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的转折

（一）大陆上的南北关系与东西关系

施展：“唐宋之变”后，王朝的政治空间格局转化为以南北关系为主轴。清代时，南北关系上的古代中国便已进入内部均衡状态。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普遍性秩序的融合，中原的儒家秩序与草原的游牧秩序，它们分别在精神表达上和空间格局感上有突破特定地理局限的普遍性诉求。清朝以中原为腹地，以蒙古为藩屏，长城内外为一家，其结果不是两种普遍性的简单加总，而是融合成为一种全新的普遍性秩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二元化王朝。

但是准噶尔汗国向清王朝发起持续的挑战。自宋代以来作为根本安全问题的南北关系，至此又转变为大陆意义上的东西关系。当然，这和后来西方人带来的海洋意义上的东西关系不是一回事。

王剑利：用上一篇笔谈里你阐述的概念，在康熙、雍正乃至乾隆朝初期，大陆上的东西关系仍处在一种外部均衡状态，到1757年收复新疆之后，就转化为内部均衡状态。无论是哪种状态，都涉及清王朝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如何整合的问题。黄达远教授在我们上一个专题^[3]中阐述的长城-天山走廊的重要性就浮现出来，河西走廊毫无疑问就构成了这里重要的一环：在内部均衡的逻辑下，天山与河西走廊连结为一体——“张国之臂腋”。清王朝开发新疆的努力，让天山千里沿线的游牧区转化为以绿洲形态为主的重要产粮区，将农耕区的界限从河西走廊向西北推进了上千里。“国之臂腋”从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的伊犁河谷，形成了农牧之间的巨大过渡地带。此一努力背后有着清王朝的多重考虑，一方面是要消除历史上农、牧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要防止沙俄南下。在这个过程中，清王朝统合了中原、北部草原和西域绿洲的力量，构筑起自天山南北、经蒙古北部一直到东北地区规模巨大的塞防体系。

施展：王朝东部的南北关系，在大陆上的东西关系下被超越，河西走廊便是王朝得以完成这种超越时绕不开的枢纽。而背后隐含的沙俄这一背景，又呈现出一个更大格局的南北关系，王朝内部东西南北各方向的一体化，在这一背景下悄然展开。

（二）东西关系从大陆到海洋的转折

王剑利：清王朝完成了对准噶尔汗国的征服，很快就开始遭遇来自海洋上的新的东西关系。应对这种内蕴着古今之变的东西关系，清王朝不论是制度创新还是精神层面的自我更新，都是极艰难的。

施展：清王朝确实一时无法理解来自海洋的全新力量。但从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案例，却可以看到海洋秩序带来的新要素开始进入了大陆秩序当中。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左宗棠谋划平定新疆的阿古柏叛乱，但国库空虚，军费不足。朝廷批准左宗棠向通商口岸的各大洋行尤其是汇丰银行贷款以充军费，以关税作为抵押。汇丰银行则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以筹措给左宗棠的贷款。伦敦金融市场是那个年代的全球资本市场，是海洋秩序的力量根基，清王朝的东部地区逐渐融入了世界的海洋秩序。这一过程也给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让它能够以自身为中介，从海洋方面获得资源以安顿大陆深处的秩序。

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中，广义的河西走廊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左宗棠先是坐镇兰州，根据新疆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为此，他在甘肃组织屯田，以便筹措粮饷；又兴建了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兰州织呢局、兰州军装局等，基本上满足了入疆平叛大军的武器和后勤需求，并为西北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准备开战之际，左宗棠又从兰州移驻肃州（酒泉），以掌握全盘情况，新疆前线的指挥权则授权出去。在整个过程中，河西走廊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思考到这一层，我们就会触碰到一些更深的问题。在现代的海陆秩序结构之下，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大陆东西关系的层面上，再一次实现超越，才能理解当下的中国。我们必须在新的层次上发问，该如何理解河西走廊在当下的战略定位？对于大陆深处的秩序，它如何才能起到一种压舱石的作用？我们在清代所看到的一系列历史经验，对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启示作用？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刻思考。

王剑利：在我对河西的理解中，其历史所构造的意义延续至今，成为一种地方认同的底色，这既是这里的人们从祖辈承袭来的文化基因，也是他们建立自我的方式。在我们考察河西的途中，蔺海鲲教授和他的老学生马永清盛情招待，精心设计行程，让我们领略他们引以为豪的地方文化。他们沿途招来各路朋友，一位“老民勤人”曾对我说道：“我家从清朝就在这里了。”“我们只要还待在这里，就是为国家做贡献。”他的话，使我恍然明白我对河西那天然的亲近感从何而来。“这里”，并非我们慎终追远的祖地，却是我们情浓血浓的家。不论你来自哪里，不论你是哪个民族，“这里”就是我们共同建设、共同驻守的家园。

我们期待在河西走廊专题诸位学者的文章当中，开启跨学科、跨视野的对话，不断打开新的问题域，不断激发更多、更深刻的讨论，在持续辩难的过程中，从走廊地带发现中国。

【作者施展系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王剑利系《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责任编辑，人类学博士。】

[1]原文刊登于2018年3月2日《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7版，系“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专题第一篇。

[2]见本书附录四。

[3]此处“专题”为《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疆域治理”专题。黄达远教授文章见本书附录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