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欧盟对非援助有诸多相关政策文献，为笔者研究欧盟对非援助政策的政治导向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一 欧盟援非政策研究
这类文献国内和国外均非常丰富，主要在五个方面探讨欧盟对非洲的援助政策。
其一，从欧盟的非洲战略、欧盟对非洲政策的角度探讨欧盟对非的援助政策。如史蒂夫·金汉的文章《欧盟的新非洲战略：有理由保持谨慎的乐观》[4]与丹尼尔·巴赫的《欧盟与非洲的新战略伙伴关系：模范还是安慰剂》[5]通过探析欧盟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变化来论述，主要基于2005年欧盟出台的《欧盟与非洲：走向战略伙伴关系》为政策文本进行探讨。他们的观点较为中庸，在肯定积极方面的同时，也对欧盟与非洲实质关系的进展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还有学者从机制的角度讨论欧盟与非洲的关系。金玲的《欧盟对非洲制度机制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6]论述了自2007年里斯本峰会后，欧盟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对原有的对非机制进行了调整。这篇文章在分析欧盟对非机制调整背景以及调整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它对当前中国对非机制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压力。王学军在《欧盟对非洲政策新动向及其启示》中认为欧盟对非政策逐渐表现出以下特点：“强调欧非双方权利平等，责任共担；将发展、安全和治理结合在一起，表现出明显的贯通性；超越国家中心主义，在政府之外又将非洲的非政府组织、次区域性组织等作为重要的合作对象；注重国际多边合作，力图将新兴大国尤其是中国的对非政策纳入其框架；强调人权、环保、一体化等全球性规范与观念，推行‘气候外交’和‘环境外交’等低政治领域的合作，以塑造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形象。”[7]该文指出欧盟政策的新举措有利于非洲的发展与安全。
其二，以《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为切入点，探讨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关系。如杨逢珉的专著《〈洛美协定〉下的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关系》[8]系统研究了《洛美协定》对南北之间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并分析了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可能的走向。刘明、郑先武、胡杰和原牧等人[9]均有论文对《洛美协定》有具体的论述，这些文章中不但剖析了《洛美协定》中的具体援助政策，还对该协定起到的作用进行分析。中国学者对《洛美协定》大都持肯定态度，也有学者指出《洛美协定》是非互惠的，对非洲的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国外学者也有许多探讨《洛美协定》成效的文章[10]，对其作用基本持肯定态度，但是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其中艾伦·弗雷伍特斯的专著《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洛美协定及其影响》[11]对《洛美协定》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虽出版于1980年，但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的分析比较透彻。
其三，欧盟对非援助政策的内容、特点。本研究参考了国内文献十余篇期刊论文和一些硕博论文。周玉渊和唐翀的文章《欧盟对非援助协调新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12]根据欧盟2011年出台的《增强发展政策的作用：新的变革议程》的文件，分析欧盟目前发展援助的框架与特点，认为欧盟的对非援助协调在现实中却存在尚难克服的结构性困境，指出欧盟对非多边援助协调为中国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和多边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戴瑞的论文《冷战后欧盟援非政策的调整——规范传播理论的视角》[13]从规范传播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欧盟对非援助问题。王新影的《欧盟对外援助与欧洲一体化》[14]联系欧洲一体化探讨欧盟的对外援助问题，其中包含了欧盟的对非援助。朱天祥的《中国和欧盟软权力的比较——以中欧对非洲发展援助为例》[15]从软权力角度比较中国与欧盟的对非援助问题。张永蓬的《欧盟对非洲援助评析》除了对欧盟的对非援助政策及成效做了评价，还认为非洲的落后并非仅仅靠援助能够解决问题，非洲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根本上要靠非洲国家自身的努力。[16]吴燕妮的《欧盟发展援助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及解决》[17]认为2009年《里斯本条约》的最终生效为其发展援助政策的实施带来新的契机和挑战。欧盟必须面对资金、成员国以及附加条件等发展援助障碍，探索新的援助思路，从而提高发展援助的力度和效率。在国外研究中，弗洛里安·基特的《欧盟的援助结构：近期走向与政策导向》[18]从政策导向的角度，介绍了欧盟发展援助机构和制度，对欧盟发展援助的政策导向进行了说明，对欧盟遭遇的债务危机及对发展援助走势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预测，指出欧盟根据2005年的《巴黎宣言》更加注重援助的有效性。
其四，欧盟发展政策与发展合作。使用发展政策与发展合作的术语是因为学者们更希望体现欧盟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平等性。这类文章从欧盟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角度探讨发展政策与发展合作问题。如威廉·布朗的文章《重构南北关系：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下非加太国家同欧盟的发展合作》[19]以南北关系为视角，对《科托努协定》出台后欧盟与非加太国家的关系进行了检验，认为新的政策调整给欧盟与南方国家关系带来了挑战。刘丽云的《试析欧盟发展政策的新特点、新取向和新功能》探讨了欧盟在对外发展政策中开始强调人权、民主和良治等问题，认为欧盟注重发挥“软实力”，以欧盟的发展理念和行动影响国际援助发展进程，并使发展政策成为欧盟多边主义外交活动的重要领域。[20]
其五，冷战后以及21世纪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变化的原因。如刘丽云的《欧盟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从内外两方面分析欧盟政策转变的原因，她认为苏联解体及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迅猛发展，使欧盟需要寻找新的目标与动力，这是其调整的外部原因；欧盟国家内部援助疲软，公众普遍对援助结果不满是其调整的内部原因。[21]文森特·马勒的《洛美协定：评估南北制度性的关系》[22]则认为转变的原因是：非加太国家经济情况持续恶化，欧共体对原料和粮食的需求不再急切，其注意力转移到了内部经济货币同盟及东欧国家上。另外，终结《洛美协定》是世贸组织所提倡的非歧视性原则、多边援助、互惠原则的要求。但理查德·吉布的《后洛美时期：欧盟与南方国家》[23]认为欧盟不是由于世贸组织的压力被迫修改《洛美协定》的，而是以遵守世贸组织原则为托词，因为做出改变符合其利益。史蒂夫·赫特在《合作与强制：洛美协定的终结及欧盟与非加太国家间的科托努协定》[24]一文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还认为《洛美协定》的终结是由于它并没有实现其目标，没能给非加太国家带去经济增长、没能实现出口的多样化、没能解决贫困问题，反而对欧共体的依赖加深。相比之下，那些没能得到《洛美协定》优惠待遇的国家的经济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所以非加太国家的转变和改革需要内部和外部政策的刺激，而《科托努协定》下的经济伙伴协议给非洲结构调整带来了希望。综上，国内外学者关于欧共体（欧盟）对非加太国家援助发生变化的原因主要有：国际局势的变化、援助国内部的变化、竞争国家和地区的出现、非加太国家谈判筹码减少和能力下降、世贸组织的规则的要求、以前援助效果欠佳等。
二 欧盟对非援助中的人权、民主和良治导向问题研究
冷战后至今，欧盟对非发展援助政策及其实践均受人权、民主和良治这一政治导向的指导。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英文文献比中文文献更多，但它们均是分别探讨这三个问题的。
第一，关于人权导向。
关于人权导向问题的研究，中国学者的论文比外国学者的论文多，对民主、良治导向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多。如刘博的《欧盟对外贸易与发展政策中的人权向度——从〈洛美协定〉到〈科托努协定〉》[25]仔细解读了欧盟发展援助政策中的人权内容，认为欧盟以人权为导向，以贸易与发展为中心，以援助与制裁为后盾，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权力政治”的人权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对欧盟的对外贸易与发展援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该论文对欧盟发展政策中的人权政策演变进行了较为翔实的分析。刘万平的《欧盟外交中的“人权关”》评论说，尽管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优势，但欧盟外交中仍存在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中人权问题尤为重要，成为欧盟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准则。[26]刘晓平在《欧盟对外援助之“人权导向”对非洲的影响》[27]一文中将欧盟作为政策工具的人权条款区分为积极措施和消极措施，认为欧盟奉行“双重标准”的做法损害了人权条款的一致性和公正性，但客观上对非洲国家人权发展与民主化进程，以及非洲和平与稳定起到了外力推动作用。张华的博士学位论文《欧洲联盟对外关系中的“人权条款”法律问题研究》[28]则从国际法角度对欧盟对外关系中的“人权条款”进行了分析，重点探讨了第四个《洛美协定》和《科托努协定》中人权条款及其实施机制。该论文为笔者提供了丰富的法律知识支持。
外国学者对欧盟人权条款产生的原因及其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如萨拜因·凯里的《欧洲的援助：人权与墨守成规》[29]认为，欧盟在冷战结束后开始反思援助效率低下的原因，逐渐将援助与尊重人权联系到一起。他在分析了1978年到2003年欧盟发展援助的数据后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欧盟越来越多地强调人权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援助过程中除了德国做得较好外，其他国家依然受制于官僚体系的惰性，实际效果不明显。这已成为欧盟对外发展援助中的主要障碍。而劳拉·费利乌的《两层游戏：西班牙与摩洛哥的民主和人权推进》[30]则通过摩洛哥案例证明，西班牙在推动摩洛哥民主发展和人权状况改善中起到了作用，使得摩洛哥的民主人权状况明显优于其他北非国家。
第二，关于民主导向。
在这个问题上，中文文献极少。仅有刘建飞的一篇总体讨论欧盟对外政策的论文，没有专门涉及欧盟对非援助的民主导向问题。他在文章《欧盟对外政策中的民主因素》[31]中指出，欧盟对民主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其政策文件与美欧关系中，欧盟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西式民主制度的意愿从本质上与美国是一致的。作者认为欧盟表面上宣传民主的好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实行“双重标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并不公平。
英文文献对该问题关注较多，大体是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一问题的。一是从欧盟对整个发展中国家政策角度讨论对外援助的民主导向问题。如理查·扬斯的《欧盟导向民主援助：学习正确的经验？》[32]认为民主与人权已经成为欧盟在对外援助中的重要的条件。欧盟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旨在扩大民主的适用范围，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欧盟试图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和良治促进的影响力。但是，该政策在概念上及实际中都存在缺陷。塔尼亚·博泽尔和托马斯·里斯在《一种模式适应全部！欧盟在推动人权、民主和法治方面的政策》[33]中指出，冷战后民主化已成为全球公认的发展趋势，欧盟在促进民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该文从第四个《洛美协定》开始对欧盟推进民主的发展政策的历史做了详尽回顾，并对欧盟的民主促进战略进行评估，认为欧盟的民主促进政策是基于欧盟的实际提出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欧盟不同，因此出现了问题。在这一点上欧盟需要不断调试。皮特·伯内尔的《从评估民主援助来评价民主的推进》[34]认为促进民主的战略与国家的政治关系有关，不同的战略带来不同的影响。为促进民主政策的有效性，目前多个国家组织对民主援助的评估是积极有益的。
二是用具体的案例检验欧盟以民主为导向的对非援助。如理查德·吉莱斯皮和理查·扬斯的《欧盟推进民主的主题》[35]选取了欧盟对北非的政策，验证欧盟推进政治民主的有效性。作者在这一问题上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认为欧盟的援助政策切实推动了北非的民主化进程，同时推动了南北合作机制的构建。戈登·克劳福德的《欧盟与非洲的民主促进：加纳案例》[36]则选取了加纳案例来检验欧盟对非民主推动政策的收效，认为欧盟的这一政策在实践中收效甚微，并探讨了在实践中效果不佳的原因，其结论是欧盟民主导向的对非援助政策尽管失败甚多，但加纳案例却给欧盟展现其推动非洲民主进步的决心提供了试验场。
第三，关于良治导向。
关于良治导向问题，中文文献只有一篇关于欧—地伙伴关系的文章。宋黎磊的《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发展研究——基于欧盟周边治理的视角》主要探讨了欧盟对于地中海区域的治理。欧地伙伴关系涉及欧盟对北非国家的政策，欧盟除了提供经济援助与贸易优惠等政策，还对该地区的政治改革进程施加影响，输出一贯的价值观和制度。作者提出：“对地中海区域国家来说，他们希望利用欧盟推进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所带来的机遇，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但排斥欧盟所谓共享价值观的政策前提，《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努力协调内部对此区域外交的分歧立场，并继续推行与这一地区建立大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但欧盟期望中的政治改革、民主进程等既有治理目标仍难以推进。”[37]英文文献对良治导向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整体上的，涉及对非洲本身的内容较少。如埃里克·纽梅耶的《给予援助的模式：发展援助中良治的影响》[38]对良治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在对良治及其与援助的关系进行梳理后，设计了检验模式，并将已有的数据带入检验模式中寻求援助的实际作用。其结论是较为合理的援助模式用于有良好治理能力的国家会使该国获得较大的发展。萨拜因·灿格在文章《良治与欧盟援助：政治条件性的影响》[39]中检验了从1980年至1995年间，德国、法国、英国以及欧盟是否切实落实了它们的承诺，即给予拥有良好治理能力的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其结论是：欧盟的援助并不依赖于对良治的评判。英、法、德主要选择前殖民地国家给予援助，而欧盟则侧重于非加太伙伴关系国家。马里奇奥·卡蓬在其文章《欧盟，良治与援助的协调》[40]中回顾了2000年以来欧盟将良治与援助挂钩的重大政策转变，认为欧盟在援助问题上扮演了一个有力的独立角色，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这给世界银行及美国的主导地位带来了挑战。其结论较为消极，认为欧盟的雄心壮志与其实践存在差距，而且欧洲援助国之间政治协调的增多使得发展中国家可选择的政策空间更加狭小。
三 对人权、民主和良治问题的研究
鉴于直接研究欧盟对非发展援助政治导向的文献较少，笔者试图对人权、民主和良治政策进行分别的文献梳理，以期为研究奠定更丰富的材料基础。
第一，对人权问题的研究。
其一，欧盟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经验。保护人权思想兴起于启蒙时代的欧洲，冷战后，欧盟在保护人权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为欧洲人权的改善和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欧盟在尊重人权方面是典范，其理论和经验可以为非洲乃至世界提供借鉴。因此，梳理欧盟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经验的文献非常有必要。
杜仕菊的专著《欧洲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以欧洲社会现代化进程为视角》[41]认为，二战的创伤使得人权、民主及法治思想在欧洲复兴，成为欧洲人共同的理念，之后《欧盟人权公约》的颁布标志着欧盟人权机制的建立。在欧洲国家现代化的兴起过程中，人权是最响亮的口号，人权理论也是那些内源性现代化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原因之一，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欧洲的人权实践也不断拓展。该书以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为视角，提出人权问题与现代化问题始终相伴的基本观点，说明人权理论与实践在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由皮特·范·戴克等人编纂的《欧洲人权公约的理论与实践》[42]一书从人权法的视角，分为八章对欧盟人权公约的具体内容及在实践中欧洲法院、欧洲议会及委员会等机构是如何实行保护人权的规定进行论述，并结合实际案例加以佐证，这是了解欧盟人权保障制度和过程的一本专著。
在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方面，刘博的博士论文《欧盟对外人权政策研究》选择欧盟一体化特别是政治一体化作为研究视角，把欧盟对外人权政策置于欧盟一体化进程，借助欧盟一体化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解读，重点阐明欧盟对外人权政策发展与欧盟一体化进程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表现在：欧盟在实践中已经把人权处于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位置；欧盟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一步步将人权规定融入外交政策；在扩大过程中欧盟遵循人权“最大化”和“条件性”的立场，发展出一套人权政治；欧盟的各个机构都参与了人权政策的协调、制定和执行，增强了凝聚力，强化了他们的共同身份。[43]杨成铭的文章《〈欧盟宪法条约〉对欧盟人权保护的影响》认为：“《欧盟宪法条约》的通过和生效从根本上矫正欧盟经济、政治、军事和人权的不对称性，使欧盟的人权保护从政治层面提升到司法层面。这一条约还从根本上弥补了欧盟的‘人权赤字’，将欧盟的人权保护制度与欧洲理事会的人权保护制度相连结，使欧盟的人权保护由点扩大到面。可以期待，随着条约的生效和施行，欧盟的人权保护将逐步处于区域性和全球性人权保护的领跑地位。”[44]
其二，非洲的人权状况。与欧盟的情况正好相反，二战结束后，非洲是世界动乱最频繁的大陆，也是全世界最贫困和人权保护状况最差的地区，许多民众连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维护。对非洲人权状况研究的国内外文献都较为丰富。其中以联合国的分析报告居多，每年的“千年发展计划”及《非洲地区发展报告》中都会涉及当年非洲人权保护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刘湘平的硕士论文《非洲人权保护机制研究》[45]采用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法，对非洲的人权保护机制的建立背景、具体内容，评价及对国际人权保护的启示等方面进行探究。夏吉生在《非洲人权事业的新进展》中指出非洲人权进步表现在：人权问题日渐受到非洲国家的重视；维护人权的风气正在逐步发扬；认真反思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积极处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妇女参政的机会日益增加；建立了多个维护人权和发扬民主的组织机构等方面。但是非洲人权事业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其发展是长期而艰辛的，只能在困难中不断前进。[46]
另外，还有一些文献针对非洲人权状况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洪永红和周严的《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述评》[47]以2006年7月非洲人权法院成立这一事件为案例，分析和探究其能否成功履行职能。认为人权法院受制于非洲国家的支持程度及其具体运作能效。曾龙和贺鉴的《论非洲的集体人权观与第三代人权的确认》[48]从观念和制度层面分析非洲的人权问题，认为非洲对第三代人权的确认主要体现在以《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为主体的非洲人权法中。在援助与非洲人权的保护问题上，熊文驰的《人权、援助与发展问题——以非洲国家为例》一文以“发展权是不可分割的基本人权”为前提，并以非洲为例探讨切实推进发展中国家人权与发展的可能途径。[49]他认为发达国家在对非援助中严苛的附加条件，损害了非洲已有的发展能力。中国则推动了非洲的发展。坦桑尼亚的学者科斯特·马海路在文章《人权和发展：一种非洲的观点》[50]中审视了人权和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考察非洲国家的实践。该文认为虽然非洲在多种制度及人民意识中都意识到人权的重要性，但是非洲国家依然受殖民主义的侵扰，维护人权、促进发展则必须与这一矛盾对抗，但非洲人权的保护前景是乐观的。
第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
其一，欧盟对政治民主的认识及经验。欧洲是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地区，民主思想在多位欧洲思想家的研究和实践中得到拓展，政治民主的发展水平较高。欧盟成立后，民主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运行及推动欧洲的继续发展成为欧盟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欧盟在其政治民主的发展和改进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
法国学者鲍铭言和迪迪尔·钱伯内特的专著《欧洲的治理与民主——欧盟中的权力与抗议》[51]指出，在二战结束后，欧洲公民与欧盟机构的关系在不断发展与变化。该书探讨这种关系的复杂本质，并揭示欧盟中各个利益集团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某些领域中，抗议者是如何进行动员的。该书对集体行动及其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发生的种种变化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它的基础性假设是：“从相对来说不太显眼的游说到比较公开地伸张自己权利的抗议示威活动，各种施加影响的方式构成了欧洲新兴的民主体制的轮廓。”[52]赵晨的博士论文《超越国界的民主——欧盟民主问题研究》指出：“在欧盟政治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既有西方民主国家传统的代议民主制政治，也有西方民主理论界新提倡的参与式和协商式民主。由于欧盟的不确定性，它还没有形成成型的民主制度，欧盟仍在探索平衡的民主新形式道路上前行。”[53]美国学者薇薇·安·施密特的文章《欧盟的民主：欧洲一体化的影响》对欧盟民主制度给不同制度成员国带来影响的差异性进行了分析。认为欧洲化使欧盟各成员国的治理实践与民主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冲突，而各成员国受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体制的适应程度。作为一个复合制超国家政体，欧盟的治理活动通过授权多种权威造成权力高度分散，这种方式对通过单一权威进行管理的单一制政体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破坏性远大于通过多种权威分散管理的复合制政体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然而，国家领袖未能创造出反映欧洲化现实的新观念与新话语，这是欧盟成员国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54]。德国学者贝特霍尔德·里滕伯格和西蒙·迈耶贝克的文章《欧盟的外部治理：欧盟在欧洲内外的民主促进》一文分析在欧盟扩大及新的欧洲邻国政策（简称ENP）背景下，欧盟如何通过政治条件性在目标国家促进民主。该文最后得出结论：“‘结果逻辑’是民主条件性得以遵守的主要驱动性力量。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盟成员国资格前景以及较低的国内权力成本是有效促进民主的必要前提；同时，民主条件性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目标国家对实施欧盟规则的成本—效益估算，同时还取决于他们对于政治条件性的合法性、确定性以及公信力的认识。”[55]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对欧盟创新出的新的民主模式有所研究。张迎红的《试论欧盟多重治理结构中的民主机制》[56]和雷建锋的《多层治理：欧洲联盟正在成型的新型民主模式》[57]都对欧盟多层治理进行探析，认为欧盟的这一举措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对代议民主制的补充和超越，有利于欧盟合法性的重构。
其二，非洲的政治民主发展及现状。伴随20世纪60～7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化浪潮，非洲大部分国家逐渐摆脱宗主国的统治建立新的国家，同时通过学习宗主国的政治体制建立了民主制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非洲的政治民主有了显著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严重的弊端和漏洞。李安山的文章《探寻非洲民主之路——国际学术界对非洲民主化问题研究概述》专门对非洲民主化问题进行了文献梳理和综述，文章概括介绍了国外学者对该问题的理论探讨。关于非洲民主化，国外学者的主要观点有：法治、人权和可信的政府等是非洲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前景不容乐观，军队干预使民主化成为政治悲剧；市民社会成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不同类型的市民社会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不同；非洲民主化进程实际上是各个阶级权力平衡运作的过程，民主化在一些国家形式多于实质。[58]这篇文章对笔者了解非洲政治民主的情况非常有益。意大利学者阿尔贝托·麦克里尼所著的《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59]是一本偏重实践的著作，书中对“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多边与双边机构、后方的和平构建、非洲大陆上的和平构建、改革与挑战等非洲大陆现今的民主发展情况及存在问题都有涉及，为本研究提供实例。张宏明的专著《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60]以系统的方法对非洲国家的政治演化历程进行多学科的全方位透视，探寻为何非洲政治民主的发展一直不尽如人意。结论认为，非洲国家内部政治发展受非洲传统政治文化及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外部发展并没有完全摆脱外部的影响，缺乏自主性。贺文萍的著作《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61]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从理论上阐述民主概念的起源和界定，探究非洲民主化的发展历程，分析制约非洲民主化进程的各方面因素，并对十余年来非洲民主化的发展做出评估；下篇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四国在政治体系上的探索。德兰的硕士论文《冷战后的非洲：国际环境中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62]重点考察非洲国家的本质和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进程，分析欧洲对非洲民主发展的影响。认为非洲国家想要构建新非洲大陆秩序是有可能的，但必须依赖于非洲国家政府建立合理的民主结构，同时依靠自身的努力。奥达·范·坎能伯格的文章《非洲的民主发展：在制度语境下考量》[63]认为建立民主制度已经被视为维护非洲国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但是非洲国家的民主通常被强大的行政力量干预。尽管非洲表面上已经建立起全民选举及多党政治，可是国家力量都集中在过于强硬的总统手中，事实上给非洲民主的发展带来障碍。
第三，对良好治理问题的研究。
良治是20世纪末才逐渐兴起的新概念，指政府通过具体手段增强国家的治理效能，从而更好地保障人权，促进经济和民主的发展。本研究中探讨的良治主要是欧盟对非援助提出的政治要求。其中主要包括要求非洲降低腐败程度，分散政府的行政权力以及加强公民社会的构建等。同人权和政治民主的文献梳理类似，对良治的研究也分为两个部分进行论述。
其一，欧盟对良治的认识及经验。欧盟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改进其治理制度，提高治理能力，在国家治理问题上拥有丰富的经验。刘文秀的专著《欧盟的超国家治理》[64]对欧盟的超国家治理模式、主权让渡、运行机制、具体实践以及相关利益集团的影响进行了论述。由周弘和德国学者贝娅特·科勒·科赫共同主编的《欧盟治理模式》[65]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从欧洲国家体制、欧盟社会治理、欧盟外部治理三个方面以多角度纵深探讨欧洲模式下的欧盟治理问题。该书结合中欧双方学者的不同观点，对本研究有启发意义。朱贵昌的专著《多层治理理论与欧洲一体化》通过多层治理的视角，考察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政治架构、制度安排、决策体系及治理模式改革等问题。作者认为，欧盟治理体系是民族国家自主选择的结果或者说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反映了民族国家功能和角色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趋势。[66]
另外，还有诸多期刊论文对欧盟的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比利时学者皮埃尔·维考特伦的文章《从〈里斯本条约〉考察欧盟“统治—治理”现状》旨在考察《里斯本条约》对从“统治”到“治理”这一转变过程的影响，所依托的核心概念是“统治—治理”。通过分析条约的内容和欧盟决策程序的演进，作者发现《里斯本条约》反映出二者互动的动态过程，这可能标志着治理向“新型欧盟治理”转型，某些特征已经初具轮廓。[67]伍惠萍的《欧盟治理中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从政治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入手，着重探讨这两者对于欧盟治理结果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两者在欧盟这个复杂政治体系内的现状和建构可能性。作者的主要观点是：欧洲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是欧盟民主治理的规范性要求，但鉴于这两者在欧盟层面发展的局限性，融入式欧盟民主治理这一理想远景的实现可能性不宜估计乐观。[68]牛海彬的文章《欧盟治理的变量与困境》[69]指出欧盟认同是欧洲治理的文化基础，当前欧盟治理的困境主要是民主赤字和认同羸弱影响了主权让渡。伍贻康的论文《欧盟软力量探析——欧盟治理模式的效应评价》重点分析了欧盟区域共同治理模式，认为其创造了新的国际机制。作者认为：“这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代表和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基本倾向和发展趋势——走向国际和谐融合，其蕴含的某些理念、精神和经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欧盟治理模式是一份可供世人分享的、丰富的国际公共产品，其理论的探索意义以及现实参考价值值得学界进一步深入探究。”[70]
其二，非洲国家治理的现状。非洲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中文较少，国外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夏吉生在文章《良政与非洲民主和发展》中指出良政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非洲开始流行的一个理念，实施良政是非洲谋求发展复兴不可或缺的条件，日益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重视。良政与民主和法治结成一体，在一定意义上，良政就是民主施政和依法施政。非洲独创的“非洲对等督查机制”对良政的发展起着促进和监督的作用。[71]杜小林的《良治还是良政？——非洲国家如何治国理政》[72]探讨了非洲对政府对良治问题的应对，认为实施良治促进了非洲国家的发展，并列举南非与埃塞俄比亚的案例证明这一观点。在促进良治的具体方式问题上，《非洲联盟预防和惩治腐败公约》[73]的出台对减少非洲的腐败非常有必要。陈尧的《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中提出，公民社会在20世纪后期全球范围的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许多学者用公民社会范式来分析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动因、进程及其特点。但是，实证研究表明，尽管非洲公民社会的发展非常迅速，但非洲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力量仍然弱小，对非洲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影响力有限。究其原因，在于非洲公民社会发育的不成熟及其产生的脆弱性，表现为公民社会缺乏整体性、发育迟缓、力量弱小、适应能力差等。这种脆弱性决定了非洲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将是一个长期过程。[74]
肯普·罗纳德·霍普在文章《向着良治和可持续发展迈进：非洲互查机制》[75]中指出，作为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实际成果，非盟国家通过了《非洲互查机制》。作者认为这一机制的出台是非洲领导人寻求扭转非洲国家政府政治独裁、缺乏责任感的局面，试图发展民主、惩治腐败，增强经济管理的透明度的行为。并进一步认为该机制给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好处，同时反作用于非洲的实际发展。众多的国外文献对非洲良治问题的研究均较为细致，有许多案例研究。克莱尔·墨瑟的文章《创立伙伴关系：公民社会与坦桑尼亚良治的幻想》[76]考察了坦桑尼亚的经验。西方援助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减免债务的框架下，在该国推行善治和伙伴关系。这篇文章主要关注坦桑尼亚国内社会的整合及治理结构的调整。认为坦桑尼亚的公民社会在国家治理结构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推进良治的不断调整。由彼得·朗塞特等人所写的《非洲的良治：乌干达的案例》[77]分三个部分论证在政府、公民社会和发展机构之间需要建立伙伴关系。作者的研究重点是良治的能力建设、控制腐败建立公正的氛围以及加强公共服务的能力。奥比·凯文·伊赞伊里的著作《尼日利亚的民主和良治》[78]一书对尼日利亚民主和良治情况进行分析，结论认为民主和良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目前尼日利亚虽然试图改善国家实力能力，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综上，通过拆分具体内容，笔者收集到一些分别对欧盟对非援助政策中的人权、民主和良治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另外，在人权、政治民主和良治这三个大问题上，欧盟拥有绝对的优势和经验，而非洲在这些方面情况堪忧，确实需要在人权保护、发展民主制度及推动良治方面进行改善。对上述文献的分析和梳理对本研究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四 既往研究的不足
欧盟对非援助政治导向中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人权、民主和良治问题，国内外既往的文献做了许多研究，有的研究相当深入，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其一，国内外尚无专门对欧盟对非援助政治导向问题及其影响的研究成果。其二，欧盟援助中的人权导向问题研究的成果虽比较多也相对较深入，但民主和良治导向问题的研究成果国内几乎没有。国外的研究虽然涉及欧盟对外援助的民主和良治问题，但基本上是从整体上探讨政策导向的，少有具体到欧盟对非洲援助的民主和良治问题。而且国外学者多是欧美学者，他们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来看待欧盟对非援助的民主和良治导向问题，虽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受西方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难免使一些研究忽略了非洲国家不同于欧洲的现实。其三，人权、民主、良治既是政治学的理论问题，也是非洲政治发展的实践问题。当这些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本质上属于经济问题的援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将会产生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化理论研究和解决实践问题，这也是欧盟对非发展援助政治导向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