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曾经多次删改和修订

说政变后康有为在日本开始撰写其自订年谱，大致没有疑问。流亡海外的康、梁师徒通过报章宣扬其政治主张，披露变法和政变内幕，并且集中解释康与变法的关系，均是在这一时期。

这期间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先在《清议报》连载，后又汇集成册，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氏政治活动为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叙述框架。其中《戊戌政变记》第一篇《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向用始末》，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该书附录一《改革起原》，也以康有为的事迹为线索，介绍改革的缘起。两文均以康氏个人为主线，互为表里，描绘出了从1895年到1898年以康有为为主的变法运动史。^[22]《戊戌政变记》虽说乃梁启超署名所写，但其中很难说没有康有为本人的参与。如果考虑到这种历史背景，康有为于此时回顾自己的教育、学术和政治活动，并加以总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此可以认为，康氏此时开始撰写年谱比乙未年有着更为合理的动机，年谱主体也当形成于这个时期。

然而，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撰写似乎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写作始于1899年初似无异议，若说定稿于这年则大有疑问。年谱在康氏生前从未刊印，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揆诸以上情形，可知年谱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不断的修订。期间到底有过多少次增删、修改，现在无能得出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1899年以后康年谱依然处在不断修订之中。近年朱维铮先生在研究中提出了康氏年谱后来填补内容的情况，说明年谱的“点窜”问题已经受到学界关注。

朱维铮先生在研究康有为《我史》时认为，“这篇自述作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岁暮”，亦即1899年初；^[23]同时，他又指出康氏后来对原文有“点窜”：年谱前“曾祖健昌，又名式鹏，号云衢”，下注“诰封资政大夫、福建按察使”，朱先生即认为“非《我史》原文”。他进一步指出，所谓“诰封”，自属朝廷追赠。但清制，追赠先人官爵，需本人官至一品，方能及于曾祖。康有为之父仅为候补知县，祖父仅官至州学训导，均在七品以下，“诰封”其祖或父至二品官爵，绝无可能，“而康有为中进士后仅授工部主事，七品微员，怎能追赠曾祖官爵？因此只有一种可能，即‘丁巳复辟’时康有为被授予‘头品顶戴’，方能依亡清例‘诰封’其曾祖”，“因知此注必为后来添注”。由于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所撰《康氏家庙碑》述其曾祖颇详，而尚无此“诰封”字样，因而添注时间或更晚。^[24]朱维铮先生进一步指出：“凡熟悉康有为著作史的，几乎无不熟知此人有‘倒填年月’的癖好，因而对他的自述，倘无佐证，都不敢轻信……”^[25]可见，康年谱的成书时间确实存在很大的嫌疑。

事实上，黄彰健先生也曾断言：“康的记载常自相矛盾”，“我们对康有为的著作及其谈话，应仔细审核其内容，不可盲目轻信”。^[26]这不仅是指内容本身，当然也是指这些文字的形成时间。就已有的研究说来，《大同书》成书时间的颠倒、《戊戌奏稿》的删改，都说明研究康氏生平及思想，不能轻信其著述之所言。

康有为每每将自己著作撰述时间提前很多年，汤志钧先生称此举为“倒填年月，制造迷误”。如康氏《大同书》中说此书乃光绪甲申（1884年）“吾年二十七”，“感国难哀民生”而作，汤先生通过研究，特别是根据上海博物馆后来发现的《大同书》原稿进行勘比考证，证实此书实际上撰于1901年至1902年（辛丑、壬寅间）。^[27]同样，康有为自称其《礼运注》撰于“光绪十年甲申冬至日”，但据汤先生考证，康氏深研今文经学是在1888年第一次上书不达，1890年在广东会晤廖平以后的事情，而“《礼运注》的三世说与《孔子改制考》同，且有受严复进化论影响的痕迹可寻，应撰于1897年左右”。^[28]显然这又是一起“倒填年月”的例子。

更多的情况是，他将旧作进行改删，增添进新内容，《戊戌奏稿》所收大部分文献都有改篡之嫌。这对学界准确认识康氏当时的思想带来了困难。^[29]康有为的自编年谱恐怕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笔者认为，自编年谱的主体当形成于戊戌年底，这一点不应有疑问；但康对原稿一直有点窜和增补，很难说最后定稿于何时。这种情况下，将康氏自己最后添加注语的1927作为年谱成书定稿的时间，或许更为合理；至少，在无法完全弄清康氏不断调整、修改年谱的实际情况时，将其视为康氏在1927年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