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驾马车”减速

在四万亿元投资带来诸多行业产能大幅度增加的过程中,如果总需求能够相应增长,那么供给过剩就不会出现。不幸的是,在四万亿元投资的扩张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之前,中国经济的外需和内需增长就遭遇了“滑铁卢”。

在扩张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的消费增长率由2009年的9.7%恢复到2010年的15. 2%, 2011年达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增速21. 1%,但是此后不断下降, 2014年以来均低于10%。与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18.7%)相比, 2014年和2015年中国消费增长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增长率由2010年的21.3%一路大幅度下滑, 2014年和2015年分别为7.3%和3. 4%,前者不到2007年(24. 7%)的1/3,后者不到2007年的1/7(见图2 4)。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2010—2016年中国出口年增速由20%以上持续下降至负增长。中国的净出口增速则呈现剧烈震荡、大幅度下降的走势: 2007年中国净出口增速为40. 6%, 2008年下跌到3.4%, 2009年进一步下降到- 37.9%;扩张政策也只使2010年的净出口增长率上升到0. 13%, 2011年为- 22. 4%。2012年和2015年虽然有较大的正增速,但是远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增长水平(见图25)。可见,扩张政策组合对外需增长的作用是不明显的。这是因为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死灰复燃,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严重受阻。

国际金融危机首先造成对中国外需增长的负向冲击,在扩张政策的效应衰减后,中国的内需增长又持续下降。并且,总需求的“三驾马车”减速还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消费需求增长减速直接导致企业产品库存增加和生产过剩,企业投资不得不减少;根据近几年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与投资增长的关系估算,出口对我国投资的影响大约占40%,所以出口减速又压低了投资增速。在总的有效需求增速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由于受固定资本更新、投资方向选择、投资与生产周期的制约,供给侧的调整大大滞后于需求侧的变化,于是,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就如同退潮后的暗礁一样,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见图26)。比较而言,这一轮的中国产能过剩,内需增速回落是主要原因。

如果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经济的均衡位置在图26中的E ₀点,那么中国经济的产能是得到充分利用的,实际产出y等于潜在产出y _f,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速高位运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总需求造成了负向冲击,总需求曲线由AD ₀下移至AD ₁,宏观经济的均衡位置由E ₀点下移到E ₁ 点,实际产出减少到y ₁。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政府出台四万亿元扩张计划,随后使AD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同时由于扩大投资增加了资本形成,提高了经济的生产能力,潜在总产出曲线由LS移动到LS ₁,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速在2009年第二季度又回升到8%以上(8.2%),此后中国经济以高于8%的增速持续运行了12个季度,直至2012年第二季度下降到7. 6%,在这期间最高的季度(2010年第一季度)增长率达到12.2%。当四万亿元扩张计划的刺激效应在2010年以后逐渐衰减时,总需求规模虽然在增加,但是其增速是大幅度下降的,假定AD曲线移到AD ₂,而这时的潜在总产出曲线已经右移到LS ₁,为了简化,再假定短期AS曲线不变,现在潜在总供给LS ₁与实际总供给AS的差距为y ₂y _h= y _h- y ₂, y ₂y _h就是AD增速下降伴随着产能扩张导致的产能过剩的规模。

可见,虽然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中的AD规模还是在不断增加,但是其增幅或增速赶不上潜在产出(产能)的增幅或增速(图26中AD ₁与AD ₂的距离小于LS与LS ₁的距离),导致产能大量过剩。

因此,目前中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是有效需求增速减慢和2009—2011年扩张计划导致生产能力大幅提高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需求方的原因或单纯的供给方的原因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