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清末，阅读了不少“新书”的湖南读书人皮锡瑞已经认识到，无论是科举还是学堂，都旨在“靖一国之思想，同一国之风气”，“求人才”反而是次要的功能。[160]作为一个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所作为的王朝，从康熙朝后期开始，清代官方就持续向各地学官颁赐各种御纂、钦定书籍，并鼓励地方官员及各地坊贾刷印以广其传，继而将乡、会试中的“闱中书籍”标准化，以实现对读书人群体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有效介入与操控。以科举的制度设计而言，除了四书题、五经题等考试内容意在引导士子储备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知识内容之外，通过各省学政主持的“观风题”、“经古场”以及对乡、会试第三场策题等考试内容的规划，科举制度在形式上还包含了多种其他门类的知识。御纂、钦定诸书以经史为主的特征，既在科举的制度条文中形成了诸如“经史，学之根柢也”[161]“通习诸经，敦尚实学”[162]等官方论调，也有利于向广大士子传递“制艺本于经史”[163]的理念。
清廷的意图与努力显而易见，然而实际收效却不尽如人意。早在乾隆八年（1743），顺天学政赵大鲸即称，《御纂四经》“在东南各省，久已家有其书，而北方士子竟有未曾得见者”[164]。这样的说法，揭示出明显的地区差异，虽然东南各省未必都是“家有其书”，但显然在该学政所辖地区，《御纂四经》流传很少。乾隆十四年（1749），福建学政葛德润也奏称，福建通省士子大多“于《御纂四经》实皆未经寓目”，虽然官方鼓励民间坊肆刷印以广流传，但是，书板“贮藩库，呈请刷印者绝少”。像漳州、泉州这样离省城较近的城市，也很难购买到这么大部头的御纂书籍，其他僻远的地方更可想见。所以，葛德润也指出福建士子诵读《御纂四经》的堪称“百无一二”[165]。晚清读书人王先谦更是指陈“钦定诸书，颁赐有限。虽在士夫，无由遍睹。至于闾巷，弥绝窥仰”[166]。尽管清廷将御纂、钦定诸书颁行各地，但是，这些著作卷帙浩繁，储藏场所有限，故大部分读书人并不都能读到。由于御纂、钦定诸书供应不足，且此类书籍部头太大也势必导致书价高昂，故士子群体实际用于备考的书籍，还是必须依靠出版市场上的各种坊本。另外，科举考试的实践也表明，士子科举生涯的实际成功并不需要遵循清廷对知识养成的官方指示，所以，清代士子在购阅备考书籍时，往往也不以御纂、钦定诸书为主。
清代官方提倡与鼓励的知识内容，以及科举考试的具体实践，构成了广大士子群体购阅书籍、储备知识的指引。由于御纂、钦定书籍在士子中间流通有限，显然不利于在科举考试中提倡清代官方所鼓励的经史之学；真正对士子群体阅读世界与知识世界起关键导向作用的是科举考试的实践环节。清代科举乡、会试衡文取士的实践，呈现出重视首场乃至重视首场首艺的显著倾向，楷法的优劣也成为左右乡、会试以外各项考试结果的关键因素，如此一来，科举考试的实践对官方的知识规划起到了“损之又损”、极度简化的作用。受此影响，虽说在一些小地方也是“四书遍地可购”[167]，同时，制艺类的书籍风行天下，然而，“制艺而外，课蒙之书向无善本”，却也成为晚清读书人阅读世界的寻常情形。[168]士子群体往往偏重坊本制艺试帖乃至闱墨、程文等文本，并多注意楷法的训练，从而与官方的期待渐行渐远。而清代历史知识易涉忌讳的时代背景，外加考试实践对史学知识的长期忽略，使得清代士子群体的历史知识尤其是关于清朝史事的知识极度匮乏，这也成为清代士子知识缺环的典型例证。到晚清时期，由于外国史知识的传入，史学逐渐获得“有用之学”的地位，并受到许多精英读书人的重视与鼓吹。而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进一步确认了史学作为“有用之学”的地位，戊戌年、辛丑年两度推出的科举改制方案即将“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与“中国政治史事论”列入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次之内。然而，当科举新章正式付诸实践，士子群体马上面临窘境：“当令甲初更，史学、西学皆生平所未梦见。”[169]其中，西学固然属于科举考试中几乎前所未有的新内容，不过，史学却算不上超出科举制度设计对知识的规划之外。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原因，即在于科举实践对士子知识养成所存在的“简化”作用。
简言之，尽管清代官方提倡的经史之学有意识地加入了政治考量，然而，官方所提倡与鼓励的知识，却经过了科举考试实践的“过滤”与“稀释”。受此影响的广大士子群体所构筑的知识版图里，各类知识的等第排序与修习偏好，实际上早已与官方的主旨和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偏离很远。清末人士甚至慨叹“学问与考试判然分为二事”，即科举考试已成为一种难以容纳学问的建制。[170]不仅清代官方鼓励的“实学”在科举考试实践中大打折扣，甚至“学”是不是见容于科举考试，都已经成了问题。这一现状为晚清改科举乃至废科举的议论与行动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同时也显示出科举考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士子群体阅读世界、知识世界的“简化”趋势积重难返；而科举制度“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也显示出科举制度很难成为清末人士念兹在兹的“有用之学”的有效“容器”。可以说，科举考试的制度表达与考试实践的长期背离，既使得清代科举几乎彻底沦为“八股取士”，甚至也隐隐暗示了，科举改制后士子教育与科举考试组成的体系在兴学育才上的有效性，也同样值得怀疑。
[1]《荀子·儒效》。
[2]郭嵩焘：《复瞿鸿禨》（光绪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郭嵩焘全集》第13册，岳麓书社，2012，第433页。
[3]周永林编《邹容文集》，重庆出版社，1983，第48页。
[4]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第44～49页。引文内容另据《广州碑刻集》校改，参见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36～37页。
[5]黄进兴：《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1994，第109页。
[6]关于康熙朝在文化领域的统治表现，另可参见姚念慈《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第224～247页。
[7]昭梿：《啸亭续录·本朝钦定诸书》，《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第400～403页。
[8]《钦定学政全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第91页。
[9]《钦定学政全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92～120页。
[10]参见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何冠彪《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另可参见邵学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所见乾隆皇帝之政论及其对史事之意见》，《史辙：东吴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学报》第5期，2009年7月；邵学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御批析述》，硕士学位论文，台湾东吴大学，2010。
[11]何冠彪：《清高宗纲目体史籍编纂考》，《明清人物与著述》，第241页。
[12]何冠彪：《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明清人物与著述》，第149～156页。
[13]何冠彪：《清高宗纲目体史籍编纂考》，《明清人物与著述》，第241～280页。
[14]庄存与：《奏为敬陈酌改乡试各事宜事》（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初八），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70-016。
[15]李绶：《请禁止各种删本礼记等事》，军机处录副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1147-028。
[16]《钦定学政全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67～68页。
[17]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续修四库全书》第816册，第649页。
[18]鲍源深：《请购刊经史书》，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373页。
[19]《钦定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第3007～3008页。
[20]《钦定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第3008～3009页；《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第2299页。
[21]《钦定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第3009～3012页；《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299页。
[22]《钦定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第3005～3006页。
[23]《钦定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第1220、1225、1228～1229页；《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125页。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1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43页。
[25]鲍源深：《请购刊经史书》，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375～376页。
[26]高尚举编《马新贻文案集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第162～163页。
[27]李鸿章：《设局刊书折》（1869年6月29日），《李鸿章全集》第3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第450页。
[2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89页。
[29]《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302～2303页。
[30]如《御纂五经》，光绪十四年（1888），上海点石斋刊本。
[31]《御纂七经先印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种启》，《申报》1887年5月25日。
[32]《会奏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1907），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229页。
[33]鲍源深：《请购刊经史书》，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375页。
[34]《策问西学》，《集成报》第12册，1897年8月22日，第13页。
[35]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光绪十五年三月初四日，黄山书社，2010，第386页。
[3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6年10月14日，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62页。
[37]《论策问时务宜先厘定书籍以便诵习征引》，《申报》1897年5月12日。
[38]顾家相：《江西萍乡县顾大令家相课士略说》，《知新报》第98册，1899年9月5日，第1页。
[39]《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125页。
[40]《礼部、政务处会奏变通科举章程》，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本，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第4页。
[41]《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559页。
[42]《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300页。
[43]关于清代的圣谕宣讲活动，参见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下，1993年6月；周振鹤：《〈圣谕〉〈圣谕广训〉及其相关的文化现象》，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另可参见酒井忠夫《清代善书研究》，刘岳兵、孙雪梅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44]《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078页。
[45]《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396～2398页。
[46]《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558页。
[47]游百川：《请崇尚经术书》，陈弢辑《同治中兴京外奏议约编》，第366页。
[48]《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4册，第213页。
[49]刘愚生：《世载堂杂忆》，第7～8页；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变科举第八》，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81～182页。
[50]《礼部遵议顺天学政奏请改生童经古场为头场折》，《东方杂志》第1年第7期，1904年9月4日，第76页。
[51]魏少游：《清末科举考试制度概述》，《河南文史资料》第5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1，第60页。
[52]周询：《蜀海丛谈》，巴蜀书社，1986，第45页。
[53]杜慕堂：《清末考试制度》，《河南文史资料》第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1989，第86页。
[54]李伯元：《文明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88页。
[55]《科举变制余论》，《中外日报》1901年9月6日。
[56]李景铭：《六二回忆（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13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21页。
[57]刘愚生：《世载堂杂忆》，第7页。
[58]侯美珍：《明清科举取士“重首场”现象的探讨》，《台大中文学报》第23期，2005年12月。
[59]顾炎武：《日知录校注》中册，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第911页。
[60]司徒修：《论头场四书三篇文》，收于司徒修编著《制艺简摩集》第10册，附录《墨谱》，东昌叶氏书林道光二十五年（1845）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第61页。关于1756年之前的科举考试内容，参见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522.
[61]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565.
[62]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642～643页。
[63]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之一·浮生梦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9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88～92页。
[64]钟毓龙：《科场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52页。
[65]仲振履：《秀才秘籥》，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
[66]陈寅恪：《文章》，《陈寅恪集·诗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78页。
[67]王茂荫：《振兴人才以济实用折》，《王侍郎奏议》，《续修四库全书》第500册，第424页。
[68]福格：《听雨丛谈》，中华书局，1997，第78～79页。
[69]傅云龙：《傅云龙日记》，1865年6月23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294页。
[70]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第627页。
[71]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之一·浮生梦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9册，第88～92页。
[72]泔滨渔者：《论相命风水》，《时务目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1902年上海华洋书局代印本，第33～34页。
[73]《科举变制余论》，《中外日报》1901年9月6日。
[74]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第152页。另可参见Benjamin A.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544-568.
[75]钟毓龙：《说杭州》，第389～390页。
[76]张之洞：《轩语·语行第一》，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96页。
[77]闲云先生（高振霄）：《科场续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第169～170页。据该文之前的钟毓龙题识，可知《科场续记》作者为“闲云先生”，且系孙智敏（1881～1961，癸卯科进士）的同年，与孙智敏过从甚密且号“闲云”者，当为高振霄（1877～1956，甲辰科进士）。
[78]狩野直喜：《清朝的科举制度》，《中国学文薮》，周先民译，中华书局，2011，第340页。
[79]金洪铨：《奏为敬陈四书大全宜重加纂修恭陈钦定以阐圣学等管见事》，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181-021。
[80]仲振履：《秀才秘籥》，第19页。
[81]司徒修：《论二场经三场策》，收于司徒修编著《制艺简摩集》第10册，附录《墨谱》，第66～67页。
[82]福格：《听雨丛谈》，第78～79页。
[83]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岳麓书社，1985，第113页。
[84]王韬：《西学大成序》，王西清、卢梯青辑《西学大成》，上海醉六堂书坊，1895，第2页。《西学大成》初版于光绪十四年（1888）。1895年醉六堂版与初版书前均有王韬作于1888年的序。参见杨丽莹《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第134页。
[85]殷葆：《追忆录》，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613～614页。
[86]《甘肃乡试条规及格式》（18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8～9页。
[87]朱必谦：《清末考试制度琐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145页。
[88]张琢之：《秋闱词》，刘咸炘《推十书·壬癸合辑》第3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第1082页。
[89]《甘肃乡试条规及格式》（1891年），《近代史资料》总第115号，第9页。引文中问语的引号为笔者所加。
[90]朱必谦：《清末考试制度琐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45页。
[91]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第628页。
[92]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光绪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五日，第226、569页。
[93]闲云先生（高振霄）：《科场续记》，《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第150页。
[94]温州市图书馆编《赵钧日记》下册，陈伟玲整理，中华书局，2018，第447页。
[95]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第155～156页。
[96]张棡：《隐园日记》，光绪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温州市图书馆编《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第13册，中华书局，2017，第6579页。
[97]温州市图书馆编《林骏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四日、八月十五日，沈洪保整理，中华书局，2018，第37～38页。
[98]张棡：《隐园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第14册，第6939～6940页。
[99]丁治棠：《往留录》，《丁治棠纪行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第107页。
[100]点石斋代启：《历科试策大成告白》，《申报》1888年4月17日。
[101]朱必谦：《清末考试制度琐记》，《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第145页。
[102]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之一·浮生梦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9册，第87页；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之二·河朔前尘》，《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9册，第141、155页。
[103]《发售石印翰墨林告白》，《申报》1888年1月21日。
[104]刘光第：《都门偶学记》，《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176页。
[105]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第13页。
[10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5年3月18日，第40～41页。
[107]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6年9月12日，第61页。
[108]夏曾佑：《论中国科举不能变之故》（1897年12月2日），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28页。
[109]朱峙三：《朱峙三日记（1893～1919）》，1899年5月8日，第51页。
[110]朱峙三：《朱峙三日记（1893～1919）》，1901年3月20日，第75页。
[111]罗惇曧：《宾退随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26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第264页。另参见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2册，第678页。
[112]《录独立山人读宣示翰林衙门谕旨书后》（录〈苏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选《（清末）时事采新汇选》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第10页。
[113]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103～104页。
[114]杜慕堂：《清末考试制度》，《河南文史资料》第9辑，第85页。
[115]钟毓龙：《说杭州》，第399～400页。
[116]钟毓龙：《科场回忆录》，《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第127、132页。
[117]《拟请暂缓科举数年以全力督课学堂甄别仕宦议》，《申报》1898年8月3日。
[118]《书肆慨言》，《申报》1904年5月27日。
[119]狄考文：《振兴学校论·考试》，《万国公报》第14年第655卷，1881年9月10日，第38页。
[120]袁枚：《随园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411～412页。
[121]唐才常：《史学第一》，《湘学新报》第1册，1897年4月22日，第1页。
[122]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1898年6月17日），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79页。
[123]《论八股存亡之关系 续前稿》，《国闻报》1898年7月5日。另可参见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34页。
[124]张棡：《隐园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第15册，第7441～7442页。
[125]张伯驹：《春游琐谈》，《张伯驹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512页。
[126]吴蒙：《学究新谈》，商务印书馆，1915，第7页。
[127]吴蒙：《学究新谈》，第22页。
[128]孙延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徐和壅、周立人整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2页。
[129]骆憬甫：《浮生手记，1886～1954——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37页。
[130]独醒主人：《东社读史随笔序》，《东社读史随笔》，1905年刻本，第1页。
[131]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文学》第7卷第1号，1936年7月，第58页。
[132]唐才常：《史学论略》，《觉颠冥斋内言》，1898年长沙刊本，收于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618页。《史学论略》的内容大体来源于《湘学新报》第1册的《史学第一》及第5册的《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而略有不同。
[133]王汎森：《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思想》第9期，2008年5月，第125页。
[134]李永圻、张耕华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31页。
[135]周作人：《十堂笔谈·国史》，《立春以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33页。
[136]张元济：《〈中国历史教科书〉序》（1903），《张元济全集》第5卷，商务印书馆，2008，第341页。
[137]李永圻、张耕华编《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第31页。
[138]铁沙寒叟（张志鹤）：《我生七十年的自白》，1948年铅印本，第6页。
[139]卢前：《冶城话旧·状元境书肆》，《南京文献》第4号，1947年4月，第6页。
[140]卢前：《冶城话旧·李光明庄》，《南京文献》第4号，1947年4月，第6页。
[141]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第15页。
[142]Fan-sen Wang，“Preface，” in Tze-ki Hon and Robert J.Culp，eds.，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Imperial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Leiden ＆ Boston：Brill，2007），pp.vii-xi；王汎森：《历史教科书与历史记忆》，《思想》第9期，2008年5月。
[143]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09～110页。
[144]郑献甫：《史鉴节要便读跋》，鲍东里《史鉴节要便读》第2册，同治六年（1867）福芸楼刊本，第1页。另可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第15页。
[145]张之洞：《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92页；《教科书之发刊概况（1868～1918）》，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第229～231页。
[146]皮锡瑞：《皮锡瑞日记》，1902年7月16日，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0册，中华书局，2015，第1520页。
[147]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69～271页。
[148]胡思敬：《国闻备乘·自序》，《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1页。
[149]钟毓龙：《说杭州》，第390页。
[150]《钦定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第1220、1229页。
[151]《论策问时务宜先厘定书籍以便诵习征引》，《申报》1897年5月12日。
[152]《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131页。
[153]《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134页。
[154]《续增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302页。
[155]《讲求时务论》，《申报》1897年4月2日。
[156]公奴（夏颂莱）：《金陵卖书记》，开明书店，1902，第2页。
[157]《皇清政治学问答初编·叙目》，文明书局编辑所编《皇清政治学问答初编》，文明书局，1902，第2页。
[158]《清朝史略》广告，《中外日报》1902年8月26日。
[159]文明书局编辑所编《皇清政治学问答二编》，文明书局，1902，书前识语。
[160]皮锡瑞：《皮锡瑞日记》，1903年6月26日，吴仰湘编《皮锡瑞全集》第11册，第1660～1661页。
[161]《钦定学政全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0辑，第115页。此语出自乾隆十六年（1751）上谕。
[162]《钦定科场条例》，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第1122页。此语出自嘉庆十一年（1806）上谕。
[163]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896年12月9日，第64页。
[164]赵大鲸：《敬奏陈拨银刷印御纂四经等书籍及惩治劣生等管见事》，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181-018。
[165]葛德润：《奏为敬陈以御纂四经为课士基本教材等管见事》，宫中档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38-0182-011。
[166]王先谦：《〈东华续录〉跋》，《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第27页。
[167]王锡彤：《抑斋自述七种之一·浮生梦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9册，第79页。
[168]陆定：《史论启蒙序》，周雪樵评选、稽铨注释《评注史论启蒙》，浙江经世文社，1902年刊本，第1页。
[169]夏曾佑：《论今年榜后将有大哄》（约1902年），杨琥编《夏曾佑集》上册，第47页。
[170]《书鄂学示谕后》，《申报》1898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