待俄国使团前来的时机，对我国蒙古人民进行了野蛮的“讨伐”战争。尼布楚谈判以前，戈洛文在贝加尔湖以东停留两年之久，一直在干着这一卑鄙勾当。
帝俄时代的历史学家以及今天苏修的一些御用文人对于戈洛文使团的行踪议论纷纷。他们责怪戈洛文长期停留在贝加尔湖以东，没有赶快到黑龙江去，加强俄国占领军的力量，以便在和中国谈判中讹诈更多的利益。这些人不懂得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戈洛文的用心。黑龙江上的斗争已经由于清军实现停战并主动撤退而缓和下来，清政府允许雅克萨在谈判以前暂时仍保留在俄国手里。戈洛文率领大部队亲自到黑龙江去长期驻留，不但存在着粮食和运输方面的巨大困难，而且到了黑龙江也无事可做，他既无作战的对手，也根本不想早日进行谈判。当时的斗争中心已转移到了贝加尔湖以东。能不能够把这里的抗俄斗争镇压下去，关系到能不能够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居于主动地位。戈洛文留在贝加尔湖以东竭尽全力，压服蒙古，巩固占领，以加强谈判地位。这是他在当时形势下所能采取的最有利于俄国扩张主义利益的行动方针。
当蒙古使者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等还在乌的柏兴时，戈洛文已经发出了不祥的信号，为进行大规模镇压制造借口。他诬蔑蒙古牧民偷窃了俄国的马匹。在格素尔洛多伊先格离开的那天，戈洛文声称丢失了一百匹马和五十头牛羊，硬说是蒙古人偷走的，而且诬蔑蒙古台吉们坐地分赃。他威胁要“把使者扣留在这里”，并以寻找失马为名，派遣哥萨克分路出动，入侵蒙古的各个兀鲁思，命令全体俄军“切实探明敌方一切动向……对敌方军事人员采取行动”[14]。一六八七年十一月初，戈洛文亲自跑到靠近蒙古人聚牧地区的楚库柏兴，以便就近指挥镇压活动。这一带蒙古地区陷入一片恐怖气氛之中，俄军一批一批地窜到各个牧场，闯进帐篷，搜捕蒙古人，随意把蒙古人的畜群指为俄国的“失马”，强抢硬夺，将蒙古塔邦古特人（喀尔喀蒙古的一部，游牧于色楞格河流域）的十三个帐幕“洗劫一空”。还无理要求蒙古诸台吉赔偿“失盗”，“绞死惯盗”，“惩处肇事作恶之人”，逼迫他们立誓不再反抗俄国的占领。蒙古一些台吉派人到楚库柏兴抗议俄军的野蛮入侵，戈洛文却强词夺理地声称：“受害的哥萨克们，由于被偷盗、被赶走马匹牛羊，又受到蒙古人的百般凌辱，怎能不到对方蒙古兀鲁思去报仇雪恨呢！”[15]明明是俄国人屠杀、压迫中国的蒙古人民，他反而说是蒙古人“凌辱”了俄国人，这是一切侵略者颠倒是非的惯技。
戈洛文到达贝加尔湖以东将近四个月了，忙于对蒙古进行搜捕、抢劫和威吓，却连自己到达中国边境的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清政府，清政府一直在等待俄国使团前来，几次发信催促、询问。一六八七年二月，理藩院向楚库柏兴发出咨文，探询俄国使团是否到达。这年秋天，土谢图汗向清政府报告“鄂罗斯遣使请和，已抵臣境”[16]。三个月以后，清政府又写信催促“俄罗斯使臣抵色楞格地方为时已久，理应速来会议和好”，“今因何延误以至未达”，“和睦相处，勘定边界，事关紧要”，“望伊等收见该文后，即速前来”[17]。戈洛文不能再把会谈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一六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他派出了两批使者，一批以斯捷潘·科罗文（Коровин Степан）为首，经蒙古前往北京；一批以伊凡·卡恰诺夫（Иван Качанов）为首，前往乌尔嘎（库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处。两批使者的任务互有联系，科罗文去安排中俄谈判，而卡恰诺夫则去进一步压服蒙古，以加强俄国的谈判地位。
卡恰诺夫跑到呼图克图那里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蒙古当局制止蒙古人的反抗，“今后不得侵袭沙皇陛下的边城”，“对那些居心不良的边境蒙古居民的反复无常和偷盗行为加以约束”，还厚着脸皮开列一篇“失盗”的清单，要求“赔偿”。当时叶拉文斯克有沃隆科等七十个中国索伦族人（通古斯人）反抗俄军压迫，打死两个俄国兵后逃走，卡恰诺夫指名要求蒙古当局交出这些敢于反抗的索伦人。戈洛文在给呼图克图的书信中和给卡恰诺夫的指示中大发战争叫嚣：如果呼图克图不接受俄国的要求，俄军“势必要去袭击他们蒙古兀鲁思”，“捣毁帐幕，俘虏他们的妻子儿女，报仇雪恨”，“大军一到，蒙古人就要遭殃”。[18]
中国的蒙古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具有反对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和勇敢精神，任何压力和威胁都不可能把他们吓倒。当穷凶极恶的俄国侵略军窜到蒙古兀鲁思大肆搜捕、抢劫的时候，蒙古牧民们为保卫家园，群起反击俄军的侵犯。俄国哥萨克或则被痛殴而狼狈逃跑，或则被扣押。在蒙古人民抗俄斗争的推动下，蒙古当局也在鄂尔浑河一带集结军队，以防俄军的大规模进攻。
由于戈洛文采取搜捕、抢劫和高压措施，贝加尔湖以东的局势日益紧张。但蒙古当局遵循清朝中央政府争取早日谈判的精神，希望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一六八八年一月十六日和二十二日，呼图克图和土谢图汗奉清政府之命，分别派人来到楚库柏兴递送清政府理藩院给戈洛文的信，催促俄使速来谈判。中国蒙古使者并就俄军最近的入侵事态向戈洛文提出，“俄国人不断袭击蒙古人，希望能查明此事；最近从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就来了一批军人，击溃了在近处游牧的蒙古人，并掠去不少人丁”，希望俄军停止侵扰，并再三声明蒙古当局愿和俄国和平相处，“决不发动战争”，至于蒙古军队在鄂尔浑河集结，“仅仅是为了防范皇家部队（指俄军）前来袭击蒙古兀鲁思，免得像上次那样遭到涅尔琴斯克寨的突然袭击”。土谢图汗在给戈洛文的信中说：蒙古人和俄国人“何人原在何处生息，今后仍应在该处生息……各自安居，并治理其臣民”，建议在即将举行的中俄谈判的同时，和平解决在蒙古地区的争端。但戈洛文拒绝和平解决争端，坚持要蒙古人解除武装，完全屈服。他对蒙古使者大肆咆哮，辱骂蒙古人“图谋不规”，“想大动干戈”，“杀人害命，赶走马匹”，宣称“对呼图克图和汗（土谢图汗）的那些使者已无法信任”，甚至把蒙古使者囚禁在驿馆里，企图将其作为人质。[19]
俄军的骚扰活动并没有停止，蒙古的抗俄斗争也在发展。一六八八年一月底，蒙古军民为了制止俄军出城骚扰，在楚库柏兴附近要道上，布置了岗哨。俄军对蒙古岗哨进行攻击，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战斗。俄军虽有精利武器，但蒙古军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打得俄国侵略军丢盔卸甲，抱头鼠窜，龟缩在城里，不敢走出城堡一步。蒙古军民士气大振，斗志昂扬，在楚库柏兴城外远远地安营扎寨，进行戒备。入夜，周围山头上号角不绝，篝火通明。
俄军连吃败仗，士气低落，不但不能再到蒙古各兀鲁思去搜捕、抢劫，连楚库柏兴这个侵略据点也快保不住了。戈洛文心惊胆战，坐困围城，束手无策，急呼贝加尔湖以东各寨堡速来增援。
蒙古军民对俄军采取的战略是：戒备而不攻击。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制止俄军的搜捕和抢劫，蒙古军民不得不自卫戒备，但是他们恪守清朝中央政府的方针，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所以并没有主动进攻，收复失地，特别是蒙古后方的一个长期隐患由于俄国的入侵而加速爆发，这就是中国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封建大领主噶尔丹通敌叛乱，蠢蠢欲动。当蒙古军民在贝加尔湖以东抵抗俄军侵略的时候，噶尔丹率领大批军队趁机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从背后向蒙古人民砍来一刀。土谢图汗不得不亲自率领主力军，布置在噶尔丹来犯的道路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只能由土谢图汗的弟弟巴图尔珲台吉率领少数军队，进行戒备。一个俄国历史学家写道：“斡齐尔赛音汗（土谢图汗）唯一的想法是进攻色楞格斯克，但是他没有进攻，因为他自己不得不防备噶尔丹的进攻。”[20]俄国侵略军和噶尔丹叛军像钳子一样紧紧夹住了中国的北部领土，中国蒙古军民被逼在两条战线上迎战，他们对从北线入侵的俄军只能采取防御的态势。
蒙古军民和俄国侵略军在楚库柏兴的相持局面从一六八八年一月延续到四月初。中国蒙古当局希望能缓和紧张局势，和俄国停战言和，以便集中全力迎击从西线来犯的噶尔丹叛军。二月间，呼图克图又派曼泽伊乌真巴尔丹护送俄使卡恰诺夫返回楚库柏兴，和戈洛文会晤。曼泽伊代表蒙古当局，再一次建议举行谈判，解决争端。戈洛文知道蒙古当局由于噶尔丹的进攻而处于困难时刻，趁机施加压力。他蛮横地攻击蒙古当局“挑起战争，寻衅滋事，反复无常”，并以书面提出五项条件：要求蒙古当局赔偿牲畜，释放外出骚扰而被扣押的俄军，惩处“盗贼”，制止蒙古人的抗俄斗争，要求呼图克图“忠诚为圣明沙皇陛下效劳”。他宣称：如果蒙古不接受俄国的条件，“圣明沙皇陛下的皇家部队会毫不迟疑地迅速平定蒙古领主们对他们挑起的那些争端”。中国蒙古当局为缓和局势、和平解决争端，再三进行了努力，但由于戈洛文顽固地坚持侵略要求而并无结果。[21]
俄国的侵略和噶尔丹的叛乱遥相呼应，使得蒙古地区的形势正在发生不利于中国的急剧变化，这一形势削弱了中国人民反对沙俄侵略的斗争，影响到清朝政府在尼布楚谈判中的政策，使它不得不对沙俄做出重大的领土让步。
3．中国喀尔喀蒙古人民反对俄国侵略、反对噶尔丹叛乱的斗争（一六八八年）
准噶尔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属于厄鲁特蒙古的一部。厄鲁特蒙古居住和游牧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西至巴尔喀什湖。明朝时称为瓦剌，或称卫拉特，外国史籍中亦称卡尔梅克。十五世纪初，明王朝封瓦剌部的三个封建领主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十五世纪中叶，顺宁王马哈木的孙子也先和明王朝进行战争，在离北京不远的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县）击溃明军，俘获明英宗朱祁镇，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先“统治着中亚细亚的东半部，并自认完全代表中国行事”[22]。后瓦剌部衰落，向西迁移，分成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分牧而居”[23]，“部自为长”[24]，他们中间有些部族沿额尔齐斯河游牧，远至鄂毕河和塔拉地区。厄鲁特四部有一个最高的联盟会议（“丘尔干”），调整四部之间的事务，商议和决定共同性的重大问题。十七世纪初，和硕特部的拜巴噶斯担任“丘尔干”首脑。
厄鲁特蒙古服从明王朝的管辖，在经济上双方也有很密切的联系，各部每年向明朝政府贡马，数量常达几千匹，以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丝绸、布匹、铁器等。明朝政府并向它遣使收税。一六一六年（明万历四十四年），俄国使者托密尔柯·彼得洛夫到达厄鲁特蒙古，曾经碰到了中国政府派来这里征收贡税的官员，彼得洛夫向这个中国官员询问了有关中国的土地、人口和宗教等问题。[25]十七世纪初，和硕特部拜巴噶斯的弟弟图鲁拜琥（后来清政府封他为顾实汗）迁居青海，于一六三七年（清崇德二年、明崇祯十年）服从了清王朝的统治，此后经常向清政府纳贡。一六四七年，厄鲁特蒙古人和清军在甘肃发生冲突，“会顾实汗奉表贡，赐甲胄弓矢，俾辖诸厄鲁特。嗣是间岁辄遣使至”[26]。随同顾实汗遣使奉表贡的有和硕特十三部、土尔扈特三部、准噶尔五部。准噶尔五部即巴图尔珲台吉（名和多和沁，噶尔丹的父亲）和他的弟侄们。[27]
准噶尔部游牧在伊犁河流域的肥沃牧场上，并且和中原地区、蒙古其他部、西藏以及中亚细亚的贸易较发达，力量逐渐强大。巴图尔珲台吉成为“丘尔干”的首脑。一六五三年，巴图尔珲台吉死，子僧格继位。不久，准噶尔内部发生夺权斗争，僧格被杀。他的弟弟噶尔丹本来在西藏当喇嘛，闻讯赶回，打着西藏达赖喇嘛的旗号，以替僧格复仇为名，击败了自己的政敌，掌握了统治权。
噶尔丹是个阴险狡诈的野心家。他取得权力后，在内部加紧集权，对邻近部族发动一系列兼并战争。一六七六年，他进攻青海和硕特部，杀掉自己的岳父鄂齐尔图车臣汗（顾实汗之侄），又打败自己的叔父楚琥尔乌巴什。一六七八年进兵天山南路，并吞“回部”，后来又谋杀了僧格的儿子、准噶尔汗位的合法继承人索诺木阿拉布坦，“自称博硕克图汗，因胁诸卫拉特奉其令”[28]。他统治着天山南北，控制了青海和西藏，野心勃勃，企图进一步扩大地盘。
俄国对我国西北领土早就抱着侵略野心，从十七世纪初就不断派人到厄鲁特诸部进行活动，用威胁利诱手段企图使厄鲁特各部领袖脱离祖国，臣服于沙皇。俄国的阴谋活动因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的严词拒绝而并未得逞，但噶尔丹一反其父兄的爱国立场，甘心充当沙俄的鹰犬。早在僧格在位的时候，噶尔丹就公开采取亲俄的路线。一六六八年，僧格向俄国政府的使者伯林要求归还被俄国抢去的惕列乌特人，说俄国如果拒绝，势将发生战争。可是噶尔丹为了向俄国献媚，却大唱反调，他对伯林说：“我们卡尔梅克人和台吉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发动对皇上陛下（指沙皇）的战争，没有什么必要保护我们的已经迁往皇上陛下那边去的惕列乌特人。”[29]噶尔丹掌握大权以后，和俄国政府信使往还，搞得火热。一六七四年至一六七五年间就曾派使到俄国去，一六七六年、一六七七年、一六七九年和一六八一年这几年内又有噶尔丹的使者前往俄国。[30]俄国则给他供应枪炮军火，噶尔丹在俄国的支持下野心越来越大。
噶尔丹表面上仍服从清朝中央的命令，恭敬地接待中央派去的官员，并经常遣使入贡。一六八三年，清政府派遣的内大臣奇塔特到达准噶尔，噶尔丹“跪受敕书”[31]，并贡马四百匹、骆驼六十头、貂皮三百张、厄鲁特鸟枪四杆。第二年，噶尔丹派了以古尔班拜为首的三千人的庞大队伍，去北京纳贡[32]，并矢口服从清朝中央的命令，说什么“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33]，“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34]，但背地里却在捣鬼。就在一六八三年，噶尔丹派出一个七十多人的使团去伊尔库次克，对俄国人说：噶尔丹听说清军和俄军在黑龙江上对峙，形势紧张，特派这个使团到莫斯科去商谈双方的合作。使团还携带着噶尔丹给沙皇写的信件。噶尔丹背着清朝中央，和俄国勾结，丧心病狂地大搞分裂卖国活动，而俄国也利用他这条走狗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
戈洛文率领大批俄军到达贝加尔湖以东，对我国蒙古人民进行镇压，同时极力拉拢和唆使噶尔丹背叛祖国。“戈洛文在给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他建议由托博尔斯克派出使团去见厄鲁特汗”[35]。戈洛文自己也坦白供认：“三年前，他就已希望与博硕克图汗（指噶尔丹）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去年（俄历七一九六年，公历一六八八年）曾向与布哈拉人一起来伊尔库次克的他们的使者就此事提出过建议，并为此多次召见他。”[36]噶尔丹在俄国的教唆和支持下，贼胆更大，野心勃勃。他借口什么喀尔喀内部土谢图汗欺压了扎萨克图汗以及在一六八六年一次会议上呼图克图不尊敬达赖喇嘛的使者，率兵三万，悍然进入喀尔喀地区。他出兵的时间正好和俄军在贝加尔湖以东镇压蒙古人民相配合，形成对喀尔喀蒙古的钳形夹击。所以蒙古地方当局曾向俄国抗议，“卡尔梅克的博硕克图汗进攻蒙古地区是同沙皇陛下的军队联合行动的”[37]。《戈洛文出使日记》中也记录了蒙古领主的谈话：“卡尔梅克博硕克图汗是根据陛下（指沙皇）的谕旨发动战事的，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器大炮协同他作战。战场上相遇时，卡尔梅克人就以皇家部队（指俄军）的名义来恫吓他们。”[38]
噶尔丹的军队在俄国的支持下，气势汹汹，窜过杭爱山。喀尔喀各部也联合起来，在土谢图汗的率领下，协同抵抗。一六八八年春，两军接战。土谢图汗初战失利，急令在楚库柏兴对俄军实行戒备的巴图尔珲台吉（土谢图汗之弟）所率领的蒙古军队撤出北线，速来增援土谢图汗，这就给了俄军实行反扑的机会。俄军在乌的柏兴集结兵力，当蒙古军队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一千五百名俄军在斯克里皮增上校、格拉鲍夫上校和施马伦贝格上校等率领下，倾巢而出，从乌的柏兴奔袭蒙古军队。我国蒙古军民在敌军的突然袭击下，面对着优势火力，浴血奋战，表现了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当完成了阻击俄军的任务以后，蒙古军民在俄方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有秩序地进行转移，撤离楚库柏兴周围，星夜前往援救土谢图汗，抵抗噶尔丹叛军。一六八八年四月四日，俄方侦察人员向戈洛文报告：他们出城沿色楞格河上行约三十俄里，“一个蒙古人也没有遇到……那些营地已全遭焚毁，他们在那些营地上一个人也没有见着”[39]。
蒙古军队撤离楚库柏兴周围以后，摆在戈洛文侵略日程上的首要课题是：配合和利用噶尔丹叛乱的时机，出兵攻打蒙古，完全压服蒙古的反抗。一六八八年四月十一日，戈洛文返回乌的柏兴，一面派人四出“捕捉舌头”，探听清朝中央、蒙古当局和噶尔丹叛军的动向，一面调兵遣将，准备大举出击。到六月间，当俄军还没有来得及出动的时候，派往北京的使者科罗文突然回到了外贝加尔，带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清朝政府愿意早日举行中俄谈判，同意谈判地点就在楚库柏兴，而且立即派出了以索额图为首的谈判使团，中国使团已从北京起程，很快就将到达了。
戈洛文听到中国使团即将到达的消息感到很意外。当时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平息下去，他为取得谈判中优势地位而进行的准备还没有完成。他立即行动起来，为加强谈判现场俄国的实力而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他下令军队进入戒备状态，在楚库柏兴和乌的柏兴增建工事，架设大炮，并增募士兵，赶运粮食。在谈判前夕慌慌张张地采取这些军事措施，恰恰说明了戈洛文企图利用军事力量胁迫中国使团在谈判中就范。
4．中国派出以索额图为首的使团，俄国对中国喀尔喀蒙古的侵略战争（一六八八年）
一六八八年五月三十日清晨（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二），北京德胜门外旌旗招展，人马喧腾。这一天是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对俄谈判使团启行的日子。满汉各族的文武官员都来送行，京城市民，万人空巷，纷纷赶来观看。大路两旁，人头拥挤，熙熙攘攘。使团人员衣饰鲜丽，护卫部队精神抖擞地戎装骑马，列队前进，随后的驮马行李，络绎不绝。天气已经很炎热，康熙很重视派出的使团，特派皇长子允禔代替自己在清河镇设座赐茶，为使团饯行。
谈判使团的首席代表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正黄旗满洲人，是清初辅政大臣索尼的儿子，又是康熙皇后的叔父。他和康熙关系亲密，曾经协助康熙反对守旧派大臣鳌拜，从鳌拜手里夺回了大权。在康熙朝的前期，索额图掌握着很大权力。第二名谈判代表都统、国舅佟国纲，镶黄旗汉军（后抬旗入镶黄旗满洲），是康熙母亲的兄弟，出身辽东大族，地位显赫。此外，谈判代表中还有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多年经管蒙古事务，当时已先往蒙古调解土谢图汗和噶尔丹之间的矛盾；左都御史马齐，镶黄旗满洲人，出身于富察氏大族；护军统领马喇，熟悉对俄交涉事务，曾经负责接待俄国的巴伊可夫使团、尼果赖使团，又在雅克萨战争期间办理后勤事务。使团中有两个汉族官员，一个是兵部督捕理事官张鹏翮，一个是兵科给事中陈世安。
中国谈判使团内有两个耶稣会传教士充当译员。一个是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原名托马斯·贝瑞拉，一六六六年到中国澳门，一六七二年到北京任宫廷音乐教师。当时，在北京任职钦天监正的老牌传教士南怀仁早就和俄国勾结，希望替俄国效力，以换取沙皇开放西伯利亚通道，让耶稣会士从这条道路到中国来。南怀仁在给俄国的密信中建议用拉丁语作为中俄谈判的中介语言，自己由于年老，而且坠马受伤，不能亲自出马当翻译，就向康熙推荐了懂得拉丁语和汉语的徐日升（一六八八年初，南怀仁已病死于北京）。另一个译员是法国传教士张诚，原名弗朗索瓦·热比雍，受法皇路易十四的派遣前来中国，一六八八年初刚到北京，任清朝宫廷的数学教师。
使团还携带护卫部队八百人，包括八旗前锋兵二百人、护军四百人、火器营兵二百人，由都统郎谈、班达尔善，副都统纳秦、札喇克图等率领随行。从北京到楚库柏兴，路程几千里，沿途大多是山岭和沙漠，人烟稀少，缺粮缺水，粮食和所有日用必需品都要从北京带去。因此，使团有一个包括很多运输人员和私人仆役的庞大后勤队伍，携带着大批粮食物资和驼马牛羊。
使团是在俄国大使戈洛文所派信使斯捷潘·科罗文到达北京之后立即筹组并很快派出的。一六八七年十一月底，戈洛文从楚库柏兴派科罗文到北京联系中俄谈判事宜。一六八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科罗文到北京。清政府对科罗文的到来表示十分高兴，官员们和科罗文进行多次谈话。科罗文正式通知清政府：戈洛文使团已到达色楞格斯克（楚库柏兴），但不能前来北京，要求清政府派出使团，前往边境地区进行谈判。并提出：在谈判现场双方所带护卫人数应相等，各为五百人。清政府接受俄方的要求，同意立即派遣使团到楚库柏兴去谈判。清朝官员对科罗文表示：中国愿和俄国“永世和好亲善”，早已“下令军队撤离阿尔巴津，希望通过使臣谈判查明边民之间的争端”。科罗文顺利地完成任务以后，于四月二十七日离开北京，返回楚库柏兴。
清政府毫不迟延地筹组使团，进行各种准备。一个多月以后，以索额图为首的中国谈判使团已从北京出发。临行之前，康熙给使团发出指示，说明了中俄雅克萨战争发生的原因，分析了黑龙江流域中国各民族的分布和地理状况，提出“尼布潮（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表示了收复失地的决心。这一指示的全文如下。
索额图使团于一六八八年五月三十日从北京出发。在盘旋回绕的群山中向西北行进，经过居庸关、张家口，于六月十五日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又向北行，进入喀尔喀蒙古地区。队伍穿行于广阔的沙漠中，沿途都是冈阜沙碛，缺乏水草，气候又很炎热，每天都要举火而炊，掘井而饮，长途跋涉，十分困顿，人马日有死亡。七月五日，使团到达克勒阿祭拉漠，碰到一批又一批喀尔喀蒙古人扶老携幼，驼马络绎，纷纷向南逃徙。原来是噶尔丹叛军刚刚打败了土谢图汗，蒙古军队已溃散。噶尔丹叛军横冲直撞，攻陷库伦，大烧大杀。库伦成了一片废墟。土谢图汗和呼图克图仓皇撤退。整个喀尔喀地区兵荒马乱，“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昼夜不绝”[41]，“溃卒布满山谷，行五昼夜不绝”[42]，“迁徙者蚁聚蜂屯，其色惊惶”[43]。这时，俄国侵略者趁喀尔喀战败、秩序混乱之机，向其上层人物施加压力，逼胁他们投降俄国。在这一重要关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挺身而出，坚持爱国的路线，向蒙古上层人物宣示民族团结的大义。他说：“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指康熙），可邀万年之福。”“众欣然罗拜。议遂决。”[44]呼图克图以及土谢图汗等率众先后南走，请求清朝中央的援助。清政府一面安置南来避难的喀尔喀官兵人民，一面派人到噶尔丹处，命令他停止战争。噶尔丹的这场叛乱使得即将和俄国举行重要谈判的清朝中央十分被动，北部边境上的形势顿时改观，清政府全力注视着噶尔丹的动向，极力防止内部叛乱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勾结起来。这时，正好索额图使团行近战地，眼看道路阻塞，已无法前进，使团只好在当地停留待命。七月二十二日，康熙派使者到达使团的驻地，命令使团折返北京。另派参领索罗希等轻骑前往俄国使团的驻地，把中国使团中途受阻、折返北京的原委通知戈洛文，约定将谈判日期推迟。具体的谈判日期和地点由戈洛文再派信使到北京商定。中国使团的第一次行程就这样被噶尔丹叛军所阻而中断。
噶尔丹的叛乱瓦解了我国北方领土上的抗俄阵线，给俄国以进一步镇压蒙古人民反抗斗争的大好机会。戈洛文在得知蒙古战败、中国使团受阻、谈判延期的消息后，立即集中全力，和噶尔丹配合，发动对蒙古的“讨伐”战争。一六八八年九月，戈洛文亲率全军，倾巢出动。他侦知蒙古塔邦古特部策凌佐库莱台吉所属的牧民正在希洛克河畔游牧。十月十日夜间，俄军偷渡希洛克河，对睡梦中的蒙古牧民进行突然袭击。牧民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起而自卫。俄军残酷地烧杀抢劫。戈洛文自己供认：“战斗十分激烈。赖上帝恩佑，托陛下洪福，击毙约二百名蒙古人，俘虏多人，缴获大批马匹牛羊。”[45]十月二十日，俄军又侦知另一部蒙古牧民在泽德河口渡河，立即出动奔袭，但被蒙古人及时发现，“蒙古人仓卒离去，沿途扔下了沉重的蒙古包和毯子，还有走不动的牛羊马匹”[46]。十一月十三日，俄军又袭击色楞格河附近的二十二座蒙古人帐幕，“打死蒙古人三十名，俘虏了他们的妻孥，缴获马群、牛羊和帐幕”[47]。
戈洛文炫耀兵力，大肆屠杀我国蒙古人民，并逼胁蒙古领主“归顺”俄国，派人“以全权大使名义对他们说：他们——台吉们已领略过由全权大使统领的沙皇陛下英勇皇家部队的强大威力。要是他们不愿使自己和所部兀鲁思牧民遭到这支部队的毁灭性打击，他们就应率领所部兀鲁思牧民臣服于沙皇陛下的专制统治”[48]。这个被人捧为摇着橄榄枝的“和平使者”的屠夫，就是这样赤裸裸地进行军事镇压和使用武力威胁的。一六八八年底，戈洛文派卡恰诺夫到蒙古各部，提出十项“归顺”条款[49]，要求蒙古台吉们：
（1）“永世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
（2）向俄军“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
（3）对“沙皇陛下臣民，不得有任何侵害”。
（4）杀死俄国人者“处以死刑”。
（5）不得“窝藏逃犯”。
（6）不得要求归还被俄国劫掠去的喀尔喀蒙古人、布利亚特蒙古人、通古斯人。
（7）不再服从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以及清政府的命令，与其断绝一切来往。
（8）劝说其他蒙古领主“归顺”俄国。
（9）派使者往莫斯科觐见沙皇。
（10）每人（指每个台吉）每年交纳五十头壮牛、五十只羊。如逾年拖欠，按三倍罚交。
卡恰诺夫带着这十条吞并我国蒙古各部的条款东奔西走，以征服者的姿态，对蒙古台吉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胁迫台吉们承认条款，按信仰立誓并签字盖章。蒙古台吉们虽然平时也压迫下层牧民，但大多数人是有爱国心的，不肯接受称臣纳贡的吞并条款。他们有的逃往远方，有的拒绝谈判，有的“态度顽固，一再推诿”，有的“坚持己见，不愿称臣效劳”。[50]戈洛文在贝加尔湖以东停留两年，用尽一切力量企图吞并蒙古，但他不可能平息蒙古人民的反抗，这里的抗俄斗争仍在继续，经常发生零星的暴动。而少数台吉虽为俄军淫威所逼，不能脱身，不得不暂时表示“归顺”，但以后戈洛文的军队离开这里，这些台吉带着自己的妻儿家室逃离俄军占领区，回到了祖国。
5．中国第二次派出索额图使团（一六八九年）
戈洛文为镇压中国喀尔喀地区的斗争、逼胁蒙古领主“归顺”俄国而忙碌了半年之久。一六八八年十二月，清政府又派人去雅克萨送信，希望尽早与俄国“进行外交谈判和举行使节会议”[51]。直到一六八九年初，戈洛文才慢吞吞地派伊凡·洛吉诺夫前往北京，和清政府再一次联系会谈的地点和时间。
洛吉诺夫是俄国外务衙门的书吏，从莫斯科派到乌的柏兴已有半年，他给戈洛文送来了沙皇于一六八七年十二月颁发的诏书以及关于划界的几种方案。
戈洛文在中国边境的重大活动都由莫斯科决策甚至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沙皇政府前两次给戈洛文的训令中已经详细规定了谈判的方针和范围。后来，它又听说清政府要求会谈在北京举行，沙皇政府担心：这样一来俄国在中国边境上的军事力量将不能对谈判产生影响，俄国代表在北京将不能坚持俄国的侵略性要求，这对谈判是不利的。因此，它命令戈洛文要争取在边境地区举行谈判，在任何情况下，戈洛文不得亲自到北京去。作为一种替代的办法，沙皇政府具体地拟订了四种条约文本，交给洛吉诺夫携往北京试探，在预先严格规定的范围内和清政府谈判。第一个条约文本，要求侵占黑龙江流域，把边界划在“脑温村庄”（齐齐哈尔）附近根河和松花江两河的上游；第二个条约文本，要求以雅克萨为界，但俄方可在黑龙江中游进行渔猎；第三个条约文本，规定俄军撤出雅克萨，双方都不在雅克萨建立城堡和设居民点。沙皇政府又授权戈洛文拟订第四种条约文本，因为康熙给沙皇的信件中多次提到“以雅库（次克）为界”，仅仅撤出雅克萨并没有满足中国方面收复失地的要求，沙皇政府除撤出雅克萨外，还准备再吐出一点侵略果实，但究竟撤到哪一条线为止，对此犹豫不决，就把这件事推给戈洛文去决定。戈洛文拟订的第四个条约文本除撤出雅克萨以外，加上了“其他争端留待他日解决”的含糊词句。这一条的意思可以理解为以贝加尔湖以东和尼布楚地区作为未定界，留待将来谈判解决。但后来戈洛文又变了卦，没有把第四个条约文本交洛吉诺夫带到北京去。他向沙皇报告说：“臣仆等已将第四个条约文本缮就，但未交给伊凡（洛吉诺夫）带去。因为，陛下，为使整个达斡尔地区不因此而大大缩小，边界不能再超过上述限度划定，不能对中国人再作让步。”[52]
这四个条约文本都是侵略性的，它反映了当时俄国侵略中国的最高和最低要求。俄国政府明明知道，要侵占中国的黑龙江流域或其中游，是自己力所不及的，甚至要赖在雅克萨不走也是不可能的，但它野心不死，仍然要把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条约文本拿出来，逐个地讨价还价，尽可能地进行讹诈勒索。俄国政府也知道，即使撤出了雅克萨，自己在贝加尔湖以东和尼布楚地区还侵占着广大的土地，这片地区上正在发生激烈的反抗斗争，俄国政府也准备再稍稍后撤，以巩固对这一地区的占领，因此命戈洛文拟订第四个条约文本。俄国殖民主义者尽管高喊着“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属于俄国”，但他们知道这是谁也欺骗不了的鬼话，他们真正担心的却是清政府将会提出以雅库次克划界的主张，使得自己的侵略利益遭受严重打击，他们神经紧张地注视着清朝政府的意图。
洛吉诺夫只带了三个条约文本前往北京。他首先应争取中国使团到边境地区去谈判，如果中国方面拒绝派出使团，他才可以依次地出示三种条约文本，完全按照条约文本的字样，争取和清政府达成协议，签订条约。戈洛文指示他，“应千方百计，因势利导，以便使近臣（指清政府官员）能根据第一个文本签订条约，不得已时，可根据第二个文本，实在不成时，则根据第三个文本。但必须千方百计，极力坚持”，“哪怕是为此向合适的人行贿，但要密切注意，秘密行事”。[53]
戈洛文还要洛吉诺夫搜集各种情报。他十分注意清政府对贝加尔湖周围地区的态度，因此特别要洛吉诺夫刺探清政府是否在联合蒙古，是否准备收复色楞格斯克，并探听中国军队战术如何，人数多少，有哪些军官，储备如何，中国使团如果到边境来，将带多少军队，走什么路线，以便“确定今后同中国人会谈或作战时，我们应如何行事”[54]。
洛吉诺夫等四十三人取道尼布楚、齐齐哈尔，于五月二十三日到北京。清政府等待俄国信使已九个月，盼望早日举行谈判，洛吉诺夫等到达北京的当天，索额图便接见了他，并没有坚持要在北京谈判。洛吉诺夫呈递了戈洛文的信件，信件中要求谈判时“双方人数均应相等，相会地点当定于两国边界之间”[55]。两天以后，清政府即同意以尼布楚为谈判地点。清朝官员表现出和平的极大诚意，洛吉诺夫向戈洛文报告。“官员们在同我的各次谈话中，态度和蔼，希望和好”[56]，中国使团也没有携带大批军队前往边境地区的迹象。因此，洛吉诺夫带到北京来的三个条约文本放在行装里，根本就没有拿出来。六月十日，洛吉诺夫的任务完成后，离开北京，仍由原路回尼布楚。
洛吉诺夫在京期间又一次利用通向耶稣会传教士的秘密黑线。当时，早和俄国勾结的南怀仁刚刚死掉，另一个葡萄牙传教士、尼布楚谈判中的译员之一徐日升会见了洛吉诺夫，并派人给洛吉诺夫送酒送菜，“来人避开同来的拨什库（清朝下级官吏），将一纸加封的拉丁文信件秘密地交给书吏（洛吉诺夫）”。徐日升认为中俄谈判将给外国的侵华事业带来机会，大力巴结恭维沙皇，高喊“我们看到永远拯救无数生灵的圣旗已经树起，我们的时代已经开始”[57]，并把中国谈判代表索额图、佟国纲的身份、地位预先透露给戈洛文。
清政府的第二次谈判使团立即组成，一六八九年六月十三日（康熙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出发。临行前，清政府对当前形势和谈判方针重新作了研究。当时噶尔丹叛军已击败土谢图汗，占领了喀尔喀地区。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向南败退，要求清朝中央保护和干预，清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协同调解。噶尔丹口头上表示照旧服从清朝中央，却坚持要把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交给自己处理，这分明是拒绝调解，违抗中央命令，顽固地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很显然，问题绝不是地方势力之间的局部冲突，而是蓄意破坏统一，制造分裂，向清朝中央政权公开挑战。清政府意识到，一场艰巨的平叛战争已无可避免。俄国的侵略和噶尔丹的叛乱是相互联系的，清政府更加迫切地要求与俄国实现和平，以便摆脱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集中力量对付噶尔丹叛军。在重新研究对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仍然提出去年的方针，说：“尼布潮（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楚）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但康熙认识到：形势已经发生不利的变化，谈判方针需要有所改变。他说：“今以尼布潮（楚）为界，则鄂罗斯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楚），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58]这是清政府在噶尔丹叛乱形势下做出的对俄国的重大领土让步，希望以此换取与俄国实现和平，中国使团在尼布楚谈判中正是遵循了这一方针的。
清政府的第二次谈判使团的成员有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和温达等，传教士徐日升和张诚仍任译员。清政府对戈洛文使团随带大批军队表示疑虑，曾经询问洛吉诺夫：俄国大使到中国来谈判，“而不是为了打仗。全权大使为何征集军队，对此他们感到惊讶”[59]。为了保证使团的安全，因此“官兵同往者量增于前”[60]，人数在二千五百到二千九百人之间，分水陆两路进发。陆路由索额图、佟国纲率领。张诚说这一路有“一千四百名兵弁”[61]，而洛吉诺夫听清朝官员说，“随同使臣前往的，除了仆役、工役和厨师以外，为表示使团尊严，尚带有一千名官兵”[62]。水路由郎谈、萨布素、马喇率领，有一千五百名士兵。使团要带足将近半年的粮食和其他用品，所以有一支包括运夫、水手、仆役的庞大后勤队伍，人数为士兵的两倍以上，携带着大批粮食、用品和供乘骑、驮载、食用的几万头马驼牛羊。
郎谈、萨布素等于六月十一日由瑷珲乘船，溯黑龙江而上，经雅克萨（七月四日）、格尔必齐河口（七月十八日），于七月二十六日到达尼布楚。索额图、佟国纲等从北京起程（六月十三日），出古北口（六月十五日），沿滦河上行，至达尔泊（六月二十七日），渡克鲁伦河（七月十六日）、波儿集河（七月二十二日）、温都河（七月二十六日），于七月三十一日到达尼布楚，一路上都是山岭、草原、急流、沼泽，行程近三千里，历时四十九天。而俄国大使戈洛文却像蜗牛一样，还没有到达尼布楚。
注释
[1]在戈洛文率领的军队中有：莫斯科火枪兵和炮兵五百零六人；托博尔斯克派出的军役人员四百九十九人，此外尚有哥萨克骑兵六十二人、哥萨克步兵四十七人、火枪兵七十一人、龙骑兵二百人、军役人员子弟一百一十九人；秋明派出的火枪兵和哥萨克九十八人；叶尼塞斯克派出的哥萨克和哥萨克子弟五十六人；伊利姆斯克派出的哥萨克一百二十人；托木斯克派出的哥萨克子弟一百人；纳雷姆派出的哥萨克子弟三十人；上勒拿斯克派出的哥萨克子弟三十人。全军共一千九百三十八人。（《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764页，注⑨）
[2]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秘密训令的详细内容，参见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第153～155页。
[3]《康熙帝为停围雅克萨候俄使会勘边界致俄罗斯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七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按：文纽科夫带去的这封书信，以满文书写，有拉丁文副本，今据满文原件译。此书信之俄译文见于《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39～142页。
[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33页。
[5]关于尼果赖，可参阅本书第三章（6）。一六七六年，尼果赖出使北京，和南怀仁相勾结，南怀仁向他透露过重要情报，当时文纽科夫和法沃罗夫都是尼果赖使团中的随员，与南怀仁相识。文纽科夫这次到北京来，带了尼果赖给南怀仁的一封信，企图重新接上这条黑线，利用南怀仁盗窃机密情报。但据说尼果赖的信件在西伯利亚途中被雨水淋毁，所以文纽科夫没有交出信件。南怀仁的秘密信件是作为对尼果赖的答复。全文见于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436页。签署日期为一六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康熙二十五年十月初九）。
[6]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436页。
[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35页。
[8]同上书，第183页。
[9]同上书，第765页。
[10]《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78页。
[11]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崇德三年，三汗并遣使来朝，定岁贡。”下注：“三汗各贡白马八、白驼一，谓之九白之贡，岁以为常。”
[12]格素尔洛多伊先格和戈洛文会谈的详情，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81～189页。
[13]沙斯季娜：《十七世纪俄蒙通使关系》，第125页。
[1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97～198页。
[15]同上书，第204页。
[16]《清圣祖实录》卷一三〇，第23页，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戊子。
[17]《议政王大臣议奏已撤围雅克萨俄使应速来议划边界本》（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18]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17～223页。
[19]一六八八年一月戈洛文与中国蒙古当局使者的谈话以及土谢图汗致戈洛文的书信，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37～238、242～246页。
[20]瓦西里耶夫：《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史纲）》第一卷，第192页。
[21]一六八八年二月戈洛文与中国蒙古当局使者曼泽伊的三次谈话，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261～272页。
[22]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一卷，第44页。
[23]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2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25]参见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二卷，第39页。
[26]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27]准噶尔五部为巴图尔珲台吉和他的兄弟墨尔根岱青、杜喇勒和硕齐、楚琥尔乌巴什以及他的侄子罗卜藏呼图克图。
[28]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29]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三章，“十七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准噶尔汗国”，莫斯科一九六四年版。
[30]参见加恩：《早期俄中关系史》，第73页。
[31]《清圣祖实录》卷一一〇，第16页，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戊戌。
[32]后来，清政府因噶尔丹派来的贡使人数太多，只准其中二百人进北京，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六，第24页，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乙亥。
[33]《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七，二十七年十一月甲申。
[34]温达：《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七。
[35]《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18页。
[36]同上书，第621页。
[37]《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07页。呼图克图的属员商卓特巴与俄使斯捷潘·科罗文的谈话。
[38]同上书，第360页。
[39]同上书，第277页。
[40]《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14～15页，二十七年五月二日癸酉。
[41]《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第25页，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庚申。
[42]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43]钱良择：《出塞纪略》。
[44]松筠：《绥服纪略图诗注》，转引自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45]《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55页。
[46]同上书，第356页。
[47]同上书，第363页。
[48]《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361页。
[49]参见上书，第383～386页。
[50]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13～419页。
[51]戈洛文致弗拉索夫信件，转引自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附录，第二十七件。
[5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29页。
[53]参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03～405页。
[54]同上书，第428页。
[55]《俄使戈洛文为约定议界之时间地点致近侍大臣函》（满译拉丁文，一六八九年一月十一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
[56]《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55页。
[57]同上书，第490～491页。
[58]《清圣祖实录》卷一四〇，第30页，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壬辰。
[59]《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53页。
[60]《平定罗刹方略》卷四。
[61]《张诚日记》（一六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62]《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第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