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戊戌政变记》对翁、康关系的全面渲染
迄今为止，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翁氏“荐康”材料，出于梁启超的手笔。1899年5月梁启超于日本横滨印行了九卷本的《戊戌政变记》，书中首次系统叙述了翁、康关系，被后世视为翁同龢“荐康”说据以立论的基本史料之一。[28]不过，此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更大程度上是当时康、梁开展“保皇”活动的政治宣传品。为了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书中对戊戌维新中的有关史实或掩饰隐讳，或夸大歪曲，个别之处甚至有臆造之嫌。[29]该书《康有为向用始末》一章述翁氏“荐康”原委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德人占踞胶州之事起，康驰赴北京，上书极陈事变之急。……书上工部，工部大臣恶其伉直，不为代奏。然京师一时传钞，海上刊刻，诸大臣士人共见之，莫不嗟悚。有给事中高燮曾者，见其书叹其忠，乃抗疏荐之，请皇上召见，皇上将如所请，恭亲王进谏曰：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王大臣传语可也。皇上不得已，正月初三，遂命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署询问天下大计变法之宜；并令如有所见，及有著述论政治者，可由总署进呈，……而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自此倾心向用矣。上命康有为具折上言，正月初八，康有为上疏统筹全局。[30]
此处言高、翁“荐康”事比《中国邮报》刊登的康氏谈话内容较为详细，时间与逻辑性也较为清晰。不过，梁氏竟将刚毅所拟谕旨中翁氏“密保康有为，有其才胜臣百倍之语，意在举国以听”之句，删改为“翁同龢复面荐于上，谓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添入书中作为翁氏“荐康”的细节。此举或许时人不察，但今天看来，其破绽十分明显。梁将翁氏戊戌年四月初七言“康有为之才胜臣十（百）倍”一事，写在了戊戌正月初三至初八之间。这说明康、梁在政变前并不知道翁氏说此话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这是被刚毅歪曲了的“荐康”证据。
书中首次向世人“披露”了甲午战后翁同龢与康有为及其变法活动的关系，并创言翁氏早在1895年（乙未）就曾向皇帝“介绍”过康氏的变法主张。梁氏云：
时师傅翁同龢兼直军机，性生忠纯，学问极博，至甲午败后，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时务书而考求之，见康之书大惊服。时翁与康尚未识面。先是，康有为于十四年（1888年）奏言日人变法自强，将窥朝鲜及辽台，及甲午大验。翁同龢乃悔当时不用康有为言，面谢之。后乃就见康，商榷治法。康有为极陈列国并争，非改革不能立国之理，翁反复询诘，乃益豁然，索康所著之书。自是，翁议论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翁者，皇上二十年之师傅，最见信用者也，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启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其年六月，翁与皇上决议拟下诏十二道，布维新之令，既而为西后所查觉，及撤翁毓庆宫行走，而皇上信用之汪鸣銮、长麟等皆褫革，自是变法之议中止，而康亦出都南归。[31]
上述叙述一直被视为光绪帝因受康氏影响而产生变法思想，以及翁氏在皇帝与维新派之间充当联系人的主要依据之一。事实上，这是梁启超夸大其词。据后世学者对翁同龢日记的考证，翁、康首次会晤是在1895年7月1日（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32]二人交谈中“商榷治法”，议论改革应有其事，因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已于6月3日（五月十一日）由都察院代呈皇帝。翁氏称康为“策士”说明他对康氏主张的欣赏。但是，如梁氏所言，此次谈话后翁同龢便“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并“备以康之言达于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之类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实情。《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帝于5月11日（四月十七日）已颁布上谕，号召疆臣士民上下一心，卧薪尝胆，发愤图强，[33]其立志改革的决心跃然纸上，此时康尚未见过翁氏。梁氏笔下那种非翁氏将康言达于光绪帝则不会有变法运动兴起的说法，显然是对康氏政治影响力的吹嘘。在这里梁氏首次将康有为——翁同龢——光绪帝三人的关系与甲午战后改革的兴起联系起来，将翁塑造成了一位沟通康氏与皇帝关系的关键人物。如此编造的目的，无非是为戊戌年翁氏“荐康”之论张本。
为了抨击慈禧、荣禄等人扼杀变法、“密谋废帝”的行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回避清廷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的因素，完全以帝、后两党围绕变法与否展开斗争的模式来概括和解释甲午至戊戌间的朝局变化。书中不仅把慈禧撤去翁氏毓庆宫行走之事说成是变法与守旧斗争的结果，戊戌年四月翁氏之开缺也被完全归结于新、旧之争。梁氏云：
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其谕略云：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近屡次经人参奏，……著加恩准其开缺回籍，以示保全，钦此。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龢一去，皇上股肱顿失矣。[34]
梁氏此处对翁氏罢官原因的解释，与他在戊戌年五月致夏曾佑函中言翁因“阻天津之幸”而去位的说法相抵触。[35]至少戊戌年夏他并不认为翁是因“谋改革”而被开缺的。
总之，《戊戌政变记》中对翁、康关系的记叙虚构成分很大，完全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宣传。梁氏对甲午战后翁同龢与康有为政治关系的刻意夸大，不过是对“今春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官方定论的进一步演绎和铺展。刚毅所拟谕旨在指责翁氏“力陈变法，密保康有为”之后，又言“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故再有革职编管之严惩。如此含糊的措辞，暗示出翁之开缺亦与“力陈变法”与“荐康”有关。梁启超将翁“力陈变法”推至乙未年，并将翁之开缺与“谋改革”联系起来，皆源于谕旨中的这层寓意。在梁启超笔下，翁、康二人在学术、政治思想上的差异被完全抹杀。久经宦海磨炼的翁同龢被刻画成一位倾服于康氏变法主张并为之不惜掷首领利禄于一注的新党领袖，这远远脱离了当时官场生活的实际。作为史学家，梁启超在1921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如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36]作为一般的治史经验，此论极有见地，然而，梁氏此书对翁、康关系的记述，远远不是“打几分折头”的问题，因为这里不仅是“真迹放大”，甚至有编造事实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