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戊戌十月翁氏革职的真相

1898年12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廷忽然颁布明发上谕，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宣布将开缺在籍的翁同龢“即行革职”。这是最早提到翁氏“荐康”的一份官方文书。该谕云：

翁同龢授读以来，辅导无方，从未将经史大义剀切敷陈，但以怡情适性之书画古玩等物不时陈说。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谓其才胜伊百倍，意在举国以听。朕以时局艰难，亟图自强，于变法一事，不惮屈己以从。乃康有为乘变法之际，阴行其悖逆之谋，是翁同龢滥保匪人，已属罪无可逭，……其任性跋扈情形，事后追忆，殊堪痛恨。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12]

此谕以光绪帝的口吻确认翁氏在戊戌年春曾“密保康有为”，且有“其才胜臣百倍”之奏语，在客观上加深了世人对康氏之说的信任。这一官方定论为康氏谈话做了一个有力的注脚。然而，谕旨中的“荐康”同样不可轻信，其疑点在于，如果翁曾有“荐康”行为，为何政变发生时没有立即受到朝廷的惩处而要迟至十月才有此谕？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戊戌八月礼部尚书李端棻、内阁学士张百熙均因公开举荐康有为而遭到“革职流放新疆”和“革职留任”的处分。^[13]就连大学士荣禄也因保荐陈宝箴而被予以“降二级留任”的薄惩。^[14]试想，这种氛围下，慈禧如何会对曾经“荐康”的翁同龢网开一面？显然，戊戌十月翁氏革职应另有隐情。

有关材料证实，这道谕旨系由军机大臣刚毅拟稿，并体现了刚毅等人的意愿。1914年翁同龢侄孙翁斌孙应清史馆协修王崇烈（字汉甫，清季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之子）之邀，曾撰拟了一份《翁同龢列传》。这份由翁氏后人撰写并保存至今的传稿中记载：“（翁同龢）生平坦白，同官有过，恒面规之，卒以是为小人所忌，遭谗罪废，朝野惜之。戊戌十月旨出大学士刚毅手，先一日，刚毅独对，褫职编管皆其所请。尚书王文韶于述旨时争之曰：‘朝廷进退大臣以礼，编管奚为？’刚毅谬其说，曰：‘慈圣意耳。’文韶叹曰：‘吾曹他日免官可以此为例矣。’”^[15]翁斌孙明确指出翁同龢革职系遭刚毅谗言构陷。荣禄门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记云：“迨八月政变，康、梁获罪，刚相时在枢府，首先奏言：翁同龢曾经面保康有为，谓其才胜臣百倍，此而不获严惩，何以服牵连获咎诸臣？”^[16]以情理推之，刚毅奏此言当在十月革黜翁氏之前，而非八月政变发生时，此处应为陈氏忆误。《张謇年谱》戊戌十月亦记：“闻刚毅、许应骙承太后之意旨，周内翁尚书于康、梁狱，故重有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县官编管之谕旨。”^[17]可见，翁同龢革职似与刚毅等人的蓄意倾陷有很大关系。

戊戌年春翁、刚同值枢垣，在处理政务时意见屡有不合，二人关系未洽确为实情。翁氏之开缺与刚毅之排挤也不无关系。^[18]但是，戊戌十月刚毅是怎样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将翁罗织在康梁案中，这需要我们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考证。特别是“康有为之才胜臣百倍”这句话是否可视为翁氏“荐康”的铁证，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翁同龢门人孙雄所撰《故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翁文恭别传》曾称言，翁氏从未说过“其才胜臣十（百）倍”之类的话。谕旨中此语实乃“刚毅辈不惬于公，设词以倾公，且以倾德宗也”。^[19]此论明显是为翁氏辩解。一般说来，刚毅拟旨，对翁氏上奏之言恐怕不敢凭空捏造，多少必有所据。更何况一些比较可靠的材料说明，翁同龢确曾说过此话。近人丁国钧《荷香馆琐言》记云：“世皆谓翁相国保荐康某，相国得罪后，上谕中亦及之。赵次丈侯，相国老友也，曾面质以此事。相国谓皇上一日问及康某，我对以其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恐皇上不解叵字，又申言叵测者，不可测也，余未及康某一字云。”^[20]文中赵次侯即赵宗建，又字次公，晚号非昔居士，常熟人，为翁同龢友人。翁氏开缺回籍后与赵往来十分密切。从赵次侯向丁国钧转述翁同龢的话中可知，翁氏不承认“举荐”过康，但并不否认自己说过赞誉康氏之才的话，只是他说过康氏之才“胜臣十倍（而非‘百倍’），然其心叵测”之语。王崇烈在《〈翁文恭公传〉书后》中也证实翁氏说过“其才胜臣十倍”一语。王氏云：

康有为成进士后，感愤时事，急于致用，每作危言论天下事，康实具有世界知识者，造次上书常熟不报后，以所著《日本变政考》乞为奏进御览。夫此岂常熟肯为者乎？康固不知也。忽一日，德宗于常熟独对后，示以《日本变政考》，意甚愠常熟不为奏进，并谕以试论康有为之才如何，常熟见天颜不霁，惶悚对曰：“康有为才具胜臣十倍，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当刚、翁同值时，自亲王外，满臣以刚居首，圣眷亦隆，自刚衔怨之后，其于常熟早蓄排挤之计，至是得其间矣。^[21]

所谓《翁文恭公传》实即民初任职清史馆的王崇烈（王懿荣之子）在翁斌孙所拟《翁同龢列传》基础上，又根据清廷档案资料写成的，当是后来《清史稿·翁同龢传》的祖本。据王氏言，上述情况因其“事属琐屑，例不应引入正传”，故“用述颠末，作为书后，以存纪实”，以便“后人窥知当时政局之真迹”。^[22]由于撰拟翁同龢传时，王崇烈曾向翁斌孙征求过意见，故上述说法有可能得之于翁氏后人之口，或者至少经过了他们的证实。因此，在原始材料缺乏的情况下，这段记述与《荷香馆琐言》所记情况均是较为可信的有源史料。这段经过演绎、流传下来的口碑材料提供了值得注意的细节和线索：其一，康氏“感愤时事，急于致用”，“造次上书常熟”，但均为翁氏所拒；其二，在光绪帝“谕以康有为之才如何”时翁同龢说过“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的话；其三，光绪帝与翁同龢君臣二人的对话与奏进《日本变政考》有关。

若将丁国钧、王崇烈的记述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翁同龢确曾说过“康有为之才胜臣十（百）倍”之言，但这只是半句话。“其才胜臣十（百）倍，然其心叵测（其他非臣愚所能知也）”才是语意完整的一句话，这其中毫无“举荐”康氏之意。当时对康氏才识予以肯定，同时贬斥或鄙视其人品心术的大臣并非翁氏一人。戊戌年六月，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在奏折中亦言：“康有为之为人不端，而才华尚富……愿皇上采其言，而徐察其人品心术。”^[23]广东学政张百熙在奏请免调康氏参加特科片中，也称康“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若再能心术纯正，操履廉洁，尤属体用兼备”。^[24]特别是翁与孙家鼐，关系素密，政治倾向亦相近，孙对康的如此评价，也可印证翁氏说出“康有为之才胜臣十（百）倍，然其心叵测”这样的话不足为奇。

进一步而言，翁氏奏此言的具体时间亦可考证出来。王崇烈言“其才胜臣十（百）倍”之语是在奏进《日本变政考》时所说，其时间当在戊戌年三四月间，这与刚毅所拟谕旨“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有其才胜伊百倍之语”完全吻合。以此为线索查证戊戌年春季的翁氏日记，可以发现，四月初七、初八日（5月26、27日）两天的日记非常值得分析。

初七日记云：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初八日记云：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25]

这里所言康书，正是《日本变政考》。此书本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3日）已由翁代呈御前，但很快被转呈慈禧，故光绪帝令翁传旨让康再抄一份进呈。由于当时康氏之进用已引起慈禧不满和守旧势力的仇视，深知利害关系的翁同龢公然两次抗旨，遂致君臣二人发生争论。“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一语应该是此刻所讲。当时是枢臣见起，刚毅得以亲闻翁氏此言。戊戌十月在向慈禧进言并草拟谕旨时，刚毅断章取义，将“其才胜臣十倍”说成“百倍”，作为翁氏“荐康”的证据，同时将“其心叵测”一句隐去不言；又故弄玄虚，将翁面奏之言，说成“密保”，此举可谓阴巧卑劣。翁氏接到谕旨后自知是诬陷却无法申辩，只好将日记中“其才胜臣十倍”半句删去，仅留下“其心叵测”半句。这正是我们今天在翁氏日记中看不到“其才胜臣十（百）倍”之语的原因。以前曾有人怀疑“其心叵测”一句是翁氏后来删改日记时添加用以饰人耳目者，现在看来，这种推论似乎并不准确。

戊戌年四月初七日（5月26日）翁氏向光绪帝奏言“康有为之才胜臣十倍，然其心叵测”一事，从翁氏日记的另一处记载中也能得到证实。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1899年12月20日）清廷再下谕旨，重申悬赏缉拿康、梁，其中再次提及“翁同龢极荐康有为，并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并将翁之举荐与康、梁“阴构逆谋，几陷朕躬于不孝”之事相提并论。^[26]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3日）翁氏见到此谕后在日记中写道：“《新闻报》纪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在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如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因此获罪，唯有自艾而已。”^[27]此记意在为自己辩解。这里提到戊戌年四月初七、初八两日奉旨索取《日本变政考》之事，再次证实“其才胜臣百倍”一语确在奏呈《日本变政考》时所说，否则翁同龢在读谕旨时不会无端涉及此事的。而且可以肯定，此时他已将四月初七日日记删改过。“因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一语，流露出翁氏遭刚毅陷害而有口难辩的无奈心情。

澄清了翁氏奏言“康有为之才胜臣十（百）倍”一语的真相后，我们有理由认为，清廷上谕称翁“滥保匪人（康有为）”并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刚毅利用其地位和权力对翁同龢的蓄意陷害。翁氏革职实际上是戊戌年春清廷高层内部权力斗争的余绪。至此，我们也明悉了刚毅等人迟至戊戌十月才敢提出“荐康”罪名将翁革职的原因。毫无疑问，康氏谈话造成的舆论氛围为翁氏政敌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这层意义上说，谕旨中的“荐康”之说不过是对康氏之说及梁鼎芬的“造膝密荐”之论进行了新的编造而已，它们之间有内在的联系，有学者从新旧两派均指认翁曾“荐康”的表面现象来推论此事的真实性，看来并不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