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始撰于乙未年不可信

康有为逝世前为何在基本定稿的《我史》中，写下一句别有意味的注语，具体缘由今人已很难知晓。不过，他在70岁前自称在乙未年便撰写了年谱前半部，可谓疑窦丛生。让人怀疑的理由至少有三点：其一，是年康氏方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年仅37岁，似不至于在仕途尚未发达、功名尚未显赫时，就对自己的前半生做回顾性的总结。这与明清时期人们晚年撰写自订年谱的习惯不符。其二，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氏在京参与策动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强学会活动，是年八月复南下，得到张之洞支持，创办上海强学会。这个阶段康氏全身心投入上书开会的政治活动，是否会有时间与精力撰写年谱，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他撰写年谱的有力佐证（包括康氏本人或其家人弟子的文献）。其三，康自言年谱在政变发生时被抄没，后又碰巧被其门人罗孝高^[15]所得，并完璧奉还，这种说法不免过于离奇。现在看到的年谱，内容多讽旧党者，且指名道姓，攻击慈禧、荣禄等当政者，倘若抄没，又岂有重新流落民间的可能性？况且又恰被其门徒所得？康氏每每自命不凡，自认遇事多得苍天佑助，此情并不稀奇，但事情如此玄虚，很难令人信服。鉴于上述原因，笔者以为康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可能性不大。

退一步说，即使康氏乙未年确实撰写过年谱，而且年谱被抄没后又奇迹般地回到康的手中，那么，现在看到的年谱，恐怕也不会是“抄没”前的原样了。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今存年谱乙未年以前的内容，多夹杂着后来发生的事情。兹列举如下：

（一）年谱“光绪九年癸未”记是年在南海创不缠足会情形后，康又言：“至乙未年与广仁弟创办粤中不缠足会，实用此例及序文。……戊戌七月，吾并奏请禁缠足矣。以知天下事无难易，专问立志如何，昔之极难者，后或可竟行焉。吾立禁缠足之愿，与废八股之愿，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之。”^[16]这里插入的是戊戌年的事。

（二）“光绪十四年戊子”记代屠仁守草折建议修筑清江浦铁路事，称“去年容闳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奉旨见行。既而政变，撤容闳差，今命胡燏棻、张翼督办，盖十一年矣”。^[17]丁酉年（1897年）才发生的容闳请筑津镇铁路事，怎会是乙未年所记？

（三）“光绪十九年癸巳”记述南海县“同人团练局之举”时，将之比于戊戌年八月之政变：“自癸巳十一月攻张事起，谤言沸腾，吾几死于是，而礼吉实殉难，与为中国变法，吾与卓如几死于是，而幼博、谭复生、杨漪川、林敦谷实殉难焉。……与八月国变未有少异也。”^[18]这些内容只能写于戊戌政变后。

（四）“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记翁同龢事迹甚详。据年谱，是年闰五月初九日翁、康二人首次面晤，翁对康言：“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19]当时翁视康为“策士”，对其变法主张自然有所询问，似在情理之中。但诸如“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之类牵涉宫闱秘辛的事情，焉能与一位素无渊源的“狂生”初次见面时就一吐为快？这岂是以理学修身，具有浓厚忠君观念，秉性谨慎持重的翁同龢所为？这段谈话提到的“密诏”问题，只能写于政变之后，因为只有政变后“密诏”才成为康氏政治话语中一个核心词语。是年又记：“……常熟令陈次亮来谢其意，然苟不能为张柬之之事，新政必无从办矣。”^[20]“张柬之之事”当指拥立武则天之子复位恢复李唐社稷之故事，这里是指代拥护光绪复辟之意，应是政变前后康的主张，似不会出现在乙未年。

（五）“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又记：“先是翁常熟在毓庆宫独对……及六月派总理衙门行走……吾累书劝其力辞总署之差，常熟不能从，后以割胶事为罪谤所归，荣禄嗾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常熟去官后云，悔不听我言也。”^[21]割租胶州湾事发生在丁酉年，翁去官在戊戌年，这里再次掺入后来发生之事。

笔者认为，康自称年谱起稿自乙未年基本不可信；退一步说，假定在乙未年确实写了年谱的前半部分，今天也不宜将其视为乙未年形成的文献，毕竟其中掺入了不少丁酉、戊戌年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年谱成书时间定在戊戌年底，恐怕比“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更为合理。当然，问题还不止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