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由供给短缺到供给过剩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是供给短缺型经济,即总供给<总需求,许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高度短缺,供不应求,政府不得不通过票证和物资供应计划调配来强制平衡总需求—总供给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粮食和日用消费品高度短缺,政府不得不实行配给制。中国政府于1953年开始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实行统购统销制度。1955年8 月25日,国务院颁布《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市镇居民口粮、工商行业用粮和牲畜饲料用粮均按核定的供应数量发给供应凭证,单位和居民必须凭供应凭证购买粮食。根据《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在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口粮供应的定量标准是:一般居民和10周岁以上儿童,每月每人22至26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25斤;机关工作人员、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每月每人24斤至29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28斤;重体力劳动者,每月每人35斤至44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40斤。同时,《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还规定,市镇熟食业出售的米饭、面食和复制业出售的挂面、切面、米粉、年糕等,居民和流动人口应凭地方粮票或全国通用粮票购买。即便到1978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只有319公斤,粮食供给仍然短缺,城镇居民吃饭用粮仍然需要凭粮票购买。

由于“三年(1959—1961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减产,粮食和一般消费品供给更加短缺,于是从1961 年10月起,中国各地又按照人口和工资标准发放日用工业品(消费品)购货券和购货票证, 60多种日用工业品被纳入凭券(票)购买范围,除了粮票之外,还有布票、糖票、食用油票、煤油票、肉票、盐票、肥皂票、火柴票、糕点票等。有些地方甚至规定购买豆腐、搪瓷杯、电池、手帕、鞋子、电灯泡也需要凭票证。

许多物资和生产资料也严重匮乏,钢材、木材、棉花、药品、煤炭、电力、石油、柴油等经常供给短缺,许多火电厂经常是“厂无隔夜煤”,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许多居民家庭夜晚还需点煤油灯照明,许多生产资料因为供不应求需要通过政府计划部门“配给”。

虽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需要凭票证购买,但是许多商品是“有钱无货”,或“有钱也买不到”,因为这些商品供给短缺。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中国政府计划部门、商业部门、物资供应部门、粮食供应部门、食品供应部门工作的人都是有“实权”、得“实惠”的人,他们的工作都是令人羡慕的,因为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买到别人买不到的短缺商品,他们成为“找关系”“走后门”的对象。那时候人们“找关系”“走后门”主要是为了购买短缺的物资和消费品。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大发展,原材料、燃料和其他生产用物资的供给越来越紧张,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企业“采购员满天飞”的现象,出现了倒卖紧缺物资批文的“官倒”和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的“私倒”。

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通过制度改革,逐步放松计划体制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开放搞活,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改革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1]的积极性,释放了经济体制的活力,使工农业生产和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积极性,中国农业在1979—1984年出现了“超常规”增长,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 29%,为1950年以来的历史最高增速。粮食总产量由1980年的32 055. 5万吨增长到1984年的40 730. 5万吨,人均粮食产量由1980年的326.7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392. 84公斤;棉花总产量由1979年的220. 735万吨增长到1984年的625. 84万吨,人均棉花产量由1979年的2. 28公斤增加到1984年的6.04公斤;油料产量由1979年的643.54万吨增加到1985年的1 578. 42万吨,人均油料产量由1979年的6. 64公斤增加到1985年的15公斤;花生产量由1979年的282.24万吨增加到1985年的666. 36万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1 697.6亿元增加到1986年的4 013. 01亿元。经过短短5年时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短缺的现象就得以大大缓解。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政府发出通知取消布票;此后其他票证被逐步取消, 1992年中国最后一种票证——粮票——被取消。

随着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投资融资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特别是国有企业进行了生产经营体制和方式改革,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兴起;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外国先进设备和技术,促进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些改革开放举措大幅度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潜在总供给能力和实际产出。到20世纪90年代,供给短缺的场景逐渐从中国消失,随着粮票在1992年被取消,中国凭票证购买消费品的时代终于终结。这表明中国消费品市场由供给短缺状态进入供求平衡状态。1979年中国人均GDP只有423元(约合272. 90美元),到1987年就突破了1 000元,达到了1 123元(约合301. 88美元), 到1997年进一步增加到了6 481元(约合781. 79美元)^[2]。中国彻底打破了“贫困的恶性循环”,成功跃过了“贫困陷阱”。自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转折是由供给短缺转向供给(相对)过剩。据中国商务部每年对600种主要消费品的调查统计(见表11), 1995年到1997年上半年,中国消费品市场上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大体上是平衡的,但是到1997年下半年,中国市场上有近32%的主要消费品出现供给过剩。1997年夏秋季开始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强烈的外部冲击,出口市场萎缩恶化了中国经济相对生产过剩的状况。1999年以后,中国市场上消费品过剩的比率猛升到80%以上(2000年除外)。此后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遭受着总需求不足的困扰,由此也导致了中国政府经济工作和宏观经济政策思路的大转变——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政策基调转变到“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基调,即由重点促进供给增加转向重点促进需求增长,由着力供给侧转向着力需求侧。

消费品市场上供给大量过剩导致企业的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和一部分劳动力失业,即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导致企业的产能过剩。据当时有关部门对全国重点企业67种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的调查, 1997年开工率在80%以上的占33. 3%,开工率不足(60%~ 80%)的占32.8%,开工率严重不足(60%以下)的占33. 9%; 1998年受市场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企业开工不足状况进一步恶化。^[3]也就是说,只有1/3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是正常的, 2/3的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由于产品相对过剩而不足。

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首次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政预算调整方案,将中央财政赤字调整为960亿元(1997年为560亿元),增发1 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 000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政府累计发行了9 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了相应数额的配套资金;中国人民银行先后7次降低存贷款利率, 2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取消实行了40多年的福利分房制度,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开放开发房地产市场,同时实施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改革外贸体制,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这些改革和举措有力地拉动了中国经济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经济的相对生产过剩,使中国经济很快止跌回升,经济(GDP)增长率由1999年的7. 7%上升到2000年的8. 5%和2001年的8. 3%。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市场空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需的扩大和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的潜在总供给能力得到了充分利用,经济增长一路高歌猛进: 2002年经济增长率突破9%(9.1%), 2003年到2007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都在10%以上, 2007年的增长率更是高达14. 2%。

2007年上半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此次次贷危机因其“大而猛”而被称为“金融海啸”(financial tsunami),随后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时隔10年,中国经济又一次遭遇重大外部冲击。这轮冲击也是首先打击了中国的外需,然后冲击了中国的内需,使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同时减速,生产过剩于是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稳定经济增长和稳定就业,中国实施了新一轮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内容就是中国国务院于2008年11月出台的四万亿元投资扩张计划。^[4]这个扩张计划的投资重点是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投资约15 000亿元,占4万亿元投资的37. 5%。

这个扩张计划对复苏中国经济的作用是明显的,而且是见效很快的:中国GDP增速由2009年第一季度的6.2%的低谷快速回升到第二季度的8%,第三季度继续上升到10. 4%(见图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