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一风同”：清代科举的知识规划

自清人入关以后，经过数十年的经营，随着其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渐趋稳定，一些原本无暇顾及的意识形态化的控制手段也开始逐渐显露。黄进兴指出，“清初君主在政治意识形态所努力的是，将‘政治势力’延伸到‘文化领域’”^[5]。自康熙朝开始，清代官方明显加强了对文化领域意识形态控制的努力，多部以“御纂”“御批”“御定”“钦定”等名目编纂和颁行的书籍，可以视作这一种文化控制的具体表现。^[6]清宗室昭梿的《啸亭杂录》列举了以清代几位帝王名义刊行的“钦定诸书”，以经、史、子、集分列，其中多为康熙及乾隆时所编纂，旨在“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7]。

从康熙朝后期开始，清廷即向各直省颁发多种御纂、钦定书籍，并很快与广大士子的诵习活动联系起来。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制古文渊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在刷印并颁赐给大臣之外，康熙的上谕明言这几种书“特为士子学习有益而制，可速颁行直省”，并且还特意提出“凡坊间书贾，有情愿刊刻售卖者，听其传布”。^[8]康熙年间另颁行有《御纂朱子全书》《御纂周易折中》等书，雍正年间则颁行有以康熙帝名义修撰的《钦定孝经衍义》《御纂性理精义》，以及《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即《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至乾隆初年，又向“直省各书院及所属各学”颁行以康熙名义修撰的《律书渊源》，并且“招募坊贾人等，刷印鬻卖，有情愿刊刻者听”。考虑到各直省的士子观览不便，“得书者寥寥”，乾隆令各直省抚藩“招募坊贾，自备纸墨刷印，通行售卖”，并且要使“坊贾皆乐于刷印，则士子自易于购买，庶几家传户诵足以大广厥传”。此后，乾隆间又屡次颁行上谕，要求各地督抚广为传布以康熙名义修撰的多种钦定书籍，并且，为了“以广其传”，一再明示“许坊贾人等刷印通行，广为敷布”。至乾隆十五年（1750），以乾隆名义修撰的《御纂三礼》（即《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告成，遂令各省布政使“照御纂《折中》《传说》诸书之例，敬谨刊刻，准人刷印，并听坊间刊刻，以广诵习”^[9]。康熙朝所修纂的《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被称作《御纂四经》，乾隆朝所修纂的《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则被称作《御纂三礼》或《钦定三礼》，这七种书也往往被合称为《御纂七经》，成为清代御纂、钦定诸书中最为主要的经学书籍。

除了经学著作之外，对于史学著作，清代官方也以“御批”“御撰”等形式为天下臣民树立标准。早在康熙朝，清廷以康熙的名义修纂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而这种为历代史事树立标准的努力在乾隆朝臻于顶峰，故乾隆朝以皇帝的名义纂修的史籍数量为清代最多，影响也最大。^[10]何冠彪指出，到了乾隆（1736～1795年在位）晚期，即“希望官方能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控制其中的笔削褒贬”^[11]。在这位热衷修史及修改前代史籍的皇帝看来，史的功用在于“垂法戒”和“彰善瘅恶”，并且除了将此奉为“修史的正鹄”之外，乾隆还明言“杜绝野史稗乘”。此举旨在“收统制思想之效，使到官修诸史的资政教民功能更加有效地发挥”。在乾隆的刻意经营和努力之下，皇帝成了“历史判官”般的角色，“成为执掌笔削褒贬的唯一合法者”^[12]。乾隆帝尤其推崇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而以此为取法对象，纂修成《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评鉴阐要》等书。这几种御制书中，尤以《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与《评鉴阐要》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故何冠彪认为“《辑览》与《评鉴阐要》的修撰，标志弘历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然后由他操纵笔削褒贬的企图”。换言之，以乾隆帝名义所修纂的这些“御批”“御撰”系列史著，其主旨在于为天下读书人树立史学的标准，使这些著作成为天下士人“读史之指南”^[13]。

从康熙后期直至乾隆年间，清代官方一直在有意识地向各地书院及府、州、县学等颁发各种御纂、钦定书籍，并要求各地督抚自行刊刻，以扩大这些书籍的影响。还屡次表示允许坊间书贾翻刻，其目的也在于使这些书籍能够广为传布。乾隆帝对康熙以来御纂、钦定书籍的传统十分重视，若干新编书在乾隆朝被列入御纂、钦定书籍的系列，并且试图向科举制度渗透。乾隆二十三年（1758），顺天学政庄存与在奏折中言：“经旨应遵功令也……御纂钦定四经、钦定三礼昭乎日月，颁在学官，试卷文字，咸应遵用。”^[14]乾隆二十九年（1764），湖南学政李绶在一道奏折中也指明，乾隆帝以“颁发御纂四经、钦定三礼”的方式来显示朝廷“振兴文教、崇尚经学”的态度，借此让“士子知所折衷”。^[15]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帝在一道上谕内历数自己在文治上的几项重要举措：“命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16]至乾隆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依然对御纂、钦定书籍的修纂与颁行颇为留心，该年的一道上谕即称：“国家以四书五经试士。经书自五代镌板以来，久鲜手钞，士子诵读者多系坊本，即考证之家只凭前明监本……我朝文治光昭，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朕复钦定《三礼》，武英殿官刻十三经勘雠精核，久已颁发黉序，嘉惠艺林。但各书卷帙繁多，草茅寒素，恐艰于购觅，未必尽人能读。”于是，乾隆帝命人厘订出六册本的《石经考文提要》，还一度试图将此书作为考试时“四书五经题文”的文本依据。^[17]正是因为向各直省的府、州、县学颁发御纂、钦定书籍已经成为惯例，晚清官员遂根据《学政全书》指出：

各省府、州、县学向有尊藏御纂、钦定诸书，并于雍正、乾隆初年，迭经奏准，令直省抚藩将颁发御纂、钦定经史诸书，敬谨重刊，并听坊间印售，以广流传。^[18]

据此可知，在国家意志之下，御纂、钦定诸书曾在康雍乾时期被屡次颁发至各直省的书院及府、州、县学，供士子讲习之用，且听凭民间的坊肆翻印、销售，其目的是使御纂、钦定诸书发挥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同时，自乾隆朝开始，清廷还力图将科举考试中考官所用的参考书籍标准化。向顺天乡试及会试考场颁发“内帘应用”书籍的举措始于乾隆四年（1739）。^[19]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廷颁下上谕，为乡、会试“闱中书籍”制定标准：

闱中旧存书籍残缺不完，试官每移取坊间刻本，大半鲁鱼亥豕，自命题发策以及考信订伪，迄无裨益。应将乡会两试需用各书汇列清单，就武英殿请领内府官本，钤用该衙门印信，备贮应用。

随后，清廷向顺天的乡、会试考场颁发《御纂七经》《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共计20余种。^[20]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考虑到“江南等省尚沿用旧存坊本”，清廷再颁上谕，除了《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康熙字典》二书要求各地“自行购办”外，还将《御纂七经》《钦定四书文》等17种标准化的闱中用书颁发至顺天乡试考场之外的其他乡试考场，并从此规定“永行禁止考官移取坊间书籍”。^[21]可以说，经过乾隆朝的整饬，各地乡试考场及会试考场所用的“闱中书籍”完成了标准化。除了清廷颁发的书籍，考官“不许携带出题书籍”，评阅考卷时的参考书籍也以“闱中书籍”为限。^[22]此外，乾隆年间还颁布《钦定四书文》一书，对科举考试第一场所考的四书文的撰写树立标准：

首场制艺，以《钦定四书文》为准，其轻僻怪诞之文不得取录。又，经文以遵奉《御纂四经》《钦定三礼》及用传注为合旨。^[23]

除了以《钦定四书文》为主要考试文体设立标准外，御纂、钦定系列书籍在科举考试用经籍文本中也具有权威地位。

至晚清，这种官方向各地官学颁布钦定书籍并向科举制度渗透的行为依然在继续。由于南方多省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兵燹，各地官学中所贮藏的钦定书籍损毁严重，于是清廷颁布上谕，令南方诸省重刊御纂、钦定诸书。同治六年（1867），在江苏学政鲍源深“购刊经史”的奏请之下，同治帝颁下上谕：

江苏等省自遭兵燹以后，各府、州、县学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板片，亦皆毁失无存。现在地方已就肃清，亟应振兴文教，士子有志读书，而载籍难于购觅，其何以资讲贯而惠艺林？着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购补，并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肆刷印，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用副朝廷教育人才至意。^[24]

这其实是对鲍源深所上奏折的直接回应，因为在鲍源深的原奏中，提请将顺治帝的《御注孝经》，康熙帝的《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雍正帝的《御纂孝经集注》，乾隆帝的《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钦定三礼义疏》等经学著作，以及康熙帝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帝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史学著作，先行刊发，并“遵旧例，听书估印售以广流传”^[25]。几个月后，浙江巡抚马新贻即上奏表示立即刊印“钦定七经、御批《通鉴》、御选《古文渊鉴》等书”，以“昭示圭臬”；并且指明由于“从前钦定诸经，卷帙阔大，刷印工价浩繁，寒士艰于购取”，所以此次刊刻，“略将板式缩小，行数增多，以期流传较易，庶几家有其书，有裨诵习”。^[26]同治八年（1869），时任湖广总督兼署湖北巡抚的李鸿章亦上奏表示遵奉同治六年的上谕，在湖北刊刻“钦定七经、御批《通鉴》”等书，认为此两种书“集经史之大成，尤为士林圭臬”，在刻成之后将“颁发各学、书院”，亦允许“穷乡寒儒、书肆贾人随时刷印，以广流传”。^[27]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南方各省设立官书局并首先刊刻御纂、钦定诸书的官方行为，显示出清代官方始终未曾放松对读书人群体进行意识形态化灌输与控制的努力。

光绪元年（1875），甘肃与陕西分闱，首次独立举行乡试。第二年（1876），左宗棠即奏请清廷将“甘肃乡试闱中应用书籍”颁布，其中即有“《周易折中》《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三礼义疏》《性理精义》《袖珍渊鉴类函》《唐宋文醇》《唐宋诗醇》《佩文韵府》《袖珍古文渊鉴》《十三经注疏》《文献通考》《史记》《前汉书》《后汉书》《四书文选》各一部”。左所提及的书目中，《御纂七经》占据了很高的比重，也基本与乾隆三十六年（1771）颁发给各地乡试考场的书单一致。^[28]即便是到了光绪戊戌年（1898），在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清廷依然在巩固始自乾隆年间的制度：

惟闻各省所存原颁书籍，历年已久，不无残缺散失，拟由臣部（按：指礼部）行文各省大吏，遵照《科场条例》内载原颁书籍若干部，如数购备齐全，报部存案，用款作正开销，届期送内帘应用，事竣，收回造册交代，如有损失，着落赔补。经此整顿，庶主司共识祖制，明示法程，自当循行无失，不致以奇邪之说惑及士人，则表率端而人才出矣。^[29]

由此可见，始于乾隆朝科举考试“闱中书籍”的标准化已经成为一个被长期遵行的惯例。

由于御纂、钦定书籍长期扮演着主要“闱中书籍”的角色，士子群体又很难真正通过各地府、州、县学及书院等场所来阅读此类书籍，所以，坊间为士子群体准备了这些书籍。在晚清的出版市场上，康熙年间颁行的《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以及乾隆年间颁行的《钦定周官义疏》《钦定仪礼义疏》《钦定礼记义疏》等7种经学著作，往往被合刊为《御纂七经》。另外，出版市场上还有《御纂五经》通行，收有《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传说汇纂》《钦定诗经传说汇纂》《钦定礼记义疏》《钦定春秋传说汇纂》等5种经学书。^[30]出版商还在报纸上大做广告：“《御纂七经》，刊板武英殿，颁行各直省，俾天下士子翕然为体用兼赅之学。”^[31]至清末，某官员的奏折中依然在复述：“我朝列圣相承，昌明正学，于经则有《御纂九经》，于史则有《御批通鉴辑览》，于理学则有《御纂朱子全书》，于古文辞则有《御选唐宋文醇》《诗醇》《御选古文渊鉴》，道一风同，号称极盛。”^[32]在历数盛清时代“列圣”的各种御制书籍的同时，该官员也体会到这类书籍的主要功用在于“昌明正学”“道一风同”。

考虑到仅仅“颁行儒宫”“颁行各直省”以起到垂范的作用显然不够，清代官方还试图在科举考试内容中体现其对于知识内容的规划。在晚清人士的表述中，“士子读书以穷经为本，经义以钦定为宗”^[33]。除了《钦定四书文》被树立为乡、会试第一场的3道四书题的撰文标准之外，乡、会试第二场的5道五经题、第三场的5道策问题，也被《御纂七经》《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经史书籍所笼罩。按照清代科举的惯例，在1901年科举改制之前，在第三场的策问题中，通常在前两道题目考试关于经史的知识，也因此，1897年清廷允许将西学知识加入乡、会试第三场的5道策问题中时，还是依例“前二道仍问经史”^[34]。直到晚清时期，御纂、钦定诸书在科场中依然有其效用，故应考士子还是会购买这些书。1889年己丑科会试，第一次参加会试的安徽士子姚永概，特地去北京琉璃厂买石印本的《御纂七经》《皇清经解》《诗赋题解》等书用以备考。^[35]1896年，山西士子刘大鹏还托自己的弟子从北京购买了一箱书，其中即有《御纂七经》《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书。^[36]至清末，当时的读书人还能清晰了解到乡、会试第三场策问题的答题规矩：

乡、会试为士子进身之地，文律更严，三场对策，除钦定诸书外，向不准用国朝人所著书籍，更何论同时见存之人。^[37]

曾担任江西省萍乡县知县的顾家相，在清末撰有《课士略说》一文，其中也曾叙及“《十三经注疏》《监本五经》《钦定七经》并颁在学官，苟为乡、会试二场计，则此数部已足，毋庸再读他书”^[38]。从中可见，《御纂七经》直至清末依然能够在各地学官处读到，并可应用于乡、会试层级的考试。1897年，御史杨崇伊上奏“厘正文体”，在礼部随后的指示中，依然不忘肯定《钦定四书文》《御纂四经》《钦定三礼》等书籍在衡文取士中的正统地位。^[39]可见至少在官方表述上，御纂、钦定诸书在清末科举考试中依然在发挥重要作用。即便在1901年科举改制之后，“中国政治史事论”成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等书依然是官方推荐的参考书目。^[40]原本最受重视的四书文（又称“制艺”“时文”“八股文”等）文体被废除，而代之以四书义、五经义等新文体，但清廷依然为四书义、五经义等文章设定了撰写的标准：

四书义、经义允宜朴实说理，恪遵先儒传注及御纂钦定诸说以为立言宗旨，即令荟萃群书，反复推阐，而体裁谨严，亦不得稍越范围。^[41]

至少从制度条文上而言，御纂、钦定诸书在科举考试中的权威地位一直延续至清末，伴随清代科举制度实行之始终。

清代官方以钦定书籍为主，将乡、会试考官据以评阅考卷的“闱中书籍”标准化，此举既为乡、会试考官的命题、衡文取士等规定了参考书目，也试图由此引导士子群体的备考行为，从而介入其购阅书籍、储备知识等环节。“闱中书籍”标准化的意义，即“所以为主司设绳尺，即为群士端趋向也”^[42]。同时，以经学、史学书籍为主的“闱中书籍”，也在向士子群体传递清代官方所提倡的以经史之学为核心的实学观。若以当时的眼光来看，清代士子用于应对科举考试而储备的知识内容，几乎都在御纂、钦定诸书范围之内。而通过御纂、钦定诸书的编纂与颁行，及向科举考试渗透，清廷期望实现的目标也是清楚的——在读书人群体中树立官方意识形态，借以“垂范”士子，达到“道一风同”。

除了以帝王名义撰著各种经史书籍，并通过科举制度规范士人的文章、言行之外，清代官方还通过圣谕宣讲的方式，向各地方的士人及民众灌输官方意识形态。^[43]即便到了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依然颁发上谕强调宣讲圣谕的重要性，担心此事“日久生懈，视为具文”，并督促各直省的督抚、学政认真宣讲，“示化民成俗至意”。^[44]直至1899年，清廷的上谕依然在强调“圣谕十六条”：

我朝列圣相承，型方训俗，圣祖仁皇帝颁谕十八〔六〕条，世宗宪皇帝衍为《广训》，约共万言，涵育熏陶，民心固结。永怀祖训，历久长新，凡我臣民皆当遵守。为此申谕各省督抚及有地方之责者，懔遵列圣叠次谕旨，切实宣讲，凡京外书院、学堂，皆以讲明《圣谕广训》为根本，并责成各府州县教官躬莅其事，俾海内士庶咸知纲常名教之重，以正人心而厚风俗。^[45]

为了让士子修习圣谕，科举制度也有制度性的设置。清代科举制度向例需要在参加科举考试时默写《圣谕广训》一段，这一规矩至1901年科举改制以后依然在延续。^[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