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哲学智慧的诞生

我们首先可以通过一则有关梭伦智慧的历史记录来考察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经验的一般性的理论反思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则记录还是由希罗多德提供给我们的。

希罗多德说，梭伦从雅典执政官的任上退下来之后，访问过当时还很强盛的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宫廷，而克洛伊索斯在向他展示了自己所拥有的巨大财富之后，便向他询问他是否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人是最幸福的。克洛伊索斯本来以为梭伦会说他克洛伊索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梭伦接连说的两个例子都与他无关，这使克洛伊索斯十分恼怒。他说：“雅典的客人啊！为什么您把我的幸福这样不放在眼里，竟认为它还不如一个普通人？”而梭伦便说了如下这段话：

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是关于人间的事情的一个问题，可是我却知道神是非常嫉妒的，并且是很喜欢干扰人间的事情的。悠长的一生使人看到和体验到他很不喜欢看到和很不喜欢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然而可以说绝对没有一天的事情是会和另一天的事情完全相同的。这样看来，克洛伊索斯，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逆料啊。说到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国王；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回答。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但幸福的人却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者。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受大灾难的打击。后者当然不能像前者那样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也经不住这样的灾难，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临到自己身上，此外，他还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幸福：他的身体不会残废，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好孩子，又总是心情愉快的。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到善终的话，这便正是你所要寻求的人，也就是够得上称为幸福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在他死之前，毋宁应当称他为幸运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诚然，很少有人能够兼备所有这些优点……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他总是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只有那样的人，国王啊，我看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好好地注意一下它的结尾。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的道路。[1]

我们这里之所以不吝篇幅地将梭伦的这番回答尽量完整地加以引用，只是因为它堪称古希腊最早的关于人生哲学或伦理学的文献。在这里，梭伦基于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基于他对城邦社会生活的长期观察，对“什么是幸福？”这个最朴素的伦理学问题做出了审慎的、理性的而非神秘主义的解答，这就是：“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只有那样的人……我看才能给他加上幸福的头衔。”这个回答无疑是世俗主义的，因为它看重的并不是什么超越性的、精神性的幸福，而不过是日常的属于物质生活快乐与满足意义上的幸福；同时，它也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充分预见到了生活途程中可能的各种不幸和变故，从而对人生幸福的期望没有做过高的设定；此外，它还是理性主义的，因为它并没有采用神话的方式来对人生加以描述，相反，它诉诸的是日常的经验的观察，是对人生经验观察的理性表达。当然，最后它依然诉诸神，但这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命运，从而，这也就彰显了这一回答本身在思想上的前古典的性质。因为，它坚持命运是主导性质的，它支配着整个人生，正是在它的支配下，一个人不能够轻易地说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除非他能够将他的人生幸福保持到他生命的终了，否则，他只能够说他的人生是幸运的，而原因仅仅是，神是好嫉妒的。这与古典希腊哲学时期通过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自然目的论的理性光芒驱散了命运的浓重的阴影的世界相比，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但由此，它也就是对它所置身的那个前古典时期的城邦社会生活的最真实的反映。因为，这一时期的希腊城邦正处于它的历史震荡期，城邦内部各阶层生活的剧烈变动，城邦自身与周边城邦和异民族的激烈碰撞，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城邦本身以及生活在它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处于起伏不定的命运的波折之中，城邦的荣枯正像人生的荣枯一样，倏忽而至，倏忽而逝。显然，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的经验，当梭伦来对它加以反思地总结和概括时，他便不能够给它以一种永恒不变的特质，一个和谐完满的目的论的结构，而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概括，这就是：没有一天的事情是完全相同的，人间的万事是完全无法预料的。但是，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理性的概括，是在成熟的社会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理性反思的结果，它同即将登上思想顶峰的米利都学派从哲学最高原则的角度将世界归之于像水与气一样的不定的流转和变化，显然是如出一辙的，因而，这当然也就是一种哲学，而且不能不是哲学的。

所以，正是在希罗多德所记载的有关梭伦的这则故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哲学思维或者说哲学智慧的诞生，它事实上是古希腊人在城邦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正是急剧动荡的城邦生活造成了人们理性的发育，并且逐渐走向成熟，当他们开始以理性的方式来审视他们自身的生活和他们所置身的整个世界时，哲学就诞生了。

这样，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亚里士多德在他《论哲学》的残篇中关于智慧起源的五个阶段或者说五种形式的论述了。在有了前面历史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现在就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说，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对古希腊哲学智慧产生的历史过程的真实记述，它在它的属于思想臆想的背后有着某种真实的历史基础。菲洛庞努斯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导论注释》中记载了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论述：

智慧在古人那里被以五种方式把握，就连亚里士多德在《论哲学》十卷中也说到了这些方式。因为，应当知道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被毁灭；因为，既由于瘟疫、饥馑、地震、战争、各种疾病，也由于别的原因，但更由于大洪水，例如传说是丢卡利翁时代的那场，它虽然大，但还不是最大的。因为，牧人与那些在山顶和山脚度日的人们得救了，而平原和那些居住在其上的人们则被吞没了。……因此，这些幸免之人，由于没有他们由以维生的东西，便出于必然地去发明那些满足需要的东西，这或者是用石磨磨谷子，或者是播种，或者是这一类的别的什么，而且他们把这一类的发明称作智慧，因为它发现了对于生活的必需有益的东西，并且把那个发明的人称作智慧的人。接着他们又发明了技艺，如诗人所说，在雅典娜的启发下，它们并不仅仅止于生活的必需，而是还前行至美与文雅的东西；人们再次把这称作智慧，并把发明者称作智慧的人，如说“一个智慧的匠师所造”——“他在雅典娜的启发下很好地懂得了智慧”。因为，由于这些发现的完满，他们把对它们的发明归于神。接着他们又专注于政治事务，并且发现了法律和一切联结城邦的东西；而且他们再次把这一发明称作智慧；因为那七位贤哲就是这类的人，他们发现了某些政治的德性。接着他们在路上再次前行，到达了物体本身和它们的创造者的本性，他们并且把这门自然的科学更为专门地称作静观，而我们说这样的人在有关自然的事物上是智慧的。第五，在这些东西上他们接着意识到了神圣的、超世的、绝对不变的东西，他们把对这些东西的认识称作最尊贵的智慧。[2]

在这里，通过对城邦最初起源的追溯，通过对城邦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亚里士多德论述了智慧，也就是人们的理性思维发育所经历的五个具体阶段或五种形式，这就是谋生的智慧、技艺的智慧、政治的智慧、自然的智慧、神圣的智慧。前两者是关于生活的丰富与美好的，而居于中间的就是政治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把它同历史上的七贤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将它的产生归于古希腊城邦政治发育的那一关键时期，即以僭主政制为基本政治形式的贤哲时期。这无疑与我们之前的认识是一致的。而正是在政治理性发育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指出，这样的思考进一步深入和扩大，就会使人们的思维触及自然事物本身，也就是对人们所生活于其中的整个自然世界进行理性的反思，而它的产物就是一门有关自然的科学。亚里士多德特别指出，人们专门把这门科学称作“静观”，而这也就是说，它是理论思辨性质的，因为“静观”的希腊词所对应的拉丁化的写法正是theory和theoretical。从而，正是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一种理论形态的思维发育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当对世界的本原做更进一步的思考时，一种本质上是形而上学性质的思维就产生了。从纯粹形而上学的立场出发，亚里士多德把这一意义上的智慧称作“最尊贵的智慧”，也就是最具权威和主导性质的智慧。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他所理解的古希腊城邦历史上的五种智慧形式的论述。无疑，在这些论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典型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对理智灵魂的静观的（包括第一哲学、第二哲学）、实践的（包括伦理和政治）和创制的（包括技艺和谋生）三分法，从而，它表明这只是亚里士多德自己对古希腊理智发育史的理解。同时，我们也能从中清楚地看到，当亚里士多德最终诉诸神圣的、超世的、不变的东西时，他对城邦生活的理解是完全不同于梭伦的。这是因为，梭伦时代的城邦世界是城邦革命不断发生的时代，从而城邦生活在梭伦看来便在本质上具有了变动不居的特点；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城邦世界则是古典城邦文明的鼎盛时期，社会生活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从前古典时代发展而来的各种城邦生活习俗已经达到了它的文明成熟期，从而，区别于梭伦对城邦生活的那种概括，亚里士多德当然会诉诸对城邦生活的某种永恒不变的自然的、目的论的描述。但是，即便存在着这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亚里士多德对智慧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仍然包含着历史的真实。理性正是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发展而逐渐产生与发展的。哲学，作为人类理性成熟的最高产物，当然也只有在社会生活发展到更为成熟的阶段才有可能。从而，正是在古希腊城邦政治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即将进入古典城邦文明时代的前夜，古希腊的哲学智慧诞生了。它是对已经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城邦社会生活经验的全面反思的结果，它试图把城邦社会生活经验作为一个自然经验的整体来加以总结和概括，并且尝试探究它的根源，亦即给予它一个整体的解释。

因此，我们需要再次强调，哲学之所以被许多学者视作古希腊人精神的奇迹，只是因为他们单独地考察哲学，而忽略了它与它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内在的、紧密的联系，而我们一旦把它置于它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它的那种奇迹的特点就消失了，现在，它成为古希腊城邦文明、城邦生活成熟的自然的成果。同样，对古希腊文明的观察也是这样。当我们孤立地审视它时，它仿佛是希腊人独特的精神创造；但是，一旦我们把它放到地中海文明圈中，古希腊文明的这种独特性就消失了，它成为地中海文明圈中多种文明积极交流的结果。

注释

[1]希罗多德：《历史》（上），I.3233，王以铸译，15~16页。

[2]Philop.，in Nicom.Isagogen Ⅰ.1，in Aristotelis，Framenta Selecta，Recognovit W.D.Ro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