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河西走廊与“多元互构”历程

（一）王朝政治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与河西战略意义的流变

王剑利：“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历史上，河西走廊是屏蔽关陇、经营西域的门户与基地，是王朝经略天下的重要枢纽，如同“国之右臂”。但河西毕竟不是古代王朝国家的核心地带，其战略意义的具体呈现，还需要通过王朝政治空间结构的历史变迁来获得理解。在这一变迁历程中，河西走廊的战略意义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施展：政治地理空间的结构变化，一般来说都与安全问题的变化相关。要注意的是，王朝国家的安全与朝廷的安全虽然在本质上并不可分，但其侧重点却不一致。

从汉到清的历史中，“唐宋之变”是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王朝国家内部多有世族强藩，中原王朝北部的草原强敌虽然对王朝安全构成威胁，但对朝廷来说，其首要威胁来自王朝内部的强藩。比如，刘邦在刚得天下的时候想要定都洛阳，张良强调关东的强藩是朝廷的大威胁，劝服刘邦定都长安。而如果世族太强，皇上已无力压制，只能选择与他们合作共治天下，就会定都在世族的大本营。东汉以及魏晋定都洛阳，大多出于这一考虑。后来隋唐的强藩大本营不在关东，而在关中，对君主来说，洛阳与长安的意义就正好反过来。汉唐间王朝的政治空间结构始终以“东西关系”为主轴，国都不出关洛地区。

在这一时期，河西走廊对于王朝来说性命攸关，一方面，因为它离国都太近了，一旦河西有失，国都将直面严重的威胁。另一方面，因为靠近国都，河西的战略意义显著，其族群格局、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变迁，对于王朝的影响力度也是极大的。

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也开启了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此后，王朝国家内部渐无强藩，对朝廷来说，北部草原上的强敌则成为主要的威胁。于是，王朝国家政治空间结构的主轴就从“东西关系”转换为“南北关系”。其首都也相应地转移到长城沿线地区，倘是中原农耕王朝，则以此来防备北患；倘是涵盖中原-草原的二元王朝，则以此控御两边。由于从辽代开始的二元王朝皆起自东北，这也就决定了，只有定都北京，方可形成对中原、草原、东北的多方控御。

北京与河西相隔千山万水，河西的形势对王朝的安全而言就不再是性命攸关了。但是王朝若想达到一个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的持久和平之秩序安排，则必须以河西为中介，衔接起各个方向。河西的战略意义，就此也发生了深刻变迁；而河西的族群格局、文化、贸易等方面的发展，也以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方式影响王朝秩序。

（二）文武之道——河西学脉的流传

王剑利：你的分析，把河西走廊的历史地理置于一个宏大的时空格局中，可以解读出很多意义。我们还可以讨论河西走廊之所以成为过渡地带的历史进程以及发挥“多元互构”作用的动力机制。这是个很大的议题，我们的专题学者从不同角度可能都会有所呈现，相信其整体机制也会在此学术互动过程中浮现出来。

河西走廊是历史上农耕和游牧对抗、互动的最前沿，也是移民屯田戍边的主要区域。自西汉锐意经营西北，河西就成为一个农牧交错的多族群交往地带；同时，河西走廊是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的主动脉，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融汇通道。从西汉中后期起，河西的文化由边荒转向繁盛，成为崇文尚武之地。边塞冲突与战争、东西文明沟通与融汇、过渡地带的特殊环境历练出了河西走廊的“文武之道”。汉朝的河西走廊出现了大量“文为儒宗，武为将表”的两用人才，他们谙熟“羌胡习性”和地理，既能驰骋沙场，亦能讲学论道，文武传家。张掖城区水溪的主要源头甘泉，自城南分为文流和武流两翼，汇合于城北，在城北的甘泉遗迹上就曾有题额“文武一道”。在我看来，文武之道，相得益彰，是河西学脉萌发、沿袭的独特生命力。

施展：这让我想起陈寅恪先生谈到的河西学脉对于儒家文化传承之重要性。晋室南渡之后，在河西走廊这里先后建立过被统称为“五凉”的五个割据政权，河西学脉就出于它们对儒家文化的保存。

魏晋之际，官学沦废，学问中心转以家族为载体。西晋末年，海内鼎沸，两京荡为丘墟，学问家族四处流散，除了逃向江左之外，相对来说隔离于中原、秩序安定、经济富饶的河西走廊也成了一个重要的逃亡方向。诸“凉”的君主有汉人也有胡人，但都很重视儒家文化。439年，北魏灭掉了最后一个“凉”国，河西学脉也就被北魏所吸收，成为它极重要的文化来源，甚至影响到北魏后期迁都洛阳这种重大决策。

要理解河西学脉，还有个重要的现象值得关注。历史地理学者李智君的研究发现，河西走廊那些传承学脉的大族，主要是自西汉时期开始在河西本地孕育出来的。河西大族的出现，甚至比中原地区还要早，这也就让河西学脉有了更长的孕育时间。到了晋末天下大乱，中原学道废弛，河西学脉不辍，遂显出来了。河西更早出现大族，也许可以从政治经济学上做出解释。河西走廊在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绿洲贸易通道，绿洲贸易要横穿漫长的戈壁，条件恶劣，风险很大。除非有超额利润来对冲掉风险，否则没有哪个商人能够持续经营下去。垄断地位是带来超额利润的最简单手段。所以，我们看那些绿洲地区，通常都有几个垄断性的大商人家族，这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经济学结果。直到近代的交通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绿洲贸易的风险性急剧下降，才能够打破这种状况。

在南北朝时期，读书是极其昂贵的事情，刘裕灭后秦入长安，接收的书籍不过四千卷，北周、北齐的宫廷藏书也不到四万卷。宫廷尚且如此，民间藏书的成本就可想而知了，故而学问大族必须得是财富大族才支撑得起。财富对学问虽不是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

河西学脉虽然盛极一时，但到北魏灭北凉时，迁走了北凉都城的主体人口，河西学脉便一落千丈。于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中原的战争，却在河西的文化上形成一种活塞效应，推动着儒学西行，又拉动着它东归。但是，其间的驱动力又是复杂的，还可以把观照视野放得更大一点。

王剑利：视野放大的话，还可以横向做个对比。依李智君教授的研究，河西学脉在东汉中后期走向繁盛，同时期的河湟谷地、黄河沿岸的塞上同样战事频繁，却并未如河西一般发展出文武并重的文化繁荣。由此可见，河西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与门户，因丝路的开拓而带来东西思想汇流、多族群交往互动，以及对各族风习、中外文明的兼收并蓄，为文武之道的塑造注入了超越中原儒学的多元基因。这种在过渡地带蕴养出的文化基因，不仅是该地域多元文化共生繁荣的重要根基，反过来也成为刺激中原儒学成长演化的生命活力，为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无限的潜力。

（三）多元共生——东西文化的交汇

王剑利：一方面，河西走廊“尚武”的民风不仅体现于历史上“关西出将”，还如墨迹弥散一般濡染在民间信仰中。民间信仰通常映射着一定地域的人们最朴素的期望，亦为地方社会应对酷烈环境进行文化调适的重要渠道。在历史上的河西走廊，战争与干旱是制约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根据李智君教授的研究，在河西走廊的地方信仰中，崇祀历代拓边戍守将领和英烈的祠庙大多分布于农牧互动沿线，崇祀水神龙王也成为民间信仰圈层的核心之一。

我还曾读到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的一篇百姓发愿文，文中历数了十几个神灵领域，涉及佛教、道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以及自然崇拜等，祈求“一切诸佛”、诸神灵的慈悲救护。我们在实地考察文殊山时受到的冲击也不小，不但石窟群漫山遍野，各类道观寺庙遍布前山、后山，而且各神灵偶像共处一室、同享供奉。

固然，边塞征伐、环境酷烈之地的民众对宗教信仰有更为迫切的需求，但更重要的是，地域信仰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共生杂糅的鲜明特点，无不与河西走廊成为过渡地带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河西文化上的多元共生，亦是由冲突和沟通两大驱动力共同塑造的；同时，冲突和沟通的张力又将这种多元性辐射到过渡地带周边的区域和族群中。

施展：这种共生杂糅是很迷人的。儒学在传到河西走廊之后，也和地方文化以及从西域传入的多元文化发生融合。我们在高台县博物馆看到那个时期的大量墓画砖，砖上所描绘的各种场景，明显能看出儒家的礼仪、农耕生活当中融入了多元文化的内容。

另一个方面，儒学向河西的“文化西行”还使得佛教通过河西实现“文化东行”获得了重要助力。李智君教授的研究在这方面也很有启发性。佛教是来自印度的异域宗教，它要想传入以儒学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原，必须先与儒学发生某种交汇，恰恰是河西使得这种交汇成为可能。西行而来的儒学在河西无法获得政治上强大的支撑，在文化格局中并不占据压倒性优势，它就必须与异文化共处，佛教因此获得了与儒学形成某种融合的机会。河西走廊，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中继站，才让佛教得以传入中国。

有趣的是，汉传佛教得以发展的这些历史过程，经常又是与非汉人的群体相关。比如，汉传佛教的奠基人鸠摩罗什是来自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的胡人，他被前秦大将吕光从西域带到凉州停留17年，在这里，他在思想上有了重大进展；吕光建立的后凉被后秦的皇帝姚兴所灭，姚兴又把鸠摩罗什带到长安，罗什在此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译经事业。前秦的建立者苻氏以及后凉的建立者吕光，都是氐人，后秦的建立者姚氏是羌人。后来鲜卑人建立了北魏。北凉的建立者则是匈奴人。长期穿梭于河西走廊的游牧族群，如月氏人，熟悉汉人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成为佛教传译的中间力量。胡人与汉人的历史活动形成了各种互动关系，最终促成了汉传佛教的兴盛。在佛教的传播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的多元共生并不是抽象存在的，是在多种人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当中展开的。

王剑利：蔺海鲲教授认为轴心时代存在螺旋式回归的现象，文化的多元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及人类的精神突破。他的研究展示出，在河西走廊，多元文化血脉相连、鲜活共生的现象比比皆是。通过西行与东来的文化构建，多元文化不是完全融合，而是鲜活地保持其特色且共生，并发育良好。

与此同时，在河西走廊上发生的儒学和佛学的共生又塑造了独特的民间文化。王文仁教授研究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两种民间曲艺，追溯佛教宣传转化为儒家教化的痕迹。在河西走廊，我们感受到了河西宝卷和凉州贤孝的独特魅力，它们由儒学、佛学、地方传统等多种文化基因、文化资源交融杂糅而成，河西特有的历史文化、人情风尚是其得以孕育繁荣的土壤。它们如同绿洲里的溪流，随着说唱艺人流淌于乡间与城市，是从底层社会和日常生活中塑造河西走廊精神气质的一个生动方式。

在河西考察时，武威文庙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武威文庙建于明代，原本是驻边官家子弟就学的地方，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也是全国三大文庙之一。文庙位于武威市城东南隅，其斜对面即是西夏博物馆。道路两边，幼儿园、小学、中学排列开去。在文庙的一个侧殿中，陈列着记载少数民族政权的碑刻，其中就包括用汉文和回鹘文书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另一侧殿中，竖立着武威历代进士的功名碑。在文庙这样一个承载地方记忆和民众教化的神圣空间中，孔子像、儒家追求的“天下文明”、通过科举走出武威进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官吏、记录少数民族功绩和民族互动历史的碑刻，错落交融。这种地方庙宇的空间格局，让人无法不去想象中原与边疆、农耕族群与游牧族群互动的鲜活场景。文庙，本是向民众实施儒学教化的重要空间和关键中介，武威文庙却让我们去想象在多族群共居之地，民众如何各取所需，维持其意义。

西夏博物馆矗立着汉文和西夏文写就的“凉州碑”（全称为“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正如碑上所记“番汉四众”，西夏治下的河西一个多族群聚居之地。馆内所展示的生产技术和民众生活，无不反映着历史上的族群交往、文化交流。其中，我对一部出土于武威的西夏文佛经印象尤为深刻，北宋人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但用实物为这段历史提供佐证的，恰恰是这部用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经。从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武威曾经是汉译佛经的中心，至西夏统治时期，河西走廊的儒学和佛教都获得了极大繁荣。在儒释道文化交流交融之外，先进的科技因素、生产技术亦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

（四）视野的敞开与激活

王剑利：河西走廊的历史和环境无疑塑造了西北特有的酷烈、粗粝和坚韧，同时，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不同族群、不同文明之间发生了深刻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河西文化的文武之道、多元共生。考察河西时，河西走廊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生命力让我深受触动。

施展：古人也同样深受触动，河西走廊为汉唐王朝带来了视野格局的敞开与激活，唐代边塞诗对此是极好的象征。唐宋之变后，那种摄人心魄的边塞诗就大幅减少了，由此也能看到河西走廊的意义及其与王朝政治空间变迁之间的关联。

诗人的视野与精神格局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视野与精神格局，唐代雄视万里、雍容豁达的精神格局，通过边塞诗获得了最好的表达。《全唐诗》里面有约两千首边塞诗，其中有一大半指向广义的河西意象。比如有名的“凉州词”，并非专写凉州，而是唐代所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多位大诗人都以此为题写过众口流传的诗篇。凉州乐舞是隋唐时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甚至唐玄宗时期的乐曲，也多以边地命名，如《凉州》《伊州》《甘州》之类。

我非常喜欢王维的一首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征蓬出于汉家边塞入于胡地，归雁告别中原水草还于胡天，胡汉不再是判然对立的两方，而是在一种宏大的视野格局中连续过渡的两个自然空间；各种斤斤计较的小气与“非我族类”的疑忌，在“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的雄浑之气中，被透视出琐屑与不堪。居延海是黑河水系的尾闾湖，诗人在这里听到数千里之遥燕然都护的消息，河西走廊连通中原、西域、草原的空间感，寥寥数字便得以完全展开。

没有边塞诗，就不会有光芒四射的盛唐气象；而没有河西及西域对于诗人视野的敞开，王朝的格局又如何才能打开呢？这些都成了中华民族精神记忆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倘若没有它们，我们便无法想象我们今天的样子。

（五）天下秩序的建构

施展：武威（凉州）的白塔寺也值得讨论。与白塔寺相关的历史，就是唐宋之变之后的事情了。唐宋之变后，国都东迁，中原的内部秩序不再是核心安全问题，如何打造超越中原-草原的普遍秩序，成了首要问题。河西走廊的意义，便不再是密切关乎王朝的国都安危，而是关乎一种大陆规模的政治空间建构。于是，类似于唐代边塞诗的那种表达变少了，但实际上大一统王朝开始进入一种更加宏阔的政治空间塑造当中。

700多年前，蒙古王爷与藏传佛教高僧在白塔寺进行了凉州会盟。河西走廊对中国历史多元互构性的深刻影响，于此尽现。

在吐蕃于842年崩溃之后，雪域高原上逐渐形成了大量的小割据势力。过了100多年，在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之后，这些小割据势力开始与藏传佛教深刻结合。此时藏传佛教的小教派非常多，彼此存在竞争关系，但它们所能动员的资源相差不大，除非哪个教派能够从外部获得资源，才有可能在高原上获得特殊的竞争优势。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与蒙古王爷阔端在凉州会盟。之所以在此会盟，正是因为河西走廊是北部草原、青藏高原、中原三个地域的过渡带、连接点，能够调动起各个地域的资源。

正是这场会盟，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全面施政和有效管辖奠定了基础。借此会盟，蒙古军队得以借道高原收服大理，对南宋形成战略大包围。与此同时，萨迦派一方面影响了蒙古贵族阶层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从蒙古方面获得资源输入，在高原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在凉州会盟的数百年后，蒙古的俺答汗与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面。这次会面让藏传佛教进一步深入蒙古民众的精神世界，格鲁派则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教派的竞争优势。尚在关外的满族依凭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纽带，与蒙古族形成满蒙联盟，以此为基础获得必要的军事力量，得以入主中原，进而整合起广阔的疆域，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完备形态。

藏传佛教在清王朝的建立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纽带作用，深刻地影响着中原及其他边疆地区。反过来，雪域高原正是将自己融入整体的大一统王朝体系，作为其中一元存在，才得以发挥这种作用。

从这种相互关联的逻辑里，可以深刻地看到中国历史的多元互构性。河西走廊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对各个区域起到至关重要的连接和互构性作用，它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王剑利：酒泉的钟鼓楼有四门匾额，上书“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这些气势磅礴的词句直接勾勒出河西走廊的十字路口形象。从民族交往的角度，我们更能发现，通过这个十字路口的贸易，河西走廊牵出了跨区域互动的庞大社会网络。根据李建宗教授的研究，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河西走廊形成了走廊市场体系和“商贸共同体”；支撑河西走廊的农耕产品的是一个庞大的农耕社会——从黄土高原的关陇地区，再到中原地区，甚至到江南地区。这些农耕区域的产品进入河西走廊地区这个中转站，进而流入周边的牧区社会。河西走廊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市场把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长期或者短期地汇聚在一起，实现关联与互动，进而形成一个跨区域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