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欧洲货币体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蛇形浮动制的日渐松散，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努力遭遇到了重大的挫折甚至可以说是失败，欧共体国家逐渐认识到，在《维尔纳计划》所定的期限前实现既定目标已经不可能。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无疑为货币一体化继续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洲货币体系并不仅仅是《维尔纳计划》的简单延续和实践，而是有着新的内容。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作为货币合作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进展，欧洲货币体系是第二个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德洛尔报告》的实施基础。我们首先讨论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背景和过程，由此可以发现，欧洲货币体系是当时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也是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产物。
一、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
在1976年法国宣布再次退出后，蛇形浮动制逐渐演变成联邦德国马克区的天下，而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欧共体的汇率机制，并且各成员国之间经济状况的差异也逐步扩大。联邦德国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联邦德国马克坚挺并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资产；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经济状况也不错；法国的通货膨胀率较高；英国、意大利和爱尔兰的状况则相对较差，不仅存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而且失业率也非常高。经济状况的差异使得经济政策的协调困难重重。此外，在政治上各国缺乏进一步推进一体化的意愿和能力。联邦德国虽然在经济上重新崛起，从而具备领导欧共体的潜力，但是历史因素使得它不得不对承担这一任务思考再三；而当时法国总统德斯坦的政治地位尚未完全稳固，其施政仍受戴高乐主义者的掣肘，因而也难以落实其对于欧洲一体化的想法；而且法德两国在经济政策上依然无法达成一致。联邦德国主张严格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率，以保持价格稳定，而法国则更关心短期的就业目标。缺少了法德这两个欧共体大国的政治共识和主动，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反而使货币一体化迎来了转机。1977年下半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通货膨胀压力陡增；在汇率机制上，欧共体各国在1976年10月实现了汇率的大幅度调整，在此之后，汇率调整日益频繁。1977年美元危机再度爆发，对马克贬值了26%，英镑、法国法郎对马克也下跌了19%。马克的不断升值使得其他参与国不得不经常变动其货币与马克之间的比价，蛇形浮动制走向了崩溃的边缘。这严重地影响了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而且汇率的变动也使得各成员国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明显增多。此外，马克成为投机风潮的主要目标，这将危及联邦德国的出口，进而影响联邦德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希望联邦德国推行一种膨胀性的经济政策，通过扩大联邦德国的进口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让后者发挥引擎的作用。这使联邦德国更为忧虑，其对美国的戒心也进一步加深。联邦德国迫切需要一种不会对其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解决办法，并且可以借此来抵制美国的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元的欧洲货币稳定区才逐渐进入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视野。在这一时期，施密特的政治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他有足够的能力来应付国内的反对，这也为他提出政治倡议并最终付诸实施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在施密特做出政治决定之前，另外一个人已经看到了在欧共体内建立一个新的货币制度的紧迫性，他就是欧共体委员会主席杰金斯。杰金斯的积极工作重新提升了欧共体委员会的地位。特定的利益立场使得欧共体委员会不遗余力地推动欧洲的一体化。面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共体经济状况的恶化，杰金斯希望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来推进一体化，使得欧共体迅速摆脱困境。在杰金斯看来，货币领域最有可能取得突破。这不仅仅是因为汇率不稳定所带来的极大的威胁，还由于欧共体内的大部分国家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他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来取代已有的蛇形浮动制。杰金斯的提议得到了施密特的积极响应。但是这一设想要得以实现，必须得到另一个核心国家法国的支持。在1978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逐步摆脱了戴高乐主义者的制约。在德斯坦看来，汇率不稳定已经成为实施共同农业政策的最大障碍，因而也是法国的心腹大患；联邦德国马克可以提供汇率所需要的稳定性，因此选择与联邦德国合作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学习联邦德国经济崛起的经验，尽快地赶上联邦德国。法德两国领导人的政治主动对于其他欧共体国家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于1978年4月召开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确立了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目标。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后，一个由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代表组成的研究小组被委派起草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具体方案。同年7月欧共体首脑再度聚集不来梅，商讨方案，并最终发表了《不来梅宣言》。该宣言确立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实行一个比蛇形浮动制更为严格的汇率制度，汇率的变化必须征得双方的同意；以欧洲货币单位（European Currency Unit，又称埃居）为核心，逐步建立一个真正的欧洲货币基金，而不再是没有发挥实质作用的欧洲货币合作基金。该宣言还特别指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是欧洲货币体系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这无疑表明《不来梅宣言》在经济学家和货币主义者之争中继续采取了折中的立场。但是，从后来的实践看，欧洲货币体系的构建显然将货币一体化置于优先的位置。
在不来梅会议上，各国虽然就欧洲货币体系的基本原则大体上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具体的方案设计上依然存在重重矛盾，特别是对于汇率机制，法国和联邦德国的观点针锋相对。法国希望能够采用篮子体系，即将每个参与国的货币与篮子货币埃居相联系，当成员国货币偏离对埃居的中心汇率时，就必须进行干预。法国的主张得到了同为弱币国的意大利的支持。篮子体系使得干预的任务往往由强币国承担，这显然是联邦德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对联邦德国而言几乎就是通货膨胀的前奏。联邦德国对于埃居的中心地位仍然持有摇摆不定的立场，它宁愿选择继续维持蛇形浮动制所采取的格子体系，即在两种货币之间确定一个中心汇率，然后据此确定汇率的允许波幅，这意味着干预的职责更多地要由弱币国承担。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在布鲁塞尔召开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双方达成了妥协，同意使用格子体系和篮子体系相结合的双重汇率干预体系，这种妥协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东道主比利时人的调解。双重性使得这场斗争的结果表面上看起来像一个平局，但是实际上是联邦德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因为这种干预体系以格子体系为主。布鲁塞尔会议正式通过了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决议，从1979年1月1日开始执行。英国依然如往常一样，它认为维持汇率的稳定应该是整个世界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欧洲内部的事情，而且英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一直以来遵循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政府希望保留浮动汇率制，在其看来，浮动汇率制依然是使经济自发回到均衡位置的一种有效途径。意大利和爱尔兰的态度虽然比英国积极，但是仍然比较犹豫，前者是因为对其货币稳定性信心不足，而后者与英国长期的货币联系迫使它不得不认真地权衡利弊，最后在获得了其他经济强国增加经济援助的承诺的情况下，两国同意加入欧洲货币体系。这样，除英国外，所有的欧共体国家都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成员国。
二、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及其运行情况
欧洲货币体系的主要目标有三个：第一是要建立一个货币稳定区。这里的“稳定”有两种含义，其一是稳定的汇率，其二是低通货膨胀率，即稳定的物价。第二是为增进成员国的经济政策的协调提供一个制度框架。第三则是希望通过对第三国采用共同政策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与此同时，欧共体还希望欧洲货币体系能促进成员国经济的趋同，进而成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一块基石。为了实现这几个目标，欧洲货币体系设计了一整套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即欧洲货币单位埃居、欧洲汇率机制和信贷机制。其中又以欧洲汇率机制最为重要，它是欧洲货币体系的核心，因此也是我们下面将要分析的重点。
欧洲货币单位是在欧洲计算单位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由欧洲货币体系各成员国的货币按照一定的比重构成的篮子货币。它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充当汇率稳定机制中的平价网和成员国货币间中心汇率的确定标准；二是执行储备手段的职能。欧洲货币基金根据成员国黄金和外汇储备的20%向欧洲货币体系的中央银行发行埃居，这些储备可以作为货币当局的清算手段。另外，作为欧共体预算和共同农业政策的计量单位，埃居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埃居的基础上，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了欧洲汇率体系，即格子体系和篮子体系相结合的汇率干预机制，这是实现货币稳定区的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格子体系是由任意两个成员国的货币之间的中心汇率组成的，这种双边的中心汇率是根据各国货币对埃居的中心汇率换算得到的，两国间汇率浮动的幅度不得大于±2.25%（意大利里拉为±6%），当货币达到这一限度时，相关国家的货币当局必须进行干预。当然，中心汇率并不是完全不变的，它可以随着成员国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修改。篮子体系是由各成员国的货币对埃居的中心汇率形成的，当一国偏离其中心汇率时，就要进行干预。一国货币对埃居的中心汇率的最大偏差临界点是75%×[±2.25%（1-U（A））]，其中U（A）代表了A货币在埃居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对意大利来说，其中的±2.25%应该改为±6%[1]）。因此，汇率波动的干预点就有两个，即格子体系中双边中心汇率的2.25%以及篮子体系中各国货币对埃居波动的临界点。如果一国货币对另一国货币的汇率发生变化，那么该货币对埃居的汇率也很可能发生变化。由于后一个干预点所允许的波幅要比前者的波幅大，所以实际上篮子体系中的干预点成了一个早期报警器。当达到这个临界点时，就会发出警告，要求货币当局进行干预。干预的措施包括多样化的货币干预和国内经济政策。早期报警器的存在使得强币国和弱币国都要履行干预的义务，这就改变了在蛇形浮动制下主要由弱币国承担干预职责的状况。最后，如果干预措施不足以使汇率波动维持在允许的幅度内，那么就只能调整中心汇率。但是中心汇率的调整必须在汇率机制成员国和欧共体委员会参与的多边协调下才能进行。
汇率机制特别是格子体系的运行需要足够多的资金来满足各成员国干预外汇市场的需要，这就导致了信贷体系的建立，后者也增强了市场参与者对各国抵制投机压力能力的信心。欧洲货币体系中的信贷体系主要包括三种金融工具，即极短期的资金融通信贷（45天至3个月）、短期的货币支持信贷（3个月至9个月）以及中期财政援助信贷（2年至5年）。
从1979年3月正式运行到1992~1993年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名存实亡，欧洲货币体系运行了十多年。欧洲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促使欧洲货币体系自身不断地做出调整，从而使其在某些方面沿着与原先设想不同的发展轨迹运行。这些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形势的发展，篮子体系日渐式微，越来越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格子体系则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汇率控制的主要手段。一方面，这与汇率体系设计上的技术缺陷有关，因为在某些情形下，格子体系的允许波幅会在早期报警器发出警告之前提前达到；另一个问题则是早期报警器并没有明确对应的干预国，从而造成了执行上的混乱。另一方面，篮子体系的运行势必要使强国实行一个膨胀性的政策，这与欧洲货币体系的目标发生了冲突，一个高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各国特别是联邦德国所不能接受的。这也意味着不对称的汇率调整手段对于降低通货膨胀率来说是必要的。
第二，成员国的干预更多地是在波幅内进行的，而不是像原先设想的那样在达到允许波幅的极限后才进行干预，特别是在欧洲货币体系发展的中后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各国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性。联邦德国是欧洲货币体系内部低通货膨胀的典范。不仅如此，联邦德国的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这显然要归功于联邦德国一直以来实行的维护马克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国将其货币政策与联邦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联系起来，那么势必等于向市场参与者表明其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从而抑制通货膨胀的决心。要做到这一点，一国就应立即在外汇市场上购进本币，当其货币发生贬值时，就要进行波幅内的干预。而且，波幅内的干预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的投机力量发力之前就对其进行打压，避免其形成市场控制力量。
第三，由于美元的持续走低，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在1987年1月对中心汇率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这使得一些欧共体国家感到有必要改革汇率运行机制。其中以法国的态度最为积极，因为它迫切需要获得对波幅内干预的资金支持。联邦德国则希望能够加强货币政策的协调，并能够越来越多地使用利率政策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在双方的努力下，《巴塞尔尼堡协议》顺利出台。这个协议提出了对欧洲汇率运行机制进行改革的若干措施，包括将短期的资金支持拓展到波幅内的干预，改善干预负担的分担，加强欧共体对市场的监督，以及鼓励在汇率管理中使用更多的工具，包括利率的变动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欧洲汇率运行机制顺利渡过了1987年下半年的危机。《巴塞尔尼堡协议》所规定的调整内容本身并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这种措施传递给市场参与者的信息是革命性的，它力图使后者确信欧洲货币体系所采取的是一种固定汇率制度，频繁调整中心汇率是绝不允许的。
第四，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联邦德国在欧洲货币体系中逐渐扮演领袖的角色。即便是法国，汇率体系也成为其效仿联邦德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建立中央银行信誉的途径，因为法国缺乏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对经济稳定和发展相当不利。对法国总统密特朗来说，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虽然与法国的设想不相吻合，早期报警器的作用退居次要的位置，甚至形同虚设，但是汇率机制所暗含的政治意义迫使他不得不对欧洲汇率体系持支持的态度，因为退出汇率体系也就意味着退出欧共体乃至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从另一方面看，联邦德国为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做出了许多牺牲，这主要表现在当弱币国的货币相对于联邦德国马克下浮时，无论这种汇率的变动是不是由马克引起的，联邦德国都会允许在调整中心汇率时实现马克的贬值，这显然会对联邦德国的出口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和法国一样，政治利益上的考量在联邦德国政府的决策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为欧共体第一经济大国，承担更大的责任显然是树立联邦德国的领袖形象所必需的。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察欧洲货币体系十余年的历史，那么可以发现，1983年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在此之前，欧洲货币体系进展不顺，中心汇率的调整非常频繁，平均每6个月就有一次调整发生，这种频繁的调整是各国经济政策目标和经济绩效差别比较大的体现，而且1979—1982年爆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造成了汇率机制运行的困难。在此之后，不必要的汇率调整明显减少，而且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呈现出在一个更低的物价水平上的趋同，特别是与非汇率体系参与国比较而言，这种趋势十分明显。这表明欧洲货币体系在逐渐发挥作用。
对于欧洲货币体系取得的成绩，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对其进行了评估，虽然角度各有不同，但是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汇率体系成员国汇率变化幅度减小。恩格勒[2]的实证研究表明与非汇率体系成员国相比较，成员国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的减小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的意义。第二，其较好地稳定了物价，增强了各国反通胀的能力。第三，其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货币市场的稳定性。从这三点我们可以看出欧洲货币体系在实现其既定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三、制度变革、共同市场和《单一欧洲法案》
在20世纪80年代，又有三个国家成为欧共体新的成员国。希腊率先于1981年加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紧随其后。欧共体进一步扩大，内部结构更加复杂。在这种背景下，欧共体开始重新考虑制度变革的事宜。1983年，联邦德国外长和意大利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欧洲议会和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在推动欧洲政治经济合作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早在1979年，欧洲议会就开始采取议员直接选举制度。1984年，欧洲议会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草案）》。这一条约提出了诸多制度变革的措施，包括补充性原则、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的决策规则。这一条约在经济方面把建立统一大市场提到了欧共体的议事日程上。这个条约在很大程度上预示并指导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共体的发展。随后，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委托爱尔兰前首相杜格领导一个委员会研究并起草具体的改革措施，最终出台的《杜格报告》建议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召开政府间会议对《欧共体条约》进行修改。
此外，货币主义的经济思想的影响力在欧共体内日渐增强，其主张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抑制通货膨胀，信奉自由市场是有效率的，强调放松管制的好处，这使得建立统一内部市场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而且在这一时期非关税贸易壁垒对贸易和经济的负面影响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于是，欧共体开始认真考虑设计统一大市场的蓝图。1985年6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组织了政府间会议研究并通过了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的建立内部大市场的白皮书。以此为基础，同年的12月欧共体卢森堡首脑会议通过了《单一欧洲法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实现统一大市场的改革措施，并且在这一法案的序言中将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欧共体的正式目标。《单一欧洲法案》在很多领域实行特定多数票的决策规则，从而打破了一直以来一致同意决策规则一统天下的局面。这种决策规则不仅是实现统一大市场所必需的，而且对于欧共体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欧共体和各成员国政府间的权力平衡，鼓励了理事会成员国之间的投票交易，从而对《罗马条约》进行了极为重要的修改。《单一欧洲法案》的实施大大地改变了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条件，从而成为货币领域进行新的变革的重要推动力。这种影响直接表现在解除金融管制和废除资本流动管制上。
解除金融管制使得欧共体各成员国的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以在欧共体内的大部分地方提供金融服务，其目的在于希望通过竞争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但是随之也产生了“货币替代问题”。也就是说，随着金融产品在欧共体内部的自由流动，欧共体金融市场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将越来越是一个单一的市场，企业和个人的金融决策势必从整个欧共体金融市场的角度做出，微观经济主体可能在其经济活动中使用其他成员国的货币而不一定使用本国货币，即便这些活动完全是在国内进行的。因此，本国的货币就为外币所替代，这种替代逐渐成为潜在的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它会使得各成员国的货币需求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从而导致货币当局难以把握货币政策，最终必然会给欧洲汇率机制的实施带来麻烦。
资本流动自由化的实现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和重大。资本的自由流动是欧共体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长期以来，欧共体统一市场的措施针对的主要是商品、服务领域，资本要素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资本流动管制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日益突出，并对贸易的自由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资本的自由流动必然成为共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另一方面，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在相当高的程度上是依靠资本控制来提高汇率的稳定性，因为各成员国不同的通货膨胀率势必会使得不同国家货币单位所衡量的资产的价值发生变化，如果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那么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各国的利率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利率调整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常常会超过汇率调整的成本，特别是利率的不确定性对于投资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因此欧洲货币体系采用了资本控制的方法将不同的货币增长率所带来的影响完全隔离开来。特别是在《巴塞尔尼堡协议》之后，固定汇率制度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不二选择，资本控制对欧洲货币体系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自明。在这种情况下，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必将对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带来巨大的挑战。1986年欧共体在一份报告中就强调了欧共体不能同时实现高度的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直接点破了问题的实质。这也成为《德洛尔报告》出台最为重要的背景。
注释
[1]具体的公式请参见Pentecost,Eric J.＆van Poeck Andre,2001,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Past,Present,and Future,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pp.22—23。
[2]Ungerer,H.,1997,A Concise History of European Monetary Integration:From EPUto EMU,London,Quorum Books;Ungerer,H.,O.Evans,T.Mayer,＆P.Young,1986,The European Monetary System:Recent Development,Washington,DC,I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