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科举考试中的历史知识
在科举考试对士子群体知识养成的导引与形塑下，普通读书人尤其缺乏八股文、试帖诗以外的经学与史学知识。如果说八股文的内容还算多少涉及经学知识，史学知识的匮乏则成了科举制度下士子群体知识世界的一大特征。
19世纪末，当时的人回顾清代读书人的知识结构时就指出：“中土士人，向来学业于应试工夫外，能深通史学者十中之一二，能熟谙国朝政事者，百中之一二，更能旁及五洲各国政事、各种专门艺学者，不过千中之一二。虽在沿海、长江通商口岸相近省分，风气略已转移，或者人材不止此数，而合边僻各省以计之，实不逾乎此数。”[117]阅读世界往往反映知识结构，若从清代普通读书人的阅读世界来看，“从前士人所研考、书贾所贩卖，大抵制艺、试帖居多，城市、乡村之塾，案有《十三经注疏》与马、班、范、陈之史暨《东华录》《经世文编》者，百无一二，书肆之架亦不多觏焉”[118]。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也观察到，在中国读书人中间，“虽有《纲鉴》《史记》、诸子百家，可以益智，览者以为非命题之书，鲜有博习而兼通者”[119]。也因此，批判科举制度下应考士子历史知识的匮乏，成为反对八股取士乃至反对科举取士之人的共同论调。如，袁枚的《随园诗话》中就录有一段“吴江布衣”徐灵胎写的《刺时文》，其中言及读书人用于备考的主要书籍是“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而其后果之一就是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120]
这一情形至清末依然如此，并且由于外国史知识重要性的跃升而愈益彰显出清末读书人历史知识的严重不足。唐才常对科举制度下旧有的知识养成方式加以激烈抨击，涉及史学知识时，尝言“萃什百千万之儒冠缝掖，咨以《三通》《廿四史》之名，能备举其目者，不可多得，何论寰球？”[121]康有为亦言及，“虽有经文五义，皆以短篇虚衍；虽有策问五道，皆依题字空对。但八股清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122]。夏曾佑则形容清代读书人群体，“汉、魏、隋、唐，不知为何朝，而但知有朱子；礼、乐、兵、刑，不知为何事，而但知有时文”[123]。宋恕也嘲笑“天下学问之最孤陋者，无如中国北边之京官”。虽说昔人已盛传“太史公是何科进士？《史记》是何科朱卷？”的笑话，但宋恕认为清末京官对历史知识的“孤陋”更甚，乃至于出现某京官借阅《汉书》后觉得此书“不见有一点好处，其中文理荒谬令人费解者甚多”一事。另有数名京官在由北京赴上海的轮船上只知“吟哦消遣”近科的闱墨，见某进士在阅读《支那通史》一书，京官们既不解“通史”何意，又误会“支那”为日本。[124]此外，张伯驹的《春游琐谈》也提到清末有已中进士者“尚不知岳飞为何时人”[125]。
清代普通士子对于历史知识的隔膜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究其原因，则是以应对考试为主要目标的士子，甚少涉及史学知识，大多数士子的少年所学与史学关系不大。在清末小说《学究新谈》中，主人公夏时中所教的学生在八股改试策论的风声传出之后，急急忙忙将放了馆的先生叫来，对其教学内容缺乏策论埋怨不迭：“人家书房里读的是什么《古文文选》，还看见我一表兄的馆里，有什么《纲鉴易知录》呢，据他说，都是做策论的料子。”[126]而按照这位夏先生的辩解，私塾教育中忽略科举考试不重视的策论，简直是理所应当的对策，因而，这位夏先生阐述的教法便是：“只叫他读四书五经，熟书生书背起来，是不准错一个字的。读完了五经，就叫他读八股，只不许看那些邪魔左道的书。虽然听见人家说，有什么《史记》《汉书》《文选》《国策》《念〔廿〕二子》等类，愚兄都不许他们读的。这是老辈先生传下来的秘诀。”[127]这些故事情节虽然出自小说，然而基本合乎晚清士子教育的实际情形。如，孙衣言（1815～1894）、孙锵鸣（1817～1901）兄弟幼时，从他人处见到《纲鉴易知录》一书，只能悄悄“假归私阅之”，因为“方治举业，师例禁阅子史诸书也”。[128]再如，据参加过1902年乡试的杭州人骆憬甫回忆，他自己在1901年中了秀才之后，并没有依照惯例另从名师或者进入书院，而是继续在家塾跟随原来的塾师读书。但是，1901年清廷早已颁下诏谕，从下一科乡、会试开始，废八股改试策论，而那位在八股文章、试帖诗中浸淫了大半辈子的塾师，“对于史学、经学、时事是外行”，故无法在新形势下对其给予有效指点，因而耽误了骆憬甫的前程。[129]另如，1905年刊行的《东社读史随笔》一书，署名“独醒主人”的作者也自承：“余束发读书，沉埋于帖括者近廿年矣，不知所谓史学者。”[130]该书是作者1904年赋闲在家于读史后所作文章的结集，其所忆及的个人成学经历也进一步展现了晚清士子教育中史学知识的缺位。
历史知识未能受到清代士子群体的重视，显然与科举考试的实践不重视这类知识有关。相应的，通行于清代士子科举教育环节的历史类书籍的种类也明显偏少。郑振铎在其《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36）一文中论及：“到了清代，蒙童读的史学书，几乎一部也没有。元明二代的那些史籍，也都几成为罕见的东西。亡人国的，必须灭其历史。这手段是很恶辣可怕的。”[131]并且，在清代的士子教育中，少数几种历史类书籍也并未拥有广泛的读者。唐才常在《史学论略》一文中对科举时代士子的史学修养大加挞伐：
震旦之儒，自束发受书，即戢戢抱兔园册子，求名利资，低首下心，瞑坐苦索。天日黯芴，山川惨然，孔、孟之绪，不祀忽诸。其稍黠者，则刺取坊间《易知录》《了凡纲鉴》，与胡致堂（胡寅）、邱琼山（丘浚）、林西仲（林云铭）一二颓率无理之语，哓哓号于众曰：史学、史学。[132]
“兔园册子”即指坊间所刊的用于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籍。在以科举应试为导向的时期，除了偶有士子阅读类似《纲鉴易知录》《了凡纲鉴》等坊间通行的历史类书籍之外，由于科举考试看重文体，许多士子直接“刺取”胡寅、丘浚、林云铭等名家的史论类文章。读史论类文章往往是为了学习文体，故清代士子所读的历史类书籍并不注重时效性。唐才常列举的晚清通行的历史类书籍中，《了凡纲鉴》为明代袁黄所编，胡寅为宋代人，丘浚为明代人，林云铭则是清初人士。袁黄所编《历史纲鉴补》往往与明代王世贞所编《历朝纲鉴汇纂》合为一编，以《王凤洲袁了凡合编纲鉴》《纲鉴合编》等名目在坊间流通。[133]另有明代顾锡畴所编《纲鉴正史约》，直到清末依然被用作蒙学书籍。如，吕思勉自承，其“和史学发生关系”，始于八岁时其母亲、姐姐为其讲解的《纲鉴正史约编》（即《纲鉴正史约》）。[134]
除了这几种清代以前即已编著的书，坊间流行的清人所编的历史类书籍则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史鉴节要便读》等。对于科举时代所接触到的历史知识，周作人回忆道：
从前我们在书房里只念四书五经，读得烂熟，却是不能理解，史鉴随意阅看，并不强迫，倒反多少记得，虽然那时所用的只有《纲鉴易知录》《通鉴辑览》这一类的陋书，却也能够使我们知道国史的概要。[135]
另据张元济回忆，在科举导向下，少时原本“心界、眼界无一非三代以上景象”，也是凭借对《纲鉴易知录》的阅读，“乃知战国以后尚有谓曰秦、曰汉、曰三国、曰晋、曰南北朝、曰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乃至于我大清者”。[136]吕思勉也读过《纲鉴易知录》。十岁时，更换了塾师的吕思勉放弃点读《纲鉴正史约》，改读《纲鉴易知录》，并将其点读完毕。[137]黄炎培的少年密友、上海川沙人士张志鹤在其回忆录中也叙及，他得以获取关于中国历史的梗概，是源于十八岁那年对《纲鉴易知录》的阅读：
我初就学，日惟朗诵八股文，自以为用功也。顾师（名次英，光绪甲午副榜举人）止之曰：“勿尔，以读八股而作八股，毫无根底，必多看书，并先从识字入手。”为我订定课程，每日读《说文》若干字，看《尔雅》或《诗经》注疏，及《纲鉴》若干页，我自此才知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太等等历史，否则，在四书五经之唐虞三代以后，不知如何会到今之世也。[138]
从以上几位读书人在晚清科举教育中的经历可以看到，虽然能凭借这些书获得“国史的概要”，然而，周作人记忆中“随意阅看，并不强迫”的阅读情景，以及张志鹤首次接触《纲鉴易知录》时业已偏大的年龄，皆反映出历史类书籍在科举教育中居于边缘的地位。
鲍东里所撰《史鉴节要便读》是晚清较为流行的历史类书籍，此书以四言韵语的方式提供了清代以前的历史梗概。在出生于晚清时期的多位文人的回忆中，《史鉴节要便读》一书不时出现，所流行的区域分属中国的不同地区。清末出生的卢前忆及，“吾辈儿时所读四书五经皆李光明本”[139]。在他所著的《冶城话旧》中，卢前依然颇为怀旧地回忆起南京的李光明庄：
李光明庄者，状元境一书肆也，其作坊在秦状元巷。当晚清时，东南各省几无不知李氏者。所刻如四书五经、《三》《百》《千》《史鉴节要》《龙文鞭影》诸书，皆当日家塾之课本，蒙童无不人手一编，故销行极广。[140]
少时生活于四川的萧公权在六岁时开蒙，在他的回忆中，其父辈特意嘱咐受聘的塾师不用《三字经》《百家姓》来教学，而用《史鉴节要》、《地球韵语》和《声律启蒙》诸书。据萧公权回忆，他所使用的这一本《史鉴节要》是萧氏宗祠刊印的书，并且是由萧氏曾祖所编。若仔细比对其所提及的《史鉴节要》的部分文字，可以判明此书当即鲍东里所撰《史鉴节要便读》。[141]
为数不多的历史类书籍，成为清代士子了解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142]然而，在科举应试导向的影响下，这类书籍在士子的书籍清单中并不具有重要性与优先性。因为在一般的读书人家，藏书中并不会有多少历史类著作，更多的是一些与科举有关的“制艺试帖”之类的书。以鲁迅少时的家中藏书为例，据周作人回忆，虽说周家在当地“算是书香人家”，“可是书并不能说多，而且更其缺少特别的书，换句话说就是制艺试帖关系以外的名目很生的书籍”。[143]清代科举教育中的历史类书籍，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是不涉及清朝史事。无论是钦定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还是《纲鉴正史约》《纲鉴易知录》等书，都没有涉及清代的历史。即便是较为晚出的《史鉴节要便读》，其内容也是“上自太古，下迄明末”[144]。也正是由于《史鉴节要便读》遵循了清代官方为史学类书籍树立的书写方式、内容等标准，所以至清末兴办学堂时还被暂时充作教科书。[145]1902年湖南长沙办小学堂时，因无合适的历史教本，皮锡瑞就出了这样的主意：“无《御批鉴》，即《易知录》《了凡鉴》《约编》亦可也。”[146]这一个案既佐证了清代科举教育中历史类书籍的种类寥寥无几，也可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在普通士子中的流行程度有限。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实践过程对历史知识的轻视与忽略势必导致出版市场缺乏大量刊印此类书籍的动力；另一方面，史事所涉及的忌讳也会导致清代科举教育中历史类书籍的流传较少。对此，陈寅恪曾有这样的分析：“东北一隅之地，晚明清初数十年间之载记”，是“清室所最忌讳者”。[147]胡思敬也述及，清朝史事容易语涉忌讳，由此，“内外士夫罔敢谈国故”在晚清时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风气。[148]据此可以看出，在不同因素的相互叠加之下，本已在清代科举实践中处于边缘的历史知识，在士子群体的知识世界中还呈现尤其缺乏清朝史事的特点。
清代士人群体对于清朝史事的隔膜，也与清代科举的制度设计密切相关。四书文的撰写惯例，即“不得用孔孟以后之人名与史事”[149]。在出题范围广泛得多的第三场策题中，“对策内不许援引本朝臣子人品学问，违者不录”[150]。士子在回答乡、会试第三场考试的策问题时，“除钦定诸书外，向不准用国朝人所著书籍，更何论同时见存之人”。这已经在士人群体的心中化为一种自觉的经验。[151]为此，给事中褚成博1897年上奏：
《科场条例》第三场不得以本朝臣子学问人品策问士子，乃近来误会例意，竟将人名暨所著书史概禁引用。请嗣后各项考试策问凡本朝人名、书名悉听引用。[152]
在查阅历朝的《科场条例》之后，清廷同意了褚成博的奏请，并说明：
乡、会试第三场策问不准涉及本朝臣子人品学问，原以防党同攻讦之风。惟溯我国家右文制治，代有名儒，所著各书，非无援古证今堪资博采者，若概禁引用，则士子临场避忌，转不足剀切敷陈。应如所奏，嗣后考试策问，但求学识淹博，即本朝臣子人名、书名，亦听引用，惟不准逞其臆见，妄肆褒讥，以符定制。[153]
然而，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后，在科举制度恢复旧制的同时，清廷又重新规定：
近年言者必欲引用本朝人名、书名，岂钦定如许书籍犹不足供主司策问五道及士子就题敷陈乎？不过为逞其臆见、妄肆褒讥，且可于中任意作奸，漫无钤束耳。此祖制之必不可违者，益以见钦颁书籍之法范围莫外也。[154]
据此可知，从制度设计上而言，清代的科举制度不会将有关清朝史事的知识内容列入考试，也由此导致清朝史事成为读书人所忽视的对象。
由于清代科举对于清朝史事在制度上予以屏蔽，故清代许多读书人对此懵然不知。“问以刑名钱谷而不知，叩以掌故朝纲而罔对”的情形，在读书人群体之中随处可见。[155]1902年江南乡试之时，上海开明书店的夏颂莱在南京卖书时便发现：“此次科场之例，兼考本朝掌故，而内地之士，有语以熙、雍、乾、嘉而不知为某朝者。”[156]1902年，上海的文明书局印行了主要内容关乎清代各朝掌故的《皇清政治学问答初编》一书，在言及编辑此书的缘起时，也是十分强调中国士夫懵然于清朝史事的现状：
泰东西士大夫来吾国者，研究我朝事实綦详，凡咨询所得，辄录小册，置夹袋中，还以叩之吾国士夫，大都皆箝口挢舌而不能答也。[157]
1901年科举改制以后，由于科举新章强调所谓“中国政治史事论”，故出版市场上问世了大量有关清代历史、“国朝掌故”之类的书籍。其中，清末出版市场上印行的《清朝史略》一书，其广告即言：
我国国史，例禁传播。坊间所行《皇朝掌故》《熙朝政纪》等书，率多偏而不全，未能举二百数十年之人物治功，本本原原，搜罗赅备。[158]
这些事例呈现清代官方对于清朝史事知识的控制十分严格，也解释了为何清代问世的涉及清朝史事的著述极少。上海文明书局印行《皇清政治学问答二编》之时，编者亦明言：“是编所述，无书可证。由作者在邸舍数年咨询而得。”[159]从书籍流通与阅读的层面而言，关乎清代史事的书籍流通未广、读者颇少，这也更加使得清朝史事成为清代读书人群体一个显著的知识缺环。这也解释了清末科举改制之后，为何有大量以“皇朝掌故”为名的书籍以及众多日本学者所撰的清代历史类书籍纷纷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