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软权力理论研究文献评析
从本项目设计之初就力图将理论研究与现实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在本书中,笔者将欧盟的扩大解释为是其依赖软权力的影响而实现了和平扩大。那么,关于欧盟软权力研究的文献,就必然涉及对软权力理论的应用和对欧盟自身的分析两个方面。但是经过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后,笔者发现,目前学术界软权力研究基本集中在理论研究领域,而关于欧盟问题的分析基本集中在现实问题研究领域,而缺少将这两大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的文献资料。为了更透彻地从理论上解释欧盟在历次扩大中的吸引与吸纳行为,笔者既重视对欧盟扩大的史实研究,也重视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应用价值和具体操作。因此笔者以如何深化欧盟软权力研究为本章的问题线索,对相关文献展开回顾与评论,首先从梳理软权力理论研究的现状开始。
1 软权力研究的国内概况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并持续论述软权力(soft power)理论[1]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探讨的兴趣。2008年前后出现的不少文献对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传入中国之后至2008年的软权力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并带有强烈反思色彩的总结和评述[2],因此笔者对相关文献梳理的重点放在2008年以来的分析上。
众所周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来以西方学者的研究为主导。尽管软权力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先提出的,并以持续论述的方式向外界推广,然而该学说在很长时期之内,被看作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理论。从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核心期刊可以看出,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并未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讨论和认同。[3]除了约瑟夫·奈教授本人外,其他西方知名学者还很少专门撰文从理论上对软权力进行深入探讨。[4]试举一例,可以说明这种情况。被誉为“著名学者”“曾任赖尔森大学教授”的马修·弗雷泽先生,据说是软权力学说的热情追随者,这位加拿大《国民邮报》的总编辑,对美国电影、流行音乐、电视和快餐统治全球的信念之坚决,或许还高于约瑟夫·奈教授本人,但是从他的“软实力”系列论述[5]中,笔者并没有发现一个西方“著名学者”对于软权力理论学术探索的应有兴趣和深度。
因此不少研究者认为,软权力研究与讨论风靡全球的现象[6],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可以说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实际上并未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应用[7]。故不难理解的是,尽管奈的软权力概念提出已有近30年之久,但是面对各种批评和争议,无论是奈本人还是其他西方学者并没有做出多少精彩和有效的回应。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软权力理论还处于发展阶段,远未达到成熟与完备的程度。换言之,笔者认为,软权力理论没有在西方学术界得到广泛关注与应用的原因,与该理论本身具有的明显缺陷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笔者不认可,软权力理论在中国影响深远,仅仅是学术界推崇与媒体炒作的结果[8]。因为笔者注意到,2008年以后国内软权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这是国内学术界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理论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已经明显超越了约瑟夫·奈教授将软权力研究主要局限于政策导向的范畴。
如果以研究方法的明显改进为标准,国内的软权力研究以2008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1993[9]~2007年为第一阶段;2008年至今为第二阶段。根据相关文献,可以将第一阶段的研究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soft power”的汉译问题[10];国别软权力研究是主流;文化途径与政治手段的关系曾经成为争论的热点[11];在研究方法上普遍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的结论大多建立在直觉推理或简单的描述分析之上,少量定量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也有待提高[12]。
与国外软权力研究相对零散的状态相比,2008年以后国内软权力研究的热情未减,研究对象更加多样化。除了常见的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外,还有以超国家行为体——欧盟为研究对象的著述[13],跨越国际问题研究范畴以国内区域、城市、企业和行业为研究对象的新著作继续涌现[14]。正是在这样热烈的探讨氛围中,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2008年以后国内软权力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开始取得明显进步,其标志是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创立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证研究成果的出现。
有资料证明,国内学者对于软权力理论系统性与规范性进步的期盼,确实比国外同行更为强烈。曾有学者感叹,“时至2008年年终,还很少有国内学者将‘软实力’作为一个专门的主题来进行理论探索,更多的人只是对这一概念偶发言论,不成体系”[15]。其实从2008年开始,国内学者将软权力理论体系化努力的成果正在形成,一系列反映中国学者系统研究软权力理论的专著开始出版。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包括《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软权力的系统分析》及《软实力:中国视角》等。这批论著从不同角度对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有的还提出了与约瑟夫·奈教授观点相左但是能够自圆其说的新见解。
其中,《软实力:中国视角》一书,对约瑟夫·奈教授没有完全论述清楚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既看到了“硬实力”可以为“软实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并提升“软实力”,“软实力”资源是“硬实力”发展的前提等,也论述了软硬“实力”之间存在的独立性和矛盾性。[16]《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软实力》一书把军事、经济等物质性资源纳入了“软实力”资源的分析框架,从而对约瑟夫·奈教授前期著述中的“软实力”资源进行了扩展,并对“软实力”发挥作用的层次、方式、过程和制约因素等进行了充分论述。[17]《软权力的系统分析》一书,主要的创新在于把约瑟夫·奈教授笼统和含糊的软权力理论阐述进一步提炼、概括为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三个维度[18],作者对这三种不同含义、特征与作用的软权力理论做出的区分,可以反映国内软权力理论研究向系统化和规范化发展的趋势。
这几部专著虽然不可能就软权力理论涉及的所有观点都达成一致,但是初步实现了两个跨越,即从孤立、抽象地谈论软权力资源向软权力资源在何等条件下转变为软权力行为的跨越,从对软权力的零散议论开始向建立更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的跨越。而从研究方法上明显减少感性争论,将软权力研究推进到比较严谨的实证研究水平的有两个明显成果:《中美软实力比较》[19]一文在定量分析方法上更加规范;《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一书代表了软权力在定性分析方法上的较大进步。
2 完善软权力理论的学术价值
软权力理论向规范化和系统化发展的意义在于,能够提高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从而有助于提高战略决策的科学性。既然国内软权力研究的热情不减,在近几年又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进步,这种经过修正与发展的软权力理论,其学术价值如何体现,笔者试举例说明。
有了理论上的突破或方法上的改进,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强调硬权力作用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理论,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这一政治事件,既没有事前做出预测,也没有在事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创立了软权力理论就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得到反映现实新变化的答案。但是软权力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也与该理论完善的程度有很大关系。即使采用软权力理论分析同一问题,由于约瑟夫·奈教授软权力理论的明显缺陷与不足,如果不加以辨析就直接引用,不同学者就可能做出有差别的解释,这种细微的歧见只有用比较系统化和规范化的软权力理论才能加以化解。
例如,一种观点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东欧政治板块的崩溃,并非美国‘硬实力’强大的原因,而是美国‘软实力’起了主导作用”,美国利用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等载体,用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最终主导了对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2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究其原因,苏联主要并不是败在硬实力上,即军事、科技、经济等方面的竞争上,而主要是败在了软实力的竞争上,是国内的民族、制度、政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苏联的解体”[21]。
这两种解释使用的都是软权力理论,共同点都是说苏联失败在软权力的竞争上,细微的分歧仅在于软权力发挥作用的具体渠道上。两位学者都采用了软权力理论,但是依据约瑟夫·奈教授对于软权力阐述曾经出现的自相矛盾的观点,此处的分歧一时竟难分高下。因为约瑟夫·奈教授一方面批评外界将好莱坞、可口可乐等大众文化等同于他的软权力概念是对其理论的曲解和误用[22],另一方面又把包括影带、音乐、卫星电视等在内的美国大众文化在其他国家传播的例子当作美国软权力发挥吸引作用的证据来使用[23]。
而根据国内学者对软权力理论研究做出的新发展,这个争议倒是不难解决。根据龚铁鹰博士的研究,约瑟夫·奈教授的软权力理论主要是指一种“同化性”的权力[24],孟亮以吸引力大小与稳定程度为依据,将同化性权力的吸引范畴界定在中间层次。根据这种新发展的软权力层次分析理论,可知以器物技财类为代表的软权力资源一般只能产生边缘层的吸引效果,如果作为中间层软权力资源代表的制度规范等没有发挥吸引作用,边缘层权力的吸引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直接达到观念精神等核心层软权力的吸引效果。[25]好莱坞、麦当劳、可口可乐等显然属于器物技财类软权力资源,而且验证这类资源吸引效果的证据也不难找到。例如,美国大片、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在中国的存在数量不见得比在苏东国家少,但是没有主导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走向。
俄罗斯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曾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政府代总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杜马议员等职务的盖达尔先生,通过解读1985~1991年关于苏联国内情况的档案,驳斥了在俄罗斯占据主流地位的说法——强大的苏联是被异族敌人所葬送,他认为苏联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苏联的解体是国内各种问题与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他“比许多人了解得更为清楚”。是美国的价值观和政治文化主导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走向吗?他认为尽管在俄罗斯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恶魔般无所不能的观念广为流传,俄罗斯素来也有将自身的问题归结为外国阴谋诡计的传统,但是华盛顿对中央情报局主流的看法却是:中央情报局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苏联以及其后的俄罗斯事态发展各方面都显示出了十足的浅薄无知。美国中央情报局由于未能发现苏联即将发生危机和崩溃的征兆,而被批评它的人看作最大的工作失误。[26]
根据这些发展了的软权力理论和相关实证材料对这些理论的支持,笔者倾向于认为关于苏东阵营失败原因的后一种解释更有说服力。
以上分析说明,经过修正与发展的软权力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在不断增强。这也启示着后续研究:软权力理论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