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通往经济和货币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路
《德洛尔报告》出台后，朝向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步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迈进，经过政府间会议的谈判和磋商，最终在1992年2月7日，欧共体12国首脑签订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正式建立的纲领性文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马约》的签订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高峰，它勾画出了朝向最迟于1999年建立的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具体步骤，欧洲统一货币的诞生被正式提上了日程表。
一、从《德洛尔报告》到《马约》的签订
20世纪80年代末，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暴彻底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制度，苏联这个超级政治经济大国宣告解体，对东欧的控制也随之放松，客观上消除了两德统一最重要的障碍。德国的统一虽然没有使德国的工业实力大增，但是整个国家的规模大大地超过了它的邻国，而且德国有效率的经济体制随时都有可能使统一后的德国具有超级大的政治经济力量，随之而来的军事扩张的威胁也在逐渐增大。另外，东欧国家在开始转轨后经济状况出现了大幅度的恶化，这也为德国渗入乃至控制东欧地区创造了机会。面对这种状况，其他欧洲国家一直存在的对于德国的警惕陡然上升，特别是法国，它一直试图通过将德国纳入统一的欧洲框架来化解和消融其影响力，现在这种需求无疑更为迫切，而且如果德国独揽东欧市场，那么其他国家将会因此失去许多好处。因此，这些国家希望能够迅速推动经济一体化来牵制德国，并且向东欧国家展示西欧整合的成果，吸引其向西看，实现“大欧洲”的理想。有意思的是，一直以来，德国对于邻国的这种做法并不排斥，相反，德国希望利用它们对自己的警惕来推动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以安抚其邻国，使它们相信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国家，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时，德国还积极推动政治联盟的发展，希望在欧共体内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德法轴心的政治意愿成为《德洛尔报告》迅速进入实质性讨论的重要保证。但是，欧共体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英国再次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在1989年6月举行的马德里首脑会议上，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首的强硬派对《德洛尔报告》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德洛尔报告》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建立欧洲中央银行的建议等于强迫各国放弃货币主权。英国的这种态度不难理解，也与其一贯的立场相一致。英国的反对使得该会议未能就第二、第三阶段达成协议，仅仅决定了1990年7月1日开始进入货币联盟的第一阶段。随后，英国提出“渐进战略”，希望以自然演化的方式渐进地走向货币联盟。面对其他国家的压力，英国在1990年6月又提议发行脱离货币篮子的“硬欧洲货币单位”，与各国货币展开竞争并逐步取代各国货币，其立足点其实还是落在避免让渡主权上。英国的态度导致欧共体斯特拉斯堡首脑会议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是，这一时期，英国的反对已经不能阻挡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继续推动货币一体化的决心。而且，撒切尔夫人的保守思想和强硬作风使得英国在欧共体内处于孤家寡人的尴尬境地，其政策在国内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不论是在反对党工党内还是在保守党内，许多人都担心在新的制度和机构建设上被排除在外会使得未来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特别是实业界不希望英国成为欧洲共同货币区外的一个孤岛。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保守党内政治力量格局的变化，撒切尔夫人被迫于1990年11月辞去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的职务，梅杰成为其接班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所受到的阻力。虽然梅杰政府仍然希望采用与《德洛尔报告》相左的平行货币战略，但是其对欧洲大陆政策毕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对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是一个利好因素。
与此同时，在法德的推动下，欧共体委员会开始对《德洛尔报告》中有争议的部分进行讨论，最终在1990年3月提交了名为《经济和货币联盟：体系的经济原理》的文件，系统地阐述了《德洛尔报告》的各项目标。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单一货币是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基本特征，而不再简单地把单一货币看成是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制度的替代品。这是对《德洛尔报告》的一个突破。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节约交易费用的考虑，而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认识到单一货币对经济和货币联盟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况且对于政治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固定汇率制度也随时可能发生变更，而改变单一货币制则要难得多。同月，欧共体部长理事会在1964年和1974年相关法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名为《促进经济趋同和加强成员国中央银行合作》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欧共体部长理事会监督成员国的经济状况，加强中央银行的合作，以便更好地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为货币联盟计划的实施做好铺垫。该修正案授权中央银行行长委员会起草《欧洲中央银行章程》，欧洲中央银行计划正式启动。这一时期，除英国外的11个成员国对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基本框架已经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1990年4月召开的都柏林首脑会议决定在1990年年底召开政府间会议，讨论新条约的签订问题。在法国和联邦德国[1]的倡导下，该会议声称有关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将与有关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同时进行。
经过1990年整年的准备和磋商，两个政府间会议如期在罗马召开，其最大的成果是确立了政治联盟的基本框架，为接下来的讨论定下了基调。从1990年12月到1991年12月，欧共体各方对基于《德洛尔报告》的《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草案）》和《欧洲中央银行章程（草案）》进行了讨论，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最终在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上解决了余下的问题，达成了涵盖经济、货币和政治一体化决议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约》。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和其他成员国的分歧依然比较大，特别是在货币领域英国始终不愿轻易让出货币主权。但是面对要么接受要么出局这一选项，英国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而且，法德也在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时间上产生了分歧，法国希望在第二阶段开始就建立这一机构，以鼓励和监督成员国政府保持经济稳定，而德国则担心新的机构会与德国中央银行冲突，从而阻碍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施，因而要求在欧洲中央银行建立之前应该达到足够程度的经济趋同。法德之争显然是早期思潮中货币主义者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表现。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决定先成立一个没有实权的预备机构来促进经济整合，最后再过渡到中央银行。
二、《马约》的主要内容
《马约》包括《政治联盟条约》和《经济和货币联盟条约》。在政治方面，它要求在欧共体的基础上建立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EU），逐步实施共同的外交与防务政策，并且创建了欧洲公民身份，规定了欧共体的新权限，实施社会政策以及建立发展基金等。在经济领域，它的目标是最迟于1999年1月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中央银行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仅如此，其还为实现这一目标规定了具体的步骤和相应的时间表。
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建立分三步走。第一步，从1990年7月1日到1993年年底，实现成员国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并实施多边年度加盟计划。该计划由欧共体经济及财政部长会议统一安排，以实现持续低通货膨胀、金融稳健、汇率稳定等《马约》中规定的目标，争取使所有成员国参加欧洲汇率机制，取消外汇管制，为采用单一货币奠定基础。
第二步从1994年1月1日到1998年年底，主要是为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进入第三阶段做准备。这个阶段一开始就要建立欧洲货币局（European Monetary Institute,EMI），协调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货币政策，监督欧洲货币体系的运行，实现保证价格稳定的目标，为未来欧洲中央银行的正常运行建立必要的管理机构及逻辑框架。在这一阶段的末期，由欧共体国家首脑会议和欧共体经济及财政部长会议进行推荐，按照投票决定各成员国在第三阶段引入欧元的时间表，并由欧共体和欧洲货币局依据《马约》及其他相关条约规定的加盟条件，对引入欧元的有关事宜进行安排，并且成立欧洲中央银行来接替欧洲货币局的任务。
1999年1月1日，经济和货币联盟进入第三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以1:1的比率取代埃居。在埃居向欧元转化初期，各国的货币作为欧元的辅助货币流通一段时期，2002年各国货币退出流通领域。随着欧元的正式启用，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也将建成。欧洲中央银行体系除包括欧洲中央银行外，还包括所有参加欧元区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类似于联席会议。所有参加欧元区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都必须按照其人口和GDP的规模向欧洲中央银行认购股本。欧洲中央银行是决策机构，而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是执行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以维护货币的稳定为首要任务，统一管理主导利率、货币储备和货币发行等，其职责和结构以德国联邦银行为模式，独立于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之外。
《马约》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入盟条件：在没有大量削减的情况下，各国的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其GDP的3%；各国的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其GDP的60%；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物价最稳定的三国的平均通货膨胀率的1.5个百分点；长期贷款利率不能高于上述国家的平均水平的2个百分点；各国的货币币值至少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欧洲货币体系的汇率机制规定的幅度（±15%）内波动。
三、《马约》的批准危机
《马约》正式签署后，还要由各成员国批准才能生效。然而，批准之路并非坦途，遭遇了一些阻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一场危机。不过，《马约》最终还是于1993年11月1日正式生效。
根据各国宪法，在欧共体12个成员国中，丹麦和爱尔兰是需要把《马约》付诸全民公决的国家，而其他国家只需要议会通过即可。丹麦于1992年6月2日第一个对《马约》进行表决。从历史上加入欧共体的投票经历看，丹麦的结果都让人放心，但是这一次是例外，最终以微弱多数否决了《马约》。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经济上，丹麦民众担心德国的高利率政策会通过汇率机制的传导阻碍自身经济的发展；政治上，作为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小国，丹麦民众最关心的是能否在欧盟框架内保持自己的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他们担心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会随着欧共体整合的深化而逐渐模糊，一些丹麦国民甚至认为在将来的欧洲统一货币上没有他们女王的头像是难以接受的。而且，丹麦国内还弥漫着一种对政府不满的气氛，这对投票结果非常不利。在丹麦的受挫无疑为《马约》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更令那些热衷欧洲一体化的人深感不安，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密特朗。虽然此前爱尔兰已经以比较大的优势通过了《马约》，但密特朗还是做出了将《马约》提交全民公决的决定。此举在许多人看来就是冒险，因为把《马约》提交议会通过会容易很多，况且一直以来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法国民众并不少。但是密特朗希望借此抬升因在丹麦受挫而暂时处于低潮的《马约》的人气，彰显法国民众对于欧洲联盟的信心。法国投票的结果是51%对49%，《马约》涉险过关。虽然没有出现丹麦的状况，但是作为欧洲一体化最积极的推动者，赞成票和反对票如此接近，不得不让人们对欧盟的未来抱有忧虑。为了解决丹麦的问题，1992年12月召开的欧共体伯明翰首脑会议同意丹麦以获得例外条件为交换举行第二次全民公决。1993年5月，在丹麦政府的努力下，丹麦终于以微弱多数通过了《马约》。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英国对《马约》不太积极，即便是在法德的督促下，它也还是将批准工作推迟到1993年年初。梅杰将《马约》交由下院讨论和表决。经过许多次的辩论和梅杰政府的努力，下院最终于5月21日通过《马约》。但是当下院将结果提案交给上院表决时，有议员表示《马约》不符合英国宪法，在最高法院做出合宪的判决后，上院才于8月2日通过了《马约》。《马约》在德国受到的阻碍也来自宪法方面。在德国联邦参众两院通过《马约》后，德国宪法法院在经济趋同标准问题上发难，最终被迫通过修改宪法才解决问题。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1993年11月1日，所有成员国均通过了《马约》并正式生效，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
《马约》把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最终采用单一货币，借此促进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作为欧盟的目标之一。
四、1992~1993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
解除了批准《马约》的危机为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扫除了政治上的最后障碍，《马约》具有了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但是与此同时，欧洲货币体系自身的缺陷加上外汇市场上的投机风潮和异动正逐渐演变成一场风暴，不仅给欧洲一体化运动以重挫，而且更考验着欧共体及成员国政府的政治智慧和各国民众进行政治经济整合的决心。
1990年10月德国统一后，财政上出现了巨额赤字，德国政府担心由此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会引起习惯于物价稳定的德国公民的不满，进而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因此，1992年7月通货膨胀率仅为3.5%的德国把贴现率提高到了8.75%。德国过高的利率很快引起外汇市场动荡，出现了抛售英镑、里拉而抢购德国马克的风潮，致使里拉和英镑汇率大跌。
由于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自动挂钩，所以首先对德国利率提高做出反应的国家是芬兰。德国提高利率后，芬兰人纷纷把芬兰马克换成德国马克，这引起芬兰马克对德国马克的汇率持续下跌。芬兰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比价不得不抛售德国马克、购买芬兰马克，但芬兰马克仍继续下跌，而芬兰央行的德国马克储备有限，无力继续维持外汇稳定，芬兰政府迫不得已在1992年9月8日突然宣布芬兰马克与德国马克脱钩，自由浮动。
在德国提高利率以前，七国集团（G7）就建议德国降低利率；在德国提高利率以后，英国和法国又督促德国降低利率，但是德国中央银行在1992年9月11日公开宣布，德国绝不会降低利率。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投机家获得这个消息后立即把投机的目标瞄准了坚挺的德国马克。在外汇投机的攻击下，欧洲货币体系的弱币意大利里拉、英镑、西班牙比塞塔、葡萄牙埃斯库多和爱尔兰镑等汇率频频下跌，数次跌近中心汇率的下限。投机压力骤然增大，欧共体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几近耗尽，已经无力继续进行干预，但是欧共体还是拒绝调整中心汇率，仍希望通过市场手段来解决眼前的问题。到了1992年9月外汇市场日趋紧张，欧共体不得已于9月13日宣布受冲击最严重的里拉的中心汇率下调3.5%，但是这并没能阻止情况的进一步恶化。英镑在9月16日经历了非常严重的一次攻击，英国政府当天就宣布暂时脱离欧洲货币体系，并两次提高利率，历史上也把这一天称为“黑色星期三”。同样遭受重创的里拉也不能继续保持在±2.25%的界限内[2]，步英国的后尘而去，同时西班牙比塞塔贬值5%。这场危机并未就此平息，爱尔兰镑在1993年1月贬值10%，西班牙比塞塔和葡萄牙埃斯库多在1992年11月和1993年5月均贬值了两次。仅仅过了两个月，金融风暴卷土重来，法郎成为主要的受攻击对象，被大量抛售，对此法德两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干预，但是收效甚微。在1993年7月30日法郎再次跌近浮动下限后，欧共体货币委员会于8月2日决定：除德国马克和荷兰盾之外，其他成员国货币的上下浮动幅度由5%扩大到15%。欧共体显然不愿意完全放弃欧洲货币体系，其希望以暂时的退步来保全汇率机制的骨架，并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回到窄幅波动。但是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如此大的浮动幅度已经使欧洲货币体系不能被称为一种汇率体系了。毫无疑问，此举令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建设向后倒退了一大步，背离了《马约》所规定的所有成员国均加入汇率运行机制窄幅波动的目标。
在经济和货币联盟建设第一阶段后半期出现了这种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即便到今天，在经济学界和政治学界仍然有人在对这次危机的原因进行反思和探寻，以期挖掘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政治经济学内涵。这次危机的产生是欧共体内多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的结果，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前文所提到的高度的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共存的矛盾。令人感兴趣的是，这同时是欧洲货币体系向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迈进的动力之一。我们知道，1987年的《巴塞尔尼堡协议》催生了固定汇率制度，此后汇率机制原则上就不允许其成员国重新调整货币的中心汇率。这样做除了要重申固定汇率制度的目标外，更深层次的用意恐怕在于迫使成员国改善国内宏观经济状况进而达到经济实绩和经济政策的趋同，而不再用中心汇率的调整来适应不同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实际状况却是各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趋同，而是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后，这种差异明显变大了，因此这势必要求名义汇率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汇率机制黏性的强化使得这种调整难以执行，价格水平变动所带来的压力也就不能得到有效释放而只能进一步积累，中心汇率与经济基本面所反映的汇率之间的落差就会越来越大，这种落差给外汇市场上的投机者带来了巨大的套利机会。他们明白，货币联盟不可能在一个扭曲了的中心汇率的基础上建成，换言之，在引入单一货币前夕必然会发生中心汇率的一次大的调整，而且根据《马约》可以推算出这次调整的大概时间。正是这种预期使得索罗斯等大炒家找到了套利投机的时机，他们大肆卖出弱币，造成后者汇价的大幅下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强行推进固定汇率制度才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对弱币进行了及时的贬值，那么套利空间就不会存在。这场欧洲货币危机无疑在提醒人们：货币联盟的建设必须是循序渐进的，任何冒进都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场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在于德国在1990年10月统一后实施了过紧的货币政策。德国的统一，一方面为经济发展创造出巨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和通货膨胀压力。之前民主德国的建设需要巨大的资金，而德国政府出于政治考量决定民主德国马克和联邦德国马克以1比1的比例兑换，这个比例明显高估了民主德国马克的币值，人为造成了货币供给量的激增。面对这种状况，作为货币纪律最为严格的欧共体国家，德国开始频繁地、大幅度地提高利率，以期平抑价格水平和吸引外资。然而，自1990年开始，欧共体失业率的上升并没有缓和的迹象，特别是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法国均陷入了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为刺激经济复苏，这些国家不断降低利率，与德国的高利率政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由于两德统一创造了需求，德国在这场衰退中所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德国马克的强势地位因此也得到进一步强化。利率政策上的差异无疑会进一步对弱币兑马克汇价施加向下的压力，德国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也阻止了邻国经济的复苏。德国的选择也因此为其他国家所诟病，后者指责德国以牺牲欧共体利益为代价保全其自身的利益。政策选择的分歧反映了欧共体内部矛盾仍然难以弥合，整合的意愿仍然要让位于国家利益。[3]
政治上，丹麦和法国对《马约》全民公决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对欧共体及其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的未来产生了怀疑，这对外汇市场的投机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丹麦的第一次公民投票正是在货币危机开始的9月，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马约》在丹麦的受挫是欧洲货币体系危机的导火索，但是这种巧合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市场参与者心理的微妙变化。
五、危机后遗症以及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的继续前行
随着允许波幅的增大，法郎等弱币的价值立刻大幅下跌，直到1993年8月下旬才初步稳定下来，持续了将近一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才得以平息。危机虽然结束了，但许多问题仍没有得以解决，危机的后遗症仍在困扰着欧共体。波幅的放宽制造出了一种潜在的威胁：各国竞相采取贬值措施来拉动经济走出衰退；危机中德国的做法引发了其与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政治裂痕，整合的意愿有被削弱的危险；民间民族主义的思潮重新抬头，越来越多的民众对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表示怀疑，特别是在德国，许多人担心经济和货币联盟会使他们丧失坚挺的马克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益，他们希望提高经济趋同的标准并对不遵守这些标准的国家进行制裁。危机充分暴露了欧洲货币体系应对不对称冲击时的调整能力较弱，而欧共体并没能有效地予以化解。所有这些都成为经济和货币联盟计划实施过程中现实的和潜在的障碍。《马约》陷入的困境与20年前《维尔纳计划》所陷入的困境相似。幸运的是，《马约》之后形势的发展并不像《维尔纳计划》之后那样，而是成功地迈上了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之路。欧共体的大部分成员国都努力使本国经济向趋同标准靠拢，法国仍然坚持把法郎留在窄幅波动的范围内，而意大利和英国也在积极准备，希望早日重新加入汇率机制，经济和货币联盟仍然按照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马约》之路延续不止呢？
显然，答案只能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去寻找。我们发现，1992~1993年危机之后经济和货币联盟建设计划的实施至少在下面几个方面有着《维尔纳计划》所不能比拟的优势：第一，《马约》已经正式签订并经过了各国的批准，具有了正式的法律效力。第二，许多年的整合已经使得欧共体的凝聚力大为增强，特别是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单一欧洲法案》的实施强化了各成员国之间的依赖性，也锻炼了它们的政策协调能力；不继续推进一体化就意味着倒退，这个成本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承担不起的。第三，从政治上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对整个世界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一国独大，传统的美欧同盟关系也受到波及，面临转型，欧洲在政治舞台上要想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就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就必须加快政治经济整合的步伐。第四，《马约》在制度安排上要比《维尔纳计划》更科学、更周密。这表现为对过渡阶段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在欧洲中央银行等欧共体机构的建立上做了详细的规划，对各国在各阶段所要达到的标准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等。这些显然要归功于德洛尔委员会，正是后者总结并吸取了《维尔纳计划》的教训。
按照《马约》所提供的基本框架，欧盟开始就实行单一货币的相关问题召开了一系列政府间会议。1995年12月15日在马德里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确定了未来欧洲货币的正式名称为欧元[4]，并在《马约》所规定的时间表的基础上，为实行单一货币制定了一份更为详尽的时间表。1996年12月，在于爱尔兰都柏林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15国领导人签署了《欧洲单一货币最后期限公报》，规定1999年1月1日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起始日期，届时欧洲统一货币将以1比1的比例取代埃居投入使用，并就欧元七种面值的样币以及货币的技术等达成共识。
1997年是欧盟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1997年6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盟首脑会议正式批准了《稳定与增长公约》（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进一步确立了欧元的法律地位。1997年10月2日欧盟15国外长签署了《阿姆斯特丹条约》（Treaty of Amsterdam，简称《阿约》），它是继《罗马条约》和《马约》后的第三个欧盟条约。针对《稳定与增长公约》，欧盟内部出现了分歧，特别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共体核心国家之间的争论异常激烈。《稳定与增长公约》是由德国财长魏格尔在1995年提出来的，其目的是就加入欧盟的财政政策标准特别是就各国财政赤字做出进一步的规定。德国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反通货膨胀是德国最重要的经济目标，德国不希望未来因为财政赤字问题导致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下降。特别是西班牙、意大利等宏观经济状况不佳而又急于加入欧盟的国家，在入盟前紧急采取各种措施以便达标，德国担心它们在入盟后会重回老路，因此提出在达标后也要遵守财政纪律。在一些国家看来，虽然财政政策的协调对于建立经济和货币联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德国的要求过于苛刻。特别是法国，它担心过于严格的限制性规定和严厉的惩罚措施会对就业带来不利的影响，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应该仅仅考虑财政的稳定，也要兼顾经济增长。在欧元问题上，德国自然希望其成为硬通货，而法国则强调避免欧元的高估。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各方达成了妥协，最终通过了该公约。该公约规定，当GNP衰退幅度连续四个季度为2%时，赤字超标国可以免责；当衰退幅度为0.75%~2%时，欧盟财长会议有权决定是否对赤字超标国实施处罚；当这一幅度低于0.75%时，赤字超标国将自动受罚。最后，在法国的坚持下，还通过了一个促进就业和增长的决议。
在签订《阿约》之前欧盟成员国以政府间会议的形式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艰苦谈判，在这期间充满着博弈、较量和讨价还价。虽然《阿约》对《马约》和《罗马条约》做了多处修改，为欧盟一体化清除了许多障碍，但是《阿约》的签订并不表明欧盟一体化就迈入了坦途。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签署仪式结束后的讲话中所说的，《阿约》的达成表明欧盟在深化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步。《阿约》为建设“社会的欧洲”奠定了法律基础。在共同外交安全政策方面，欧盟各国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意愿。但是，表决机制的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欧洲一体化已经到了每前进一步都非常困难的阶段。
1998年5月3日，欧盟布鲁塞尔特别首脑会议正式决定了首批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即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葡萄牙、芬兰、奥地利和爱尔兰，欧共体剩余的四国中，英国和瑞典无意首轮加入（也不符合条件），希腊则不符合条件，而丹麦虽符合条件但也无意首轮加入。该会议还确定了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的人选，由荷兰中央银行前任行长杜伊森贝赫出任欧洲中央银行的首任行长，任期为8年。但根据德国和法国达成的协议，在2002年1月1日之后改由法国央行行长特里谢接任4年。另外，欧元和各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关系也在这次会议上得以确立，即在1999年1月1日加入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各成员国的货币，将以它们在现行欧洲汇率机制内的双边汇率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体制，但是任何一个成员国的货币兑换欧元的价格要到1999年1月1日才能知道，因为欧元的价值等同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价值，而后者还包括欧元区以外的欧盟国家的货币。
六、欧洲中央银行的正式运行和欧元的启用
1998年6月30日，欧洲中央银行开始正式运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这标志着经济和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开始。
自1999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成为流通中的货币，进入欧洲乃至世界经济和日常生活。欧元区各国银行开始用欧元计价和结算，用成员国货币表示的股票、债券和合同金额转换成用欧元表示，证券交易所和其他金融市场以欧元进行交易，超市和其他营业场所以欧元标价。消费者可以使用欧元账户、支票、电子钱包或信用卡来购物和消费。在国际市场上，欧元既是一种交易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贮藏手段，又是外汇投资（机）对象。欧元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一个新成员，开启了美元与欧元相竞争的新时代。
欧元的启动标志着欧盟一体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由煤钢共同体开始，到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再到单一市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欧盟终于实现了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不仅宣告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功地进入了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而且启动了欧盟政治一体化的进程。欧元是欧盟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欧盟政治一体化的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十几年来，欧元孕育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体现了欧盟各国强烈的政治意愿。欧元首先是一个政治决定，是欧盟政治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元的使用将大大增强欧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将大大提高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作为一种年轻的货币，欧元之路还很漫长。未来欧元的地位和走向将主要取决于欧盟成员国内部协调一致的政治意愿和经济实力的变化。
注释
[1]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民主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90年10月3日正式宣布统一。
[2]1990年8月8日，意大利里拉的允许波动幅度由上下6%变为上下2.25%。
[3]学界对德国的做法也有很多指责之声，但在我们看来这种指责并不公平，因为中心汇率的调整在市场看来既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为了一个不合理的目标让德国牺牲自己并不合情理。显然，这些指责者奉行的是政治经济学原则，而不是经济学原则。
[4]对于为什么要把欧洲单一货币取名为“欧元”，参见方福前：《如何认识和使用欧元》，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60~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