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斯密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一、斯密的价值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他在1776年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这本著作第一次把当时的各种经济知识归纳为统一的理论体系。他的价值学说、三个阶级得到三种收入学说、资本与社会再生产学说，是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
他区分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他提出：“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1]
虽然斯密从商品的价格中抽象出交换价值，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与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他的使用价值的大小不能决定交换价值的大小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没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可以具有交换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方面，斯密认为：“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2]；“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3]；“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4]。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5]既然他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那么，他事实上放弃了最初承认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因此，他的价值理论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他认为：“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6]另一方面，他又不能解释如何用劳动决定利润与地租。
出现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他不能解决平均利润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矛盾。为了自圆其说，他最终放弃了劳动价值论并提出：“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7]
他的三个源泉决定价值的错误观点，被称为“斯密的教条”[8]，被其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继承，成为庸俗经济学家萨伊（Jean Baptiste Say, 1767—1832）提出“三位一体公式”的理论依据。
斯密对价值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生产商品的劳动作为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承认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发展了劳动价值论；区分了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他的失误在于没有坚持劳动价值论。他既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来源与等价交换规律的矛盾，也不能解决平均利润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矛盾。
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代表与完成者。他继承与发展了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科学部分，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最高峰，被马克思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9]。他在1776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这本著作集中反映了他的经济思想。
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继承了斯密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分。他认为：“使用价值无法用任何已知的标准加以衡量，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估价。”[10]可见，他的观点比斯密的观点深刻得多。
他认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如果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费多少劳动，总不会具有交换价值。”[11]这说明，他不仅批评了斯密认为没有使用价值的产品可以具有交换价值的错误观点，而且认识到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他没有从交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
李嘉图提出：“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12]马克思对李嘉图的这种观点给予高度评价，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已经认识到：“价值规律的充分发展，要以大工业生产和自由竞争的社会，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13]。同时，马克思指出：“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14]。
李嘉图批评斯密以耗费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的双重标准决定商品的价值。他认为：“亚当·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15]可见，在他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只能由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决定，而不是由购买的劳动决定，价值量与生产商品耗费的这种劳动成正比。
李嘉图批评萨伊的太阳与空气等自然要素也创造商品价值的错误观点，批评萨伊忽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的错误观点。他提出：“这种种要素在生产中有时代替人类的劳动，有时在生产中和人类协同发生作用。不过这些自然要素尽管会大大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是从来不会使商品增加萨伊先生所说的交换价值。如果一个人由于机器或自然哲学知识的帮助可以驾驭自然要素来完成以往由人完成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换价值就会因之而降低。”[16]
马克思对李嘉图的研究方法给予高度评价：“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17]。
李嘉图与斯密一样，混淆了劳动与劳动力。他认为，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劳动，劳动的价值由工资决定，或由工人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
他认为，市场价格总是围绕同耗费的劳动时间相符的价值波动，各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是一种例外的情况，并把这种情况看作对价值规律的修正。他没有认识到，在普遍使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阶段，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是普遍的现象。他没有认识到，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商品不再按照同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相符的价值进行交换，而是按照成本价格加平均利润进行交换，即按照生产价格进行交换。
李嘉图既没有解决剩余价值的来源与等价交换规律的矛盾，也没有解决平均利润规律与价值规律的矛盾。因为不能解决这两大矛盾，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1836）[18]与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1789—1864）[19]对李嘉图学说庸俗化，导致李嘉图理论学派“被这块拦路石绊倒”[20]。
注释
[1]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5.
[2]同上书，26页。
[3]同上书，26页。
[4]同上书，32页。
[5]同上书，42页。
[6]同上书，44-45页。
[7]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240-24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10.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8.
[10]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68.
[1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
[12]同上书，8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0.
[14]同上书，51页。
[15]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9.
[16]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43.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183.
[18]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M］.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9]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M］.郭家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