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比较《金瓶梅》和劳伦斯
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有所谓的“永恒母题”，那么“性”则是其一。自从郁达夫从“性苦闷”的角度来呼吁“性”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许多生活在苦闷中的青年人内心被压抑的情感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于是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来，张资平的性文学过于渲染不健康的性意识和性心理，结果导致了人们的严厉批判。新时期文学对“性”的关注已成声势，较早一点的如王安忆还认真探讨“性问题”，卫慧、棉棉则将“性”写得非常粗俗和丑陋。事实上，“性”不是不可以写，问题是怎样写。像周作人就受到霭理士性观念的影响，这也成为他观察、衡量和评价人与事的一把重要尺子。林语堂也是一个性意识比较强的作家，而在对《金瓶梅》和劳伦斯的比较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明显。
林语堂认为“性”本身并没有什么可怕，更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就如同人的衣、食、住、行一样是自然而然的。“性”本身不是淫，只有当你自以为淫时才是淫。这就好像鲁迅批评那些假道学先生，看见女人的大腿于是就想到别处。《肥皂》中的四铭看到街角脏脏的漂亮丐女被地痞流氓挑逗，竟买来肥皂，并在想象中希望她能“咯支，咯支”洗一洗。对《金瓶梅》，林语堂也不是完全否定，他充分肯定它的“大胆”和“技巧”，就如同充分肯定劳伦斯的“大胆”和“技巧”是一样的，他还赞赏《金瓶梅》反映社会生活的逼真，他说：“《金瓶梅》你说是淫书，但是《金瓶梅》写得逼真，所以自然而然能反映晚明时代的市井无赖及土豪劣绅，先别说它是讽刺非讽刺，但先能入你的心，而成为一种力量。”（《做文与做人》）但另一方面，他却指出《金瓶梅》的诲淫和劳伦斯的不诲淫是不同的，也有高下之别。他说：“《金瓶梅》是客观的写法，劳伦斯是主观的写法。《金瓶梅》以淫为淫，劳伦斯不以淫为淫。”“劳伦斯是提倡肾囊的健康，但是结果肾囊二字，在他写来不觉为耻，不觉为耻，故亦无耻可言。你也许不相信，《金瓶梅》描写性交只当性交，劳伦斯描写性交却是另一回事，把人的心灵全解剖了。这在于他灵与肉复合为一。”（《谈劳伦斯》）很显然，在林语堂看来，《金瓶梅》的性描写并无可取之处，那只不过是一种“淫欲”的外现而已，这对今天那些粗俗淫乱的性描写也是当头棒喝。而劳伦斯的性描写在作品中虽不似《金瓶梅》那样普遍，而是只有五六处，但却是包含着深刻的意义在里面的。
这种意义是与劳伦斯对工业革命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劳伦斯认为，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金钱主义对人性的强烈异化，人们更多地被机器、金钱、理智、虚伪、竞争和速度包裹，而精神、感情、审美和从容尤其是性爱却被掏空了。于是，人类的“人气”如被水洗般荡然无存。所以，提起工业革命，劳伦斯总是深恶痛绝，常常用恶词臭骂之。比如他痛骂英国人没有情感，男人都失了睾丸，女人都无臀部。最令劳伦斯厌恶的是那些没有人气的“女子式小白脸的青年”，因为他们“没有蛋”，没有“男人的蛋”。劳伦斯还形象地描述英国中产阶级的异化情态：一口饭就得嚼30次，因为他们肠胃太窄小了，一粒小豆般的东西就能将肠胃塞得不通。叩头，舔屁股舔到舌头也厚起来了。现在的英国人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像兔子，橡皮管做的肠子，马口铁式的脚跟、面孔和人！劳伦斯由英国人骂到世界，他说：世界都一样，把活活的一个人闷死了。所以，劳伦斯骂道：天地间就没有看过这样小姐式的鸟，又自豪，又胆小，连鞋带系得不合适都怕人家见笑，又像陈老的野味一般霉腐，而又自以为尽合圣道。林语堂是很赞同劳伦斯的文化观的，所以在许多场合林语堂否定西方文化对人性的异化，比如女子不婚不育，连害羞脸红都看不到了。对劳伦斯的“破口大骂”，林语堂也表示赞同，并认为如果不大骂，那么出不来心中这口恶气，不狠骂就不能表示对人性异化之痛恨和厌恶之程度！基于这一点，林语堂指出：“在劳伦斯，性交是含蕴一种主义的。”“他要人归返于自然的、艺术的、情感的生活。劳伦斯此书是看见欧战以后人类的颓唐失了生气，所以发愤而作的。”“你要明白他的全书旨意，须看准他所深恶痛绝的对象。”从劳伦斯的痛骂，林语堂还想起奄奄待毙的北京人，他也设想：假若让劳伦斯看见了他们，他骂得肯定更厉害，那简直是无法形容了。林语堂写道：“我想他非用北京最下流的恶骂来骂不够出气。”（《谈劳伦斯》）由此可见，林语堂比较《金瓶梅》和劳伦斯之性交描写，不是无聊之举，而是有其深刻的文化意味，有着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他否定那种粗俗客观的性描写，而赞赏自然健康、符合人类心智、情感和心灵的性描写。
面对劳伦斯伟大的超越精神，林语堂自愧弗如，心生感叹。他在《谈劳伦斯》中说：“我们是不健全的，像一人冬天在游泳池边逡巡不敢下水，只佩服劳伦斯下水的勇气而已。这样一逡巡，已经不大心地光明。裸体是不淫的，但是待要脱衣又不脱衣的姿态是淫的。我们可借助劳伦斯的勇气，一跃下水。”这是很有见解的看法，读后对“淫”与“不淫”的内涵与差异立即有豁然开朗之感。事实上，林语堂后来还真“下水”了，那是在1961年，他创作了长篇小说《红牡丹》。这本书被人们称为林语堂“最香艳”的小说，主要描写了清代一个风情万种具有性解放思想的年轻寡妇形象。她往往不顾传统的道德规范，而以自己的性爱为旨归，只要是自己心有所爱所属，她都一任自己的感情和性欲，将自己交给对方。在红牡丹这里，爱与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林语堂不似《金瓶梅》，倒有些像劳伦斯之性描写，数量不多，只有数段，虽不乏露骨，可完全是对自然人性委婉而优美之展示。就如同《红牡丹》译者张振玉在《译者序》中所言：“《红牡丹》中作者之写情写性，若与中国之旧小说与近五十年来之新文艺小说内之写情写性比较，皆超越前人。《金瓶梅》之写性只是干燥之说明叙述，而《红牡丹》之写性则侧重在气氛之烘托与渲染，民国以来近五十年之新小说作家，绝无人如此大胆，无人敢以如此多笔墨从事热辣辣之性描写。”张振玉在推及林语堂写“性”的原因时说，林语堂是在1961年用英文向西方读者写作，这与西人气质温和的人生观接近。但我认为，他受劳伦斯之影响和试图大胆地超越自己的“不健康”可能更为重要。
林语堂还指出《金瓶梅》写性没有劳伦斯那样“细腻透彻”，亦没有劳伦斯“心灵解剖的方法”，更没有劳伦斯那样“优美的文字”，因为“劳伦斯有此玄学的意味，写来自然不同。他描写妇人怀孕，描写性交的感觉，是一样带玄学色彩。是同大地回春，阴阳交泰，花放蕊，兽交尾一样的。”“性交在于劳伦斯是健康的，美妙的，不是罪恶，无或羞惭，是成年人人人所常举行的。羞耻才是罪恶。”（《谈劳伦斯》）林语堂还特别译出劳伦斯关于麦洛斯和査泰来夫人康妮性交的一段，来说明劳伦斯与《金瓶梅》的根本区别，现摘录其重要部分如下。
林语堂将劳伦斯关于性的深刻思想、心灵的细腻解剖以及文字的优美清澈都精妙地翻译出来，如果不是带着“淫秽”的心情而是以自然健康的人性去阅读和理解，那么读者的心灵就会受到一次陶冶，也会获得一次升华。更重要的是，透过林语堂的翻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何以那样赞赏劳伦斯的性描写，将之看成对健康美好人性的一种张扬，而那样反对以至于厌恶《金瓶梅》的性描写；我们还可以体会林语堂自己性描写的勇气、方式及风格。
确立正确、健康和优美的性意识特别重要，尤其对中国人来说更是这样。因为中国儒家文化的浸染太久，道学气太重，性爱意识之觉醒又比较晚，所以性变态非常久，非常突出，也非常可怕，这是林语堂最担心也是最焦虑的。他曾在《沙蒂斯姆与尊孔》一文中说，像张宗昌辈的心理就是沙蒂斯姆（sadism）式的，即“性虐狂”，何况那些摩登孽少呢？“以硫酸水射女子衣服，正是摩登孽少之所为……其心理一分析下来，仍是男子性欲变态之沙蒂斯姆而已，借此变态发泄性欲，蹂躏女子，得一美感。”还有一些性心理变态者为展览狂者，每好在僻静街隅人迹稀少处，遇有女子经过时自己脱了裤子，实行其性展览，以此侮辱女子，得以为乐。林语堂还指出，如西门庆那样以女性之苦为自己之乐的性变态者，在中国也颇不乏其例，说到底是一种病态的反映。还有处女癖、贞节观之盛行都是沙蒂斯姆式“性虐狂”的最形象表记。比如，有乳疡之女性不肯就医而死，男士们则齐声赞叹其贞淑，即是一例。在《谈女人》中，林语堂讽刺中国人最好谈女人，而且“谈女子的鲜有不稍微带《九尾龟》中章某之傲慢，而在嫖场中负有制服女性本领之豪杰者，也颇不乏人。加之电影广告一般香艳肉感之描写，益发令人危惧”。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破除传统文化如《金瓶梅》、《九尾龟》似的性描写误区，认识到劳伦斯性描写的特点及在人类健全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克服一些中国人的沙蒂斯姆式性虐狂也是不可或缺的。
周作人曾说过，欲了解一个人的高下，就看其对佛法和女人的态度即可一目了然。如果依林语堂的意思，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欲看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品位之高低，那么看他对“性”以及“性交”的观念如何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