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损之又损”：科举考试实践对知识的简化
按照一位清代官员的说法，在科举的制度设置中，“人才登进之路，赖有乡会两科；人才培植之基，尤在岁科两考”[47]。光绪朝戊戌年（1898）推行科举改制之后的上谕，也强调“抡才大典究以乡会两试为纲”[48]。乡、会试是科举正途出身的主要通道，而在乡试这一层级之前还有县试、府试，以及由学政主持的院试、岁试和科试。对此略加分析，有裨把握科举考试进身之路，以及科举考试在具体的实践中如何导致对知识的简化。
按照清制，在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岁试与科试的正场考试之前，设有名为“经古场”的一项考试，参加考试者为童生和生员。经古场所考知识内容，在晚清屡有变易，大体而言，有经解、史学、词章、掌故、诗古、性理、舆地、算学等内容。[49]虽然作为科举考试之一环的基层考试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但据清末礼部官员的观察，旨在“考试经解、诗赋、杂著”的经古场，实际上“生童应试者寥寥”。[50]亲历清末科举的河南汝州人魏少游（1881～1969）也记得“报考‘古学’的人数不多”[51]。事实上，在各省学政所主持的几项考试中，经古场一直显得无足轻重。据周询《蜀海丛谈》，四川地区的经古场主要考“五经文或诗赋”，“童生不应经古者亦听”。[52]杜慕堂也清楚记得“不愿进古场者听之”[53]。清末小说《文明小史》中也提到，清末经古场在“诗赋之外，准人家带着报考时务掌故之类”，但是“你不去投卷，他并不来勉强你”。[54]清末的读书人也都很清楚“旧时岁科试之有经古场，不必人人就试，而去取则专以正场为定”[55]。1902年参加过院试的福建闽侯人李景铭也记得，“经古卷资较昂，而考题亦不易，故生童有考有不考者。考而获隽，固可有正场之助，不考而正场文佳者，亦可入选”[56]。经古场的考试表现，对院试、岁试、科试的结果无显著影响，自然导致应考士子数量偏少。此外，每一任学政到任之时，依例会拟出“观风题”以考察各属童生及生员的文风。除了写作一篇四书文之外，其题目内容大体与经古场类似，但由于对实际科举考试结果没有什么影响，故“观风题”也仅仅是一个始终贯彻的历史成例而已。[57]从中可见，在参加乡试之前的各种基层考试中，无论是“经古场”还是“观风题”，在考试的实践过程中往往流于形式，很难对士子的知识追求有所指引。
乡、会试考察的知识内容对清代读书人群体最为重要，尤其能够影响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与知识储备。清承明制，在清代科举制度中，乡、会试与明代一样都是分三场考试，而且三场的考试内容完全一致。在明清科举中，乡、会试均表现出了“重首场”的现象。[58]这一重首场的现象很早即已出现。以清代科举而论，顾炎武（1613～1682）清初即言及，“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59]。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前，乡、会试第一场考试内容共计7篇文章，其中，四书题3篇、五经题4篇，均以八股文程式写就。然而，很快就有“三场只看一场文，七艺全凭首艺精”这样的诗句出现。[60]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科举改制方案颁行之前，乡、会试的考试内容一直保持稳定，即第一场考四书题3道、诗题1道，第二场考五经题5道，第三场考策题5道。[61]吕思勉论及明清科举考试采用八股取士之法时，认为这样的安排可能有可操作性方面的考虑。因为限定文体、限定写作方式为“代圣贤立言”，则考官批阅时可以根据所确立的标准而操作，而规定四书文的字数在300字到700字之间，显然也是为了便于考官批阅。[62]光绪年间参加过乡试的王锡彤指出，各省乡试考生数量庞大，“每卷三场，共为文十四首”，再加上阅卷的时间较短，考官阅遍所有文章存在现实困难，故往往看其中极少的部分。[63]另据钟毓龙的回忆，“三场之中，均以首场为重。首场苟中选，二、三场但求无疵，即可通过”[64]。由此，从乾隆朝末期到清末实行科举改制之前，重首场的科场风气导致第二场的五经题、第三场的策题所考知识内容不受士子重视。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行的《秀才秘籥》一书，旨在指点士子应考之法。书中绝大部分内容指向乡、会试第一场所考四书文的写法，至于第二场“经文”以及第三场“策问”，只在该书最末处略有提及，内容都不到一页。[65]这种应试诀窍类书籍在内容上的比重安排，也明显反映出其时的科举考试重首场的现象。如此一来，乡、会试首场所考的“八股文章试帖诗”自然就成了士子备考时的重中之重，也成了许多人对清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大概印象。[66]
清代科举的乡、会试，不仅重首场的历史积习一直延续，甚至发展到尤其重视首场首艺，即重乡、会试第一场的第一篇四书文。咸丰元年（1851），王茂荫上《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折内描述了当时乡、会试的情形：
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二三篇但能通顺，二三场苟可敷衍，均得取中。以故近来各省刊刻闱墨，首艺尚有二三十篇，次三艺已属寥寥，至经策多不刊刻，是考官明示士子以为无足轻重也。磨勘官于头场文艺，间有签议，而二三场则绝少，是磨勘大臣又明示考官以为无足轻重也。[67]
生活于咸同时期的福格在其笔记《听雨丛谈》中亦言：
主司去取，皆以第一场四书文为鹄，他艺概置之不论……盖中式后进呈者，惟四书首艺。闱墨之刊刻者，亦只首艺。其余文字，皆束置如弃，虽有磨勘，亦属具文。[68]
无论是各省刊刻闱墨时所选的范文，还是磨勘官在复核试卷时提出的签议，都大量集中在首场首艺，似乎都在暗示士子乡、会试的首场首艺最重要。亲历晚清科举考试的傅云龙在同治四年（1865）的日记中如此写道：
乡、会试三场最重首场，首场最重首艺，首艺最重起讲领题，此乃命脉所在。二三场第取饱满充畅，二三篇第取气旺词丰，与首艺相称。[69]
再如，《清稗类钞》亦言“乡、会试虽有三场，实重首场，首场又重首篇，余亦具文而已”[70]。王锡彤在自述中也表示：“大抵应试者之文虽有十四首之多，而得达于同考官之眼者十之一，再达于主考官之眼者五之一，而仅阅首文即定去留者，又去其大半。”[71]在1902年出版的、作者署名为“泔滨渔者”的《时务目论》一书内，还有如下观点：
中国以帖括取士。乡试每省辄万余人数千人，而额取百人数十人不等。会试每届万余人，额取仅三百人。又限以三场，三场只重首场，首场只重一日。人多则良莠不齐，限促则真伪难分，不得不据一日之优劣，以定弃取。[72]
可见晚清时期的乡、会试，重视首场首艺的科场风气堪称众所周知。因此，这种科场风气对士子群体的知识养成存在显著的影响。
清末读书人对这一科场风气大多心照不宣，《中外日报》上的一篇论说就指出：
从前经文五篇、策五道，以偏重首场，至此不过潦草塞责，所谓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者……向来首场考官阅卷者，每篇只阅破承起讲而止，次场则尤在所轻，阅否随意。[73]
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乡、会试第二场的五经题、第三场的策题很难引起士子重视。以乡、会试第二场的五经题而言，乾隆朝后期对乡、会试考试内容的调整主要在于：其一，将原先置于第二场的诗题1道移至第一场；其二，第二场的五经题从原先要求士子专习一经，每一经各出4题，改为5种经典各出1题。如此一来，反而导致五经题在乡、会试中的重要性显著下降。[74]也因此，在考试前的准备阶段，塾师往往会给从学的弟子“讲解四子书”，此即“开讲”；而五经则不太会讲解，只是要求尽量背诵。[75]光绪元年（1875），在四川学政任上的张之洞还要在《轩语》内特意提倡“戒早开笔为文”，原因在于“近今风气，年方幼学，五经未毕，即令强为时文”，这样的情况显然十分常见。[76]因而，对于参加乡、会试的士子而言，虽然“五经为幼时所熟读者”，却也难免“迷离狐疑”，多有“记不清”的情形。[77]对此，狩野直喜阐述了这样的看法：“清朝除了少数的学问大家，一般学者总是着眼于研究《四书》，特别是《论语》《孟子》，而无暇顾及《五经》。”[78]
再以乡、会试第三场的策题来看，亦能发现同样的问题。原本策题所涉及的知识门类较多，往往有经学、史学、理学以及舆地、漕运等诸多与时政相关的内容，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重首场风气，第三场的考试内容早已流为虚应故事而已。乾隆九年（1744），广东学政金洪铨向清廷反映，乡、会试第三场的策题“沿袭既久，而策为具文”，甚至还有士子在考试时“但取发问全题，颠倒其辞，含糊敷衍”，这种答题方式由于不费力气而被形容为“伸腰策”。[79]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行的《秀才秘籥》一书，旨在指点应试的秘诀，书中对读者也坦然相告：“策问能条对，天下鲜有其人也。”同时还指出，策题的答卷“房官不暇句句比对也”。[80]道光年间刊行的《墨谱》一书，则如此传授应对策题的诀窍：
三场策问，能条对者少，做策居多。但不可全写题目……既是做策，则题目所问然欤、否欤等句，总宜搁过。
作者在此指点的答题方法被称为“做空策”。[81]福格在《听雨丛谈》中也描述了当时乡、会试对策题的轻视，甚至有考生在答卷时“将原题所问，窜为所答，改‘欤’字为‘也’字而已”，即将题目中问句的句末助词“欤”字改为“也”字，其他则基本照抄题目，敷衍成篇。福格还指出，由于阅卷的考官并不具备策题的相关知识，所以“合场士子万人，纵有一二条对策问，主司辄恐征引出于臆造，惮于考定；又恐断章取义，全文或涉忌讳，转致弃之不录。是以士子相戒悉以空文敷衍而已”[82]。对晚清科举考试富有经验的湖南人周寿昌，即一针见血地指出，“士子应试之作，荒陋浅鄙，莫如第三场之策”。还进一步描述道：
主试者挟兔园册为底本，应试者即恃夹带以为资。或令严不能夹带，则就题敷衍成篇。盖制题本有一二百言，略就题作波澜，即可数百言矣。[83]
至1880年代后期，王韬还曾感叹：“方今崇尚西学，亦徒有名而无实耳。功令所重，仍以时文取士，经策且视为具文，遑论乎西学哉！”[84]江苏江阴士子殷葆提供的例证，也表明问题确实存在。光绪十七年（1891），殷葆参加了该科江南乡试，此次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由于殷葆在光绪十六年（1890）曾肄业于素称“经古书院”的南菁书院，经过“南菁同学稍事往还”之后，他才意识到第三场的策问题“前此空疏，不合时宜”。[85]据此也可以想见，在进入南菁书院肄业之前，殷葆对于乡试第三场的策问题，显然不甚了了。
如若细究乡、会试的具体规定，可以发现，在科举考试的实践中，不管是考生答题，还是考官衡鉴文章，都不看重乡、会试第三场的策题。清代在举行乡、会试时，按照惯例会向应试士子分发或公布科场条规类的文本。这类文本保存至今的并不多见，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科的《甘肃乡试条规及格式》，是目前能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科场条规类文本之一。据此可知，对于第三场的策论文字，仅仅规定字数必须达到300字，甚至还建议考生：“策有征引繁博、考据精确者，固是能手。如其不能，但求文气通顺足矣，不必抄袭兔园册子，致多讹字。”[86]即官方对于应试士子的策论，所期望的亦仅在“文气通顺”而已。
一方面，考官与士子在乡、会试的考试实践中都不重视第三场的策题；另一方面，应试士子为了免交白卷又必须敷衍成文，于是科场内渐渐出现了第三场考试的应对策略。到了清末，对于科举考试第三场应试的技巧，出现了一段十分戏谑的顺口溜，其中就有如下语句：
删去然与、否与，画就依样葫芦。只要头场中式，其余都可模糊。[87]
清代四川繁江县的张琢之所写《秋闱词》，也将乡试第三场答题描述为“策上事儿全不晓，只将他然欤否欤齐删掉，三百字有多莫少”[88]。“然欤”“否欤”，是策题中经常用到的发问用语，考生的应对之道，便是将问题中的“然欤”“否欤”去除，然后照抄一遍问题的大概内容，再添添补补，就可写就策论文章。这与上文所引《听雨丛谈》中所描绘的情况如出一辙。有趣的是，如果对照光绪十七年的《甘肃乡试条规及格式》，则会发现，官方对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所以才如此建议考生：
策题中所有主司问语，如“可言其故欤”“可指其实欤”“可历详之欤”“然欤否欤”等句，俱要换过，不可仍用问者口气。[89]
因为有不少考生在作策时直接照抄问句，故官方特意在分发给考生的科场条规中加以提醒，这也证明以上所引流传于考生中的应对第三场策论的顺口溜，绝非夸张之词。由于重点在于“头场中式”，相应的，对于乡试第三场的5道策问，晚清科举改制之前的“应考生员，多是囫囵对付”[90]。因此，清代士子在乡、会试第三场答题时，敷衍成文的现象十分常见，一般称作“对空策”。《清稗类钞》举过若干应对策题的办法，其中也有将问句改作肯定句，其余大体照抄的例子。该书还指出：
三场之策，但以也字易欤字，余虚字大抵仿此，谓之勾策题，亦曰“对空策”。故第三场极易毕事也。[91]
多次参加乡、会试的姚永概，在日记中也记录了如何应对策题的例证。在参加1885年乙酉科乡试时，姚即是“对空策而毕事”。到1894年参加甲午恩科会试时，姚在答题时“十得六七”，但是“惟金石一条只得四五事耳，乃以骈体空衍之”。[92]而另一位亲历晚清科举的读书人也言及，“三场之策，须源本历史，平日更未尝问津，止有打空腔而已”[93]。
乡试第三场的策题不受重视，也能从某些省份乡试时士子的考场表现得窥大概。道光二十九年（1849），浙江瑞安县人赵钧（1786～1866）在其日记内载：
近年浙闱第三场，士子多十五日出场。本科黄君邦钰，十六日早出，见有细心对策，从容不迫，誊写满卷，与潦草了事者大不同。[94]
正是由于多“潦草了事者”，参加浙江乡试第三场的士子多在八月十五日就提早离开考场，因而，个别等到十六日早上走出考场的士子才显得尤其突出。此外，某些省份乡试第三场的考场纪律非常松散，也是第三场考试内容不受重视的表现。如，晚清时期浙江乡试第三场默许可以“乱号”，即可以不按排定的号舍就座。据钟毓龙回忆，“不知起于何时，三场乱号，竟成惯例”。在亲历科举时代的钟毓龙看来：
考生之所以欲乱号者，无非因腹笥空虚，恐不能完卷耳……三场对策，欲将其历史制度文物利弊得失渊流沿革一一详答，如何可能？势非各就教于宿学之友朋不可。三场乱号，殆因此也。[95]
当然，“乱号”不仅仅是为了“各就教于宿学之友朋”，往往也是为了便于坐在一起的考生相互代作，或者干脆直接请人捉刀。温州士子张棡（1860～1942）参加1889年己丑恩科乡试时，第三场考试“各人俱乱号”，因而他与几位友人坐在一处，答题时采取的策略便是“诸人分作”，张棡分到了其中的第一问和第二问。[96]另据温州士子林骏（1862～1909）的日记，“浙俗，每遇第三场，赴考者皆可乱号”。于是，在参加1897年丁酉科浙江乡试第三场时，林骏邀集数位友人坐在一起，甚至最终的答卷也是花钱请人捉刀。[97]与其同时参加乡试的张棡也在日记中指出，“各人均乱号”，林骏和其他人“均买策”。至于张棡自己，则写就了三篇，其余两篇是从林骏处“借抄”而来。[98]四川合州人丁治棠（1837～1902）在日记中同样述及会试第三场考场纪律十分松散。丁参加了1889年的会试，在进入第三场的号舍后不久，就与左右两位相邻号舍的考生“订明日对策之约”，即由三人分派五道策题，由丁作第一、第二两道，右邻冯姓考生作第三道，左邻余姓考生作第四、第五两道。最后，丁治棠一人抄写五篇策论，只是“间加窜易”而已。[99]
由于乡、会试第三场的策题处于这样的境遇，晚清出版科举考试书籍的书商，甚至在广告中也指出这类题目，“苟非条对详赡，光采陆离，必致典乏胸罗，讥贻腹俭，且首场亦不免减色”[100]。这一广告的内容，也映衬出晚清时期的乡、会试不重视第三场的策题，亦即是说，士子倘若写得不好，其影响也只不过是“首场亦不免减色”。可以说，对于绝大多数考生而言，“足取科名”的重中之重便在于首场首艺，并且上行下效，“官以此召，师以此教”[101]。考官、塾师、士子等亲身参与科举的各色人等，彼此心照不宣，遂成为广为流行的积习。影响所及，清代科举考试在实践中重首场乃至重首场首艺的科场风气，也就进一步简化了士子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
时人对清代科举制度的诸多批评，除了批评衡文取士只重视首场首艺之外，更为严厉的批评还指向了科举考试重视楷书之风。在清末科举改制之前，乡、会试由于誊录制度的存在，考官阅卷时不能看到士子的亲笔，所以还不存在这一问题。然而，乡、会试以外的诸种考试，如县试、府试与院试，尤其是优贡、拔贡的考试以及殿试、朝考等，考官所见都是士子亲笔所书，于是“楷法”是否出色便很重要。王锡彤在1884年就因为楷书“拙劣”而在院试中吃亏。1890年代，他又考过优贡、拔贡，同样清楚记得这两项考试，“旧习大抵以楷书为重”[102]。1888年，上海点石斋发售石印《翰墨林》一书，其广告即言：
功令士子应试，著作之外，兼重楷法。自甄优拔萃，以迄殿廷两试，必取丰润匀图，入时眉样者，乃能膺上选，而冠群伦。[103]
晚清士子的亲身经历足以证明这类广告所言非虚。刘光第于1883年进京参加会试并成为进士，此后即在北京担任刑部主事一职。据其对当时京官中风气的体察，即感到“近日京官所重，多在写字作诗，盖人才由此黜陟，人才遂由此升降矣”，且“上之所以取求，下之所以摩厉，止皆如此”。[104]1892年，张元济（1867～1959）在应殿试时，与广西贡生刘福姚座位相邻，看到刘的“书法极佳”，就跟他说：“今科状元非君莫属。”后来刘福姚果中状元，也可见张元济对殿试中楷法的重要性早已了然。[105]1895年，刘大鹏赴北京参加会试，在北京时他也观察到：“京都习尚以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读诗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106]1896年，刘大鹏对此又有这样一番描述：
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若见一生人，阴问此人书法何如，善写则钦仰，不善写则轻视，风气使然也。[107]
类似的经验所在多有。夏曾佑即指明清代科举“其朝夕讲习以应上之所求者，文则制艺也，试帖也，楷法也”[108]。朱峙三在1899年的日记中，也记载了其父指定他临摹“欧帖”的经历，谓“科举以字佳颇占便宜”，即便“场中文虽不佳”，但如果字好的话，“试官另眼观看”。[109]到1901年，正在准备参加县试的朱峙三，还被塾师要求“写字注重小楷，限定每日抄八股文一篇，以当小楷功课”[110]。不唯如此，甚至进士进入翰林院的朝考，也同样看重“楷法”。罗惇曧（1872～1924）即表示：“国家既重视翰林，而求之不以其道，其取之也，以楷法，文之工拙弗计也。”[111]《苏报》上登载的一篇文字，这样检讨清代翰林制度：“降及后世（按：指乾隆朝开博学宏词科之后），凡朝考殿试馆课皆敷衍策论，惟重楷书。”[112]
科举考试开展过程中“表达”与“实践”的反差，在很多环节都有体现。这里还可略加补充的是，在科举考试的实践环节，清代官方关于《圣谕广训》的制度条文甚至也得不到贯彻。考生默写《圣谕广训》的规定动作，一般是在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中予以实行。江苏吴县人包天笑曾忆及其15岁那年（1890）应学政主持的院试时的情形。院试规定必须默写《圣谕广训》，包天笑却表示完全默写不出：“这个《圣谕广训》，我们平日既没有读过，私塾里的先生，只教我们读四书、五经，没有教我们读《圣谕广训》。”因为院试规定“必须要默写一段，由主试摘出，从某一章某一句起，至某一章某一句止”，结果，最后的办法是学政给每个考生都发了一份《圣谕广训》，学生只要照抄一段，交卷时将《圣谕广训》一书归还即可，所以在院试时默写一段《圣谕广训》，成了虚应故事。[113]另据河北临漳人杜慕堂（1888～1977）回忆，在县考时，考生被要求默写圣谕一段，“由某处写至某处”，而实际上官方会印发《圣谕广训》，并且每个考生都会发到一本，所以“名为默写，实则照抄”。[114]浙江钱塘县人钟毓龙则忆及：
至清末时，考生何尝熟读，并其书亦未之见。临考时，向书肆购取此以黄纸为面印成之小册，携以入场，翻检而抄之耳。惟抄写时偶有脱误，不得涂抹添注，但须字数不差。虽语句不通亦无妨，以主试者并不阅及此也。[115]
所以，院试时“《圣谕广训》之小册，其初亦在禁止携带之列，不知何时乃不禁止”，于是“可以携带入场，不在搜检之列”。[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