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云南省贯彻落实中宣部、教育部意见的举措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云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面临的形势同样十分严峻。这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教师严重不足，教师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也不合理，当时云南省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教授；二是没有教材；三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条件比较差。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在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的领导下，在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努力下，云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仍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宣部、教育部有关部署

1978年教育部下发《意见》后，云南省结合本省实际和各高校的实际，积极响应和贯彻有关要求，并着力发挥广大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克服重重困难并在困难中探索前进，这就为云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重建和发展开了个好头。

1980年7月，教育部下发《试行办法》 ，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委科教部、省教育厅根据中央有关精神，组织力量对全省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情况做了研究，并形成了《关于改进和加强我省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报告》（简称《报告》 ） 。《报告》认为，云南省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总体情况是好的，普遍开设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三门课程，少数学校增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建立了正确的教学制度和教学秩序，教学工作步入正轨。教师队伍数量、教学质量以及学生学习的风气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马列主义理论课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进一步改进和加强马列主义基础课是高校的重要课题。《报告》指出，目前云南省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些学校领导重视不够，没有专人分管，或虽有分工，但实际上没有管起来；教师队伍少而弱，一些学校仍采取上大课的办法进行教学；在教学方法上，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改进和加强马列主义课的意见。

（1）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指导思想。《报告》指出，马列主义是一门科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既有严密的科学性，又有鲜明的党性，它是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高等院校的马列主义基础课，既是一门基础理论课，又是一门政治课。它要求真正做到既教书又教人，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去武装学生的头脑，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觉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当前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是要教育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师，既是教育工作者，又是党的政治工作者；既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者，又是践行者。

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报告》指出，首先要抓好现有教师的提高工作，要组织教师分期分批到省外进修，同时还要着重抓好在职教师的提高工作。要安排好教学和科研任务，保证教师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让教师参加省内报告会，定期组织教师做社会调查，成立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分科的教学研究会，给教师增订报刊和资料。其次，要逐步充实教师队伍。要按照教育部文科60名学生配备一名教师、理科80名学生配备一名教师的规定，在稳定现有教师队伍的基础上，争取在两三年内，把绝大多数学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师配齐，通过从党政和企事业单位抽调、从国务院分配毕业生中增加高校马列主义基础课教师名额、适当增大马列主义专业毕业生留校任教比例、从转业干部中选拔、委托云南大学举办马列主义基础课教师训练班等办法，逐步增加教师队伍数量。最后，关心教师的思想和生活，对教师的合理要求和困难要认真研究解决。

（2）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报告》结合云南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实际指出：在讲课形式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变大课堂讲课为中课堂、小课堂讲课；在讲课方法上，改变注入式、“满堂灌” 、照本宣科的方法，发挥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的作用；在教学方法上，组织好讨论，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要重视对学生成绩的考查，既考查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也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的实际表现。在可能的条件下，要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和参观，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增强运用能力。

（3）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课的领导。《报告》指出，高等院校党委加强对马列主义基础课的领导，是改进和加强这门课教学工作的首要条件。要全面落实教育部对马列主义基础课加强领导的规定。学校党委宣传部要起好党委的参谋助手作用，要承担党委领导马列主义基础课方面的日常具体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审定教学计划和自编教材；关心教师队伍的充实和提高；组织和推动理论讨论、社会调查和经验交流等活动。专业系的党总支要有专人分管学生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学习。其任务是了解学生的政治思想情况，关心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成效，同任课教师互通情况，及时了解和解决学生学习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思想问题。要加强马列主义基础课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

《报告》还强调，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是一项关系学校教育工作全局的大事。同时，还建议各高等院校领导在近期内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全面的研究，并结合自己的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

《报告》所提出的要求，是明确的、具体的，也是符合云南实际的，对指导云南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报告》得到了省委的高度重视。1981年6月，云南省委下发了《批转〈关于改进和加强我省高等院校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报告〉的通知》 ，要求全省高校贯彻执行。这是云南省积极贯彻中宣部、教育部有关精神的切实举措，该通知也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云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的指导性文件。

（二）依靠广大高校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贯彻中宣部、教育部有关部署和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有关意见的过程中，云南省各高校的领导也以认真负责的精神对相关的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努力加以贯彻。云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较好地发挥了积极性和主动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这里把云南工学院贯彻上级领导有关精神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的情况做简要回顾。

云南工学院从1974年成立到1978年春季全国恢复高考招生这段时间的政治理论教育是不系统、变动不居的，其中还受到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影响。几年中不能说没有一点效果，但效果有限。正式招生后，在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经学院领导同意，我们比较早地统一了全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将政治教研组改为马列主义教研室，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兼任主任，我和另一同志任副主任。我们先是开设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开设了中共党史。系统的理论教学伊始，必然面临许多困难。一是教师少、课时多。11名教师要上全校的3门课，而且十多年没有系统地讲授理论课，缺乏教学经验。二是没有教材，只有集体编写的提纲和简要的讲义，由教师到课堂上自由发挥。对此学生难以适应，颇有微词。三是对于在教学内容上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摆脱“两个凡是”的影响，帮助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我们都感到力不能及。哲学似乎好一些，可以联系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联系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组织课堂讨论，同学们还有话可说。中共党史就更难一些，批评过去的观点没把握，联系社会实际又缺乏实践经验和材料。总的来说，当时国家处于拨乱反正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加强和改进也要经历一个过程。

尽管面对许多问题和困难，但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曲折的教师们，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意气风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事业满怀热情，自觉地探索着前进的道路。

这时，国家正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转变到改革，从封闭转变到开放。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现状出发，提出了实现两个转变、搞好三项建设的思路。

实现两个转变：一是转变教条主义学风，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二是转变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实行启发式、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教条主义学风在50年代已有所抬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十分盛行，我们许多理论工作者深受其影响。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只有弘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才能获得新的进展。学风和教学方法是紧密联系的。长期以来，学风不正造成方法不当，在教师与学生关系中，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教学环节只是教师的单边活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发挥不出来，学生的兴趣不浓。加上受“文化大革命”突出政治的消极影响，不少学生对政治课存有逆反心理。如不改进教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就难以收到实效。为此，我们鼓励教师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结合课程内容和学生实际，使教学环节多样化，把讲课、自学、讨论、答疑等结合起来，精心筹划每次课的教学活动，以达到调动教学双方积极性的目的。

三项建设是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资料建设。

教材建设方面，那时教育部和省里都没搞统编教材，我们一个学校又没有单独编写教材的能力，经过一番考虑，我们决定同昆明工学院（1995 年2月更名为昆明理工大学）共同发起，联合西南、中南、西北有关工科院校一起，首先编一本适合工科学生特点的哲学教材。校党委十分重视，给予积极支持。一经联系，参与者甚为踊跃，最后确定由云南工学院、昆明工学院、重庆大学等校的17名教师组成编写组，先由每个学校提交一份编写提纲，然后决出一份写作提纲，集思广益，保证教材质量。在昆明召开首次会议时，经过反复比较研究，编写组一致同意以云南工学院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提纲为基础编写，并确定由我和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马列部主任孟宪俊主持编写，昆明工学院的王恩镒，西安交通大学的宋雅纯、马鼎璋，西北工业大学的张丁蒙，重庆大学的丁乐瑞，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后更名为重庆建筑大学，于2000年并入重庆大学）的王策兴，湖南大学的崔矗，西南交通大学的李风岭等组成编辑组负责统稿。西安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凌雨轩担任主审。这些同志都是各校甚至各省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各个学校各派1～2名教师参编，云南工学院由罗光慈、李有庆参加，昆明工学院由刘学梅、孙佩贞参加。

由于这是跨省区联合编写的第一本工科院校哲学教材，所以参编人员都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反复讨论修改，三易书稿，于1980年底在重庆大学定稿，取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简明教程》 ，198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操作层面来看，这本教材的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领导高度重视，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政教司和云南省、陕西省、重庆市有关领导机关的支持和指导，编写组成员所在单位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帮助；其二，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一本工科院校哲学教材，参加单位多，编写力量强，来自17所高校的20余人参加了编写，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各高校马列部或马列学科的带头人；其三，编写和修改工作十分扎实，广泛征求了相关高校的意见并进行了认真修改，在初稿、二稿的讨论过程中，邀请了21个单位进行了讨论和指导。

从内容上看，这本教材的总体特点是体系较严谨、观点明确、内容充实、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一是体现了“简明”的特点，全书共分四章，字数约22万字；二是体系和内容有一定的创新，四章结构以及每章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都突破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教材；三是在内容上特别是在辩证唯物论这一部分渗透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并结合自然科学的新发展进行了创新；四是这本教材比较侧重方法论，其中最后一章“认识论”专门有科学方法论的阐述。

这本教材的第一版发行了3﹒6万册，第二版发行了6﹒6万册。它不仅为参编各校提供了一本可用的教材，而且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先后有30余所大学使用该教材，一直用到1985年。这本教材在两名主持编写者所在的云南省和陕西省都获得优秀社科成果奖。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教材本身，还在于为联合编写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开了个好头，加强了兄弟学校的联系。

教师队伍建设是我们的着力点。我们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全面提高教师素质。其一，我们根据学校党委指示，要求教师有敬业精神，忠于党的教育事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其二，建立一周一次的教研活动制度，集体备课，研究教学中的重点难点，交流教学经验；其三，定期开展专题讨论，组织科学研究，派教师到四川大学、西南大学进修，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每年安排3～5名教师参加全国性学术活动或到兄弟院校考察；其四，每学期开展一次学生评教活动，听取学生意见，对学生不满意的教师进行重点帮助，对教学成效显著的教师进行表彰奖励；其五，引进青年教师，扩大教师队伍。这些措施对提高教师素质、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起到了良好作用。80年代，云南工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素质在全省高校中是处于前列的。

资料建设在云南工学院起步较早，学校也给予了大力支持。1978年就在马列教研室建立了资料室，有专职资料员。每年由学校拨专款，订购各种报纸30多份、各种刊物100多种，还有10多种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凡是能买到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书都买。在昆明新华书店设专门购书箱，教师出差去外地也注意购买新书寄回。资料建设为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提供了有力保证。

由于领导重视，教师共同努力，在教学中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不断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所以逐步扭转了学生中那种“政治理论课是政治说教” “工科学生不需要学政治课”的错误观点，教学工作步入正轨，教学质量有所提高，积累了一些经验并在全省高校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介绍，得到省委宣传部和省教委的肯定和兄弟院校的好评。我想，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代表参加1985年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课教学改革研讨会，被选为云南省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研究会会长，也是与此有关的。这应当看作集体努力所获得的肯定。

（三）成立研究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提供平台

1980年，在时任省委党校副校长宿士平、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李维贵的热情支持和直接领导下，云南成立了哲学学会，围绕重大哲学问题进行讨论，这对推动云南的哲学研究和思想解放发挥了积极作用。学会成立后不久即组织部分哲学工作者进行调查研究，联系实际编写了《漫谈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知识》 ，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反响。

从1980年起，为了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导和帮助各高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更好地拨乱反正，不断加强各高校之间的教学研究，在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的组织和指导下，云南省相继成立了高等院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三个教学研究会，我担任哲学教学研究会会长。各教学研究会在有关部门的领导下，依靠广大教师，在教师培训、教材建设、理论研究、经验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编辑出版了各门课的教学研究通讯，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推动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进。

（四）探索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在恢复重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过程中，中宣部、教育部都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内容和方法改革做出了明确的要求。云南省根据中央有关精神，积极探索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提出，各高校要把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放在重要地位，各门课程的教学研究会要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要总结新鲜经验，在教师中进行交流。

在教学内容改革方面强调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这里所说的科学性主要是指要讲正确的观点，要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例如，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讲成斗争哲学，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成路线斗争史。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大家认为，主要应抓好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认真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以及邓小平两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和在理论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各门课贯彻上述精神，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内容。例如：在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要着重讲清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历史”则要分析和总结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思想路线的经验教训。第二，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要深刻理解各门课的教学目的要求，遵照教育部的教学大纲编写讲义、讲稿或试用教材，要研究教学大纲中的重点难点，讲清教学大纲中的主要内容。这是规范教学内容所必需的。第三，要联系学生的思想实际，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使教学内容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逐步解决学生思想中存在的模糊的甚至错误的认识，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深化学生对毛泽东思想、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改革开放诸方面的认识。

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当时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要着力讲好每一堂课，要认真设计每一堂课的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同时，各个学校一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和接受水平，开展启发式教育，切实改变教师讲、学生听的“满堂灌”的方法；二是要研究教学环节，包括研究如何组织课堂讨论，如何做到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能动作用；三是改进考查、考试方法，从理论的掌握和实际运用两个方面考查学生学习的情况；四是贯彻少而精的原则，同时严格保证各门课不少于教育部规定的课时。

虽然各高校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情况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