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僭主政制与古希腊的政治智慧
工商业的繁盛也带来了社会关系的变化。殖民地的社会秩序往往是对母邦旧的氏族宗法关系的承袭，但是毫无疑问，也正由于是殖民地的缘故，其旧有的社会秩序相较于母邦要脆弱得多。从而，在发展着的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原有的各种氏族宗法关系就瓦解了。[1]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希腊海外殖民地的政治进程要比在希腊本土的政治进程发展得快得多。于是，我们看到，在古代城邦向着古典城邦转变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城邦革命首先发生在小亚细亚的诸城之中，而米利都又是首当其冲。因此，在公元前7世纪，米利都率先进入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僭主政制时期。[2]而所谓的僭主政制也就是新兴的平民政制对传统的贵族政制的反动。它的基本特征是，某个政治上的强人以平民领袖的身份出现，带领新兴的平民阶层反对原有的贵族阶层的统治，他以暴力的方式取得政权，在社会政策上推行抑制贵族势力、保护平民利益的措施。僭主政制是希腊城邦政治由贵族寡头的政治形式向平民民主的政治形式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反映了工商业的发展对希腊传统政制的冲击和对城邦民主制的推进。[3]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的政治智慧开始成熟起来，这也就是所谓的贤哲时期。
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中这样说：
毕达戈拉斯第一个使用了哲学（
）这一名称，并且称自己是一个哲学家（
）……他说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智慧的（
），除了神。而更为直接的是把哲学称为智慧（
），把专善于她的人称为贤哲（），这种人可能已臻于灵魂的极境，而把智慧的渴慕者称作爱智者（
）。……人们曾认为如下一些人是贤哲：泰勒斯（Thales）、梭伦（Solon）、佩里安德（Periander）、克莱奥布洛斯（Cleobulus）、希隆（Chilon）、庇亚斯（Bias）、皮塔科斯（Pittacus）。在这些人之外，人们还算上了西徐亚人阿那哈尔西斯（Anacharsis）、海奈人穆宋（Myson）、叙洛斯人斐瑞库德斯（Pherecydes）、克里特人埃庇美尼德斯（Epimenides）；一些人甚至还加上僭主庇西斯特拉图（Pisistratus）。这些人便是贤哲。[4]
第欧根尼的这段话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这段话中他说到了“哲学”和“哲学家”这两个词的起源，并明确地把它们同“智慧”关联在一起，表明“哲学家”是智慧的渴慕者，亦即“爱智者”。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段话中还给了另一类人以特殊的地位，这就是所谓的“贤哲”，他们被定义为专善于智慧的人，而且可能灵魂已臻于极境。在所提供的“贤哲”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佩里安德、庇亚斯、皮塔科斯、庇西斯特拉图都是当时著名的僭主。正是在这些僭主身上，由于需要调停于城邦内部各阶层的利益之间，折冲于城邦与邻国、与周边各民族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的关系之中，一种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政治思维开始发育并且成熟起来。
因此，针对米利都这个对于古希腊哲学的诞生来说至关重要的伊奥尼亚人的殖民地城邦，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它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的僭主特拉叙布洛斯（Thrasybulus）。因为，正是关于此人的政治智慧，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中曾经做过生动的记述。他在米利都施行的是一种温和的寡头政治[5]，与当时科林斯著名的僭主佩里安德交好，而泰勒斯也曾同他一起生活过。[6]在他执政期间，米利都遭到了吕底亚人持续不断的进攻。由于米利都拥有海上的制海权，因而吕底亚人只能从陆上对其进行封锁，并且采取的是一种劫掠和破坏其田地里的谷物的办法。希罗多德记载，这场战争进行了12年之久，在战争的第12个年头，吕底亚人焚烧米利都人田地里的谷物，引发的大火烧毁了附近雅典娜的神庙，而在回军的途中吕底亚人的国王阿律阿铁斯便染上了恶疾。按照当时的习惯，他请示了神托，而神托说除非他重建雅典娜的神庙，否则他的疾病是不会好的。于是，阿律阿铁斯就准备派遣使者向米利都人建议休战，以便重建雅典娜的神庙。而此时，特拉叙布洛斯已经从他的好友佩里安德那里得知了阿律阿铁斯的这一计划，于是，他立刻抓住了这一良机，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使得米利都摆脱了与吕底亚人的长期战争。
他的办法是这样的。他让米利都人将自己在长期被围困下仅剩的所有食物全都拿出来，在吕底亚的使者到来时尽情地饮酒狂欢。这一做法果然使吕底亚人产生了错觉。希罗多德这样写道：“据我所知道的，只有这种情况才引起了后来的和解。原来阿律阿铁斯本来认为米利都非常缺粮并认为它的人民已经困苦不堪了，但他当在使者从米利都回来之后听到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的消息时，不久他便和米利都人缔结了一项条约；由于这项条约，两个国家成了密友和联盟。”[7]所以，吕底亚人虽然在公元前7世纪末期征服了当时小亚细亚沿岸的许多希腊殖民地城邦，雄霸小亚细亚，但只有米利都在与吕底亚王国的政治关系中享有特权，而这当然也就是它能够维持长期繁荣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所谓的贤哲时期希腊的政治理性、政治智慧的发展。由此一来，我们也就必须谈到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同样是米利都人的泰勒斯的政治智慧了。
历史上记载了泰勒斯的多重智慧。他利用他的天文学和气象学知识预知来年橄榄的丰收而预先租用当地的所有榨油机从而获利的故事，既显示了他的自然知识，也显示了他的商业智慧；他帮助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通过开挖河道使哈律司河分流而让他的军队可以徒涉过河的故事[8]，则显示了如一些哲学史家所说的他的工程智慧。至于能够显示他远见卓识的政治智慧的事情则是这样的。因为，在吕底亚人之后，对整个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构成威胁的就是新兴的波斯帝国。米利都城邦已经凭借特拉叙布洛斯的政治谋略与吕底亚人签订了有利于自己城邦发展的政治盟约。而这时，吕底亚国王阿律阿铁斯的继任者、他的儿子克洛伊索斯，却贸然发动了对波斯的战争。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记载，克洛伊索斯为此曾派使节到米利都人那里商讨建立军事联盟，而正是泰勒斯劝阻了这一联盟，从而也就避免了与波斯为敌。[9]而希罗多德也曾记载说，当居鲁士企图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诸城邦时，只有“米利都人和居鲁士缔结了一项单独条约，条件和他们对吕底亚人的完全相同”[10]，“因此在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中，有一个民族即米利都人是没有受攻的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和居鲁士缔结了协定”[11]。此外，希罗多德还记载说，当小亚细亚伊奥尼亚人的诸城邦在反抗波斯帝国的战斗中失败因而濒于绝境时，泰勒斯还曾向他们提出一个政治建议，“他劝告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并以提奥斯作为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它在伊奥尼亚的中心）；而其他的各城邦则仍然按照往常的方式生活，就仿佛它们是郡区一样”[12]。也就是说，泰勒斯企图通过让伊奥尼亚诸城邦结成一个政治联盟的方式来抵抗波斯人的入侵，以免被波斯人各个击破。但是，这一建议并未得到采纳。
这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关泰勒斯政治活动的不多的几件事情。从泰勒斯在这些事情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所提供的建议来看，特别是同当时盛行的通过占卜和神托的方式来进行政治决策的做法相对比，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里一种政治理性开始成熟起来，这也就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来考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就政治力量之间的均衡和对抗关系进行务实的政治谋划，甚至能够对未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做出富有远见的预测。显然，没有一种理性的发育和这种理性在政治事务上的审慎的运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如此一来，在给出了这样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的背景下，当我们再来思考古希腊哲学的起源的问题时，它的起源就不再神秘，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政治的理性既已发育，那么对整个城邦生活——自然的、社会的——进行更一般层面和更为深刻的理性反思当然就是不难想象的。因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以往把古希腊哲学的起源归结于古希腊人精神的神秘的禀赋或者民族精神的创造力的灵光一现，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做这一观察的人只是单纯地考察古希腊哲学本身，而没有考察它所置身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一旦把古希腊哲学放到它所置身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笼罩在它身上的那层属于神圣精神的神秘主义的面纱就被拂去，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这样一个最浅显易懂的事实：古希腊哲学不过是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逐渐发育成熟的古希腊城邦文明的理智的产物。这一时期的古希腊城邦文明，由于自身所经历的急剧的社会变革，由于它同周边各大文明的频繁交流与接触，由于它所处的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它不能不用理性的方式来审理这一切，而这样的理性的运用一旦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对于相关经验的更高层面的理论的反思也就成为可能，而这就是哲学。
注释
[1]参见伯里：《希腊史》I，陈思伟译，131~132页；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150~152页。
[2]参见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155页。
[3]参见伯里：《希腊史》I，陈思伟译，131~132页。
[4]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Vol.I，I.1213，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据洛布本中古希腊原文直接译出。
[5]参见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155页。
[6]参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Vol.I，I.27，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7]希罗多德：《历史》（上），I.22，王以铸译，10页。
[8]参见希罗多德：《历史》（上），I.75，王以铸译，38页。
[9]参见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Vol.I，I.25，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
[10]希罗多德：《历史》（上），I.141，王以铸译，73页。
[11]希罗多德：《历史》（上），I.143，王以铸译，73页。
[12]希罗多德：《历史》（上），I.170，王以铸译，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