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鉴于亚太地区合作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重要性，本书旨在通过研究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背景与理由，探究其具体内容及推进过程，阐释日本与澳大利亚的外交倡议对构建地区秩序的意义，并揭示其对地区性大国中国与美国的影响。迄今为止，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研究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一方面缘于同时代历史档案缺失的现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现有研究对亚太地区主义解读的偏颇。以下部分在整理了亚太地区主义与日本外交史两大领域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论述的基础上，指出既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
一 亚太地区主义研究
1989年APEC的成立使亚太地区主义被学界广泛关注。其中，诺曼·帕尔默（Norman D.Palmer）的著作为亚太地区合作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调。帕尔默将亚太地区合作称为“新地区主义”。他在研究了东盟、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南太平洋论坛（South Pacific Forum，SPF）等地区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地区间组织PBEC与PECC，并指出与欧洲一体化不同，“新地区主义”更强调民族主义与跨国主义之间、区域合作与全球自由贸易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更加外向、跨地区的特性，“新地区主义”下亚太地区合作的历史，“值得深入探讨”。[23]
劳伦斯·伍兹（Lawrence T.Woods）受到帕尔默的启发，在其著作中梳理了亚太地区主义的历史。伍兹将亚太地区主义史描绘成从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IPR）到PBEC、PAFTAD与PECC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发展史。[24]伍兹关注的是国际非政府组织所具备的“代表”（Representation）、“信息与交流”（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以及“交涉”（Negotiation）等外交功能在亚太地区形成中发挥的作用。[25]同时，伍兹还指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PECC的起源，并评价了约翰·克劳福德与大来佐武郎在构想的推进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谈到中国与PECC的关系时，伍兹提到了时任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国际常设委员会（PECC International Standing Committee，PECC-ISC）主席埃里克·特里格（Eric Trigg）的提案所发挥的重要影响。[26]
菊池努提示了由民间学者构成的“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所提出的理念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由此出发重点考察了从PECC到APEC成立的历史。其中，菊池高度评价了PECC在亚太地区合作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主张亚太地区正是通过实践而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原则与规范。[27]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菊池将分析重心置于大平正芳出访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的召开。[28]
寺田贵（Takeshi Tedrada）的博士论文描绘了在APEC设立过程中，日澳经济学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寺田的研究并未脱离菊池所论述的理念形成史的框架，他在阐述了战后日本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基础上，论述了从PAFTAD到APEC形成过程中民间经济学者的贡献。此外，寺田还指出，1978年由国际经济学者彼得·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和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所积极宣传的太平洋贸易与发展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Pacific Trade and Development，OPTAD）构想以及日本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政策提案等民间构想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9]
雷文修（John Ravenhill）的研究从相对权力关系的变化（新现实主义）、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形成与传播及国家利益的再建构（建构主义）等综合的视角，来考察APEC的诞生、深化及其对域内成员的影响。[30]其中，雷文修在分析APEC得以实现的原因时，强调了20世纪60年代由参与PAFTAD的跨国经济学家组成的“认知共同体”所发挥的“知识领导力”以及参加PECC的政府官员与民间学者等逐渐强化的交流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分析环太平洋连带构想部分，雷文修则引用了寺田贵的观点，强调了OPTAD构想的影响力。[31]
佩卡·考尔霍恩（Pekka Korhonen）十分关注小岛清提出的雁型经济发展论的思想，同时鉴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构想最初由小岛清提出的史实，考尔霍恩将亚太地区合作的发展视作在雁型经济发展论的影响下，由日本引领的亚洲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32]
以上学说均把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分析对象，强调在亚太地区合作推进过程中，国际非政府组织或由经济学家构成的“认知共同体”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这些研究将亚太地区主义史看作从PAFTAD到PECC再到APEC的经济学家们的“运动史”，将APEC的成立视作由经济学者联手推动，为贸易自由化及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而共同奋斗的过程。这使我们笃信，推动贸易自由化从最初阶段就是亚太地区合作的核心目标。然而，如果从国家的视角来观察，亚太地区各国一直对贸易自由化持谨慎态度。事实上，在茂物宣言以前，自由贸易体制的推动虽然一直存在于亚太地区合作的蓝图之中，却从未成为亚太地区国家间合作的核心任务。基于亚太地区合作由“认知共同体”推进的视角，这些研究强调了由学者提出的OPTAD构想等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影响，然而，本书的后续论述表明，并未有确凿证据显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受到了民间机构的直接影响。当初这一构想作为大平正芳参选自民党总裁的政策构想被提出，大平政权成立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才被作为正式的对外政策加以推进。
针对以上观点，大庭三枝将以知识分子与学者的理念史来描绘亚太地区主义史的研究视角称为“直线史观”并加以批判。她以“边界国家”与“他者”等为分析概念，将日本与澳大利亚推动亚太地区合作的历史描绘为确定国家身份认同之路。并且，大庭指出，“边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安定是它们推动地区合作的根本原因。[33]也就是说，大庭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提出了国家通过推动地区合作来建构身份是亚太地区主义史的动因。大庭的研究使亚太地区主义史回归国家中心的视角，为相关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然而，大庭仅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作为日澳两国在探索国家身份过程中所提出的诸多构想之一来处理，并未强调其作为国家政策被首次提出的意义。
事实上，亚太地区的形成是一个非连续的过程，由一系列关键的转折点决定。在APEC成立之前，亚太地区主义的发展从未成为地区各国的政治议题。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首次被提上政治议程的亚太地区合作方案，是亚太地区主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它使亚太地区主义由一个民间的构想升级为政府政策，由此翻开了亚太地区合作发展的新篇章。同样的事件还出现在APEC成立的过程中，这些关键性转折点可以看成“一种不规则的大爆炸序列”，推动着亚太地区合作飞跃式发展。[34]
二 日本外交史研究
随着近年来对地区合作研究关注度的提升，关于日本地区外交史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增多。这类研究主要聚焦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时期，以亚洲冷战为背景，将地区主义外交作为日本亚洲外交的一部分来探讨，关注的是日本以发展援助等经济手段推动东亚地区化及国家间合作的历史。例如，宫城大蔵梳理了20世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的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外交。[35]日本对印尼的经济援助计划不仅仅针对印尼，还将相关国家“牵连”其中，共同构建了对印尼的援助体制，并最终演化成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任期：1967～1998年）新体制下日本“开发”外交的行动框架。[36]保城广至的研究关注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日本的亚洲外交。他指出，日本政府希冀通过利用美国的资金来实现“依靠亚洲、为了亚洲的经济发展”的地区外交战略，但这样的外交战略因不被美国与东南亚各国接受而“流产”。[37]此外，权容奭的研究从“对美自主”、“亚洲主义”及“实现独立”的视角来分析岸信介政权的亚洲外交。他认为，岸信介的亚洲外交一直苦于解决“自由主义阵营的一员”与“亚洲的一国”之间的矛盾，同时努力实现回归国际社会与复兴经济的目标，其外交具有“对美自主”外交的鲜明特征。[38]曹良铉则将20世纪60年代中期亚洲的地区主义与美国外交联系起来分析，他认为，亚洲地区主义缘起于美国对外政策与区域内各国外交倡议的相互作用。[39]
上述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本主要以利用美国资金、战争赔偿或经济援助等手段来开展亚洲外交。1955～1977年，日本赔偿总额高达15亿美元，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则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1亿美元攀升至1970年的4亿5800万美元。[40]这样的日本对亚洲经济外交促进了亚洲“地区化”的进程。然而，即使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仍未制定针对亚洲区域的宏观外交政策。而从由日本首相福田赳夫提出的“福田主义”与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开始，日本的地区外交开始从对单个亚洲国家开展经济外交转变为以地区为框架来制定与执行外交政策。作为首个将东南亚地区整体作为政策制定对象的地区外交政策，“福田主义”试图利用美国从越南撤退留下的政治真空，以经济为手段构建东南亚的地区新秩序。对于“福田主义”外交的形成过程与评价，已有不少优秀的研究。[41]与此相对照，尽管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更为重要，却仅在一部分研究中被提及，并未成为日本外交史关注的课题。
在仅有的涉及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日本外交史研究中，中西宽指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苏对抗再次升级的背景下，大平正芳为了促进冷战缓和提出的构想。[42]的确，促进冷战缓和是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意图之一，然而，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崩溃与美国相对权力下降更是大平正芳思考的核心课题。事实上，大平正芳更抱有利用日本的经济力量构建“非冷战”亚太秩序的大目标。佐道明广则强调，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提出是大平正芳为了缓和“中日接近”造成的与东盟、苏联的紧张关系。[43]但是，大平在决定对华实行日元贷款之时，便已经明确提出了“对华经济合作三原则”，其强调的“不牺牲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就是要消除东盟各国的不安心态。与佐道的论断相反，在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后，因担心其会降低东盟的重要地位及影响东盟内部团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东盟的部分国家一直对亚太地区合作持怀疑态度。此外，环太平洋连带构想非但没能改善日苏关系，反倒使莫斯科将其视为“围堵苏联”的威胁。[44]为此，大平正芳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推进构想。
不同于冷战视角，福永文末与大庭三枝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解读为强化日美同盟的政策“工具”。福永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日美友好关系”的补充，可以更好地强化日美同盟关系。[45]大庭也认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旨在使日美“低端政治”领域通力合作，为日美关系的强化提供了与冷战截然不同的新框架。[46]与福永和大庭的观点相左，若月秀和指出，大平正芳为了证明其外交政策并非对美一边倒，从而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47]作为“未来志向”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包含多元的“可能性”目标，融合并超越了强化日美同盟与“自立”的战略意图。因此，不能单纯地用“对美依存”与“对美自立”的两分法来理解。
对此，井上寿一认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以亚太地区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为背景，超越了制度的差异，提出“开放性地区”的理念，日本也因此能够独自扩展国际影响力。[48]添谷芳秀和罗伯特·埃尔德里奇（Robert D.Eldridge）强调，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是富有远见的构想，它将日本一举置于亚太地区的中心地位。[49]河野康子则概括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三个目标：第一，不使用“亚洲”这一名称，将整个亚洲地区涵盖其中；第二，为日美双边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多边协商的舞台；第三，能够以此为契机实现与澳大利亚的合作。[50]以上论点均突破了冷战与日美关系的“牢笼”，相对准确地把握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特征。但是，其并非实证研究，因而没能更具体地说明及诠释构想的内容与意义。此外，渡边昭夫还指出，中国是大平正芳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中潜在的重要课题。[51]毛里和子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日本通过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为渴望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提供了地区平台的精确观点。[52]渡边与毛里均提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与中国加入亚太地区体系的关联性。对此，本书亦将其作为论述的核心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