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变后康有为首倡翁氏“荐康”

近代以来人们在研究翁、康关系时，往往忽视了一种现象，即在戊戌年四月翁氏被开缺前乃至是年八月政变爆发前，似未有人闻及翁同龢“荐康”之事。这一情况在史料学上的反映是，迄今我们见到的涉及翁氏“荐康”的全部文献，无论是官方档案还是私家著述，没有任何一件被证实形成于戊戌政变前，换言之，翁同龢“荐康”说是戊戌政变后才流传开来的一种说法。就目前发现的材料而言，翁氏“荐康”说实起源于康有为1898年10月6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接受香港英文报纸《中国邮报》（China Mail，又称《德臣报》）记者采访时的一篇谈话。

9月20日（八月初五日）康有为逃离北京，在英国军舰的搭救下于9月29日（八月十四日）晚七点到达香港。抵港后，港官“派英差多名，暗为保护，有求见者，康皆却之”，^[2]直到10月6日（八月二十一日）晚才首次公开露面，接受了《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这是康逃离北京后第一次就时局发表政治谈话。作为当事人，他把整个维新变法过程和政变原委作了简要的阐明，经过一位买办翻译，记者将康氏谈话用英文记录下来。当时离政变发生仅隔半月，世人方苦于传说纷纭、是非真相扑朔迷离之际，康氏的谈话立刻引起中外媒体的极大关注。第二天，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周刊》全文转载了这篇采访记。^[3]随后，港、沪、津等地的中文报纸也纷纷将其译成中文以飨读者。翁同龢“荐康”说最早即起源于这些报纸上刊载的康氏谈话。10月16日（九月初二日）上海《申报》引述康氏言论云：

我由湖北人御史高燮曾所荐，翁同龢及礼部尚书李端芬[棻]亦留意于我，有谓翁守旧党，实非也，实翁、李二臣屡欲荐我在皇上左右以备顾问。我自蒙召见，即奉旨在总署行走。^[4]

稍后上海《新闻报》、天津《国闻报》刊译的康氏谈话内容与上文大致相同，都提及翁同龢“非守旧党”，曾“留意”、“举荐（荐剡）”过康有为。可以肯定，康有为是翁氏“荐康”说的首倡者。

突然兴起的翁氏“荐康”之论在当时的士林中引起了怎样的反响，暂且不论，我们今天却不可盲目信从。翁同龢若确实“举荐”过康，无论何种形式，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如果是具折“保荐”，似应有奏疏存世。康氏称高燮曾、李端棻保荐自己，均系疏荐，这已从清廷档案中得到了证实。高氏保荐系指1897年12月12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递呈《请令工部主事康有为相机入弭兵会片》一事，片中有请“特予召对”之语。^[5]李端棻疏荐的具体时间尚有待查证，但1898年9月5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九日）李上《为滥保匪人自请惩治折》可证实确有其事。^[6]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未发现有翁氏“荐康”的奏疏。翁如果向皇帝“面荐”过康有为，则有两种情况：一是“密荐”，即除了光绪帝与翁同龢外，没有第三者在场；二是军机大臣召见时当众“面荐”。前者只有翁同龢在毓庆宫授读时才有可能。但是，从1896年2月15日（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慈禧下令撤去汉书房后，翁氏已无法在毓庆宫“造膝独对”。同时，按照清代规制，军机大臣向无单独召见之例，枢臣只能在入值时一起被召见。^[7]从汉书房被撤到戊戌四月翁氏开缺为止，光绪帝从未单独召见过担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谕折汇存》和《翁同龢日记》均可证实此事。如果翁氏是在军机大臣召对时当众“荐康”的，当时必然会有所传闻。而事实上，没有材料表明在翁氏戊戌四月开缺前有人听说过翁氏“荐康”一事。因此，翁同龢在军机大臣见起时当众“面荐”康有为的可能性也几乎不存在。

退一步讲，如果翁氏开缺前确曾“举荐”过康有为，而且康氏有充分的理由对此一直守口如瓶，那么政变发生后为何公然将这一秘密扬之报端？这实在令人疑惑不解。翁同龢从《新闻报》上看到康氏谈话内容后，于10月18日（九月初四日）日记中写道：“《新闻报》等本皆荒谬，今日所刊康逆语，谓余论荐，尤奇，想我拒绝，欲计倾我耶？！”^[8]这里，翁否认曾“举荐”过康氏，他断言这是康有为对自己未曾援手相助而进行的倾陷。因翁氏日记在政变后曾经删改，此论或不易为人们所相信。不过，通常而言，康氏散布“荐康”说时是不会不考虑对翁氏安危的影响的。既然他置自保不暇的翁同龢于不顾，公开宣扬于翁不利的言论，显然对“荐主”没有保护之意，反倒有恩将仇报之嫌，如此看来，翁氏日记所云则更近情理。

分析当时的情形，康有为公开谈话中的翁氏“荐康”之说实与情理有悖。况且迄今我们未发现一件形成时间与“举荐”行为相同时的原始材料来为康氏事后的回忆做主证。因此，康氏之说似无事实依据。

康氏谈话流传不久，上海报界又出现了一篇提到翁氏“荐康”之事的文章。此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梁鼎芬于10月27日（九月十三日）在《申报》刊发的《驳叛犯康有为书》。此文是针对康氏谈话以及康所撰《奉诏求救文》^[9]中诋毁慈禧太后的言论而刊发的一篇反驳文章。梁氏在文章中抨击康有为“乘我皇上锐意求治之日，又为翁师傅造膝密荐之人，于是逞其奸谋，夹以危论。依张荫桓为羽翼，结内监为腹心，阳托变法之名，阴行僭逆之事，欺侮我圣主，贻害我百姓。得罪之后，逃在外洋，与逆犯孙文联为一气，无所不至，无所不言”。^[10]本来这是一篇驳斥康梁“逆党”的文章，却笔锋一转，提到翁同龢“造膝密荐”之事，将锋芒指向罢职在籍的翁氏，梁氏此举绝不怀好意。既是“造膝密荐”，旁人焉能知道？此论应是从广为传播的康氏谈话演绎而来的，其目的是借康有为之口打击翁同龢。此举的幕后指使者是张之洞。翁、张二人久生积怨，尤其是在英德续借款抵押问题上，翁同龢与张荫桓执意以宜昌盐厘为抵押，严重侵害了湖北地方利益，引起张之洞的抗拒；戊戌年春张之洞入枢又因翁、张的暗阻而失败，凡此种种，足以令张之洞对翁有落井下石之举。^[11]翁氏政敌的介入，使情况变得复杂起来，终于导致了戊戌年十月翁同龢革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