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一次货币联盟计划的尝试：《维尔纳计划》
一、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危机和货币联盟计划的发端
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货币一体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当时欧共体各国贸易和国际收支大都处于盈余状况，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能够维持汇率的基本稳定，而法国推行的戴高乐主义使得法国不愿意将主权让渡给欧洲经济共同体。1966年，“卢森堡妥协”最终确立了由一致同意原则取代《罗马条约》所规定的多数票规则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决策原则，以此换取法国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这使得经济上更进一步的整合变得非常困难，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更多的意义上只是作为一个关税同盟而存在，其距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梦想依然遥远。
这一切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矛盾、冲突和危机再次成为欧洲共同体[1]进一步一体化的推动力。受1968年危机的影响，法国陷入了支付危机，而此时联邦德国的贸易盈余则很可观，对法郎贬值和联邦德国马克升值的预期所引起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给法国和联邦德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法国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不愿意法郎贬值，而联邦德国则担心马克升值会对出口和农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它们希望通过汇兑的控制来避免这个后果。但是最终在1969年，法郎被迫贬值了11.1%，而马克也升值了10%。这是欧共体建立后的第一次汇率大调整，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来维持货币的稳定遭遇到了重大挑战，汇率的波动使得共同农业政策的执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法郎和马克的汇率变化后，根据共同农业政策的要求，法国和联邦德国本应该对本国农产品价格随汇率变化的幅度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联邦德国为了保护本国农民的利益并没有进行调整，法国同样没有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因为它担心这样做会导致通货膨胀。于是，欧共体内部各国之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加剧。面对这种困境，欧共体不得不对如何维持汇率稳定乃至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进行重新思考，加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成为欧共体继续前进的内在需要。
《巴尔报告》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1969年2月，由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进一步推进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建议。《巴尔报告》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提出要在决策前加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协调；另一方面建议当成员国遭遇支付困难时，其他国家应该提供更多的金融援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尔报告》针对的主要是当时出现的支付危机以及经济和货币政策协调的不力，其目的是巩固关税同盟和共同农业政策，而对于欧共体的发展前景则没有一个长远的设计和规划。但是《巴尔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通向货币联盟的系统途径，这就是将货币一体化引入欧共体的日程中，从而成为建立货币联盟的一个起点。
随着资本投机冲击的持续，各国汇率不断波动，欧共体各国开始对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持更加积极的态度。1969年，蓬皮杜当选法国总统，他比他的前任戴高乐将军更热衷于欧洲一体化，他并不同意后者不顾别国的反对将英国排除在欧共体之外的做法。同时，关税同盟的建立和发展为联邦德国的商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这使联邦德国政治家看到了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部分成员国贸易保护行动的抬头使联邦德国认识到，如果一体化的性质不进一步深化，那么欧共体就有可能发生倒退。对于欧共体的其余四个国家而言，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有助于它们对法国和联邦德国的经济决策施加影响，因而建立这样的联盟对它们来说自然是有利的。随着关税同盟的加速实施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稳定机制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最终于1969年12月在海牙举行的欧共体首脑会议上，各国同意将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作为欧共体的正式目标。这次首脑会议成为整个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虽然在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各方在如何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问题上的分歧。相反，在海牙会议之后，矛盾冲突更加表面化了，舒勒计划和巴尔计划就是这种冲突的直接体现。舒勒计划由联邦德国提出并得到意大利和荷兰的支持，它的核心思想是货币联盟应是完全的经济一体化的最终结果，固定汇率制只有在经济政策完全得到协调以后才能实现。而巴尔计划则与法国的意愿相一致，它主张尽快建立固定汇率制度，不论经济政策是否得到协调，因为它将货币一体化视为与经济一体化平行的过程。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冲突植根于双方对经济联盟和货币联盟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因此，这个争论又被认为是经济学家和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交锋。这种交锋的背后是法国和联邦德国这两个经济实力最强的欧洲大陆国家利益的角逐。法国是共同农业政策最大的受益者，而固定汇率制度无疑是这一政策得以延续的关键条件。面对已经出现并可能进一步恶化的汇率制度危机，尽快建立固定汇率制度自然成为法国的优先选择；并且在政治上，法国希望与美国保持距离，因而希望建立一个不依赖于美元的汇率制度。联邦德国则担心一旦固定汇率制度率先建立起来，其他国家在出现支付危机时就不会首先选择紧缩自己的经济，而是选择从联邦德国获得货币援助，而只有在经济政策能够完全协调时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联邦德国坚持通过政策协调来促进经济的趋同进而促进货币的稳定，并且主张赋予欧共体更多的自主权来约束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以维护政策有效性。[2]
二、《维尔纳计划》
为了化解这一矛盾并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制定具体的时间表，1970年3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委托卢森堡首相兼财政大臣维尔纳（Pierre Werner）领导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份双方均可接受的报告。但是，该委员会的成立并没有使双方做出让步，在政策协调和固定汇率制孰先孰后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该委员会在同年10月8日提交的报告（《维尔纳计划》）中描述了双方都认同的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必备要素：到1980年年底实现“总体的不可逆转的货币可兑换，消除汇率波动，固定汇率平价且这个平价不可调整，以及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并强调了将经济政策权力转移给欧共体一级机构的必要性，扩大欧洲议会的权限。在下一步要实施的具体步骤上，该报告一方面指出要逐步加强经济政策的协调，另一方面也要求各国采取措施将汇率的波动维持在很小的范围内，并逐步建立欧洲货币基金。很明显，这份报告运用了平行主义的战略，并没有指明应该优先采取的措施是什么，以便使得双方都能接受。该报告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制订了一个十年计划。该计划分三步实现：第一步，从1971年1月1日到1973年年底，筹建货币合作基金，减小成员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加强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第二步，从1974年1月1日到1976年年底，逐步开放成员国资本市场，进一步稳定成员国的通货汇率直至固定成员国之间的货币比价，实行共同的外汇储备，经济货币政策进一步趋同，资本流动逐步自由化；第三步，从1977年1月1日到1980年12月31日，在实现欧共体的基础上实现单一货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并实现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
由于《维尔纳计划》是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设计的第一份蓝图，所以这个方案的设计者维尔纳在欧盟国家赢得了“欧元之父”的称誉。
《维尔纳计划》勾画出了建设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完美蓝图，这一蓝图在后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例如，减小汇率波动的幅度，直至汇率固定，最终实现统一的货币；建立一个经济政策决策中心，以及类似于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中央银行体系，明确了超国家权力存在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为日后的《德洛尔报告》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德洛尔报告》继承的正是《维尔纳计划》的基本框架。《维尔纳计划》的一些建议，如实现汇率联合波动，建立货币合作基金，确立欧洲计算单位，后来均实现了，并成为后来的欧洲货币体系的基础。
但是，随着法国国内形势的变化，戴高乐主义重新抬头，其极力反对让渡国家的经济决策权，《维尔纳计划》不得不进行修改，直到1971年3月才达成一个最后的协议。修改后的报告在本质上体现了法国的意愿，将建立固定汇率制度作为下一步要采取的主要措施。
三、《巴塞尔协议》和蛇形浮动的汇率机制
《维尔纳计划》出台后不久，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个计划无法完整地付诸实施。面对日益升高的失业率和恶化的国际收支，美国实行了一个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欧洲国家的做法与之相反，这导致美国的投机性资本大量外流，特别是流向联邦德国。面对这种状况，联邦德国认为这是实现欧共体货币对美元联合浮动的最好时机。于是，联邦德国向其他成员国提出倡议。但是这个倡议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后者认为这是美国要做的事情：宣布美元贬值。因此法国主张通过外汇管制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3]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对立使得它们各行其是，欧共体国家随之出现分化：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实行独立的浮动汇率，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结成联盟，实行联合浮动，而法国则对外汇进行管制。欧共体离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与此同时，第三次危机于1971年5月爆发。面对严峻的形势，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被迫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部分瓦解了。但是，欧洲各国推行不同的汇率政策的实践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联邦德国发现实行浮动汇率制常常导致最终汇率高于均衡汇率，而法国则难以对外汇进行有效的管制，而且汇率机制的差异给共同农业政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纷纷感到有必要回到固定汇率制度的目标上来，欧共体成员国开始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立场。与此同时，在美国的要求下，十国集团经过讨价还价于1971年12月18日在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研究所达成了一项方案，史称《史密森协议》，该协议要求欧共体各国货币对美元升值。更为重要的是，《史密森协议》将汇率波动的允许幅度由原来的对美元平价上下各1%扩大到2.25%，这样一来，两种欧洲货币之间双边汇率的最大波幅就会达到9%。这对实施共同农业政策极其不利。汇率不稳定日益成为共同市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欧共体各国越来越感觉到建立一个不依赖于美国的固定汇率制度的重要性。为此，在《史密森协议》开始实施四个月后，也就是在1972年4月，欧共体六国签订了《巴塞尔协议》，决定实行可调整的中心汇率制，又称联合浮动制，即对外实行集体联合浮动，对内各成员国货币相互之间保持可调整的钉住汇率。根据该协议的规定，成员国货币相互波动的允许幅度下调为上下各1.125%。于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规定的上下2.25%的波动幅度内又形成了一个更小的幅度，这种汇率浮动制度被形象地称为蛇形浮动制。随后加入欧共体的丹麦、爱尔兰、英国和挪威也参与了该机制。为了实现这一机制，欧共体规定各国在干预外汇市场时必须使用双方的本币，而不是美元，以便削弱美元波动对欧洲外汇市场的影响。《巴塞尔协议》将原本已与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目标渐行渐远的欧共体拉回正轨。
1972年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持续恶化。到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再度爆发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欧共体各国货币与美元脱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2.25%的幅度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种情势下，欧共体成员国做出了让联合浮动制继续发挥作用的选择，不过对美元的平价被对马克以及后来的欧洲货币单位的平价所代替。1973年年末，国际石油危机开始露出苗头。对于依靠中东石油过日子的欧共体来说，这不啻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石油危机导致了欧洲国家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双双上升，从而对蛇形浮动的汇率机制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为欧共体加强政策协调提供了一个契机。然而，《维尔纳计划》中所暗含的分歧并没有消弭，各国仍然将本国的经济利益放在优先的位置，并不愿意为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牺牲自己的经济政策决策权。法国和联邦德国对石油危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联邦德国压低了需求的增长；法国则提高了利息率，面对来自外汇市场的压力，法国最终在1974年1月选择了退出。虽然法国可以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或重新贬值来继续留在蛇形浮动制之内，但是那样做的代价太大，而且其他成员国的退出行动使得蛇形浮动制对法国的价值大减。法国的退出对蛇形浮动制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加上在这之前英国和意大利已经退出（见表1-1），建立货币联盟的计划就此搁浅。
表1-1 蛇形联合浮动制的演变过程
蛇形浮动制没有能够有效地完成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区的任务。从一开始，蛇形浮动制就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将调整的任务交由弱势货币的国家来承担，当弱势货币面临投机攻击时，又不能给予其足够的资金援助，这是其核心成员国法国几进几出的重要原因，同时也预示着蛇形浮动制不会长久。此外，这一时期经济政治现实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欧共体各国甘愿交出自己的经济决策权的地步。所有这些都说明了欧共体离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单一货币的目标还很遥远。
四、欧洲货币合作基金
虽然各国无法在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下一阶段的措施上达成一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欧洲货币一体化没有任何进展可言，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的成立无疑将《维尔纳计划》的部分设想变成了现实。欧洲货币合作基金于1973年正式成立，其主要功能是，为成员国的国际收支逆差提供短期贷款，以维持汇率的稳定；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以便发展成为一个结算中心，其中包括一个20亿美元的短期货币支持基金和一个20亿美元的中期财政基金。但是，欧洲货币合作基金除了为短期贷款提供便利外，并无多少实质内容，整个基金体系实际上是由国际清算银行代为管理。另外，欧洲货币合作基金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欧洲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组成。但是这个委员会同样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它的存在更多地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注释
[1]1967年7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与1952年7月27日正式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EC），简称欧共体。
[2]Philip,Arestis,Andrew Brown,＆Malcolm Sawyer,2001,The Euro:Evolution and Prospects,Northampton,MA,Edward Elgar,p.18.
[3]Overturf,Stepben Frank,1997,Money and European Un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