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分析视角
鉴于既有研究视角存在的问题，本书强调作为政府构想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重要性以及构建摆脱冷战的亚太地区秩序的意义。为此，本书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政策制定者的观念”、“政府与非政府专业人士的双轨协作”、“地区主义与国家间的相互建构”以及“地区成员的范围”五个维度来揭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动因、内涵与影响。
“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指20世纪70年代国际秩序变革与环太平洋连带构想提出时国际政治局势的变迁。20世纪70年代主要表现为三点特征。第一，越南战争后美国相对权力下降；第二，美苏紧张缓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苏对抗及中日建交等国际政治变革使冷战失去了曾经的内涵；第三，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与石油危机的影响下，经济领域低端政治“高端化”趋势明显，同时相互依存的深化与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协商的重要议题。到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被提出及推进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国际政治方面的特征是美苏从紧张缓和走向对抗，经济方面则以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及国际经济摩擦的激化为表现。“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影响着亚太地区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即国际体系结构影响国家行为。[53]
然而，“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并非各国政策制定的决定性要因，因为如何看待“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将其视为“危机”还是“机遇”取决于“政策制定者的观念”。“政策制定者的观念”又决定了他们以怎样的对策来回应，其表现在各国的对外政策上。即是说，“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重新构建了国家的身份与观念，而观念影响着国家战略的结果。[54]大平正芳将20世纪70年代“国际体系结构的变革”视为“契机”，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而在其推进构想的过程中又不得不面对美苏对抗与中苏对抗的时局变化。同样，对“国际结构的变革”的解读也影响着澳大利亚、中国及美国等亚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态度与政策。
同时，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具体内容的制定与外交的推动过程由“政府与非政府专业人士的双轨协作”来完成。第一轨道指的是官方的政府行为，本书关注的是日本、澳大利亚、中国与美国的外交部门相关人员。第二轨道是指由非政府专业人士构建的协商机制或交涉渠道。非政府专业人士有六点特征：第一，第二轨道的参与者通常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与学术功底，并在专业领域备受尊敬；第二，他们之间有很强的社会价值观的基础，通常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国家的框架，关注世界性课题；第三，与正规的官僚政治体制不同，第二轨道的积极参与者独立进行工作，而非通过所属组织，亦不受组织制约，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松散；第四，他们的协商与沟通通常能避开公众的视线，讨论一些尚未列入官方议事日程的问题；第五，第二轨道外交的活动可分为定期机制的研究小组会议、讨论会以及短期活动等；[55]第六，第二轨道中的非政府专业人士通常曾在或正在政府的常任机构、政策委员会任职，或是由政府委托参与第二轨道的工作，他们能够与第一轨道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本书重点关注日本的大来佐武郎与澳大利亚的约翰·克劳福德，另外，中国的宦乡与美国的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eider）在各自国家内的作用也与大来和克劳福德类似。他们都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外交事务经验，并关注世界性课题。他们不受组织制约，又均与政策制定者拥有良好的沟通渠道。因此，本书着眼于大来佐武郎、约翰·克劳福德等“非政府专业人士”对亚太地区合作的影响力，以此来分析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然而，与从“认知共同体”来论述亚太地区主义史的研究视角不同，大来和克劳福德不仅仅是民间力量，因为大来还是政府任命的研究小组组长与外务大臣，在外务大臣卸任后又继续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推进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开展；克劳福德也在澳大利亚政府委托下主持了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的召开及对东盟的“说服”工作。可以说，他们代行了政府的外交职能，也因为政府的委托才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本书以国家的对外战略展开为核心，将大来与克劳福德等非政府专业人士作为国家外交实施的关键“环节”来思考，通过分析他们组织研究小组、召开研讨会、参与外交交涉等行动，来揭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立案及外交推进过程。
从1978年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政策立案，到1980年大平向亚太国家发出推进构想的倡议，再到1982年PECC的成立及1986年中国加入PECC，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推进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跨度。在整个过程中，日本、澳大利亚、中国及美国的参与形塑了亚太地区合作的准政府间合作机制PECC；同时，日澳中等国又因为参与PECC而重新建构了国家身份。日本通过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实现了对美外交与对亚洲外交的整合；澳大利亚则通过该构想完成了向“太平洋中等力量”国家的转型；中国则通过参与地区合作机制助推了对外开放政策的执行。因此，“地区主义与国家间的相互建构”亦是本书论述的重要视角。
此外，成员的范围问题是地区主义的根本性课题，并与地区形成的过程密切相关。换言之，地区的成员接纳标准关系到地区合作的特征及目标。因此，对地区成员范围的研究能够深化我们对地区形成的理解。不仅如此，接纳新成员与否通常反映的是地区主义运动中主导国的观点。[56]本书关注亚太地区成员范围的课题即为亚太各国对中国加入PECC问题的态度。这不仅反映了地区主导国日本与澳大利亚的立场，而且映衬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特征与目标。因此，“地区成员的范围”的分析视角也是本书写作的线索之一。
基于以上分析视角，本书采用史学方法，尽可能使用第一手资料来还原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真相”。这些资料包括日本、澳大利亚与中国相关人士的日记、回忆录与文集，笔者利用日本情报公开法申请解密的外务省档案，大平正芳纪念馆所藏大平正芳档案，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收藏的约翰·克劳福德档案，美国国务院与国会图书馆的相关档案等。此外，为了弥补历史资料的不足，笔者采访了参与构想制定与推进的关键人士，包括大平正芳的秘书森田一、大平首席辅佐官长富祐一郎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德赖斯代尔教授等。
综上，本书旨在通过研究由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的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背景与理由、具体内容及推进过程，解释它对日本与澳大利亚外交及亚太地区秩序的意义，并揭示其对地区性大国中国与美国的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环太平洋连带构想形成于冷战时期的20世纪70年代，是亚太地区各国试图摆脱冷战体制、构建亚太地区新秩序的一次尝试，对该构想的研究为以“冲突”为核心的冷战史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此外，环太平洋连带构想的研究亦可以拓展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视野，为中日双边关系研究提供更多元的分析维度。